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抑制兼并，改革租税制度.2

尽管如此，曹操推行租调制的积极作用仍然是首先应肯定的。对老百姓来说，承包性质的定额田租多产不多收，较之比率地租，能够更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按户征收绢、绵，较之按口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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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国渊传》。

②《文献通考•田赋一》。

③《后汉书•仲长统传》。

亦消减了农家人口之累，利于人口增长。对统治者来说，租调制为其解决租税问题提供了新路子。曹操开租调制之先，后代统治者便可在此基础上考虑得失，不断充实，从而提出较为相对合理的土地、租赋制度。

以西晋为例，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继承性。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鉴于曹魏之弊，立即开始了限田和“制户调之式”的工作。《晋书》卷26《食货》记载：

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征收量增加了，但发展了曹操的办法，区分了丁男户和女及次丁男户，区分了内地与边郡，因而也更相对合理了。更重要的是，西晋统治者已经看到了不建立于田制基础上的曹操租调制的弊端，因而确定了占田课田制度。同上书记载：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①。

另外，还规定了官吏的占田限额，“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最高第一品占田五十顷，以五顷为差，至第九品占田十顷。关于田租，《晋书》不载，据《初学记》卷27《绢第九》条说：

《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②。

可见西晋之租调制比曹操推行于河北之制完善多了，其最为突出之点就是把租调同占田、限田制度以及人丁状况联系起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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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食货》载明：“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② 转引自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不再含有曹操制度的临时性与地方性特点了。因为它不再是亩收四升，而是五十亩收四斛，即亩收八升了。客观地说，太少不足支用。所以东晋在和平时期曾一度改收亩三升或二升，但不久便无法施行，从而破坏了田租制而改为口税制，结果反比西晋田租加重了许多。历史证明，凡行占田、均旧制而规定亩租仅数升者，无不另有田税、口税、杂税。据韩国磐先生计算，唐代行租庸调制，但农民一般不能全额受田，平均受田三十亩产粮三十石，按规定一丁交租二石，另外还有地税市二川（合六斗），共需二石六斗。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永远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没有曹操推行于河北的租调制，便不会有略呈完善的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就是以后北朝的均H制及其赋役制度，逮至唐代租庸调制度等等，都可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源头。

四、重视水利事业，倡行盐铁官营

1.重视水利事业

曹操一生的主要精力大都用在军事、政治斗争上，但也注意到国计民生对于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影响，因而时或表现出对经济，特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小如马踏麦田“割发代刑”，颁行禁杀耕牛之令①，大如行屯田，恤民疾苦，颁行减轻民赋之策。

对于水利事业曹操虽无系统言论，亦无可称之大举，但其实践表明，他是相当重视的。曹操的水利事业，主要是为适应战争和屯田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也可反过来说，战争和屯田推动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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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陈矫传》载，曲周（今县）民父病，杀牛为父祈祷，按法当判死刑，陈矫考虑到他是个孝子，表请赦之，得到曹操的同意。

及其后代的水利事业。

第一，鼓励将守建设水利，以利屯田，惠及民人。

建安初年，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刘馥既受命，单马到达合肥空城，建立州治，“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塌以溉稻田，官民有畜。”①据《三国志集解》注引《方舆纪要》说，芍陂在寿州安丰城南（今安徽寿县南），亦名期思陂，周围224里，引淠水开六门灌田万顷；茹陂（《御览》茹作茄）在光州固始县（河南今县）东；七门堰在庐州庐江县（安徽今县）东南，刘馥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七百年后宋人刘敞《七门庙记》记谓七门三十堰灌田“凡二万顷”；吴塘在舒州怀宁县（治今安徽潜山）西。可见其规模之广大，收益之丰，利及后世。

建安六年，曹操自谯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亲自督治睢阳渠。建安七八年间，大旱蝗虫起，夏侯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②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建铜雀台，凿渠引水自邺城西，向东经铜雀台下伏流入城，穿城过，名长明沟。因此，曹操《登台赋》有“引长明，灌街里”之句③。

曹操亲督水利并鼓励将守重视水利，对于他的许多遗臣以及儿子曹丕都有影响。操死当年，曹丕以操之爱臣、谏议大夫贾逵为豫州刺史，贾逵“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淄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④。

文帝即位后，郑浑为沛郡太守，“郡界下，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今安徽萧县西北）、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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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馥传》。

②《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

③《水经注•浊漳水》。

④《三国志•魏书•贾逵传》。

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①

另如牵招为雁门太守，“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②；野王（今河南沁阳）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

第二，凿运渠，通粮道，以利军事。曹操甚知水运之便，因而甚重开凿运渠事宜。

建安九年正月，为征袁尚，“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③；建安十一年，将征乌桓，“筑渠，自呼施（今滹沱河）入泗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今北运河前身），名泉州渠，以通海”④。另外还为了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修了一条人工渠，名曰新河⑤。十八年，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⑥。

2. 倡行盐铁监卖与禁酒

盐铁酒榷一向为封建王朝所重视。秦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置盐铁官，“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⑦。东汉初期，“郡有盐官、铁官者，随时广狭置令长及丞”；和帝时“罢盐铁禁”⑧。由此可知，献帝建安以前，盐铁均已弛禁。

曹操秉汉政以后，实行了一种近乎官营，但带有折中性质的政策。史载，建安初曹操以治书侍御史卫觊使益州，至长安，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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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郑浑传》。

②《三国志•魏书•牵招传》。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④ 同上。

⑤ 见《水经注•濡水》。

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⑦《文献通考•征榷二》。

⑧ 同上。

不通，留镇关中。卫觊与荀彧书说：“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值）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荀彧以卫觊书告诉曹操，“太祖（操）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①。从卫觊的“宜如旧置使”和曹操“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看，曹操恢复了盐官和食盐专卖；但又不像西汉和东汉和帝以前那样严格，似乎也未把盐的生产完全控制到官府手中，对私制和贩卖者也没有严格的处罚制度。这种既监卖，又不控制过死的做法，体现了曹操从实际出发的关于食盐政策的指导思想。

铁的生产，依然由政府派出的铁官控制。史载，韩暨由乐陵太守“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排为吹火工具），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②这条史料说明，铁的生产不仅规模较大，而且不断进行技术上的革新，收益也归了国家，主事者还升了官，所以只能是官营的。

酒禁是自古迄汉的老大难问题。汉兴有酒禁之令，律谓“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③。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初榷酒酤”，昭帝时从贤良文字之议弛禁，王莽时“始立法，官自酿酒卖之”④；东汉亦多酒禁之令，但均收益不大。曹操鉴于年饥兵兴，天下穷困，表制酒禁。但孔融“频书争之”，大讲了一顿饮酒的好处，“发辞偏宕，多致乖忤”。争论之后，没有下文。据分析，曹操表奏酒禁没有行得通。其实，曹操本人就是好酒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朝日乐相乐，酣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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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卫觊传》。

②《三国志•魏书•韩暨传》。

③《文献通考•征榷四》。

④ 同上。

不知醉”，不少诗文中充满着酒气。由此可知，曹操从国家的大政出发，主张禁酒；但其态度不会是很坚决的，所以经孔融一争，就不了了之了。酒禁之奏表，成为一具空文。

3. 谋复钱币之用

货币是担负一般等价物社会职能的特殊商品。中国古人虽然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但却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着对货币的认识，从而不断丰富着中国的货币思想。

等价物是必须要有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但等价物的内容与形式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中国自春秋后期金属货币已广泛流通，汉兴以为秦钱重，令民铸荚钱，开始了任民铸钱的政策。任民铸钱，带来币制混乱、恶钱流行的弊病，诸多思想家如贾谊、晁错、桑弘羊等都反对任民铸钱，主张把铸钱的权力收归中央。中间虽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的激烈反对，但汉武帝终于建起了集权于中央的统一的五铢钱制度。

在金属货币和货币思想获得稳定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实物论思想的干扰。他们提出：“疾其本者绝其末，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买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①王莽篡汉，搞乱了货币制度，破坏了比较行之有效的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废除了王莽货币，因而东汉初期不得不“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后来“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汉章帝时，谷价贵，县官经用不足，一度用尚书张林言，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布帛，封钱勿出。但不久就废止了。至董卓焚宫室，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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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贡禹传》。

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五十万”（或谓“谷一斛至钱数百万”）①。

由上可见，曹操秉汉政，在货币问题上，第一，面对着董卓留下的小钱流行，物贵钱贱的局面；第二，面临着用钱、用布帛两种思想的选择。不难看出，曹操在建安初年虽然迫于谷贵钱贱的形势，不得不改按人头征收钱币为主的口赋、算赋制而为以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但他并没有接受废钱而用布帛作等价物的思想，而是经过一段准备，在建安十三年担任丞相以后，毅然宣布罢董卓小钱，恢复五铢钱。当然，他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有点不足，没有考虑到“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谷贱而钱贵的问题。很可惜，他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后继者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魏文帝黄初二年宣布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这是愚蠢的表现，不久废钱用谷的弊病就暴露出来。“至明帝代，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最终又不得不听司马芝等人的意见。司马芝等“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于事为便”。于是魏明帝“更立五铢钱”。史载，“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②。折腾了一顿还是回到了曹操的主张上，足见曹操较其子孙要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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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通典•食货八》。

②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