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学贡献.2

阮瑀的文章写得好，言简意明，想增加一个字或删掉一个字都是不容易的；第二，阮瑀深能体会曹操的思想，并且颇善曹操为文风格。可惜此书未传，不得而知。但我们从现存的阮瑀曾受曹操之命以曹操名义撰写的一封给孙权的信，完全可以证明如此评价是恰当的。阮瑀有诗《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的是一孤儿受后母虐待，深切怀念亲生母亲，在生母坟上对作者的哭诉。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货？”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后人评论此诗大都使用近于评曹操诗之文，如清人陈祚明说，“质直悲酸，犹近汉调”（《采菽堂古诗选》）。

曹丕说，“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璟称同作”（《叙诗》）。此处所谓“命”，当然是指曹操之命。可见，阮瑀、王粲概同曹氏父子有着近似的文风，绝不是偶然的。

陈琳，字孔璋。关于其先依袁绍，后归曹操，曾为袁绍写过《讨曹檄文》，曹操爱其才而不罪的生平史，前已论及，此不再赘。晋人鱼豢《艺文类聚》卷58《檄》引《典略》说，“陈琳作诸书与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陈琳所制，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可见，曹操对于陈琳的文章是特别欣赏的。他同阮瑀同掌记室，因而人们常喜欢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评论。曹丕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典论•论文》）又说：“孔璋章表殊健，……阮瑀书记翩翩。”（《与吴质书》）刘勰说，“琳、瑀表章，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文心雕龙》卷5）。陈琳有名的诗作当为乐府古题《饮马长城窟行》，诗中有云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清人沈德潜说，此诗“可与汉乐府诗竞爽”（《古诗源》卷6）；陈祚明说：“孔璋《饮马》一篇，可与汉人竞爽。辞气俊爽，如孤鹤唳空，翮堪凌霄，声闻于天。”（《采菽堂古诗选》卷7）可见，陈琳为文、作诗几近汉响，又备邺下之风，因多曹氏之韵。

另，刘桢字公干，应璟字德琏，皆有文名，因而都受到曹操的重用，都被任用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似乎是惟一没有做官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①所谓“箕山之志”，就是学习古人许由避世隐居，不为世所累。相传：尧时有高士许由，因为尧想让位给他，他不愿接受，隐居箕山。

除了建安七子之外，据《三国志•王粲传》说：“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麋、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亦有文采”云云，说明这些人的文章都是非常出众的。邯郸淳曾受到曹氏父子三人的重视，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曹丕“宿闻淳名”，因而向曹操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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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告，要求让淳做自己的“文学官属”；曹植也向操“求淳”。曹操“遣淳诣植”，曹植高兴得手舞足蹈。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丕）颇不悦”。但后来他“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①，又讨得了曹丕的喜欢。繁钦，以“文才机辩”闻名，“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官丞相主簿，曾作《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②。路粹，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同典记室，留世著作大都与曹操杀孔融有关，不管是《为曹公作书与孔融》，还是承曹操旨意上奏“数致融罪”，文采大都很好，因而“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建安十九年，“路粹转为秘书令，从大军至汉中，坐违禁贱请驴伏法”③。贱值得到一头驴子，何止杀头，所以实是曹操借机将其杀掉，以平时人对孔融被诛之愤。丁仪兄弟、杨修与曹氏父子的关系，前均论及，不赘。荀纬，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其名不及七子与繁、路、丁、杨等。

2.曹操与蔡文姬《悲愤诗》

如论建安时代颇负文名、且与曹操紧密相关者，不能不论及蔡文姬。近人郭沫若甚痛文姬身世，因作剧《蔡文姬》，并为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此为契机，大作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从而引发了“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推动了对于曹操的研究。

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杞县南）人，是汉代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史载，蔡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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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②《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略》。

③ 同上。

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①她的作品，《后汉书》载其《悲愤诗》二章，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宋人苏东坡认为二诗“明白感慨，颇类木兰诗，东京无此格”，是伪作；后人大都认为诗中肺腑之言，决非他人所能代。另有《胡笳十八拍》，郭沫若认为是“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唱，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断非伪作。但近人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都认为是伪托之作。窃以为，《悲愤诗》决非伪作，《后汉书》本传载其文，苏东坡等证据不足，难以证伪；《胡笳》虽如郭沫若所论甚近情理，但细品诗文，不能不承认，文多泛溢后人托作之气。

这里特别要讲的是，设无曹操，便不可能有蔡文姬归汉，因而也不可能有《悲愤诗》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作品问世。曹操以大量金钱珠宝赎归蔡文姬这件事，论者通常是大加肯定的。我总以为，此事应作两面观。其一，曹操闻文姬没于匈奴，痛友人无嗣，将其赎回，无论其是否别有所图，无可非议；其二，曹操迎文姬归汉，没有给文姬带来欢乐，反而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创伤。严格说来，文姬最大的“悲愤”莫过母子分离。因此亦可断言，如无母子分离这种断肠事，《悲愤诗》或不之作，亦属可能。所以，曹操迎文姬，不宜过高评价，更不必扯上爱国主义。

蔡文姬的《悲愤诗》百另八句。诗人极其真切地历述汉末战乱之苦：

……卓众东来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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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列女传•蔡琰传》。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种现实主义、诗史般地描述，既具汉、魏古风而又过之，读来令人扼腕。诗人紧接着叙述自己没入匈奴后的思乡之情：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远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言真意切，无半毫虚假。随后便是诗的核心主体部分：

邂逅微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递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凶（胸）臆为摧败。

诗人将发自内心的恋子之情，喷发纸上，肝胆俱碎，以至精神失常。哭声一片，连拉车的马儿都为之动情而踟蹰不走。“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当此之时，诗人竟发出了是否应该归汉的迟疑。既已回汉，曹操并没有给文姬新的安适，他将其“重嫁”于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法，曹操要将其处死，文姬面临再寡，顾不得许多，蓬首徒行，向操求情。史载，“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言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之改容。”曹操也被文姬的言辞感动，赦免了董祀。归汉的感受和遭遇，便成了诗人在《悲愤诗》中最后一段的倾诉。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但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①

《悲愤诗》熔个人遭遇、社会动乱及人民的苦难于一炉，感情迸发，盛极悲凉，语言质朴，泣声动人。当代文学家刘大杰认为，《悲愤诗》“笔力深刻，概括性很强，与曹操的《蒿里》、王粲的《七哀诗》有共同的特色。”的确如此。

蔡文姬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动人之作呢？其一，固然是悲惨的身世所使然。战乱中的痛苦遭遇，异域的生活感受，母子分离的切肤之痛，从而激发了她的心中悲愤，丰富了她的创作内涵，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个性；其二，汉魏文风，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的影响。我们可明显地看到，《悲愤诗》的“悲凉”之气，既类于曹氏父子与七子之作，而又过之；其三，本人文化功底厚实，甚得家传之精。据载，文姬自言，其父曾“赐书四千卷许，流离涂炭，罔有存者”，而晚年尚能“诵忆”四百余篇，曹操令其写出来，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②。可见，家学影响之大。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除第三点原因外，其他两点都与曹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妨说，蔡文姬虽非建安七子，未曾直接受制于操，但其创作成就都同七子一样与曹操有着密切的干系。没有曹操，很难想像蔡文姬会有《悲愤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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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悲愤诗》引文据《后汉书•列女传•蔡琰传》。

②《后汉书•列女传•蔡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