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用人重谋，举贤勿拘品行

天下之争，往往就是人才之争。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诸雄争立，最后的胜利者，往往就是善致人才、善用人才者。曹操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而且颇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他对此认识得更为深刻。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是曹操获得重大成功的条件之一，也是他思想中贯彻始终的光辉点之一。

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靠什么而得天下？曹操与袁绍起兵讨董卓时，有过一次对话，袁绍问：“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道：“足下意以为何如？”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①

寥寥数语，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和战争观。袁绍把地理环境作为第一要素；曹操则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人，只要能用正确的思想路线驾驭并任用天下之智力（既包括智谋之士，也包括能战之勇力），在什么样的地方都可以发展势力，最终夺取天下。

曹操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针对袁绍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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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①商汤起自东方，周武王起自西方，地理不同，但都取得天下，可见地理条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仅以地理的险固为依靠，那么就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历史证明，袁绍和曹操都把自己的观念贯彻在自己的行动中。袁绍如愿以偿，占有冀州，为冀州牧，兼有冀、青、幽、并之地，地不可谓不广，亦不可谓不固，但刚愎自用，不善网罗人才、使用人才，文如荀彧、郭嘉，武如张命、高览等都先附而后离去，枢机重臣如沮授、田丰等谋不得用，或削其权，或监而杀之。结果，虽据险固之地，但不能如其谋臣田丰所说，“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②。所以，带甲虽众，但不善御，最终师丧地失，呕血而死。曹操则不同，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每得一人才，往往喜形于色。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见到荀彧，情不自制，“大悦”，说“吾之子房也”。曹操素闻荀攸名，因征之，入为尚书，“与语大悦”，高兴地说：“公达，非常人也。”他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得一人才比得一州之地还高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进军荆州，八月刘表病死，谋士蒯越（字异度）等劝刘琮降曹。曹操就此事写信给荀彧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③及至后来，权力日隆，野心日大，因而常以周公自比，并决心效周公虚心纳士、广罗人才的故事。这种求才心切的心情常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出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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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傅子》。

②《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③《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据《文选》补八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①

曹操在这里慨叹事业未成，人已老。人生苦短，满腔惆怅，不管如何强打精神，但大业未成，总是教人忧虑，使人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借酒浇愁、解闷，不由想到事业不成，还是人才问题，因而便想起了《诗经》中的《郑风•子衿》和《小雅•鹿鸣》。《子衿》诗有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本刺乱世而学校不修。意谓身穿青领布衫的学子们弃学而去，我的心中很是忧伤；（你们怎么走了呢）纵然我没有去见你们，你们也应等待我的消息啊！或谓这是写一个女子对情人的思念，并责其忘己。不管作何解，但总是对人才的思慕。《鹿鸣》讲的宴请群臣嘉宾，借喻鹿儿找到好吃的草，互相召唤，发出“呦呦”的叫声，大家都跑到既给饮食，又给奖励的地方去。进而点到主题，嘉宾来到，我将“鼓瑟吹笙”，给予隆重欢迎。“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都是表露求才心切之情。诗的最后，等于向天下才士发出号召，“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来吧！到我这里吧！“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要学习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②的精神，尽罗天下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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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府诗集》卷30。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另外，曹操还有一首《善哉行》诗，描述宴请宾客时的感受，表现了同样的心情。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一解。

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二解。

持满如不盈，有德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

嫌嫌下白屋，吐握不可失。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四解。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五解。①

酣饮美酒，弦歌感人，一片欢乐场面。一阵凉风吹来，使自己的头脑顿时清醒。诗意急转而升华，诗人告诫自己身居高位绝不可骄傲自满，只有有德之人能够善始善终，需要操心的事很多很多，让人犯愁的事也不只一件。但什么事情最重要呢？谦虚待人，礼贤下士，“吐握不失”；虽然已有不少人才入我彀中，饱餐而归，但犹恐还没有把所有人才罗致而来。因而不由感慨：“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如果让一些有用的人才如鸟儿一样高飞远去，那就很难再罗致到他们了；“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恬静淡泊的人悠悠自得惯了，荣华富贵是不能打动他们的心的。

二、用人重谋，“诫在面从”

曹操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终其一生而不移。但如果综合考察，则将发现，他的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

建安初年，刚刚迎帝都许，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他征召贤能，重用旧部，奖携有功，擢用旧僚，很快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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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府诗集》卷36。

效地控制了中央和军事实权。这表明曹操在网罗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从思想的角度考察，似乎尚乏重大建树。

官渡之战之后，曹操开始真正地从思想和理论上考虑问题，表现之一就是用人重谋，“诫在面从”的思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 年），他发出了《求言令》：

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惧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①

另据《初学记》载，曹操为了“求言”还专门设置了主管这件事的官员，负责按时发送统一格式的纸张和函套，因令：

自今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②

历史表明，曹操的胜利，特别是建安初年的诸多胜利都是同诸多谋臣共同谋划而取得的，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贾诩等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自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以后，曹操威望日高，权力日大，自负之心日长，在一段时间内便很少主动听取谋士们的意见了；谋士们亦慑于曹操的威权而少主动献策。因此，诸多决策出现了失误，如征高干，先是遣乐进、李典击之，继而亲征，但围城三月而不能拔。为什么呢？因为他下令说：“城拔，皆坑之。”③曹操听不到不同意见，在事实面前逐渐觉悟到自己用人方面存在问题，因而发出《求言令》指出，“频年以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为了纠正这一现象，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把问题提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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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初学记》卷21。

③《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的思想高度，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面从，就是长官意志，上级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跟着附和，或想方设法完善上级领导的意图，而不主动从多方面或反对方面权衡得失、提出问题。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小人同而不和”，也是这方面的意思。为了减少或防止“面从”现象，鼓励众官进言献谋，曹操曾积极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

第一，鼓励并强制属官提出建设性意见。上述“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言得失，吾将览焉"，就是明显的例子。月旦、月朔，指每月初一日。这就是说，曹操要求其主要属官每月初一都要呈送一份书面报告，对其所司各事作出得失分析。这是一种述职性质的报告。这种报告固然要汇报成绩，要讲“得”，同时也要汇报问题和缺点，要讲“失”。既然是得失之议，自然就应有建设性的议论和具体措施的提出，于是便不愁“嘉谋”不闻了。惜哉，这种每月交一份书面报告的制度终究坚持了多久，无从考知。

第二，优奖嘉谋。在《求言令》发出之前，曹操已开始了大奖善谋的活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他连上数表，借用为荀彧请爵的因由，尽言荀彧之功，突出“奇策密谋”之用表述了“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的思想，指出“珍策重计，古今所尚”；通过肯定荀彧参同计划，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的功绩，进而讲到“《诗》美腹心，《传》贵庙胜”，或有大功，宜进封赏，以彰元勋，以劝后进。①据说，荀彧认为自己没有实际战功，辞让不受。曹操写信给荀彧，把珍策重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强化。因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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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宏：《后汉纪》卷29。或谓两表实一，但文字完全不同。

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①信中突出“匡弼”、“举人”、“建计”、“密谋”四点，均属谋臣之所为和应为；“功未必皆野战”，进一步强调了重谋、尚谋、“谋为赏本”的主张。

与此同时，他还嘉奖了荀攸。曹操曾以荀攸之计，大破袁绍于官渡，援袁谭攻袁尚，继而尽灭袁氏，其谋皆善。曹操因而为荀攸请封，表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②重点也突出了一个谋字。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曹操东征管承后回到邺城，开始论功行赏，发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封功臣令》：

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③

这是曹操第一次集中大封功臣的行动，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就是封赏了自中平元年（公元189年）陈留起事以来十九年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谋臣与武将。无异于一次功劳评结大会赏。据载，此次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依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这次评赏功臣中再次强调了谋臣“贤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一是专发了有关荀彧、荀攸的特令，说“正忠密谋，抚宁内外，文若（彧）是也，公达（攸）其次也。”二是又一次为荀彧请封，写了《请增封荀彧表》，不仅更充分地述其功劳，而且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用人思想的重大特点，即所谓“贵指踪之功，薄捕获之赏”、“尚帷幄之规，下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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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②《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拔之力”。

曹操重视谋臣之用，还可从他对待郭嘉之死得到验证。曹操北征乌桓虽然军事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最让他伤心的是回军途中智谋之士、军祭酒郭嘉病逝。郭嘉之死，可能在东临碣石以后。否则，不会有碣石观海那样高的兴致。

曹操说过，“唯奉孝（郭嘉字）为能知孤意。”①说，郭嘉最善于领会曹操的意图，所以每说必中。他“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每每在关键时刻，解除了曹操的犹疑之念，提供了曹操决策的根据和理由，坚定了曹操的决策信心。据记载，郭嘉死，年三十八岁，曹操“临其丧，哀甚”，对荀攸等说：“诸君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随后上表为郭嘉褒功请封，其表略谓：

军祭酒郭嘉，自从征战，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追思嘉勋，实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②

另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和《傅子》所载曹操《请追增郭嘉封邑表》和两封给荀彧的信还讲到，“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累陈“悲痛伤心”之情，坦言“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③诸此无不反映着他对重要谋臣的重视程度。

“诫在面从”和是否乐于“纳谏”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里特别还应该提到的是，曹操在“诫面从”求言令之后，建安十二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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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②《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③《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

征乌桓回师邺城，不仅大封有功，而且还特赏了敢谏之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了曹操封赏敢谏者的情况。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微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

谏而不纳，然后皆赏之。这是为什么？恐塞言路也。这既说明，曹操能够大处着眼考虑问题，同时也说明曹操在一定情况下亦善接受不同意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 年）贾逵谏阻雨季伐吴被收监待诛，后来证明贾逵的意见是对的，立发《原贾逵教》，称：“逵无恶意，原，复其职。”①

曹操重谋赏、封功臣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部属，并在全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它的启后作用。文如华歆、王朗，闻征而鼓舞，愿为其用；武如徐晃、朱灵等终生以遇明主自豪。徐晃常常感慨地说：“士人患不遇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朱灵说，曹操“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曹操征荆州，王粲、蒯越劝刘琮降，并随归操。曹操置酒汉江之滨，粲举杯向操祝酒：“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②可见，曹操知人善用已誉满海内，并收到了颇为强烈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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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会效果。曹操下荆州，以刘琮为青州刺史，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蒯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胪、邓羲（羲，一作义）为侍中、刘先为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①。

三、惟才是举

“惟才是举”是曹操用人思想的重大发展。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兵败赤壁，火烧战船，不禁长叹：“郭奉孝（嘉）在，不使孤至此。”②出谋欠周，用兵不利，竟致前所未有的惨败。这件事，使曹操再次感到人才的重要。同时也促使他又一次把广罗人才和奖励战功放到了重要地位上。

首先，他把爵赏有功以劝后进的事再次大加强调。田畴文武有效，节义可嘉，诚应宠赏，但其坚决不听封已经过去三年。曹操本已同意，“听畴所执”，至此又出《爵封田畴令》，令中再次备赞田畴在北征乌桓时的嘉谋，同时把爵赏的授受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令文说，表封田畴亭侯，食邑五百，“而畴悬恻，前后辞赏，出入三载，历年未赐，此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失之多矣。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足见曹操对此看得很重，该不该赐封和受不受封赏都不仅是个人问题。该赐而未赐，“失之多矣”。为什么？“成一人之高，甚违王典”是其一，但归根结底是此风既倡，有碍仕路，不利人才的罗致和使用，更不利于天下智力忠心于国事。田畴不受封，客观上是对曹操用人思想的极大抵制，鼓励了洁行自高、不忠王事。“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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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②《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不受。有司劾畴绢介违道，苟立小节，宜免官加刑”。曹操把田畴辞封的问题交由世子曹丕和大臣们讨论，曹丕将其比做古人“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以为“宜勿夺以优其节”；尚书令荀彧认为“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期于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司隶校尉钟繇认为“畴虽不合大义，有益推让之风，宜如世子议”。最后，曹操虽然宽恕了田畴，停爵赏而拜为议郎，但在实际上终以为恨。①

与此同时，曹操及时表彰了南向用兵以来的一些功臣，如为张辽增邑、假节，表彰了他攻上天柱山，斩杀陈兰、梅成的功劳；存恤赤壁战中的死难吏士家室，发出了《存恤吏士家室令》，备尽存恤抚慰之意。诸此，都是为其即将进行的大张旗鼓地招致人才作舆论和思想的准备。

同时，为了做好人才的罗致和使用的工作，曹操加强了丞相主簿东西曹的官员的配备，特辟扬州别驾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令。曹操为此特发一道教令：“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可见对于主管招致和任用人才的官员的重视和对蒋济的厚望。

在做了这些舆论、思想和组织工作之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发出了有时代意义的《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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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田畴传》并注。

是举，吾得而用之。①

令文从人才的重要性讲起，指出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君主，哪有不得到贤人君子与其共治天下的呢？讲到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之急时。进而讲到求贤的指导思想：第一，不应等贤上门，而应主动求取，即所谓古人得贤往往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第二，量才录用。令文引用《论语•宪问》孔子的话：“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谓像鲁国大夫孟公绰这样的人，能够做好赵、魏大国的家老（家臣的头头），但做不好滕、薛小国的大夫。据说，孟公绰性寡欲，赵、魏贪贤，家老无职，故优游有余；滕、薛小国，大夫职烦，则难为。一句话，就是要根据各人的优点和特点，授以适当的职务。这样，就能做到人尽其才；第三，惟才是举。“惟才是举”（惟，原文作唯）是《求贤令》的核心，表现着曹操的基本思想。曹操用了三个典故，其一“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公何以霸世”，指谓管仲不是廉士，又是齐桓公的仇人，但他扶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完成了霸业；其二“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指谓姜子牙怀才不遇、身穿粗布衣、垂钓于渭水河边，周文王访到了他，用为国师，周从此强盛起来；其三，“盗嫂受金”云云，指的是被刘邦重用的陈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说，周勃、灌婴等说陈平居家时私通其嫂子，做护军时接受诸将贿赂，刘邦责问推荐陈平的魏无知，无知说：臣所言也，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刘邦重用陈平，终成大业。最后，曹操号召左右人等行动起来，帮助自己把那些出身卑贱而被埋没在穷乡僻壤的人才发掘出来，不要管什么品行，只要有才能即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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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据载，在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即拟称魏公，所以有董昭“以丞相宜进爵魏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之议，只是因荀彧不同意，未成。不久，荀彧自杀。障碍既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遂假皇帝之诏以冀州十郡为魏公，加九锡，建国。

魏国建立，官职一如汉廷，置尚书、侍中、六卿及百官；地方官员亦缺员甚多。一时间，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更加成了急迫的问题。显然，按照常规，既重品行，又重才能，必将影响人才的选拔。怎么办？曹操果断地又发出了《取士勿废偏短令》，以广开选用才能之路。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①

很清楚，这是建安十五年《求贤令》的新发展。曹操指出，德行好、能力也好、十全十美的人是很少的，职能部门必须明白“士有偏短”的道理，选人不要求全责备。曹操认为，只要这样做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官府的事也自然就会有人去做。

《取士勿废偏短令》的重点是不要因为品行上的缺点而抛弃有能力的人不用。论者或谓曹操的用人路线是只重能力不重品行。如此理解，显然不对。细品“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之文，不难发现曹操最理想的人才依然是德才兼备者，只不过是在此人才急需之际不要因为在品行上有某些缺点而弃而不用罢了。

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晋爵为王，二十二年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加快了剥夺汉室名义权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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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因而人才之需更加迫切。于是在同年八月发出了《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①

令中列举了五种类型的人物说明“举贤勿拘品行”之见。第一类是出身微贱，但国家待之以兴的，如商代的伊尹和傅说。伊尹，亦名伊挚，出身奴隶，助汤灭夏；傅说，商代武丁时大臣，本为庸筑于傅岩（今山西平陆东）的奴隶，武丁得之举以为相，国遂大治；第二类是仇人，但助国以霸的，如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用箭射中齐桓公的带钩，桓公释仇而用，终成霸业；第三类是名气不大，但甚有治才的，如汉初萧何、曹参。萧何初为沛县吏掾，后随刘邦起事打天下，论功萧何第一；曹参代萧何为丞相，举事“一遵萧何约束”②，国家称平。萧、曹皆为历史名相；第四类是“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但最终助成王业，名垂千古的，如汉初的韩信、陈平。韩信家贫，常从人寄食，曾受“跨下之辱”。史载，淮阴少年侮辱韩信说：“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韩信“俯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为怯”③。陈平，素有“盗嫂受金”之讥；第五类是不仁不孝，但有用兵之术者，如战国时的吴起。吴起，为了要作鲁国的将，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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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史记•曹丞相世家》。

③《汉书•韩信传》。

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为了求官，把家里的财产全部用光了；母死，不归，是个不仁不孝的人物。但仕鲁大破齐国，仕魏击秦拔五城，仕楚“明法审令”，“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之”①，此即曹操所谓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曹操以此相类，希望大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管是埋没在民间的“至德之人”，还是“果勇不顾，临敌力战”的人；不管是普通小吏中的“高才异质”堪为将守者，还是自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统在荐举之列。

四、不拘一格用人

曹操唯才是举、选贤举能的思想路线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便是广开贤路，不拘一格用人。曹操招致人才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很多，用人的策略也多种多样，言其大者如：

1. 用人不避亲，把从征故旧置于重要军事岗位

曹操陈留起事，宗族亲友、谯县故旧多有从者。这些人构成了曹操集团最初的核心，是曹操最靠得住的心腹。因此，曹操自始至终都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上，或官要职，或据重地。他们手握重兵，威足镇朝，或拥兵在外，权极一方。对于这些人，不管是功有大成，还是举措失宜，犯有过失，曹操始终将他们作为心腹，信用不疑。这些人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诸夏侯和诸曹。

夏侯惇，字元让。曹操初起，惇为裨将，不几年，操领兖州，以惇为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曹操平河北，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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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吴起传》。

后。破邺后，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惇好伎乐，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留惇督军居巢，特例优赐伎乐名倡。曹操驻军，常召惇“同载”，并允出入卧内，“诸将莫能比”。建安二十四年，时诸将皆授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要求改魏官，曹操很客气地答复说：“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固请，乃拜为魏国前将军。

夏侯渊，字妙才，曹操起兵即以为别部司马、骑都尉从，后迁陈留、颍川太守，官渡战时行督军校尉，继拜典军校尉，以后历迁行领军、行征西将军、行护军将军，封博昌亭侯，让其独领西北军事，屡建功勋，曹操称其“虎步关右，所向无前”。汉中平，曹操留渊守汉中，拜征西将军。后战定军山，为刘备所袭，战死。曹操本知渊非能将，但委以一方之重，实乃知人而非善任之举，是曹操用兵之一失。曹操失去心腹大将夏侯渊，非常悲伤，因谥其为愍侯。

曹仁，字子孝，曹操从弟。曹操起事，以仁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河北既定，封都亭侯；平荆州，行骁骑将军；屯樊，拜征南将军，假节；操即王位，拜仁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进封陈侯。

曹洪，字子廉，曹操从弟。历战有功，迁厉锋将军，封国明亭侯，再迁都护将军。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曹操起事，曹休来投，操谓“此吾家千里驹也”，使与曹丕一起住，“见待如子”。常从征战，负责保卫曹操的工作，领虎豹骑宿卫。曹操拔关中，拜中领军。

曹真，字子丹，曹操族子。曹操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作自己的保卫；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别将于下辩，拜中坚将军；后领中领军，拜征蜀护军，督徐晃等军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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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

曹操重故旧。有胡质者，少与蒋济俱知名江淮间，仕州郡。一天，操问别驾蒋济，“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否？”济答：“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曹操即召质为顿丘令，后辟为丞相属①。有王凌者，是汉司徒王允的侄子，为发干长，“遇事髡刑五岁，当道扫除”，曹操车过问状，说：“此子师（王允）兄子也，所坐亦公耳。”于是主者选为骁骑主簿，迁中山太守，辟丞相掾属②。

2.不疑归从，授以重任

曹操的诸多部属是别部或敌对一方的来归者。对于归从的人，曹操以诚相待，听其言，重其谋，授以重任，不以外人视之，致力于尽速将其变为自己的心腹。这种人，广而言之，诸如荀彧、郭嘉、贾诩、董昭、袁涣、王修、邴原、管宁、任峻、徐晃、朱灵、李通、许褚等皆是。这些人，有的归曹较早，或者前文中已经述及，如荀彧、郭嘉、贾诩、董昭、袁涣、任峻等，详情不另。后从者或未及介绍而对曹操政治、经济、军事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

王修，字叔治，北海营陵（今山东临淄）人。曾为胶东令，袁谭为青州刺史，辟修为治中从事，闻谭死，遂诣操，乞收谭尸，操其义，听之。操破袁谭南皮，阅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曹操慨叹：“仕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

邴原，字根矩，管宁，字幼安，均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人。原从公孙度于辽东，归操，操以邴原、管宁为司空掾。

许褚，字仲康，谯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后以归操，操高兴地说：“此吾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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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胡质传》。

②《三国志•魏书•王凌传》并注。

卫，后迁中坚将军。

李通，字文达，江夏平春（今湖北武汉境）人，建安初率众归操，操即拜通为振威中郎将。曹操与袁绍相拒官渡期间，袁绍遣使拜通为征南将军，刘表也派人招纳，“通皆拒焉”。部曲劝他归袁绍，他说：“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绍虽强盛，而任使无方，终为之虏耳。吾以死不贰”①。即斩绍使。操遂拜其为汝南太守，封都亭侯。

3.大胆用降，量功行赏

曹操属下屡建功勋的武将和卓有才华的文臣，有不少是其主人失败后投降曹操的。曹操对待这些人，尤其注意待之以诚，授以实权，使其冰释疑虑，尽力国事而不疑。这也是曹操用人思想的重大成功的表现。例如：

张辽，字子远，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境）人。本吕布属下骑都尉、领鲁相。操破吕布，辽将其众降，操拜其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数有战功，累迁裨将军，行中坚将军、荡寇将军，封都亭侯。辽等受操密教，迎击孙权，大获全胜，曹操“大壮辽，拜征东将军”。

张郃，字偶义，河间郪（今河北任丘）人。本袁绍部下宁国中郎将，谋不为袁绍所用，绍军溃，张、高览等降操，操即拜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操用将不疑，授以众，使之从攻邺、击袁谭。讨柳城，与张辽俱为先锋，以功迁平狄将军。后从夏侯渊督军西北，守汉中、拒刘备，拜荡寇将军，夏侯渊战死，众推为军主，曹操遣使假节，关中"诸将皆受邻节度"，长期屯镇陈仓，为西方主帅。

文聘，字仲业，南阳宛人。本刘表大将，表死，刘琮降操。文聘归操，操问为什么来迟，聘答：“先日不能辅弼刘荆州以奉国家，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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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李通传》。

州虽没，常愿据守汉川，保全土境，生不负于孤弱，死无愧于地下，而计不得已，以至于此。实怀悲惭，无颜早见耳。”曹操闻言不仅为之怆然，说：“仲业，卿真忠臣也。”于是厚礼待之，并示之以诚，使将北兵追讨刘备于长坂，随后以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边事，官至讨逆将军，封延寿亭侯。①

庞德，字令明，南安狙道（今甘肃境）人。本马超部将，曹操定汉中，超奔蜀投刘备，德降操。曹操素闻庞德骁勇，拜立义将军，德常说：“我受国恩，义在效死”。大战关羽，汉水暴溢，矢尽，为羽所得，羽劝其降，德大骂关羽：“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镇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耶！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关羽所杀，曹操“闻而悲之，为之流涕，封其二子为列侯”。②

另，文官如陈琳，字孔璋，广陵人。汉末为何进主簿，避难冀州，为袁绍所用，使典文章，写了《讨曹檄文》。袁氏败，陈琳归操，操对陈琳说：“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表示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咎”，遂以琳与阮瑀并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据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后琳徙门下督，瑀为仓曹掾属。③

4. 拔将才于卒伍之间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最为突出的表现当属拔将才于卒伍之间。不管是别人推荐，还是自己发现的，只要看准了即予重用，建功即擢，有的人，不几年，即由士卒而为将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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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文聘传》。

②《三国志•魏书•庞德传》。

③《三国志•魏书•陈琳传》、《阮瑀传》。

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山东范县西）人。本为曹操帐下吏，曹操派他回本郡募兵，得千余人，被授军假司马，后从击吕布等，皆先登有功，封广昌亭侯、讨寇校尉，从击袁氏兄弟有功，行游击将军。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表称乐进、于禁、张辽，说：

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图固，无坚不陷，自援抱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各宜显宠。①

韩非有言：“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曹操拔于禁于行列之间，取张辽于亡虏之内。应该说，这也是他揽韩商之术的表现。

于禁，字文则，泰山钜平（今山东宁阳东南）人。本为济北相鲍信部从，曹操领兖州，鲍信战死，禁与其党至操，操召见与语，即拜军司马，频建军功，历任陷阵都尉、平虏校尉。官渡战时，竟以二千人拒袁绍于延津，焚烧袁绍保聚三十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迁偏将军，继拜虎威将军，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同为曹操的五大名将。曹操每有战伐，前进时往往以此五人为军锋（前头部队），还军时则以此五人为后拒（断后部队）。后迁左将军，假节。可惜，建安二十四年讨关羽，遇汉水暴溢，水淹七军，被迫降关羽。孙权斩杀关羽后，于禁在吴，直到曹丕继位后孙权始遣其还魏。

典韦，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西南）人。本张邈部下士卒，后属夏侯惇，因功拜司马，曹操战吕布，组织敢死队，典韦应募，建功，拜都尉，即收作自己的护卫，“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迁校尉。典韦，“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甚得曹操心。曹操征张绣失利，典韦为护卫曹操，力战而死。操闻典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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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乐进传》。

死，“为流涕，募间取其丧，亲自临哭之，遣归葬襄邑，拜子满为郎中。车驾每过，常祠以中牢”①。

5.征召地方官吏和布衣俊秀

曹操罗致文官谋臣最常用的办法是征、召、拜、辟。征，征聘；召，召募；拜，据礼授官；辟（bì），亦征召意，但通常是指对已有相当地位的人的征召。这些办法的共同特点是，朝廷和身居高位的人以敕令和公文形式提拔、招致下级官员和地方贤能，并授予官职。曹操身居汉相，位尊王公，切实地利用了职权。他不仅能在自己的辖区内征召官员，而且还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在对立诸方征召官员。

历史证明，曹操的司空军谋、丞相掾属和建国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其他重要部属，大都是通过征召途径罗致的。根据礼法和传统，一经征召，便从形式上成了征召者的人。这些人，在建立、维护、巩固曹魏政权方面，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卓越功勋。

从历史记载看，曹操以朝廷名义直接征召并授以重要权力的人物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如荀攸，曾为中军师，建国期间（下同）官至魏国尚书令凉茂，官至左军师、魏国尚书仆射国渊，官至太仆，位居列卿；徐奕，官至丞相留府长史、魏国尚书、尚书令；何夔，官至丞相东曹掾、魏国尚书仆射；邢颙，官至太子太傅；鲍勋，官至侍御史；司马芝，官至大理正；卫觊，官至尚书，魏国侍中；刘廪，官至丞相掾属，魏国黄门侍郎；陈矫，官至尚书；和洽，官至魏国侍中；崔林，官至魏国御史中丞。其他如刘放、刘馥、司马朗、司马懿、梁习、郑浑、桓阶、陈群、徐宣、韩暨、高柔、王观、辛毗、杨阜、高堂隆、满宠、田豫、牵招、徐邈、胡质、王凌等等，均得显官。曹操死后，这些人中的未故者，继仕曹丕，大都是曹魏政权的中坚力量，官阶日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