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学贡献

史载，曹操昼讲武策，夜思经传，登高必赋，横槊赋诗，所作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这种精神，对于社会，对于他的儿子们都有深刻影响。曹丕称颂父亲“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曹植追念父王“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谏》）。可见，曹操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而且爱好学问，尤擅文学。他留下了诸多颇有影响的诗歌和表章、令教式散文。这些作品，发展、充实了中国固有的文艺形式，体现着作者的文学见解，对后代文学的创作与文艺思想的演进产生了不小影响，从而也使曹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一页，成为人所公认的文学家。

一、继承并推动了乐府诗的发展

曹操传世诗作二十余篇，均为乐府诗体，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汉代乐府，因而可以就其实际概之为：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

曹操对于民间乐府的采集与整理，很难说是有什么贡献。因为史无明记，不可妄言。揣言之，曹操在世，忙于军事，实难顾及此类事情。然而，曹操本人性爱辞章，兼善音乐，尤工乐府之作，对于社会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在他的带动下，文人乐府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活跃。进而推动了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呈现“彬彬之盛”的景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不失为有识之见。

下面具论曹操的贡献与思想。

1. 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汉末建安之前，乐府诗虽然仍有一些好的作品留世，但总的来看，渐趋式微。所以出现这种情势，与乐府诗固定的程式及其音乐套式有一定关系。曹操冲破旧的藩篱，为乐府诗的新发展走出了新路，其一就是“以旧瓶装新酒”，即借用原有曲牌，歌唱新的词章，或依声作诗，或作诗入乐，曲名同诗词内容完全分离或不相干。这样，便为乐府诗的创作开辟了更为自由的天地。

乐府，历代有各种不同的分类。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分为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杂曲等十二类。原来古曲名与诗词内容是一致的。如《相和歌•相和曲》之《平陵东》，歌词的头一句便是“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十五》的头一句便是“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再如《琴调曲》之《妇病行》开头便是“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内容与形式完为一体。曹操自创新歌，更多的是利用旧的曲调歌咏新的内容。例如《陌上桑》，本写一采桑女子同调戏自己的过路官吏周旋的故事。曹操用其曲，抒发了自己慕仙之思，二者完全不相干。《相和歌•清调曲》之《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事，曹操用来写战事之难和心中惆怅。现实与情思融为一体，读来毫无勉强之感。《薤露》、《蒿里》，晋人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田横，秦末齐国相，韩信灭赵后，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相田横，愿与联合，田横信以为真，放松警惕，韩信乘机破齐，田横自立为王，刘邦称帝，召田横，田横惧诛，自杀，从者五百余人，闻横死，均自杀。曹操借用这两个题目，叙述时事，表达自己的哀伤和怜民之情。从哀伤“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薤露》）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角度说，似与挽歌有某种联系，但实际也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令人叹服的新的统一。不可否认，曹操“以旧瓶装新酒”的乐府诗创作，必然对后世“填词”形式的出现，有过重要的启示作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不是全部意义）不妨说，曹操乐府诗的创作实乃后人“填词”之滥觞。

2.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

曹操乐府诗有五言、四言、杂言三种。其叙事体乐府多用五言，抒情体乐府则多用四言。诸多学者认为，曹操作诗，尤工四言。四言诗从《诗经》开始，已有一千余年，形式僵化，极少佳作出现。曹操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充实了这种诗体，使其获得新生。沈德潜《古诗源》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这一评价，当是受之无愧的。诸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绝好的四言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明人钟惺评论此诗说：“四言至此，出脱《三百篇》殆尽。此其心手不粘带处。‘青青子衿’二句，‘呦呦鹿鸣’四句，全写《三百篇》，而毕竟一毫不似，其妙难言。”对于诗中“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和“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句，明人谭元春分别评说：“热肠余情，八字之外，含吐纸上”；“此等句，开唐人四言妙境”。明人徐祯卿说：“曹公《短歌行》、子建《来日大难》，工堪为则矣。”（《谈艺录》）近人萧涤非亦颇赞赏此诗，认为“四言简短，易为板垛，而操此作，不惟语句自然，且气魄雄伟，音调壮阔，故不可及。”①可见，曹操此诗确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龟寿》）

曹操此诗是学界共认的千古绝唱。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即为世所重。据《世说新语•豪爽篇》载，晋人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四句，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明人胡应麟说：“（汉）高帝《黄鹄歌》是‘月明星稀’诸篇之祖，非雅颂体也。然气概横放，自可不及。后惟孟德‘老骥伏枥’四语，奇绝足当。”（《诗薮•内篇》）清人王夫之评说：“孟德乐府，固卓荦惊人，而意抱渊永，动人以声不以言。”（《船山古诗评选》）吴乔说：“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话，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围炉诗话》卷2）陈祚明更谓曹操《龟虽寿》“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采菽堂诗集》卷5）

当然，也有不以为佳或虽以为佳但以“文奸”视之者，如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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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朱熹以曹操诗有“周公吐哺”一类句子，谓其“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朱子语类》卷140）明人杨慎说：“曹孟德‘月明星稀’……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升菴诗话》卷3）又说，曹孟德乐府脍炙人口久矣，“不特句法高迈，而识趣近于有道，可谓文奸也已。”（同上，卷10）朱嘉征说：“余颇颂其歌诗所陈，未尝不悲其志，悯其劳也。但托喻周公吐哺，以西伯自处，举明辟付之后人，此为英雄欺人。”（《乐府广序》卷8）可见，否定之语，大都为政治观念所使然；而就其诗歌本身的艺术性而言，则完全否者极少（宋人也配评论任何人？干么不评论牠们的皇后公主集体大卖屄？皇帝为奴隶？）。

3.开唐五言之端

五言诗非自曹操始，两汉期间已盛行，而且已有不少很好的五言古诗。流传的枚乘、李陵的诗，固然被历代文学大家疑为后人之作，但就一种诗体的发展说，东汉末年既有《古诗十九首》那样的佳作，必当有一个过程。所以说，五言诗产生于西汉当是无疑的。《汉书•五行志》收成帝时民谣一首：“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古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就是一首颇好而不够成熟的五言体诗。近人刘大杰先生说，到了东汉，纯粹的五言诗出现了。如果严格地说来，的确是这样。诸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羽林郎》、《孔雀东南飞》以及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张衡《同声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五言诗。

《古诗十九首》中的五言诗，古今文学评论家大都给予好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招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清人沈德潜《说诗畔语》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这里所以要讲几句《古诗十九首》的话，是为了特别强调一下古诗十九首大都产生在建安时代。所以会这样，绝不是偶然的。第一，这些著作反映了东汉末年大动荡、大变乱时代人民的思想情感，因而真切动人，是时代的产物；第二，一个时代能有较多同类内容的真切反映时代的作品，往往同当政者的喜好（至少是不惮不忌）与提倡是分不开的。

事实证明，曹操很喜五言诗，而且有较深造诣，因而五言诗作得也很出色。曹操存诗中，五言体和五言杂体（以五言为主，杂以长短句）超过一半，其中尤佳者有《薤露》、《蒿里》、《苦寒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之二、三）、《却东西门行》等。对于这些著作的评价，毋须过多置言，只要翻看一下前人评论，略摘数则，即知一般。

对于《薤露》、《蒿里》，明人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如此着想，如此寄意，翻尽从来拟古门户。”清人陈祚明在《采菽堂诗集》中评《薤露》说：“老笔直断。禾黍之思，不须摹写，而悲感填胸。此第一高手。”评《蒿里》说：“笔下整严，老气无敌”。方东树评《薤露》说，“此诗浩气奋进，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称《蒿里》“真朴、雄阔、远大”（《昭昧詹言》卷2）。

对于《苦寒行》，明人张溥在《魏武帝集题辞》中说，“阅读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对酒》，乐府称绝”。清人吴淇对于《苦寒》诗之技巧特加推崇，他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说：“魏武雄盖一世，横槊赋诗，其所为《短歌》、《苦寒》二篇，直欲夺汉家两风之座”；“凡诗人写寒，自有一应写寒事物，大要曰风，曰雪，其余事物皆倘然夹凑，倍写其苦耳。此诗未写风雪，先写太行之险，所谓骇不存之地，进退两难，则寒不可避，方是苦也。”进而指出，“羊肠”二句，极写其险。下方写风，然却不遽写，曰‘树何萧条’……寒气棱棱，已有雪意，不遽写雪，而先写‘少人民’者，即伏下文之‘无宿栖'也。……无人民之上，又先写‘熊罴'二句者，凡人晚行，虽无栖宿，犹可望之前途，‘熊罴’云云，则前途亦无望矣。……此诗极写苦寒，原是收拾军士之心，却把自己平生心事写出。”王夫之在《船山古诗评选》中用两个字评《苦寒行》，曰“绝好”。陈祚明认为《苦寒行》写征人之苦，淋漓尽情，“笔调高古，正非子桓兄弟所能及"。方东树则给了更高的评价，他说《苦寒行》"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写景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嘿杀。后来杜公（甫）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满意。可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昭昧詹言》卷2）

对于《秋胡行》，王夫之认为此诗的写作技巧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难学到手的境界。他说：“当其始唱，不谋其中，言之已中，不知所毕，已毕之余，波澜合一，然后知始以此始，中以此中，此古人天文斐蔚夭矫引申之妙。盖意伏象外，虽所至而与俱流，虽令寻行墨者，不测其绪。”陈祚明认为《秋胡行》“序述回曲转变，反复循环不穷，若不究其思端，殊类杂集，引绪观之，一意凄楚，成佳构矣。笔古无俟言。”

对于《却东西门行》，王夫之在《船山古诗评选》中说，“着意处皆以兴比写生。‘万岁不相当’，情真悲极。”宋长白和张玉谷都对诗的最后四句“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给以很高的评价。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说：“‘神龙’三句，物各安居，死又恋土，两层三比，然后一句拍合陡收，笔势凌厉，通首增色。”

当然，也有人以为，若将其五言体同其四言体相比，则不能不承认稍逊一筹。如钟嵘所论，“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苍凉之气，洵是乐府妙手。五言诗则减价。”窃以为，曹操的诗，不管是四言，还是五言，都有好有差，五言中的佳作同四言中的佳作一样，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四言中有被誉之为“奇响”、“绝唱”的篇章，五言中同样也有甚得高人之高评者，因之被人目为作五言诗的“第一高手”、“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曹操五言诗多慷慨古直悲凉之句，常为唐人所效，因而清人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中竟称曹操的诗"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此论亦当是很有道理。

当然，这里必须赘述一句：曹操杂言诗也不乏佳作，如《对酒》《陌上桑》等。近人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说：“世多谓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由乐府生也。汉乐府多杂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则更绝无其作。魏则诸体毕备，吾国千百年来之诗歌，虽古近不同，律绝或异，要其大体，盖莫不导源于此时也。”诸体毕备，既源于魏，自然是要首推曹操了。

二、歌以咏志

——曹操的文学思想

本节重在探讨曹操的文学思想。曹操不像他的儿子曹丕那样有《典论》一篇，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但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诗作中，同样透视着他的文学见解。

1.有感而发，推尚现实主义

两汉乐府，包括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多有感人之作，其生命力就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东汉为例，诸如《善哉行》：“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为喜欢。”《怨诗行》：“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未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另如《雁门太守行》、《病妇吟》、《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等亦无不贯穿着这种精神。曹操继承并发扬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作诗为文，本于实感，重视现实。诸如《薤露》、《蒿里》、《苦寒行》等都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

此诗完全是感于汉末无能之辈何进谋除宦官而召董卓人京，以至董卓窃权，汉室荡覆而发，记录了事实，也反映了他对于汉末外戚与宦官之争、董卓“贼臣持国柄”以至汉室宗庙化为灰烬、幼主西迁的态度，同时自比微子，哀伤京城大破，明寓匡复之意。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

这是比《薤露》更为生动感人的记实诗。它记录了关东诸郡国守相合兵讨董卓，但各怀私心，军力不齐，以至自相火并，最终酿成了长期的军阀混战。战争的残酷及其破坏性之大，跃然纸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读来令人感伤。如果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明人谭元春在《古诗归》卷7中说得很对：“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苦寒行》）

这是曹操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之一，写的是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曹操自邺出发北上太行山征讨袁绍的外甥高干的事。诗中对于征人之苦的描写，透露着真实、肃然，地势、天气、环境、困苦、饥寒同人的心情融合在一起，令人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诗的最后两句，曹操又以周公自况，常为人非。其实，这里反映着他感于战争之苦而渴望通过战争结束战争的意愿。即使明喻自己要作周公，要把天下统一于自己手上，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如朱熹指斥曹操连圣人之法也窃了，未免责之不当（朱熹这玩意还是去指责一下你家太后皇后卖屄的事，其牠你也配说！）。

另如《秋胡行》之一解，实同《苦寒行》异曲同工。“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描写了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西征张鲁，兵出散关山的艰难。

以上可证，曹操很善于从纷乱复杂的事件和变幻不定的人事关系里面提炼材料，集中典型，且文字质朴，言近实录而不乏文采。因此说曹操推尚现实主义，并且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当不为过。正如明人钟惺所说，曹作"真诗史也"（《古诗归》卷7）；清人沈德潜所说，曹作“汉末实录也”，“借古乐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卷5）。

2.抒发理想，饱含浪漫主义

曹操的一些抒发理想的诗作和仙游诗，大都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心情，因而增强了诗作的感召力。表现在：

（1）借古抒意。曹操熟读经史，所以特别善于借古喻志。他将古人的一些零见于不同记载的理想化的语言集中到一起，重新编织、铺陈成一幅新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图画。比如《度关山》泛用古典，描述了一个国家统一、民人繁息、刑狱公正、兼爱尚同的社会；《对酒》集述经传之意，表达自己的理想，使一个吏不呼门、主贤臣良、民无所争、路不拾遗、囹圄空虚、恩泽广及草木昆虫的美好的社会环境跃然纸上。

（2）时见仙气。曹操仙游诗中最富浪漫主义。“驾六龙，乘风而行，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气出唱》一）腾云驾雾，云游八方，何等逍遥；“仙人玉女，下来翱游。”（《气出唱》一）每到一处，都有仙人相迎，玉女同游，何等气派；“吹我洞箫，鼓瑟琴，何阊阆。”（《气出唱》二）鼓乐齐鸣，何等快乐；“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陌上桑》）又是何等超脱，似有绝人世而去的架势。“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气出唱》三）寥寥数语，把仙居佳境描绘得极尽辉煌。这些描写，虽属渺茫无稽，但它透露着一种人生的惆怅和向往。壮志不能得酬，忧愤之情，陡然喷发纸上。但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愤懑之句，更不是忧伤之词，而是漫游仙境的感慨，期得永寿，期得"长乐甫始宜子孙”，把希望寄托在后代子孙身上。读来虽觉不免虚枉，但亦觉在艺术上颇多值得玩味、欣赏。

（3）取譬生动。曹操诗中取譬，有不少非常生动自然，韵味流长。诸如慨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形容求才心切：“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并取典“周公吐哺”（以上《短歌行》一）；描述征伐行路之苦：“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苦寒行》），“牛顿不起，车堕谷间”（《秋胡行》）；谈及苦寒中大军暴师山野时，不见一字言寒言冷，而使读者如临一种极度寒冷的景象之中：“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苦寒行》）抒发军人念乡之情，并将自己比做“出塞”的“鸿雁”与田中“转蓬”。（《却东西门行》）

3.“诗言志”，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曹操在《秋胡行》二首和《步出夏门行》诗中，每解之后分别有“歌以言志”、“歌以咏志”之语。从形式上看，不过是辞赋的一种格式。据说，古代乐曲开始一章叫“升歌”，最后一章是“合乐”，“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因此，或谓“歌以咏志”云云，是为了人乐，与正文内容无关。实则不然。“乱”，并不是一定要用“歌以咏志”表现。换言之，并不是任何一首诗赋中的“乱”都要用“歌以咏志”结束。所以，“歌以咏志”，不仅仅是为了入乐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它要表现“乱”的另一意义，即总结全篇要旨。因此可以断定，曹操诗中的“歌以言志”、“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等等，并不是虚词，而是包含着实际内容。其一，它表明诗中所言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其二，它反映了诗人的文艺思想，即推尚中国古来即有的“诗言志”的传统观点，并将其贯彻在自己的诗作中。这一点，我们从所有曹操的诗作中，甚至包括仙游诗在内，都能清楚地看到或体会到。诸如，“坐盘（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秋胡行》）反映的是其以天子自比，讨伐不臣，意不得酬而烦恼的情绪。欲为仙去，实是大业难成而苦人生不永的一种感慨。“飘飘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无不如此。至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云云，更见其“诗以咏志”之长。诗人在“诗言志”方面，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因而产生了重大的感染力。

在更多的乐府诗中，曹操并没有赘及“诗言志”之语，但其精神却并不因此而减退。诸如，“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对酒当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都是以周公自况，表露着志必大成之意。

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曹操乐府诗的特点

南朝梁人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卷下）唐人元稹说：“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元氏长庆集》卷56）宋人敖陶孙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明人王世贞亦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艺苑卮言》卷3）。清人冯班说：“魏祖慷慨悲凉，自是此公文体如斯，非乐府应尔。”（《钝吟杂录》）王士祯说，曹氏父子“所为乐府，悲壮奥崛”（《带经堂诗话》卷1）。此类评语，还有许多。可见，曹操为诗“悲凉”、“沉雄”是古今评家人所共认的重要特点。

曹操诗作，包括描述乐舞的场面和仙游昊天名山在内，偶看似为逍遥，细审则无不透露着悲哀与苍凉。

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睹？……（《善哉行•自惜》）

这是曹操咏叹自己生平的诗。诗中所言虽非无稽，可也并非如此严重，但由于赋予诗的语言，便徒然生出一种悲怆的感受。

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余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飞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戒马不解鞍，铠甲不离旁。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渊，猛虎步高岗。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却东西门行》）

这是一首描写争战之苦和征夫怀乡的诗。它同另一些佳作，诸如前述之《苦寒行》、《蒿里》等一样都以淋漓之笔描述了战争的苦难。在这些诗中，环顾景象，树木萧瑟，北风声悲，水深桥绝，中路徘徊，夜无宿处，人马同饥；征者自况，如田中转蓬，随风飞扬，冉冉老矣，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战争；想想士兵和百姓，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蔽野，千里无烟，民百遗一，念之令人断肠。真可谓句句哀伤，字字悲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曹操诗中的悲凉之情，极富感染之力，但并不产生消极作用。长期争战，不免厌战，久离故土，不免怀乡。但其终结，总是突现豪壮之情。厌战，不反战；怀乡心切，但其落脚点却是“神龙藏深渊，猛虎步高岗”、“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意蕴决心以战争反对战争，进而结束战争。

曹操仙游各诗同样饱含悲凉。原因是：其一，他的仙游诗大都不是踌躇满志的作品，而是在满腹惆怅的情况下写成的。如：

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气出唱•驾六龙》）

诗人来到泰山，仙人玉女陪伴同游，坐着六龙拉的车子，喝着仙家美酒，河水已经断绝，不复东流，为解胸中愁思，手持酒杯，边走边饮仙家美酒。其二，他的仙游诗不少是在其忧伤年寿不永而事业难成的情况下写成的。如：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精列》）

若疾风游焱飘翩。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陌上桑》）

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气出唱•游君山》）

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飘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秋胡行•愿登泰华山》）

这些诗都反映着同一主题，即悲叹壮士暮年，期望上天与神仙们给予更多年寿，以成大业。当然，这只是一种假托。前已说过，曹操是不信神仙的。

曹操爱好音乐，且喜欢把自己的诗作“被之管弦”，但极少欢快愉悦之作。偶有言及歌舞，立意也总是由欢快转到悲凉，切入深沉的主题。如《善哉行•朝日乐相乐》，开头讲的是白日联欢，一边饮酒，一边听音乐，入会者皆欢悦异常。在这种欢畅的气氛下，曹操突感凉风入室，因发自戒之辞，“持满如不盈”、“所愁不但一”、“吐握不可失”。

诸上可见，自钟嵘开始，古来皆以“悲凉”概括曹操诗作的特点，的确最为恰当。至于刘勰所说：“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音靡节平。观其《北上》（即《苦寒行》）、《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戎，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将曹操的诗作称为“三调（指清、平、侧三调）之正声”，当然是对的，但称其为“韶夏之郑曲”，置评实属不公。“郑曲”即“郑声”。自从孔老夫子在《论语•卫灵公》谈到“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礼•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郑声便有了特定含义。曹操诗作，显然绝非郑声可比。

四、“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散文的特点

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曹操的散文同他的诗作一样，也很有特点。鲁迅认为，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鲁迅的话，简短而明确的概括了曹操在散文方面的功绩、创作思想及其风格特点。①

什么叫“通脱”呢？鲁迅的这个特定用语，实际就是言其写作放得开，不受拘束，胆子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而能够客观地反映现实，比较真实地反映本人的思想。说实在的，曹操的尚通脱的文学思想，在其诗作中也同样表现得很充分。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曹操大胆地改造乐府，利用乐府，自由地利用乐府形式而反映新的内容，用挽歌咏怀时事，唱艳曲歌咏神仙。这种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本身就是一种“通脱”精神的表现。曹操为文中的“通脱”精神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如他的几个求贤令公然提出非廉之士、盗嫂受金之人、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都可以用。

第二，谈古论今，鞭辟入里。曹操为文，时或非常自然地取譬于古而论今事。比如，他在表赏功臣时借刘邦封萧何之典，“是故先帝贵指踪之功，薄搏获之赏”，从而把武将比成了受人指挥的猎狗。

第三，言人之罪，不惜虚拟。曹操为文，颇喜罗致并极而言之。比如，他借孔融与称衡有交往这件事，把称衡的话罗织成孔融的大逆之罪而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宣示孔融罪状令》）他赐死崔琰，令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赐死崔琰令》）令文就这样写，明显的是“莫须有”之罪，但不怕别人说什么。

第四，坦说自己的胸怀，而不怕为人所非。曹操最好的散文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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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过于《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章坦述心志于纸上，写得既严整，又潇洒，既见其诚，又见其伪。把自己想说的真心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再如诸多让封、辞爵表文也写得非常潇洒，形式上是辞让，内容上是表功，言词上或谓不愿“苟取”，表示谦虚，本质上则极述“祖有大德”，并大陈自己的征战之功。

五、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述论曹操的文学贡献及其思想，自然要讲曹操对于建安文学的特殊贡献和影响。

1.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袖

钟嵘《诗品》说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植曾封平原侯），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在邺下的确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人集团。那么，这个集团是怎样形成的呢？曹植在给杨修的一封信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王粲）独步于汉南，孔璋（陈琳）鹰扬于河朔，伟长（徐干）擅名于青土，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德琏（应珊）发迹于北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指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忿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与杨德祖书》）

这就是说，邺下所以“俊才云蒸”（刘勰语），形成了一个“盖以百计”的很大的文人集团是与曹操广泛罗致分不开的。曹植不无感触地将曹操的手段喻之为布下天罗地网。这虽然不免夸张，但也颇有道理。数百年后，唐太宗“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唐摭言》卷1）实际也是这个意思。

自然，曹丕、曹植兄弟在这个集团的形成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曹丕，是人所共认的建安文学集团的实际组织者。

曹丕、曹植都曾谈及建安七子。从他们的著作中不难看出，曹丕同七子的关系较之曹植与七子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读其怀念诸子的文章，令人感伤。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一同游玩，一同行止，一同饮酒，一同赋诗，未曾一刻分开。寥寥数语，生动地说明了邺下诸子是如何非常紧密地团结在曹丕的周围。曹丕的核心作用和组织作用可谓昭然纸上。诸子也有自言其当时同曹丕通宵达旦在一起赋诗的，如刘祯《增五官中郎将》诗说：“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君侯（丕）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卤，黾俛安能追。”（《文选》卷23）这说明，诸子不仅佩服曹丕，而且觉得同他在一起为文赋诗非常快乐，所以是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曹丕对于建安诸子相继逝去，很为悲伤。为了纪念他们，他亲自“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他说，在编纂七子遗文时，“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此言亦当是其真实的心情写照。

曹丕在编纂七子文集的过程中详细阅读并研究了七子的文词书赋，并加以对比，从而作出了恰当的评价，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说，七子之文得曹丕之力而流传不失；曹丕因七子之文成其文学理论。

建安七子之称，出自曹丕《典论》。曹丕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璟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曝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共创建安文学，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曹操。曹操把这些有才能的文人，网于身边，置于麾下，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而且言传身教，或令其与自己的儿子共题作文，或以自己的诗作示众。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建安时代的文风，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时代使然，但与曹操的提倡和无形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妨说，所谓“建安风骨”，首先就是曹操的诗文风骨。

下面具体看一看曹操同建安七子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关系。

七子之中，孔融最长。不少人认为，孔融比其他人大二十多岁，比曹操尚长二岁，曹丕将其列入七子之中是件很不调和的事情。实则不然。孔融其人虽然意广才疏，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但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曹操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迎帝都许后立即将其从北海相任上征为将作大匠，后迁少府。孔融建安元年被征，十三年被杀。从时间上说，他虽然未与建安相始终，但已占大半。如同王粲相比，粲建安十三年归操，二十二年死去，附操仅有九年时间。其他诸子也都先曹操而死，均未与建安相始终。所以不必从时间上计较，主要视其在建安时代的文学影响。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雄）、班（固）俦也。”（《典论》）刘勰说，“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文心雕龙》卷4）。这大概是整体观察其作品的风格。曹丕、刘勰都肯定了孔融的文章，但同时都指出了孔融文章的重大缺点，即“理不胜词”、“文教丽而罕于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孔融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但于理不协，喜欢强词夺理，还“杂以嘲戏”。但就其流传下来的仅存作品看，不可否认，刘勰说得很对：“孔融所创，有慕伯喈”。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孔融诗文之中亦不乏豪直之气，且极称曹操功德，因此也无愧建安之风。诸如他悼伤幼子的《杂诗》一首就很感人。

远行送新客，岁暮乃来归。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赛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孤魂游穷暮，飘飘何所依。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诗中“悲凉”之气，不亚曹操伤感之作。另如建安九年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亦不失为一篇杰出的散文作品。“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指相知相识的人），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①开头数语即将时光不永，倏忽暮年之感跃于纸上。文章较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语早出三年。固然不能硬说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亦不能排除二者思想上的相通之义。至于文中称颂曹操“匡复汉室”之功、备陈“得贤”之要，我们同样不排除二人间的相互影响。宋人苏轼说孔融此文“慨然有烈丈夫之风”（《乐全先生文集叙》），当然是极有道理的。

王粲，字仲宣，先依刘表，后归曹操，“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②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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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

②《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文较孔融表现着更多的“悲凉”之气，因而也更多地与曹操的作品相通。他不像孔融在政治上反操，而是忠心追随曹操，作过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并曾随军出征，作《从军诗》等大颂曹操武功。王粲的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赋》等。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遵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七哀诗》）

王粲的此类诗同曹操诸多叙史诗立意没有两样，然其哀伤之情尤过曹操“悲凉”之气。王夫之评论此诗说：“落笔刻，发音促，入手紧，后来杜陵有作，全以此为禘祖。”（《船山古诗评选》卷4）《登楼赋》也是一篇成就很高的作品，“路透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写尽怀才不遇，有乡难回之思、之苦、之难、之悲。全篇感情深沉，哀婉悲凉。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因而也最为后人重视的一人，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王粲所以为诗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当如南朝宋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所说：“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文选》卷30）就是说，这是时代特点及其自身经历所决定的。其二，当是邺下文人的共同“风骨”，乃时风所尚。这里，自然不能否认曹操的影响。

阮瑀，字元瑜，曾与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祭酒，管记室。“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①这说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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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