第十一章 军败叹赞孙仲谋

赤壁战后，曹操、孙权均知双方必将再战，因而均在积极固边、备战，未曾稍懈。一切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行动亦均围绕着未来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统筹酝酿着。曹操用兵西北的原因有欲解除后顾之忧而将来得以专兵江东孙权的考虑。孙权以荆州借给刘备，更是意在共拒曹操。

曹操自关中回邺，襄樊一线及淮南主力部队又经过九个月的训练备战，士气复震，于是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冬十月，再一次亲率大军出征，东击孙权。

一、阮瑀捉刀胁孙权

曹操在备战期间，曾让记室令史阮瑀先以曹操的名义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因为阮瑀是受命而作，所以信的内容完全反映着曹操的思想和计谋。信中先述旧好，说“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指曹操曾把侄女许配给孙权弟孙匡，为儿子曹彰娶权堂弟孙贲之女为妻），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继而说“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然后为自己赤壁失利辩护：“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同时假意表示，自己无意于荆州，“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取侵肌肤，有所割损也。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然后为自己的备战活动打掩护：“往年在谯，新造舟舡，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濞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然后笔锋一转，威胁有加，一述自己完全有势力把你孙权打败，"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二讲水战挡不住王者师，“若恃水战，临江要塞，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三言历史上凡抗王师者如淮南王刘安、西汉隗嚣、东汉彭宠，都没有好下场。最后，给开设二条路，任孙权选取：其一，“内取子布（张昭），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其二，“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但擒刘备，亦足为效。”就是说，如能把张昭、刘备都杀掉，我给你高位重爵；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要把刘备擒杀也可以得到谅解。①

这份富有文采的长信，是招降书，亦是宣战书。它明确告诉孙权，新的讨伐战争即将开始了。当然，孙权也从未对曹操抱有幻想，更无谋降之思。为了迎击曹操来犯，早在前一年，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便听从长史张纮之议，将治所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西迁到“山川形胜”的秣陵（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市）。及至曹操自西而归，知其必将东向用兵，便立即开始工事上的准备。史载，吕蒙“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濡须水口（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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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选》卷42。

徽无为县东北）立坞。”①《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说，“权欲作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②可见，战前孙权、吕蒙已经做好了以战略防御为主的准备，自然不为曹操的威胁所动。

二、军败叹赞孙仲谋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以号称步骑四十万之大军进军濡须口。事实证明，曹操对于南向用兵的天时地利依然估计不足，接战之初便即陷入被动。史载，曹操进军以张辽、臧霸为先锋，“行遇霖雨，大军先及，水遂长，贼船稍进”，将士们见此便想起赤壁之败，皆不安，就连张辽也感到害怕，想撤兵，幸臧霸止之。臧霸对张辽说，曹公“明于利钝”，怎么能不管我们呢？果如臧霸所料，第二天曹操即令大军发起攻击。这一仗打得还算好，攻破了孙权江西大营，俘获其都督公孙阳。孙权得知江西大营有失，亲率众七万御操，并以甘宁（字兴霸）领三千人为前部督。孙权密令甘宁“夜入魏军”，甘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至曹操营下，“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曹军突遭袭击，惊慌万状，失声鼓噪，及至点起火把，“举火如星”，甘宁已退还本营，将士们“作鼓吹，称万岁”，一片欢腾。甘宁当夜去见孙权，权也极为高兴，说：“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即赐甘宁绢千疋，刀百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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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吴录》。

③《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

双方相持月余，曹操始终没有把军事上的主动权控制到自己手里。不久，便再次遭到袭击。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可见损失相当严重。又说：“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由此可见，孙权倒是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竟能乘轻船而入曹军，甚至已经撤走又突然返回对曹军“鼓吹”一通，实在是无异于示威。《吴主传》注引《魏略》记得更邪乎：“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魏略》记载，当不可信，一是孙权尚不至如此放肆，二是曹操亦不至如此愚钝，三是同《吴历》所记迥别。这个情节的确很精彩，所以被罗贯中移花接木变成了赤壁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但不管怎么样，曹操吃了败仗，致使“坚守不出”，当是真的。如果不是这样，便不会有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①

曹操“坚守不出”，难以为功，又值春雨，再次出现了不宜于北方将士作战的条件。孙权看准了这点，但又自知不可能把曹操击溃，因而写信给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夹上一个纸条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据说，曹操阅后，不仅不怒，反而很高兴地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撤军而还②。孙权亦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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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② 同上。

三、密教张辽破敌军

曹操自濡须口撤军，四月回到邺城。撤军原因固有出师不利、春水将至、胜负难卜、不宜继续暴师在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政治中心。此前西征韩遂、马超，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次年正月还邺，前后近七个月此次用兵孙权，建安十七年十月东出，次年四月还邺，又是近七个月的时间。看似偶然，实有内在的必然因素。

实际上，曹操即使军临前敌之时，也从未放弃对于发展自己势力、巩固自己地位有关的朝中大事的谋划。当时的政治中心实际在邺，但诸多大事在形式上还要通过献帝。曹操在其还邺前后，谋划并通过汉献帝实施了两件大事，一是正月庚寅（公元213年2月10日）“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十四州为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复为九州，则省司、凉、幽、并四州，其中最大的要害变动是割幽、并二州及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四郡人冀州。正如胡三省所说，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①二是五月丙申（6月16日）“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可见，曹操撤兵，与其说是军事原因，毋宁说是出于政治大局的统筹与考虑。

曹操撤军，非如乌林兵败而返。他从容作了一些御敌部署，一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今安徽潜山县），大开稻田。三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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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注。

曹操扩地晋爵的作为，用心完全昭示于天下，大大震动了孙权、刘备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时之皖城实为孤城一座。造成这种情况是曹操的一次错误决策所致。史载，建安十四年曹操军谯备边时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不听扬州别驾蒋济“自破袁绍以来，明公威震天下，民无他志，人情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硬是令民内徙，结果造成“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矣”①。这是对孙权有利的态势。大将吕蒙劝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②孙权亲自率军征皖，诸将欲作土山，添攻具，吕蒙急趋孙权面前提出速攻的意见，说：“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③孙权听从了吕蒙的建议，即时发起进攻。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士卒先，督攻在前；吕蒙以精锐继后而进。据《吕蒙传》说，“侵晨进攻，蒙手执袍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果如吕蒙所谋，很快结束了战斗。张辽率兵来救，未至，闻皖城已失，只好返回。

曹操得知皖城失守，顿觉受辱，因而大怒，头脑又不冷静了。时值秋七月，大雨绵绵，曹操决定再次亲征孙权。从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曹操当时是何等的不冷静：“太祖（操）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曹操决心很大，部下多不敢言，丞相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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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③《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并注引《吴书》。

贾逵接受教令后，感到实在是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事关重大，不得不谏，因与同僚三主簿上书谏阻，曹操大怒，将贾逵等收监，问是谁的主意，贾逵坦称是自己的主意，遂主动蹲进牢狱。贾逵甚知曹操常以谲诈之心度人。据载，“狱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意谓没有马上给他戴上刑具）。谓狱吏曰：‘促械我（谓赶快把我铐起来）。尊者（指操）且疑我在近职，求缓于卿，今将遣人来察我。’逵著械适讫，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狱视逵。”曹操得知贾逵已经戴上了刑具，怒气稍消，头脑慢慢冷静下来，因而不久又下了一道教令：“逵无恶意，原复其职。”①“原”是赦免之意。“无恶意”不等于无罪，“原”其罪，复其职，只不过是从宽处理罢了。

曹操执意征孙权，遂以少子临菑侯曹植守邺，于建安十九年七月亲征。时有丞相参军傅干再谏：“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②这种迂阔之论，当然说服不了曹操。

奇怪的是，时居尚书令要职的、多谋善断的荀攸并没有提出异议。荀攸为人，极少逆操言行，常以赞襄操谋得成为己任。此次，荀攸仍不作异议，而随军出征，大概也是力使操谋有成。可惜，出兵不久，荀攸病死于途。

曹操七月出兵，十月回邺，前后不过三个月，战况如何，双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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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籍均无明记，大概未曾有过重大接触。或如傅干所说，举十万之众屯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①曹军未能得机逞其能，“军遂无功”。曹操面对现实，始悟贾逵、傅干等言有道理，始知与其胶着于此，不如趁夏侯渊平凉得胜之威回军而西取张鲁。

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用兵。当然也不能说其完全无功，细审之，略有以下几点作用：第一，既给孙权以威慑，又让孙权得以安心西谋荆州，使孙刘裂隙渐成。因此曹操回军近年，孙权对于曹操近江之地未曾再谋前进，而是移军荆州，遣吕蒙等督兵取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第二，曹操军临合肥，详细察看了地理形势，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合肥的必然态势，进一步体察了守将张辽、李典、乐进等人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特点，因而能够预为布兵，出奇制胜。

史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出发前写了一道秘密教令，叫护军薛悌带到合肥，封套的边上写着“贼至乃发”四字。时孙权、刘备亦因曹操兵讨张鲁，刘备怕失益州，求和于孙权，孙刘遂分荆州，复和。孙权得到湘江以东之荆州三郡，西向无事，便于八月乘曹操在西之机率众十万围合肥。孙权兵至，张辽、乐进、李典、薛悌等一起把教令打开，教令上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为什么这样分派呢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此说当有一定道理。发教之后，诸将以众寡不敌而疑之，唯张辽领会到曹操的用心所在，因对大家说：“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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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和，但为张辽的坚决赴敌精神所打动，慨然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明日大战，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咸服。”战斗很激烈，历史的记载也颇为精彩。①

孙权围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撤军还。兵皆上路，唯孙权与少部分将士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立即率领步骑突袭过去，甘宁与吕蒙等力战，凌统率亲近扶孙权出围。孙权乘马过桥，桥丈余无板，幸亲近监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渡。”②

张辽追击孙权，几乎把孙权捉到，曹操得知，颇为辽之勇猛精神所动，遂拜辽为征东将军。

张辽等拒守合肥、败走孙权，固然与其力战分不开，但究其根底，实乃曹操用兵谋略的胜利。这反映出曹操在头脑冷静时之善于度势、料敌、知将的能力。古人多有嘉其能者。晋人孙盛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指操）推选方员，参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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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李典传》。

②《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①

四、屡屡用兵无大功

孙权利用曹操西征张鲁之机，攻取合肥未能得逞。然后，双方相持经年，各自固边备战。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十一月，张鲁投降；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次年二月回邺；五月晋爵为魏王；十月再次治兵，“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发兵征孙权。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一月，曹操军至谯；二十二年正月，军驻居巢（今安徽无为），二月，进屯江西郝溪，进攻拒守濡须口之孙权，“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时之孙权、曹操都开始注目刘备，因而表现得都很冷静。孙权知其全力抗操实难获得大益，而赶走关羽夺回荆州倒是现实的；曹操亦知目前仍不具备彻底击溃孙权的条件，而刘备据有蜀汉，已成鼎足之势，构成威胁，因而亦在考虑联吴击刘之计。孙权派人请降，正得曹操之意。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报使修好，并且“誓重结婚”。魏、吴修好，曹操即引军而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孙权则留平虏将军周泰督朱然、徐威等驻濡须。此后，两军虽然遥相拒守，但除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孙权有过一次小的行动外，长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由于曹操已把主要目标转向刘备，孙权、吕蒙等也认识到与其夺取曹操之地“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攻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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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引孙盛语。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而有集中计谋乘机夺回荆州之举。所以他们虽然各怀异图，但在形式上却已形成了暂时的联盟。

赤壁战后，曹操与孙权在合肥、濡须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军事接触，双方各有小胜，但都无大的进展。有时，曹操甚或以四十万之众攻孙权，孙权亦以七万或十万之众御操，规模不可谓不大，但终未形成大的战斗，到头来曹操只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罢。

既然如此，那么应当如何评价曹操对孙权的频频用兵呢？首先，必须肯定曹操布防合肥，且以重要将领张辽、李典、乐进等拒守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其一，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守，又扼孙权北取徐、扬之路；其二，合肥、居巢遥望建业，能够对孙权构成威胁；其三，把孙权的主要兵力长期率制于此，可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数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这也是曹操决策的精当所在，时而发兵打一下，把孙权的兵力和注意力牵制住，以期达到让孙权围绕着自己的军事意图转的目的。

其次，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均属耀兵性质，而无彻底打垮孙吴的企图，所以虽然军无大胜，却起到了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史载，孙权曾想乘曹操西方用兵之机北取徐州，吕蒙立即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①。君臣踌躇再三，终不敢动。

复次，曹操对孙权用兵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战术上却有得有失，频频失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依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南方的天时地利，所以战常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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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总的看来，曹操赤壁战后对孙权的诸次用兵，虽无大胜，但绝非得不偿失。这是他统筹谋敌的组成部分，对巩固江东防线、西征张鲁和讨伐刘备、关羽等战略战术的确定，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应该肯定曹操的战略决策是成功的。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成功体现，绝不可以其功少而如赤壁之战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