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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黄忠传》。
②《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
③《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④ 同上。
⑤ 同上。
匹夫敌耳”①。夏侯渊没有把曹操的话记在心上,致有此败。为此,曹操特作《军策令》以诫全军。其令说:
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②
这里反映出曹操爱将之思,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制将用兵之意,体现了他“督帅不亲战”,以及“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的军事思想。
3.汉中不复再有
刘备屯阳平关,曹操甚感刘备将成为严重威胁。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九月,曹操到达长安。但到了长安以后,后方接连发生了几件事,使他放心不下,以至迟迟不进,滞兵半年之久。所以,说得严重一点,就曹方失利原因而言,曹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贻误战机,从而送掉了夏侯渊的性命,汉中遂为不保。使其滞兵不前的第一件事是,出发前,北方代郡乌桓反,他以其子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讨乌桓。彰虽骁勇,但是初次率兵出征,曹操总是有点担心;第二件事是,十月,宛守将侯音反,操命时屯樊以镇荆州的征南将军曹仁讨音。建安二十四年正月曹仁屠宛、斩侯音。及至两件担心的事平定,正拟整军待发,“白地将军”夏侯渊已在定军山战死了。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道险,曹操恐被刘备截击,先以先遣部队抢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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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
②《太平御览》卷337。
要害之地,然后大军续进。刘备既已取得定军山的胜利,胆子也大起来了,所以当知曹操驱兵前来,满有把握地对担负狙击任务的将领们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据载,“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据险,终不与交锋”①。有过一些小的战斗,曹军大都失利。据《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说,"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值曹公扬兵大出”,赵云“前突其阵,且斗且却”。魏兵追至营下,赵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怀疑有埋伏,不敢攻营而退。赵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曹操)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②。
曹操与刘备相持一个多月,军士死了不少,也逃走了不少。曹操观形势、察地理、度兵力,知道汉中很难保住,一种矛盾的心情顿然而生,欲进不能,欲还可惜,但最后终于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引出汉中诸军还长安”③。决策既定,遂出夜间口令为“鸡肋”。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说:“时王(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
曹操三月临汉中,五月还长安,前后不及三个月。自此以后,汉中便成了刘备的地盘而不复魏有了。
既离汉中,那么新的防线设在那里呢?善于度地用势的曹操,不惜大步后退,决定把防线建在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要冲、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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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
③《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兵家必争的陈仓。这一决策虽然是防御性的,但却是正确的。因而,有效地扼住了刘备、诸葛亮前进之势,终三国之季,诸葛亮始终未能超过陈仓一线。决策已定,曹操便立即派曹真至武都迎曹洪等军还屯陈仓。
曹洪军还,武都即为不保,曹操深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既丢地又失民,曹操怎么能甘心呢!他因此问雍州刺史张既应急之策,张既认为可以劝氏人“北出就谷以避贼”,并告诉大家先到达目的地者“厚其宠赏”,这样,“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曹操接受了张既的建议,于是派张既到武都徙氐王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可见,这也是很厉害的一着。徙民实边、屯田戍疆,一切都服从于军事,服务于军事,这是曹操终身不渝的原则。
刘备既得汉中,很快向西北推进到武都;东面则遣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今湖北房县),杀房陵太守蒯祺,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孟达军,与达会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上庸太守申耽举郡投降。操兵既退,刘备得以拓地,蜀兵因而大振。刘备的腰杆子更硬起来了,遂于七月设坛场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东),自称起汉中王来。史载,刘备自称汉中王,设坛场于沔阳,陈兵列众,群臣陪位,把曹操所表授的左将军及宜城亭侯印退给朝廷,立子禅为太子,拔牙门将军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以镇汉川。然后,刘备还治成都,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
刘备回成都,曹操也自长安内行,十月至洛阳。回洛前,做了两件同丞相府长史杜袭有关的事,一是决定留杜袭镇守长安。史载,“太祖(曹操)东还,当选留府长史,镇守长安,主者所选多不当,太祖令曰:‘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①二是听杜袭谏,收抚许攸(胡三省注:此又一许攸,非自袁绍来奔之许攸也)。据载,“时将军许攸拥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谏:‘可招怀攸,共讨强敌。’太祖横刀于膝,作色不听。袭入欲谏,太祖逆谓之曰:‘吾计以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也,虽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阐乎?’太祖曰:‘许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袭曰:‘殿下谓许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袭曰:‘夫惟贤知贤,惟圣知圣,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鼹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抚攸,攸即归服。”②这段记录,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时之曹操心情极为浮躁,稍觉部属不敬,即刻勃然大怒,非置之死地而后罢;二是喜欢戴高帽子、听奉承话。“千钧之弩不为鼹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这种话,曹操听起来很舒服。但不管怎么说,曹操最后还是正确地处理了这件事,避免了流血,保存了势力。
综上可见,曹操用兵西北,平马超,击韩遂,除宋建,进而驱兵汉中伐张鲁,扼住益州门户的战略是无可非议的。尽管战争是艰苦的,但收益是可喜的,清除了前进路上的诸多障碍,拓地又何止千里!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为政治上的更大利益所驱动,把及时称王比用兵于蜀看得更重要,失掉了一次长驱蜀地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失去了战机,军事态势便从根本上起了变化,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外线作战变为内线作战,主动权丢了,全面陷入被动之中,再复“望蜀”成了完全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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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杜袭传》。
②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