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多才多艺及其谲诈性格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两重性矛盾性格突出的人。

一、喜好艺术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晋人张华《博物志》说，"汉世，安平崔瑷、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张华在这里讲了曹操几个方面的技能和爱好。

1.好书法

张华认为曹操写的草字仅次于东汉末年的书法名家崔瑗、崔实父子和张芝、张昶兄弟。崔瑗字子玉，顺帝时曾官济北相，以“宿德大儒”称。“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子崔实字子真，桓帝时著《政论》名于当时与后世，官至辽东太守，亦善书，所著亦类其父，大都碑、论、箴、铭、书等①。张芝字伯英，弟昶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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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崔骃传》。

舒，史谓：“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①尤其是张芝，有“草圣”之称。《后汉书•张奂传》注引王音《文志》说，“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则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曹操的字竟被张华比之于名世大家，虽称“亚之”，肯定亦是相当可观了。南朝梁人庾肩吾在《书品》中把书法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共九品，曹操被列入中之中，誉称“魏主（操）笔墨雄瞻”。唐人张怀瓘著《书断》，分书为神、妙、能三品，称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列入妙品。可见在唐人眼里，曹操的字也是得到很高的评价。

曹操喜好书法，对他的儿子们亦有影响。据说曹植的字写得就很好，所以张怀《书断》称，操子植，“亦工书”。甚至，由于自己爱好书法，竟影响到对于部属的任命和使用。当时有两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是钟繇，一是梁鹄。钟繇在曹操秉汉政之前已是侍中尚书仆射。曹操秉政之后，以繇持节督关中事，屡有功劳，拜前军师，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可见，钟繇是个很有政绩的人物。钟繇不是以书法进身，但其书法对于当代和后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怀瓘《书断》说，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在书法史上，钟繇与张芝并称“钟张”，与东晋王羲之并称“钟王”。这样的书法成就自然不能不引起曹操另眼相看。梁鹄，《武帝纪》注引晋人卫恒《四体书势序》说，梁鹄善书，汉代后期以字写得好官拜选部尚书。当时曹操想做洛阳令，可梁鹄派他去做北部尉。曹操平荆州后，点名召鹄，不究以往而让其“勒书自效”。曹操将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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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张奂传》。

鹄的字挂在帐中，钉在墙上，以后还让其题写魏宫殿的所有匾额。可见其对于好的书法是何等欣赏。

曹操曾对尚书部门的官员提出严格的书法要求。下行上达的文书，字若写得不好，有关人员是要受处分的。其教令说：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又以草呈示令、仆讫，乃付令史书之耳。书讫，共（供）省读内（纳）之。事本来台郎统之，令史不行知也。书之不好，令史坐之；至于谬误，读省者之责。若郎不能为文书，当御令史，是为牵牛不可以服箱，而当取办于茧角也。①

曹操的字大都已不存在。但不难看出，既然唐人还对曹操的字有所评论，那么肯定当时还有其书迹流传。南宋人朱熹在《晦庵题跋》中也提到题曹操帖：“余少时曾学此表”。后来便散失了。据学者们考究，曹操的字仅有很少的几个留存至今，如其西征汉中时，在褒城石门（今陕西勉县东北），见褒水湍急，书“衮雪”二字，刻于河内礁石上（现存汉中博物馆）；另有几个草书字“来”、“出”、“写”、“曹”、“短”等见于《行草大字典》。

2. 善音乐

张华把他同桓谭、蔡邕相比，认为其音乐水平不相上下。桓谭字君山，官拜议郎给侍中，东汉初期的哲学家、经学家，以反对谶纬神学名流后世。他的父亲曾为太乐令。史称“谭以父任为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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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举令》，《御览》卷215，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2《魏武帝》。“文笔真草”，文，指韵文；笔，指散文（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有云：“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真，指楷书；草，指草书。“牵牛不可以服箱”，典出《诗经•小雅•大东》，意思是牵牛星虽然叫牛，但不能拉车，名不符实。茧角，此处指刚长出角的小牛。

好音律，善鼓琴”①；蔡邕字伯喈，官至左中郎将，东汉末年文学家，史称“妙操音律”，“善鼓琴”②。桓谭、蔡邕都是于史有征的著名音乐家。张华以曹操与桓、蔡二人相匹，足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事实证明，曹操也的确是很善音乐的。

第一，他很喜欢汉代乐府诗的曲调。曹操存诗二十余首，大都是按照乐府曲调写的。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属乐府的《相和歌•相和曲》，《蒿里》、《薤露》属《挽歌曲》，《秋胡行》属《相和歌•清调曲》，《善哉行》、《却东西门行》、《步出夏门行》属《清商曲•瑟调》，等等。史载，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③。可见，他作的诗，是可以演唱的，而演唱的时候是可以用乐府的曲调伴奏的。这一点，从曹操乐府诗的格律形式，如常用叠句或赘语“一解”、“二解”云云，足可证明。无疑，曹操喜好音乐，喜好乐府诗，不仅从中得到娱悦，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新的乐府诗激情。换言之，曹操有这许多乐府诗流传下来，应当说是与其爱好音乐有着直接关系的。

第二，他喜欢听音乐，也喜欢引吭高歌。曹操常说“诗言志”。他在苦闷和高兴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诸如《短歌行》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反映的是苦闷时的情况；《善哉行》，“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悲弦激新声，长笛吹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座皆欢悦。”反映的是心情愉快时的情况。他还喜欢用音乐招待客人，“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曹操的诗中常提到“歌以言志”、“歌以咏志”，虽是诗赋形式的需要，也实是他高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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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桓谭传》。

②《后汉书•蔡邕传》。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己作品时的一种情绪反映。“登高必赋”，就是每次登高都要引吭吟咏。曹操不仅活着的时候喜欢音乐，略如《曹瞒传》所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甚至希望死了以后还能听到美妙的歌声。因而生前便留下遗嘱：“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德帐，朝晡上脯精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①

第三，喜欢音乐人才。诸如阮瑀、杜夔等都得到他的特别器重。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写得一手好文章，已如前述。而且由于他少受学于蔡邕，“善解音，能鼓琴”，很有音乐修养。有一次，曹操招待宾客，因瑀不主动同自己说话，很不高兴，“使就技人列”，将其同技人安排在一起。阮瑀“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操）大悦。”②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汉末以知音为雅乐郎，避乱荆州，曹操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一作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③当时，曹操既喜欢雅乐，也喜欢俗乐，因而《通典•乐一》有云：“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郑声被宠”。柴玉为郎中令铸钟工，有巧思，多所造作，为时人所知。杜夔令柴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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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遗令》，《宋书•礼志二》。

②《三国志•魏书•阮瑀传》注引《文士传》。

③《三国志•魏书•杜夔传》。

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工。”①

雅乐、俗乐二者相比，曹操平时可能更喜欢俗乐。《宋书•乐志三》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曹操的乐府诗，也大都取乐府之相和曲调，“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可见，《但歌》、《相和》都属于俗乐。

综上可见，曹操爱好音乐、提倡音乐，虽然同其娱悦“声色”的因素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把音乐视为社会文化现象而给予了重视，因此应该承认他在中国音乐史上至少有两点贡献，一是由于他的确甚通音律，因而能支持正确的意见，避免了谬种流传，影响后代音乐的发展；二是战乱之后古代雅乐已经逐步流失，曹操获杜夔、用杜夔，从而“绍复先代古乐”。曹操时的“先代古乐”是否流传至今，很难断言，但其历史的影响当是不可否认的。魏晋时期，同统治者的腐朽相称，音乐歌舞曾有过繁荣。史载，魏时有短箫铙歌十二曲，诸如《楚之平》、《获吕布》、《克官渡》、《旧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等，大都是歌颂曹操功业的②。这些歌曲都没有流传至今。但任何艺术领域的发展都不应割断历史，都应注意到它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历史证明，晋人就是在曹魏基础上改进律尺，发展音乐的。史载，杜夔调律尺（即魏尺，合0.242米），并不是很准确。晋武帝时，“张华、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钟律，其声乐多不谐和，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铜尺，铜斛七具，校减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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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杜夔传》。

② 参见《文献通考•乐十四》。

具五音以应京房之术……”①。新尺，即晋荀勖律尺，合0.231米，较杜夔律尺短0.011米。由此可证，晋人曾经是在曹操用杜夔“绍复先代古乐”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并发展了中国音乐，尤其是汉代音乐。

3.懂建筑，善治土木工程

王沈《魏书》说曹操“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这说明，他是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建筑“工程师”。事实确实如此。

史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作铜雀台于邺。作铜雀台，一则表明他将以邺作为新的重要政治中心和自己的长居地而营建；二则表明他好大喜功，喜欢通过实际的形象展示自己的势力；三则因为铜雀台的主要功能是娱欲、宴饮场所，表明他确实属于喜好声色的人物。诸此，点到为止。本书在此主要是想展示曹操的艺术才能。无疑，铜雀台是他的杰作之一。铜雀台高十丈，周围殿屋120间，楼顶建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建筑之精美，今已不见，不妨引诗为证。建安十七年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为赋。据载，“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登台赋》谓：

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其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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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乐四》。

王。①

此赋开首即发出对乃父的崇敬和随父登台游赏的兴奋之情；既而书尽台之巍峨壮观，"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并且非常自然地同操的圣德联系起来，“扬仁化于宇内”、“惠泽远扬”，最后落脚到“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之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东王，指神人东王公。这样的情景交融、才气横溢的辞赋，自然得到了时人的重视。所以曹操对其“深异之”亦绝非偶然。曹丕不及曹植来得快，然而其作亦为可观。曹丕《登台赋》词为：“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②此赋文辞秀丽，亦不失为描写景观之佳作。但也应该承认，如与曹植同题作相比，的确不及其情景交融，寓意深切。但从极书建筑本身的雄伟而言，则有过之。

铜雀台是曹操的建筑艺术代表作。另外，还有金虎、冰井二台和晚年在洛阳动工的建始殿，都是他亲自规划的。《水经注》说，铜雀台北，有冰井台，建安十九年建成，高8丈，有屋140间；南，有金虎台（又名金凤台）建安十八年建成，高8丈，有屋190间。两台规模亦很大，但高度不及铜雀台。

曹操还有许多方面的技能。他一身好武艺，“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③。围棋下得好，可与世之高手相匹。会打铁，能“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还曾设计并命有司打造“百辟”宝刀五把。他的《百辟刀令》记载了百辟刀事：“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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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全三国文•魏文帝》。

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①曹植得到百辟刀后很高兴，特作《宝刀赋》颂扬曹操的功德及其巧思，其中有云：“规圆景以定环，掳神思而造象。垂华纷之蒇蕤，流翠采之混渗。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刀不纤削。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②他还善发明，如作“霹雳车”，以对付敌人高橹。战争中，常常因时因地之宜而兴水土之建，或作地道，或为沟渠，或树栅为甬，或集沙成垒，无不尽其妙，成其用。爱好酿酒，曾特意向皇帝《奏上九酝酒法》。曹操所以如此多能，与其年轻时的社会经历及其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好养性之法，善结方术之士

曹操的诗中透露出，他是特别重视养生的。“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气出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步出夏门行》）。诸此都说明，他期望长寿，因而特重养生。所以，当其得知有人年过百岁时，便即写信求其养生方法。吃什么东西，怎样锻炼身体，都是他所关心的。曹操对于吃的东西很讲究。从他留下的《四时食制》看，他大概特别喜欢吃鱼，文中列其常吃的鱼达十四五种，不仅介绍了形状，而且还介绍了产地。鱼乃健身利脑的高蛋白食品。曹操对鱼如此重视，当非偶然。

曹操期望长寿，知道养怡可以延年，因而对于药草不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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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艺文类聚》卷60。

②《曹植集校注》第1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而且颇有研究。张华说他“解方药”，就是这个意思。曹操习啖野葛，大概是因为葛有医用效能，可以退热解毒消火，还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他经常饮少量鸩酒，实是为了不断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以防像御医吉平一类人用毒酒谋害自己。他虽然没有像秦皇、汉武那样急切谋求长生不老，但也表现出了对于“神药”的向往。“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思得神药，万岁为期”，都是这种情绪的流露。

曹操因为喜好养生之法，重视身体的保健，对于医疗和方药也有研究，进而便特别重视这方面的人才。曹植在《辩道论》中说，“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①；张华《博物志》说，曹操“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实是一位魔术大师。史载，曹操宴请宾客，因无吴松江鲈鱼而表示遗憾，左慈“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与会者大为惊奇。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左慈“乃更饵钓沈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说，需要蜀中生姜为作料，左慈说：“亦可得也。”曹操怕他就近所取，因说，我此前派人到蜀买锦，可顺便告诉使者，多买两端。话音刚落，“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来操使从蜀回来，“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②。有一次，曹操近郊游猎，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赉酒一升，脯（肉干）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感到奇怪，派人查找原因，“行视诸缱（缱，指小酒馆），悉亡其酒、脯矣”。附近酒肆的存酒和肉干都被他摄取一空了。曹操因此很不高兴，想把他抓起来杀掉，“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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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植集校注》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后汉书•方士列传》。

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①。有些话，显系附会无稽之词，实际上是已经杀了。至于《三国演义》中的左慈，经过文学上的夸张增补，故事更加荒诞，因而也就更加不可信了。关于郗俭、甘始，曹丕和曹植都曾论及。曹丕《典论》说，郗俭“能辟谷（即不吃粮食），饵伏苓”，甘始“善行气，老有少容”，左慈“知补导之术”，三人都为曹操“军吏”。曹植《辩道论》说，“（甘）始能行气导引，（左）慈晓房中之术，（郗）俭善辟谷”；导引，就是体操活动或进行气功锻炼。又说，“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另外，还有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郝孟节等，皆善养气，因而"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②。

特别需要单独讲一讲的是曹操如何对待华佗的。《三国演义》说，华佗欲为曹操开颅治头风病，曹操疑其谋害自己，便将其收死狱中。华佗的确是被曹操杀的，但言其有开颅之术却于史无征。史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精于方药，处齐（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浦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有五禽戏传其弟子，据云：五禽之戏，“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曹操闻知华佗之名而召之，常在左右。曹操的头风病（可能是神经性头痛）很严重，疼痛难忍，华佗为其作针灸治疗，效果颇好，所以有云“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③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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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方士列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瘥，即病愈之意。华佗为人脾气很不好，难得意，且本作士人，以医见业，常自后悔，他“久远家，思归”，于是假托妻子有病而归，多次延期不返，曹操多次写信催他回来，并命令郡县把他押送回来，“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①据载，荀彧曾为其讲情。说：“佗术实工，人命所县（悬），宜含宥之。”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华佗临死，拿出一卷书给狱吏，说“此可以活人”，狱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可见，华佗的医书是其自己烧掉了，非如《三国演义》所说是送给狱吏后被狱吏的妻子烧掉。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仍常反复，后来爱子仓舒病重不治，因而便有点后悔了，不由感叹地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②

曹操重视方技，善结方术之士，尤其喜欢养生之道和医学方药。无疑，曹操的支持与提倡，给了这诸多方面以很大鼓励，所以术士多愿归附，从而使得医疗技术和方药有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里有曹操的贡献。但他固有的“不为我用则杀之”的用人思想，不容一些学有专长、技有专精的人有违自己的意志，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因此而为后人所诟，亦实乃自取其谤。当然，我们更应重视的是他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曹植在《辩道论》中所说的：“世有方士，吾王（操）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乘文骥而求飞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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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方技传》。

②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三国演义》第78回把曹操杀华佗放在曹操将死之时，显系错误。第一，曹操在曹冲（字仓舒）病死时后悔杀了华佗，说明华佗至少在建安十三年或以前已经被杀了。第二，荀彧在世时曾为华佗求情，荀彧于建安十七年饮药而死，华佗当然应该被杀于此前。

曹操因好学而多能。因而他的技能与好学精神对于他的儿子们有着极大的影响。曹丕《典论•自叙》说：“上（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年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曹操好学，名闻当世，所以竟有孙权以曹操例说吕蒙、蒋钦“宜学问以自开益”的事，孙权说：“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①

三、两重性性格

曹操做事善谋，但为人谲诈。多疑、嗜杀的性格，常为历史所非。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人信条，应该给予否定。他的两重性的矛盾性格，表现突出。前面的叙述表明，他嗜杀，动辄数万、数十万地杀人，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不念旧恶”（陈寿语），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如张绣也可以用，但又睚眦必报，不管功劳多大，才能多高，既不我用，即予除之。他甚至把人杀了，还嘘唏流涕，表现出心有不忍。他把人家的儿子杀了，还写信并送去礼物表示慰问。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和《世说新语》都集中披露了曹操酷虐变诈的一面。《曹瞒传》说，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这个评价，不全面，但事出有因，有一定道理。杨修、许攸、娄圭等被杀，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另据《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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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瞒传》载，"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刻画了曹操睚眦必报的心态。

曹操自幼谲诈，长而不改。历史上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故事。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曹瞒传》载：“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他竟设下圈套，杀死亲近的身边人，以证明自己的诡言，达到惧众的目的。《世说新语•假谲》说：“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又说：“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同书《忿绢篇》说：“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以计杀人，颇不光明磊落。至于“望梅止渴”①、“以发代刑”，我以为虽谲而情有可原，不仅不宜过责，而且应该肯定其积极意义。

曹操的种种谲诈行为，常人殊难理解，但这正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性、术之所在，只不过是他表现得更加典型而已。这其中，如果究其原因，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当然是主要的，但同时与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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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说新语•假谲》载：“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庭出身以及少年养成的习性很有关系。所以对他的谲诈之行，要区别情况，作历史的分析：有的出于大局的考虑，有的则为性之所使，有的则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