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妻妾及子女

曹操好色，妻妾成群，知其姓氏者就有十五人。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其中十三人为其生子二十五人：下后生丕、彰、植、熊；刘夫人生昂、铄；环夫人生冲、据、宇；杜夫人生林、衮；秦夫人生玹、峻；尹夫人生矩；王昭仪生干；孙姬生上、彪、勤；李姬生乘、整、京；周姬生均；刘姬生棘；宋姬生徽；赵姬生茂。

妻妾虽众，犹难厌欲。为了女人，他甚或得意忘形，不顾后果，从而铸成大错。如纳张济妻，断送了儿子曹昂、侄子安民和悍将典韦的命；纳秦宜禄妻杜氏，使关羽“心不自安”。《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羽）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亦说：“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纳之”。另外，还纳何进的儿媳尹氏，并收养尹氏子何晏为养子。正因其好色，所以后人常有附会之作，如南朝人刘义庆说他曾想纳袁熙之妻甄氏，结果曹丕先行一步，不得已只好为丕迎娶。说：“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丕）已将去。’公曰：‘今年破城，正为奴。’”（《世说新语•惑溺》）照此说来，曹操攻邺是为了一个女人，操、丕均想纳甄氏，而儿子抢先一步弄到手。《三国演义》对此大加渲染。这种记载实是有意污操。以曹操之谲智，既已知甄氏被儿子弄去，怎么还能如此自污；把这样大规模用兵屠城说成仅仅是为了一个女子，更与事实不符。后人还附会说，他征孙权时，还想把孙策的妻子大乔，周瑜的妻子小乔弄到手。唐人杜牧作《赤壁》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本为“桥”，后人作“乔”。其实，赤壁战时铜雀台还没有建呢！诸此附会之说，都是不真实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曹操“好色”当是真的。

一、卞后与丁夫人

曹操的妻妾虽众，但音容言德，除卞后和丁夫人外，在历史上大都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丁夫人是他的嫡妻。《三国志•后妃传》注引《魏略》说，“太祖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曹昂字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后来，曹操去看她，想把她接回来，她正在织布，“踞机如故”，不予理睬。曹操“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曹操走出门外，再次停下步来用商量的口气说：“得无尚可邪！”丁夫人仍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死后，曹操从卞氏之请，将其归葬于许城南。曹操一直觉得对不起丁夫人，“后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我前后行意，与心未曾有所负也。假令死而有灵，子修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①可见，曹操将死之时仍然怀念着丁夫人。

古之帝王，妻妾既众，生子亦多，因而适时确立后妃名分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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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

时确立太子都是有关社稷安定与否的大计。曹操晋爵为王，已年逾花甲，因而这两件大事显得更加重要。否则便难免袁氏兄弟争立的局面重演。史载，“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容华，有美人。”

丁夫人被逐之后，卞氏在曹操所有妻妾当中地位便是最高的了。卞氏，琅邪开阳（今山东临沂北）人。她虽然“本倡家”，家世不显，但一直受宠待。一是因为她跟随曹操最久。曹操二十五岁的时候，待机乡间，卞氏二十岁，“太祖于谯纳为妾，后随太祖至洛。”后来，曹操每有征伐，亦常常携卞氏随军照料起居。二是卞氏处事谨慎、得体，甚得曹操之意。史载，董卓为乱时，曹操只身东归，未及将卞氏带出洛阳，“袁术传太祖凶闻，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是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三是“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史载，“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四是曹操长子曹昂既死，卞氏的几个儿子便是年龄最大，势力最强，才智亦最得曹操重视与欣赏的了，继承人非卞氏子莫属。母以子贵，自古皆然。曹操是先立太子，后立王后的。曹丕立为太子时，卞氏的表现尤使曹操高兴。“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欢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长御还，具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曹操立卞氏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今进位王后，太子诸侯陪位，群卿上寿，减国内死罪一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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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皆《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卞后还有不少优点，常被史家称道。（1）为人不念旧恶。《三国志•后妃传》注引《魏略》说，“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修，丁视后母子不足。后为继室，不念旧恶，因太祖出行，常四时使人馈遗，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来送去，有如昔日。”丁夫人很受感动，曾不安地对卞氏说：“废放之人，夫人何能常尔邪！”她还说服曹操按礼归葬丁氏。可见，为人颇为大度。（2）性好节俭。《三国志•后妃传》注引《魏书》说：“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甚至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以国用不足，减损御食，诸金银器物皆去之”。这种精神一直贯彻终生。史载，“太后（卞后）每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望赏赐，念自佚也。外舍当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贬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帝（曹丕）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莱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3）善知为人之道。据载，有一次，曹操得到“名珰数具”，让卞氏先自选一具，卞氏选了一具中等品色的，曹操问其故，卞氏答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4）有体恤民苦之心。史载，卞氏“每随军征行，见高年白首，辄住车呼问，赐与绢帛，对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时也。’”①

曹操于其死前几个月，且率军在外，竟然利用暂住长安之时，毅然宣布立卞氏为后，可谓明智之举。因为他洞知卞氏的优点，也感到了事情的紧迫性。俗谓“预则立”。事实证明，立后之举为太子继位和免除兄弟争立提供了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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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并注。

二、曹昂、曹冲、曹衮和曹彪

曹操的二十多个儿子，或早薨，或功业平平，虽然大都封侯，但引起曹操重视的除丕、彰、植三兄弟，只有一个曹冲。另外，可以称得上有点作为的还有曹昂、曹衮、曹彪。

曹昂字子修，是曹操的长子，约比曹丕年长十岁左右，二十岁举孝廉。建安二年，跟随曹操南征张绣。曹操被张绣掩袭，“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自己也被射中右臂。曹昂为了救助父亲，“进马于公（操），公故免，而昂遇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性命①。

曹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岐嶷，峻茂之状，常用比喻年少聪明），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冲“称象”，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开发幼儿智力的生动故事。据说，孙权曾送给曹操一头大象，“太祖（操）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仅有五六岁的曹冲对操说：“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曹操听后，非常高兴，立即用曹冲的办法，知道了大象的重量。曹冲“仁爱识达”，甚得曹操喜爱，因而提出的意见，也常为曹操所接受，“凡应罪戮，而为冲微所辩理，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据载，“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太祖（操）马鞍在库，而为鼠所啮，库吏惧必死，议欲面缚首罪，犹惧不免。”冲对库吏说，你先躲起来，三天后再去报告。“冲于是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啮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啮，是以忧戚。’太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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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并注。

‘此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啮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尚啮，况鞍县（悬）柱乎？’一无所问。”曹操在群臣面前经常称赞曹冲的才智，表现出“有欲传后意”。这就是说，曹操曾把曹冲作为一棵苗子培养过。不幸，建安十三年，曹冲十三岁，得病死了。病重期间，曹操“亲为请命”，及亡，放声大哭。当时曹丕上前劝慰曹操，操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意思很明白，曹冲死去，对曹丕兄弟来说，去掉了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①

曹衮，建安末先后受封平乡侯、东乡侯、赞侯。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喜欢读书，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三国志•曹衮传》说，曹衮“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二是处事谨慎，惟恐引起朝廷的疑虑。黄初年间，晋爵为公，官属们向他道贺，他说：“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穑之艰难，多骄逸之失。诸贤既庆其休，宜辅其阙。”曹衮的作为，感动了朝廷派到他身边的监督官们。文学防辅相与言曰：“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及有善，亦宜以闻，不可匿其美也。”于是一起上表称衮之美。衮闻之，大惊惧，便对文学们说：“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乃以上闻，是适所以增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监督者据实说几句好话，竟使曹衮如此惊慌，可见其处事是何等谨慎。三是崇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狂，习为家人之事”。黄初末封中山王，青龙三年（公元235年）病死于国。死前嘱其继承者说：“与其守宠罹祸，不若贫贱全身也。”

曹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寿春侯，黄初年间晋爵为公，先后徙封弋阳王、吴王、白马王、楚王。他同曹植的关系很好。因为世传曹植《赠白马王彪》长诗，彪名益彰。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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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曹冲传》。

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俱朝京师”。六月，曹丕先将曹彰毒死。七月，曹植与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发愤告离而作《赠白马王彪》长诗，“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反亲疏。”愤懑之情迸然而出。其诗最后一段写道：“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可见情感之深。后来，曹彪因为违背藩王无诏不得朝京师的制度，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受到削减封地的处分。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太尉王陵与兖州刺史令狐愚谋废齐王曹芳而立曹彪，谋泄，朝廷“赐彪玺书切责之，使自图焉。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属以下及监国谒者，坐知情无辅导之义，皆伏诛。”①

三、曹丕、曹彰、曹植及其争立太子的斗争

1.曹丕

曹丕字子桓，曹操的第二个儿子，东汉中平四年（公元187 年）冬生于谯（今安徽亳州市），母卞氏。

曹操很重视对儿子们的培养，在曹丕五岁的时候，便教其学射，六岁的时候，便教其学骑。因而，曹丕八岁的时候，便能骑马射箭。嗣后常被带到前沿阵地，熟悉战阵，观摩战事。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年仅十一岁的曹丕跟随父亲南征张绣。张绣降而复叛，曹操为流矢所中，险些送了性命，大儿子曹昂、侄儿安民均被杀，而曹丕却靠得自己的机警和善骑，在混乱中乘马冲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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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曹彪传》。

《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说，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观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他自己也说："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这段话，既道出了他从父亲那里受到的影响，又对自己的学问作出了非常自信的估计。

曹丕的青年时代，没有多少功业可称，因而史书也没有多少有分量的记录。我们只能从《武帝纪》和同曹丕有关系的其他列传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记述中加以梳理。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丕十七岁，从征袁氏兄弟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军旅之中作诗四首，诗中有云：“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写得颇有气势。

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邺城，住在袁绍的府第中，曹丕“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典论•内诫》），遂纳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氏为妻。

建安十一年，曹丕二十岁，开始预政。是年正月，“曹操自将击高干，留其世子丕守邺，使别驾从事崔琰傅之”①。十三年，从征刘表，未见其有什么武功，惟作《述征赋》留世。“荆楚傲而拂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就其文意看，当为振兵待发或征途之中的作品。十四年三月，曹丕随军至谯。曹操在谯，作轻舟，治水军，重练士卒，不数月，战败后的又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建起来了。曹丕参与了这次重整军旅的活动，并随军东征，情绪很高涨，因作《浮淮赋》，其序说：“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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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一年。

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及至师无大功而还谯，曹氏父子均始面对现实，冷静地考虑问题。于时，曹丕有《感物赋》之作，其序说：“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序文及其赋反映了曹丕赤壁失败后感世事变化无常的情绪，多有悲凉之气，不似出征时所作《述征赋》和《浮淮赋》那样慷慨奋发。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丕二十五岁，是其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年。“春正月，天子命公（操）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①五官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是皇帝的侍从官。曹操突破原来的框框，让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并为其置官属，宣布为“丞相副”，实际就是将其放在自己的助手地位上。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后，于史可征者有两个方面的事，一是一批文人迅即团结到他的周围。《三国志•王粲传》说：“始文帝（丕）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瑒字德琏、东平刘祯字公干，并见友善。”徐、陈、应、刘死后，曹丕曾在《又与吴质书》中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②可见相交之密。二是遣将镇压了河间民田银、苏伯的起义。《三国志•常林传》说，“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文帝……遣将往伐，应时克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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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的几年，也正是乃父曹操加强权力的几年。曹操对于大事无不亲躬，所以曹丕建功机会甚少，功业不著，除时或从征以外，主要致力于同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和组织邺下文人从事文学方面的活动，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文人集团，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赋。其中可称者有《登台赋》等。建安十七年，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为赋。据载，“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丕不及曹植来得快，然而其作亦为可观。曹丕《登台赋》其词为：“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①此赋文辞秀丽，不失为描写景观之佳作。但也应该承认，如与其弟曹植同题作相比，的确不及其情景交融，寓意深切。此后，曹丕还因友人阮瑀早亡，伤其妻孤寡，作《寡妇》诗、《寡妇赋》留世；十八年，再从曹操南征孙权，作《临涡赋》；曾随曹操出猎，因作《校猎赋》十九年，作《槐赋》二十年，作《柳赋》等等；二十二年，立为太子。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曹丕承袭乃父曹操的事业，秉汉政，为魏王，进而逼禅代汉，成为三国魏朝的第一代皇帝。

2.曹彰

曹彰字子文，曹丕同母弟，长于曹植。为人好武，不善读书。《三国志•曹彰传》载，彰“少善骑射，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青）、霍（去病），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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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三国文•魏文帝》。

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曹操以彰为北中郎将伐代郡乌桓，临发，特意告诫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彰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身自搏战，“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余里”，斩首获生以千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时鲜卑大人轲比能率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曹彰力战，所向皆破，亦请归服。曹操在长安得到“北方悉平”的消息，即召曹彰到长安。二十五年初，曹操东返，留彰行越骑将军，镇守长安。曹操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曹丕即位后，他同曹植等均被遣就封国。黄初四年，朝京都，暴薨。世人大都以为是被曹丕毒死的。

3.曹植

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四个儿子，曹丕同母兄弟。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生，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病故，终年四十一岁。

曹操很重视对曹植文功武略的培养。曹植十四岁从征袁谭，“东临沧海”；十六岁从征乌桓，“北出玄塞”；二十岁从征马超，“抱疾以宾从”；二十一岁、二十二岁又两度同其兄曹丕一起从征孙权。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续编卷一》中说：“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此二者，独魏陈思。”这是从实际中得出的评价。《三国志•曹植传》载，曹植“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操）尝观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这就是年轻时的曹植。他同曹丕一样，喜欢读书，且善写作，以至写出的文章被曹操怀疑为请人代作。曹丕、曹植的《登台赋》都是佳作，而曹植之赋尤显才气横溢。

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功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呈。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其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尊贵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①

此赋开首即发出对乃父的崇敬和随父登台游赏的兴奋之情；既而书尽台之巍峨壮观，并且非常自然地同操的圣德联系起来。这样的情景交融、才气横溢的辞赋，自然得到了时人的重视。所以曹操对其“深异之”亦绝非偶然。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正月，曹植被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七月，曹操征孙权，留曹植守邺。《三国志•曹植传》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可以看出，曹操令植守邺，实是示以重用。十九年，是曹植最为得意的一年。曹操的态度，使曹植及其羽翼加强了争嗣的步伐和决心。《三国志•曹植传》说：“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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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引曹植著作，除注明者外，均出此书，只注篇名。

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但不久，曹操的态度变了，形势也便起了变化。

建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曹操于三年之中都没有给曹植什么重要的事情作。曹操既以曹丕为太子，立即开始抑制曹植，陡然间，他陷入惶惶不可终日、“内不自安”中。及至曹操死去、曹丕继位，他更是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植被迫离开了都城，到了自己的封国临淄。黄初二年，险些送了性命。“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他由郡一级的侯爵贬为乡一级的侯爵。不久又改封鄄城侯（县侯）。黄初三年三月，曹丕在封诸弟十一人皆为郡王以后，四月间也开恩封曹植为鄄城王（县王）。但不久，又有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诬告曹植。曹植再次获罪，召至京都。曹植甚知“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泰山”，因而鼓起勇气，自我辩白。曹丕免了他的罪，使他大受感动。此后一段时间，心情颇好。据《洛神赋序》看，他在这次朝京返国途中“还济洛川”，自谓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洛神赋》。继而连连上表贺瑞。

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俱朝京师”。《曹植传》注引《魏略》说，曹植自念有过，“科头负鈇鑕，徒跣诣阙下”，“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六月，曹丕先将曹彰毒死，然后“复欲害东阿（植）”，幸太后出面说话，“彼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得免一死（《世说新语•尤悔》）①。是年，曹植回到鄄城后，又被徙封雍丘王。每次得封和徙封，曹植照例都写谢表，重点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颂丕之德，一是自陈自罪。曹植卑辞求恕，从保护自己说，比曹彰高明，因而有“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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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后出面说话可能是真的，但此话不确切，因为此时曹植还没有封为东阿王。

之”的记载。黄初六年，曹丕东征，过雍丘时，还特地到曹植住的地方看了看，为其增邑五百。

这里，顺便谈一下影响深广的曹丕令曹植作《七步诗》的问题。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说，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应声便为诗一首：“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①《太平广记》卷137《曹植条》说，文帝曾与曹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曹丕令植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植策马而驰，遂揽笔赋诗：“两肉齐道行，头上带横骨，行至酋土头，雌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煮豆》诗。《三国演义》将两件事置于同一环境，大加渲染，说操死后，植不奔丧，丕派许褚把植从临淄捉到邺城，欲杀之，母亲卞后求情，丕已答应不杀植，然而又愤不能平，听华歆之“以才试之。若不能即杀之；若果能，即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遂命七步为诗，先作《死牛》，后作《煮豆》。经《三国演义》这样一说，世人皆以为是。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一，时序不对。曹植是在曹丕为魏王以后就国的，此时用不着把他从临淄捉回来；第二，度于理，曹丕虽昏，但不可能用命作七步诗的方法，以期达到杀植的目的。因为这样做法，过于暴露阴险残毒的面目；第三，曹植本是“软骨头”，曹丕为王称帝后，植说过许多拍马和表现可怜相的话，诸如“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所以，他没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下当着曹丕的面作出含义如此尖刻的诗；第四，时之曹丕最恨曹植，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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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步诗》本六句，头三句何时演化成“煮豆然豆萁”一句，无定说。

除之心昭然若揭，虽然答应母后不杀，但是既睹此诗，必然怒不可遏，必不复谅。因此，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如《诗纪》所说“本集不载，疑出附会”；第二，《死牛》低俗无华，形同打油，非植所作；《煮豆》当是自伤自叹之作，初不示人，所以“本集不载”，及至曹丕物故，自然为人所称，所以南朝任昉有“陈思见称于七步”之语。笔者以第二种可能为是。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儿子曹睿继位。在此转折之机，曹植试图改变自己的境遇。先是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帝讳》表示哀悼之情。废话、空话、违心话，洋洋洒洒千余言，只见美辞，不露怨言，足见其用心之苦。当然，如果将其置于当时的环境，我们从其引经据典，堆积辞藻，卖弄文采想想，自然也透露着一种抑制着的兴奋情绪。

其实，曹丕死后，曹睿完全继承了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徙曹植为浚仪王；二年又令其复还雍丘。史载，“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他以为新主执柄，情势会有变化，因而立即“上疏求自试”。《求自试表》中卑辞陈诚，在自己的侄子面前大讲君臣之道。进而提出：“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最后备述不得重用之痛，“臣闻骐骥长鸣，则伯乐照其能；卢狗悲号，则韩国（古代善相狗者）知其才。……今臣志狗马之微功，窃自惟度，终无伯乐、韩国之举，是以于邑而窃自痛也。”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再次徙封东阿王。五年，再次上疏求用。魏明帝对于曹植的数次上疏，“辄优文答报”，并诏准诸王于太和六年正月朝京，但就是不打算起用他。太和六年二月，以陈四县徙封曹植为陈王。曹植在朝京期间，“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 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据载，“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死后谥曰“思”，后世因称“陈思王”。《谥法》说：“追悔前过为思”。可见“思”字并非美谥。

4.争立太子的斗争以及曹丕为帝后的作为

在封建社会世袭制度下，立嗣一直是干系社稷安危的大事。为了争立太子，兄弟相残，以致酿成杀父弑君的事，比比皆是。曹操很明白这一点，因而他在尚未封功建国之前即已开始考虑继承人的问题。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长子曹昂和爱子曹冲已死，按照立嫡立长的封建传统，卞氏所生的儿子曹丕、曹彰、曹植便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了。因此，曹氏诸子争立的斗争也就主要在一母所生的三个儿子间展开。

曹冲死的时候，曹操对丕说“汝曹之幸”。“汝曹”之“曹”乃是“辈”意，可见非指一人。这说明至少在建安十三年前以谁作为继承人，曹操还没有定。也正是这个原故，所以丕、彰、植三兄弟都在积极准备，并为此展开了明争暗斗。

应该承认，曹植的聪明的确曾经得到曹操的重视。及至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以后，曹操欲立曹丕的态度已经比较明朗，但争夺立嗣的斗争却更趋白热化。双方的策略大致相同，一是揣测曹操的意向以进言；二是努力在曹操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与孝诚；三是窥伺对方，挟嫌攻击，破坏对方在曹操心目中的形象。

说曹操有意于曹植，史有明载。《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明帝纪》裴注说，骑都尉孔桂得到曹操信任，“太祖既爱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淄侯，因更亲附临淄侯而简于五官将”；《曹植传》注引《文士传》说，丁廙曾在曹操面前大赞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曹操听了丁麋的说辞后说：“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丁廙虽然不敢直接回答，但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说：“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须臾，垂之于万世者也。”曹操颇为赞赏丁廙的话，“深纳之”。

但是，曹操最终还是立了曹丕。原因在于：第一，曹丕的支持者更善于以微言大义说操。《三国志•贾诩传》载，曹操问诩立嗣事，诩以“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指袁绍、刘表立嗣不以长，酿成兄弟相争）之语对。《崔琰传》载，崔琰露板答曹操问嗣事：“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毛玠传》载，毛玠密谏曹操说：“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邢颙传》载，邢颙对曹操问：“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桓阶传》载，桓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谏密谏，前后恳至”。第二，曹丕在自己的支持者的辅助下能够尽度曹操心理，从而隐其诡诈，以敦朴、无华、纯孝的形象面对乃父。他们很明白，靠卖弄机灵和文采，曹丕不是曹植的对手，与其在这方面争锋，毋宁趋长避短，以木讷敦厚、崇德尚孝相抗。《贾诩传》说，贾诩曾教曹丕以自固之术，“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曹丕接受贾诩的意见，“深自砥砺”；《吴质传》注引《世语》载，曹操有一次出征，曹丕和曹植都在路旁送行，“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操）亦悦焉”。面对此种情势，曹丕“怅然自失”，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心腹支持者吴质立即小声对其说“流涕可也”。于是便出现了如下场面：“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嘘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文无一章，言无一句，“泣而拜”，“诚孝”之心昭然，一下子就把曹植比下去了。又有一次，曹丕把朝歌长吴质装在废簏（簏，音鹿，用竹或柳条、藤条编成的筐形容器）中用车拉回，与其谋划对付曹植的事。结果被曹植的人知道了，杨修报告了曹操，但曹操没有来得及当场检查。曹丕有点害怕，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无害也。”数日后，吴质“复以簏载绢以入”，杨修以为簏内仍然装的是吴质，又立即报告了曹操，曹操马上派人检查，结果尽是丝绢。曹操“由是疑焉”。疑什么呢？疑曹植、杨修等共谋陷害曹丕。①

不几年的工夫，植败而丕胜便成大势所趋。曹植虽然“言出有论，下笔成章”，文章写得好，但“任性而行，不自雕劢，饮酒不节”；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②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曹操最终决定，以曹丕为魏太子。并同时发出《告子文》说：“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③以表白自己欲立曹丕为太子是早在建安十六年诸子封侯时就定了的。

曹丕既立为太子，更加“深自砥砺”，但暗地里却喜不可耐，竟失态地抱着议郎辛毗脖颈说：“辛君知我喜不？”辛毗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女儿宪英，宪英对此很反感，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④

曹操为了身后安定，既立太子，便即开始了确保曹丕继位、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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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注引《世语》。

②《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③《御览》卷241引《魏武令》。

④《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注引《世语》。

免动乱的诸多安排，除了抓紧时间立王后，以备有朝一日保太子得承懿旨而立外，最重要的是削弱曹植的势力，压抑曹植气焰。最为明显的事例有三：（1）曹植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曹操为此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①。元人胡三省注《通鉴》说，“汉《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改具。又《宫卫令》：出入司马门者皆下。是司马门犹可得而出入也。若魏制，则司马门惟车驾出乃开耳。”②可见，曹植行驰道中和出司马门都属于违制、僭越不轨的行为。因为曹植不是太子，更不是王，没有资格从这里出入。曹操借此，狠狠地打击了曹植，杀了为曹植提供方便的公车令③，并有针对性的“重诸侯科禁”。《曹植传》注引《魏武故事》说，曹操“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又说：“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据此，曹植好像是由于私出司马门而失宠，从而彻底动摇了地位。其实，时之曹植已经失宠，但他不知自励，曹操完全是借机而发，有意而抑之。（2）曹植的妻子穿着锦绣衣服到铜雀台，“操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曹操虽然有吏民文绣之服，“复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一类的诫令，但并未谈到罪可至死。这里的所谓“违制命”，显然也是指其超越了她的身份。因为她不是太子之妻。（3）剪除曹植心腹，杀杨修。杨修其人自作聪明，为曹操所难容，杀身之祸确属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将这件事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便不难看出，另一重要原因是，杨修与丁仪兄弟谋立曹植为太子。曹操初欲立植，故不为意，既至太子已立，他便立即从另一个重要角度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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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③ 公车令，秩六百石，掌殿门。《后汉书•百官志》注：“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

他确信杨修、丁仪、丁廙等不会为曹丕所用，因此，为了避免死后兄弟争立，避免袁氏兄弟各有自己一帮人的覆辙重蹈，确保曹丕能够顺利承继大统，于是毅然走出了杀植羽翼的这一步。再加当时曹丕用阴谋手段制造假象，离间了曹植及其心腹与曹操的关系，使操更加感觉不除杨修等则国家难安。“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之。”①杨修的重罪有二：一是“前后漏泄言教”，二是“交关诸侯”。所谓“漏泄言教”，概如前述“鸡肋”和“忖度操意，预作答教，……操怪其捷”类；所谓“交关诸侯”，实际就是指其为曹植羽翼。

杨修被杀之后，问题已很明朗，曹植已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更加“内不自安”，唯饮酒解忧。曹丕乘机火上浇油，以达到彻底破坏曹植形象的目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以罪除杨修”之后，曾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南救曹仁（时曹仁为关羽所围）。临行前，曹操呼植“有所敕戒”，但此前曹丕已预料到这一点，因而先此将曹植叫去饮酒，名为饯行，“逼而醉之。王（操）召植，植（醉）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②曹操一怒便收回了成命。

曹操杀杨修仅仅是剪除曹植心腹的开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③。就是说，他还没有来得及杀其他人就死了。这件事，不久便由曹丕完成。“文帝（丕）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④。

可以看出，曹操为了确保曹丕能够顺利地继位，不惜杀人，做得是有点过分了。但这是我等常人之见。在曹操看来，确保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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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②《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注引《魏氏春秋》。

③《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注引《曲略》。

④《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是大事、大局。大局定则世不乱，世不乱就能避免兄弟征伐残杀，就能避免死更多的人。史学研究工作者就应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我把曹操晚年抓紧时间果断地立太子，并为太子继位创造条件、扫清道路这件事加以肯定。被杀的人，不管是杨修、丁仪兄弟，还是曹植妻子、公车令，都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固然有点可怜，但这就是历史。

至于曹彰，自称“好为将”，但不善读书。所以，曹操从未把他作为继承人考虑。但曹彰的自我感觉良好，因而也不无觊觎之心。曹丕对他也有所提防。曹彰北征乌桓，得胜。当时，曹操在长安，为对付刘备，召彰。彰自代往长安，经过邺，曹丕对其说：“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宜勿自伐，应对常若不足者。”据说，彰到长安后，如曹丕言，归功诸将，因而曹操很高兴，手持曹彰的胡须曰：“黄须儿竟大奇也。”①不让曹彰居功自傲，看似好意，实际也是为了泯其功劳，尽力消减其影响。历史上，先王宾天之时，往往亦是诸子争立的激烈之时。史载，曹操疾甚，“驿召彰”。曹操为什么急急召彰，史无明记。据《曹彰传》注引《魏略》说，“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这是曹彰个人的揣测，并无实际根据。时曹植自知难与曹丕抗衡，所以急谓：“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其实，曹彰本人倒的确是表露了觊觎之意。《三国志•贾逵传》说：“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曹彰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想拉曹植也没有成功，只好作罢。但从此埋下了不得其死的原因。《曹彰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指的就是这件事。《世说新语•尤悔》说：“魏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