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妻妾及子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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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曹彰传》。

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問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

曹丕为太子后，甚知韬光养晦之要，少问政事，精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著述，并为友人编选文集；一是加强同重要臣僚的联系，以期得到支持。

《文帝纪》注引《魏书》说：“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传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可见其用功之勤。

《钟繇传》说，魏国初建，钟繇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繇传注引《魏略》又说：“繇为相国，以五熟釜鼎范因太子铸之，太子与钟繇书曰‘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饪，以飨上帝，以养圣贤，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兹美。……今执事寅亮大魏，以隆圣化。堂堂之德，于斯为盛。诚太常之所宜铭，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铭，勒之釜口，庶可赞扬洪美，垂之不朽。’”这实在是如同为钟繇生前建祠、树立颂德碑一样。另对御史大夫华歆、大理王朗等，均予称誉。可见其用心之苦。

对于曹丕来说，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正月，嗣魏王位，为丞相，领冀州牧。丧事毕，立即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政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想法把自己的亲兄弟狠狠地整整，使他们尽快离开政治中心地，明令曹彰、曹植等与诸侯都马上回到自己的封国去。

几件事情做过以后，内外稳定了，逼禅代汉便提到日程上了。为了夺禅，他同臣僚们频作“双簧”表演，大作舆论上的准备。汉献帝明白，与其等死，不如主动让位，庶可保住性命。延康元年十月丁卯（公元220年12月7日）汉献帝使御史大夫张音最后一次持节奉玺绶禅位，诏书从尧舜禅让，天命不常，惟归有德说起，然后述曹操之功，最后落脚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此万国，以肃成天命”①。三天后，庚午（12月10 日）曹丕便筑坛繁阳（繁阳亭在今河南临颍境），“登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汉纪年）为黄初（魏纪年），大赦”②。

曹丕黄初元年十月为帝，七年五月驾崩，做了不到六年的皇帝，四十岁就死了。无庸讳言，这是三国魏的重大损失。因为他的才能较其后继者实在是强多了。

六年中，曹丕在军事方面的作为，远不及乃父功业之恢宏。尽管他自己很自负，但算不上什么军事家，更难说是军事思想家。总的来看，曹丕对于三国鼎立的形势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军事和处理同吴、蜀的关系上都出现了错误。该出兵时不出兵，错过战机；不该出兵时出兵，构恶关系。孙权利用了曹丕的错误和弱点，对魏外卑而内亢，从来不抱幻想；用得着时，借魏胁蜀，用不着时，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利益，则联蜀抗魏，纵横捭阖倒是颇为自如。

曹丕在政治上，颇有一些对后世有所影响的作为。

曹丕甚知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与斗争是东汉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因而初为魏王，即宣布：“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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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献帝禅位诏书内容，文帝本纪与注引《献帝传》记载不尽同，此取本纪。

②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并将此规定作为一项不变之策，“藏之石室”①。这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散骑常侍不再任用宦者而皆用士人。因为宦者既然不过六百石，当然就没有资格担任官秩二千石的散骑常侍了。无疑，这是在政制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

曹丕在限制宦官权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妇人与政、外戚专权的危害。黄初三年九月，下了一道同样严厉的诏书：“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从曹丕开始，藩王不得朝觐成为一条规矩。曹丕的诸多做法都是为削弱藩王的力量，固然有防诸弟谋为不轨之虞，亦当有鉴于两汉历史的考虑。《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此评论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陈寿的话，固然不无道理，但忽视了曹丕试图稳定政权的积极的一面。

曹丕在职官和用人方面的重要思想概为两点，一是有鉴于历史和乃父丞相擅权的经验与教训，废丞相而复三公之制，从而加强皇帝的权力；二是用陈群之议，行“九品官人之法”，从而在客观上开门阀制度之先。曹丕罢丞相、复三公的同时，在实际上又开始了中国职官制度的新的一页：这就是政归中书的新体制。《通典•职官一》载，“魏改丞相为司徒，而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任，亦宰相也。”曹丕同乃父一样，都很重视举人、用人，操有三次求贤令，丕行“九品官人之法”，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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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九品官人之法作为一项选举制度，是尚书陈群首先提议的。《通典•选举》与《文献通考•选举》均载其事说：“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民）错杂，详核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见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不过，如果溯其源流，则应推及曹操。《宋书•恩幸传序》说：“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成为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九品中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选举制度。天下丧乱，士人流散，原来的举人和征辟制度已无法施行，影响了国家对于人才的选拔，于是便有了以人才优劣“权立九品”的办法。初始做法似乎也无可非议。先是州郡县各取本地“德充才盛”、“贤有识鉴”的人作大小中正；然后由大小中正将辖区所管人物根据其能力大小，而不以世族高卑，区别高下，定为九等，并且随时根据每个人的言行优劣，或升或降其等。政府则根据其品第授以官职。但后来弊端非常严重，只重门阀，不辨贤愚，从而成为一种“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的无形而又实际的封建世袭制度。但这都是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九品中正的原有之义。就曹丕、陈群的本意是期求建立一种适应历史时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举人制度，所以对他们应作肯定的评价。

曹丕为帝后，接受了乃父尚儒的一面，立即把尊孔崇儒的思想付诸行动。数其著者，一为封孔子之后。据载，西汉元帝时曾封孔子后为褒成君，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曾封孔子后为褒成侯，汉末其国已绝。曹丕于黄初二年正月复封孔子后，号宗圣侯，赐邑百户同时令鲁郡重修孔子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并在孔庙周围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二为编集经传。曹丕本纪载，曹丕“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当时，不少名儒如王象、桓范、刘劭、韦诞、牛弘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皇览》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开始了为皇帝编书的先河。后世所谓《御览》、《集成》、《大典》一类的书，追其源，均当在此；第二，开始了类书的先河。正如宋人王应麟辑《玉海》在《艺文•承诏撰述篇》所说：“类书之事，始于《皇览》”；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发挥了工具书的作用。三是制五经课试之法。曹丕为帝不久，便采纳了华歆的意见，凡举孝廉必须通过“经试”。《文帝纪》说，黄初五年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课试之法，《王肃传》注引《魏略》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补旧石碑之缺坏，当指修补熹平石经的缺损；备博士之员，当指按照以往成法置博士。曹丕的崇儒行动取得了不少效果，所以高柔上魏明帝的疏中说“高祖（丕）即位，遂阐其（操）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于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文献通考•学校七》）

曹丕发布过一些体恤民苦的诏令，不管其影响大小，都值得肯定。然而，他的有涉大局的诸多经济措施却是利弊共存，有待别论了。他继承王位以后不久，即于延康元年二月发布了《除禁轻税令》：“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这是应该肯定的。但罢钱币，以谷帛为市，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晋书•食货》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中国货币经济在曹丕的错误决策下，走了一段弯路，受到了一次挫折。

曹丕的重要历史贡献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而在文学。他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组织者。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首先是曹操善为罗致的结果。首功应该是曹操的。但曹丕兄弟的核心作用和实际组织作用，亦当肯定。特别是曹丕，由于他的地位重要，所以其作用也就更为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和钟嵘《诗品》都曾对曹氏父子的作用加以概述。刘勰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他们对于曹操、曹丕、曹植在建安文学中的组织、影响作用都给了肯定。

曹丕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从事文学评论、在理论上有重要建树的人之一。他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先河；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他的文学创作，对于后代，特别是对于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着极大影响。

曹丕为文颇多可称可美者，然而世人常常抑丕而扬植，以为曹丕的才智和文学创作都去曹植甚远。实际证明，在政治上，曹植善为小聪明，基本不具备政治家的才智与胆识，远不及曹丕处事果断、长于应变、隐诈善谋；在文学上，曹植思捷而才俊，创作丰于曹丕，然而如果因此而等而下之，却属不然。况且曹丕的文学理论远较曹植为胜。刘勰说过：“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文心雕龙》卷10）此论不无道理。

四、女儿曹节等

曹操女儿，不知几多。知其名者只有曹宪、曹节、曹华，知其封号者只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

曹操对待女儿原则，可取之处是要求严格，不仅常对她们进行俭朴教育，而且还对她们的穿戴、生活、婚嫁做了若干制度上的规定。前述“履不二采”、“禁室内薰香”、“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等，都是这方面的说明。不可取之处是，他常把女儿作政治砝码使用。

《后汉书•皇后纪》载，“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缥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这几年，正是曹操加紧掌握权力，已把皇帝完全架空，而且谋划事业的根本性变化的年代。既如此，那他为什么还把三个女儿奉献给皇帝呢？目的不言自明：一是自固，二是更加有效地控制皇帝。三个女儿入宫后都做了些什么，没有记载。她们入宫后的第二年，伏皇后“密图”曹操的事暴露了，操“遂将（伏）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后汉书•伏后纪》）。《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说，伏后密书除掉曹操的事是因为父亲伏完妻弟（可能是伏后的亲舅舅）背叛，将密书送给曹操而暴露的。但事发如此之快，不仅杀了皇后，而且还杀了皇帝的两个儿子，这会不会与曹氏三女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会不会还有曹操为自己女儿入主后宫的考虑？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应该承认，皇后曹节及其姐妹并不完全理解乃父的用心，所以既为帝妇，对于汉室江山和献帝本人都还是尽心尽力的。曹节对于曹丕逼禅，很反感，曾经试图抵制。据《后汉书•曹皇后纪》说，“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

曹节挡不住曹丕的逼禅大势，做了七年的皇后，随着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也被降为山阳夫人。此后又活了四十一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死去，合葬于汉献帝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

清河公主，与曹昂同母，是刘夫人所生，史称清河长公主，可见是曹操的长女。曹操将她嫁于心腹夏侯惇的中子夏侯楙。从仅有的一点记载看，夫妻二人很不和睦。后来发展到清河公主竟然诬告夏侯楙。《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载：“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还为尚书。楙在西时，多畜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其后，群弟不遵礼度，楙数切责，弟惧见治，乃共构楙以诽谤，令主奏之，有诏收楙。帝（明帝）意欲杀之，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为‘此必清河公主与楙不睦，出于谮构，冀不推实耳。且伏波（夏侯惇曾为伏波将军）与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为然。'乃发诏推问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江所构也。”夏侯楙险些被自己的妻子送上了断头台。

金乡公主，母杜夫人，曹操将其嫁于养子何晏为妻。晏，魏晋时期玄学家。《三国志•诸夏侯曹传》注引《魏末传》说，晏在世时“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且又好色，为官也不正派，“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公主对于何晏的为人很担心，曾对其母说：“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生有一子。司马懿杀死何晏后，想把他的儿子也杀掉，因“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杀”。

安阳公主，曹操在以荀彧为得力心腹时将她嫁给荀彧的儿子荀恽为妻，生二子。

高城公主，据李善《文选》注陆机《吊魏武帝文》引《魏略》说，“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林）及高城公主”。曹操死时，她年纪尚幼，后来不知嫁于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