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今古论曹评议

曹操，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对于他的功业及其为人，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可谓世所罕有。基于此，特将古今对曹操的一些主要评论集中述论于后，当会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了解历史、了解曹操、了解一代人物群体，进而了解历史是怎样对待曹操的。

一、时人褒贬

曹操在世的时候，已有各种不同的评论。

他少年时期“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但表现出一股聪明劲，“机警，有权数”。因而引起曾任汉太尉的桥玄和司空府属官何颙等人的注意。桥玄鼓励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①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曹操以肯定评价的人，而且是极高的评价：把曹操视为定国安邦的“命世之才”。何颙也给操以相同的评价，认为“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②

当时，最为后人重视的是专门“核论乡党人物”的许劭给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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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后汉书•党锢列传》。

的评价。许劭虽然卑视曹操的为人，但非常看重曹操的才能。他预言曹操将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①。不管是“奸贼”，还是“英雄”，都意味着曹操将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这个评语在晋人孙盛《异同杂语》中篡改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被颠倒了的评语，经过《三国志》的注引和《三国演义》的渲染，塑造出一个“乱世奸雄”形象，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曹操的看法。

严格说来，桥玄、何颚、许劭等人对曹操的评价都是在未见曹操功业有成的前提下的揣度之见。虽然人们常常试图用曹操的终生所为以验证这些预见性论评的正确，但从科学的角度说，不宜视为对曹操的真正的历史评价。

应该说，首先对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作出评价的是他的臣僚以及敌国、政敌。

1. 荀彧、郭嘉等以“十胜”誉操

荀彧、郭嘉都曾是曹操的心腹，他们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即所谓“绍有十败，公（操）有十胜”。十胜指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荀彧、郭嘉等的“十胜”之誉，本于实际，较之对比，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确实代表了一大批文武臣僚和旁观者的看法。如贾诩从明、勇、用人、决机四个方面称许曹操；鲍信、程昱以“略不世出”美化曹操。另如，董昭劝说张杨归曹：“曹今虽弱，然实天下英雄也”凉州从事杨阜对关右诸将说，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等等，皆属此类。这是曹操部属或者后来成为曹操部属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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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许劭传》。

2. 诏称“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建安十八年，汉献帝让御史大夫郗虑拿着尚书左丞潘勖承曹操之意起草的诏书策命曹操为魏公。诏书备述曹操功勋十数项，称曹操之“定天下之功”，比伊尹之于殷商和周公之于成周的功劳还要大。建安二十一年进封魏王，诏书再次称曹操“勤过稷、禹，忠侔伊、周”。按照《后汉书•献帝纪》的记载，曹操是“自立为公加九锡”和“自进号为魏王”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虽伊尹、周公方之蔑如也”云云，就是曹操自吹自己了。当然，也可以不这样看，因为策文是综合僚属的意见而由一人执笔写成的，代表了荀攸、钟繇、诸夏侯、诸曹，以及程昱、贾诩、董昭等一大批人的意见。虽为诏书，但不代表汉天子的旨意。因此，仍然不妨看作是被曹操认可了的部属的评价。

3.敌国视操为汉贼

曹操对于汉朝来说，是功臣还是奸贼，自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是以曹操及其心腹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如无曹操汉家早就不存在了，汉家借操之力又延续了几十年，如曹操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再如魏国诸僚劝操受魏公、魏王之封时的劝进表都充分表述着汉祚已尽、赖曹氏而存的观点。然而，站在敌国的角度，就不是这样看问题了。他们骂曹操的为人，不时揭露曹操的待机篡汉的野心。曹操的敌人，理所当然地要攻击曹操，因而不足为怪。最先骂操，而且连祖宗三代也骂了的是袁绍和后来归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建安五年，袁绍让陈琳起草的《讨曹操檄文》称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①。周瑜骂得更干脆：“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②刘备则称，“曹操阶祸，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③。敌国之言，意在煽动，尽管不无事实的影子，但出于敌意，故彰其恶，每每言不符实，因而，我们只能将其视为敌国之论，而不能据以评价曹操。但是，另一方面敌国也往往发出一些佩服曹操的言论，倒是值得重视的。例如诸葛亮说曹操以弱为强，打败袁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④；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⑤。孙权说：“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⑥。这都表现出他们对曹操才能的肯定。

二、魏晋期间治史者的评论

曹操死后，曾经有过一度吹捧曹操的热潮。曹植在《武帝讳•序》中说到曹操丧葬时的情景，“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沉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说辞。可以肯定，曹操死后，在他的统治区域以内，确曾举国同悲过一阵子。

曹丕代汉以至终魏一代，曹操旧属仍然经常以曹操的功业和睿智为据，谋事、劝政。如和洽以曹操“不饰无用之官，绝浮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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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⑤《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⑥《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费”，卫觊以曹操“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劝诫明帝。这说明，曹操的事功和形象，曾经有力地影响着曹魏政权。

但是，魏亡之后，情况便有所不同了。曹操的形象不再那么神圣，一些论操及三国事的书，不仅谈曹操的事功，而且也言曹操的过失及其为人。特别是晋人的著作开始披露曹操诸多酷虐变诈，为人诡谲、忌刻的事实。所以，从诸多著作看出，曹操的形象，从晋开始，便不那么高大了，而不是人们常说的是在宋代以后。

1.陈寿誉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就史家而言，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的。陈寿本蜀国人，曾仕蜀为观阁令史，但长期受压抑，“屡被遣黜”；其父本为马谡参军，马谡失街亭被诸葛亮处死，寿父连坐被处髡刑。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看不起陈寿。因此，陈寿对蜀没有好感。不过，他在《三国志》中还是给了诸葛亮以比较客观的评价的。但唐人房玄龄等撰《晋书》时仍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低了，“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①相对来说，陈寿之于曹操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评价也更客观些。陈寿给曹操的总评语是：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昧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在这里肯定了曹操鞭挞宇内的统一事业，肯定了曹操的智慧和才能，同时也肯定了曹操的谋略和揽申商法术的思想，肯定了曹操任用贤能的思想。他不把曹魏最后代汉视作篡逆，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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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陈寿传》。

“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乃曹操“明略最优”的结果。因而，他盛赞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个评语，的确要比给予诸葛亮的评语“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要高些。至于给刘备的“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的评语，更见其“等而下之”之意。不过，陈寿对于曹操的为人亦时有所非，如谴其征陶谦，“所过多残戮”①。

另外还有一些高度评价曹操的晋代著作，诸如王粲《英雄记》、王沈《魏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其中王沈《魏书》可为代表作，影响亦最大。王沈，好书，善属文，魏时累官中书门下侍郎、治书侍御史、尚书、豫州刺史、征虏将军，入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居官两朝，均受重用，是个很有影响的既有文才、又善武事的人物。他在所撰《魏书》中虽然没有对操作“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语，但其具体置评则远超陈寿之上。他不仅仅是简单地以魏为正统，而且蔑称其他包括吴、蜀在内的军事集团为“群丑”。因此便有“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之语。他从几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曹操。其中主要之点有：第一，他将曹操与孙武、吴起相较，高度美誉其军事才能与思想，“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第二，他推尚曹操的用人思想，认为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第三，他佩服曹操的智能，认为曹操是文武全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第四，他赞许曹操的俭朴作风，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第五，他颂扬曹操严明赏罚的作为，“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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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分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蜀书•诸葛亮传》、《先主传》等。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毋庸讳言，陈寿对曹操的评语中有明显的曲笔回护之辞。什么“不念旧恶”云云，实属以偏概全。至于王沈《魏书》，先代早有定论，唐人房玄龄等撰《晋书》时在《王沈》本传中指出，王沈“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多为时讳”，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以此观之，就不难理解陈寿、王沈为什么竭力誉操而较少披露其酷虐变诈了。以“纪”述曹，以“传”记孙、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陈寿、王沈等入晋后做了晋朝官，他们的著述力求适应于晋的政治需要。晋承魏后，从继统的关系来说，“帝魏”就是承认晋的正统地位；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卓有功勋，彪炳曹操的事功，对于司马氏是增荣的事，而绝无伤害。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三国志书法》中说得很对：“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

2.陆机二分评操

陆机，本吴国陆逊的孙子，入晋为祭酒，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郎中令，转殿中郎、中书郎等。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陆机曾作《吊魏武帝文》给曹操以很高评价，其中有云：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劾敌其如遗。……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以提福，亦践危而必安。……①

这是陆机“游乎秘阁，而见魏武《遗令》，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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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99《陆机》。

后发的议论。他备赞曹操，所谓“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劾敌其如遗”，以及“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云云，实是对曹操武功与才智的肯定所谓“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乃是以德配天地而与日月同辉的传统誉词，对曹操的功业加以歌颂；至于“济元功于九有（九有，即九州），固举世之所推”，则表明陆机认为曹操有大功于神州，因而得到“举世”的推崇。陆机在这篇吊文中几乎没有谈到曹操的缺点，大概是受祭悼性文体限制的缘故。所以，只能代表一个方面的评价，不宜视为全面评价。全面评价则表现在他的《辨亡论》中说的既简单而又明确的话，“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①。就是说，曹操虽然有功于国，但为政酷虐，老百姓对他没有好感。

3.孙盛《异同杂语》和晋时吴人所作《曹瞒传》首开非议曹操为人之先

南朝宋人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注引图书二百余种，其中仅《武帝纪》注引的书籍就达二十余种。这些书籍大都是魏晋时人所作，因而也大都尊曹魏为正统，称曹操为太祖。但对曹操的态度，却有显著不同。王沈《魏书》等竭力回护曹操，孙盛《异同杂语》等书和吴人《曹瞒传》则在讲述曹操事功的同时，不时披露曹操酷虐变诈的一面。比如，《曹瞒传》以“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评议曹操少年所为；极力渲染曹操遣华歆收杀伏皇后的残忍，“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后披发赤足，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曹瞒传》对曹操的总评归为三点，一是“为人佻易无威重”；二是“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旧怨，亦皆无余”；三是“酷虐变诈”，乱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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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98《陆机》。

辜。孙盛仕晋秘书监加给事中，也是晋官，但对曹操似无好感，因而评价亦大异于他人。首先，他将许劭对曹操“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预测评语篡改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曹操由“英雄”变成“奸雄”；第二，曹操杀吕伯奢一家，《魏书》说是因为吕伯奢的儿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所以“太祖手刃击杀数人”；孙盛则说是“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进而说曹操凄怆而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生动地刻画了曹操人格之非；第三，曹操伐徐州陶谦，所过多残杀，孙盛指称“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第四，曹操攻下邺城，“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孙盛评说：“……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颈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耻，税骖旧馆，义无虚涕，苟道乖好绝，何哭之有？昔汉高失之于项氏，魏武遵谬于此举，岂非百虑之一失也”①。

《曹瞒传》和《异同杂语》等书反映着包括部分士大夫在内的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深深影响着后人，遂为南北朝以后小说家作品中，包括明人罗贯中《三国演义》在内的曹操形象的渊源。

在此附带说一点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态度。裴松之对于孙盛著史的态度本有看法，曾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但他依然把孙盛诸多非操之论引入书中。由此，我们不妨认为裴松之也是不赞赏曹操的为人的。

4.习凿齿首倡操为“篡逆”之说

习凿齿东晋时人，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累官西曹主簿、荆州别驾、荥阳太守等。著《汉晋春秋》。论者常说，古代历史著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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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引文均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并注。

括《资治通鉴》在内都是以曹魏为正统的，只是南宋以后人们受朱熹《通鉴纲目》以及南宋偏安江南的事实的影响，才将曹操斥为篡逆，“帝蜀”而“寇曹”。实则不然。开其先者当为习凿齿。习凿齿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三国时以蜀为正。他说：“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又说，“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可见他是以蜀为正统的；第二，汉亡而晋兴，“皇晋宜越魏继汉”。在继统关系上，他试图把魏抹去，由晋直接承汉。他的理由是，“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他认为，曹魏没有资格继汉为正统。他说：“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习凿齿甚至不承认司马氏立功于魏，而认为“宣皇祖考（司马懿）立功于汉。”可见，习凿齿的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常强的。为争正统，不惜曲解历史。当然，习凿齿视曹魏为“篡逆”也是不足为怪的事。因为东晋与以后的南宋一样，地处一隅，情势同于蜀汉而殊于曹魏。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观点的确对后世发生了深刻影响。

三、南北朝及唐宋时期，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以及唐宋以后，人们对曹操的评价，甚受孙盛、习凿齿等人的影响。不少人专择有损曹操形象的事实与传说而宣之。

1.刘义庆例说曹操“假谲”之行

刘义庆，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爵袭临川王，官居刺史，加都督，著述甚多，行于世者有《世说新语》和《集林》等。刘义庆以魏晋逸闻轶事为内容的小说集《世说新语》，录有不少曹操故事。然而所述故事，大都是说曹操之非，数曹操之短的。他视曹操为假谲之人，因而把曹操的不少故事，收入《假谲篇》中。如讲曹操怕人暗算，常对人说：“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来，操假意已经熟睡，有一侍候他的很得信任的人怕他受凉给他盖被，他便顺手把此人杀了。从此以后，睡眠时便再也没有人敢接近了；还有一个“心动杀人”的故事说，“魏武尝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另外同篇中还讲了大家熟知的“望梅止渴”的故事：军队失道，士卒渴甚，曹操以“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诳骗士卒。如此等等。

刘义庆论曹，代表着南朝统治集团对曹操的看法。所以，不足为怪。但必须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曹操为人谲诈的一面虽然常为人非，但其政治手段却常为人效。历史表明，南北朝常有帝王逼禅的事，而这些逼禅的帝王很喜欢用曹操三让而后受之的程式。他们的辞让表，在形式上也全效曹操，如出一辙。正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论：“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自此例一开，而晋、宋、齐、梁、北齐、后周以及陈、隋，皆效之。”（《禅代》）又说：“每朝禅代之前，必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亦自曹操始（案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锡，然其文不过五百余字。非如潘勖为曹操撰文格式……）其后晋、宋、齐、梁、北齐、陈、隋皆用之，其文皆铺张典丽，为一时大著作。”（《九锡文》）可见，曹操在其后七八百年、十数代的帝王心目中还是值得学习的。

2.李世民两面评曹操

唐人对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褒贬不一。不少人推崇曹操。如杜牧很看重曹操军事才能，“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①；杜佑作《通典》重视客观纪事，不没曹操事功；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中称曹操为“英雄”：“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文采风流今尚存”是称誉曹操的风度遗传到了子孙后代身上。当然，这并不表明这些人对曹操为人诡诈的一面也很佩服。就杜甫来说，他的一些诗中讲到诸葛亮，其崇尚之情远远超过曹操之上。“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遗像肃清高”，“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既称曹操为“英雄”，也视诸葛亮为“英雄”，从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说，是不矛盾的，二者完全可以共存不悖。

必须注意到，唐人评操，砝码是不断向贬的一头倾斜的。其中最有影响的评价出于太宗皇帝李世民的笔下。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兵高丽，过邺，见曹操墓，自为文祭曹操。在这篇《祭魏太祖文》中，李世民说：“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在这里，李世民以“雄武之姿”誉操，说明他佩服曹操；他把曹操比之于商代伊尹和汉代霍光，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其匡正之功。无疑，这是正面的评价，因而常为誉操者所引用。但李世民的祭文中还有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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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杜牧传》。

面的内容，他说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①。意思是说，曹操并没有真正拯救、扶持汉帝国，用一个“乖”字（乖，背离、乖违之意），刻画了曹操的诡诈，明喻曹操的一切事功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有无君之迹”一句话，把曹操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李世民是受人推崇的唐朝皇帝，他的这篇祭文无形中为唐人评操定了调子。我们看到，唐人善为诗，但言操者少，颂操者更少，偶见几首，大都深寓讥讽之意，如李邕在《铜雀妓》中说：“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②“君举良未易”，是说曹操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是不会改变的；“永为后代嗤”，是说曹操将永远被后代人所讥笑，嗤之以鼻。元稹《董逃行》说：“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更是严厉的谴操之语。杜牧《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实亦讽操之句。

史家刘知几，不否定曹操的诸多事功，但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③。田常，春秋时齐国人，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专齐国政，为后来田氏代齐奠定了基础；王莽，西汉末以外戚专权，杀死汉平帝，自称假（代）皇帝，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田常、王莽都是弑君夺国者。刘知几认为，曹操的罪名百倍于田常，千倍于王莽。可见仇视到何种程度。

另从诸多诗文的记载可知，早在唐，甚至隋末三国故事已开始被艺术化，甚至搬上了舞台。《太平广记》卷226收唐人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15卷，作木偶戏，其中便有“刘备乘马渡檀溪”。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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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10。

②（唐）李邕：《铜雀妓》。《全唐诗》卷115。

③（唐）刘知几：《史通•探赜》。

或笑邓艾吃（指口吃）”，说的就是人们观看演出时的情形。既有刘关张的舞台形象，肯定也少不了曹操登台亮相。

3.司马光未以曹魏为正统

论者或谓曹操的形象主要是南宋以后被丑化了，北宋时司马光以曹魏继汉统，尚是“帝魏寇蜀”、“尊曹抑刘”的正统派。无疑，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形式上确实是以曹魏继汉统的，曹丕代汉，即以魏之黄初代汉之纪年，前后相衔无间；曹操秉汉政期间，始终奉献帝建安正朔，因而曹氏所为也大都记在了献帝建安账上。但这绝不说明司马光承认曹氏的正统的地位。对此，司马光大概是惟恐被人误解，所以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即帝位，改元章武的记载后，写上了一篇很长的议论，其中有云：“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指南北朝时之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指朱温，建后梁）代唐，四方幅裂，朱邪（指李克用，建后唐）人汴，比之穷、新（指将朱梁比之于有穷篡夏、王莽篡汉），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司马光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都是徒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因而不能“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质言之，司马光这是特意声明，他并未尊曹为正统。因而，他进一步申明，“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以曹魏纪年继汉呢？司马光说得更清楚：“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是个正直的历史学家，他的治史态度的确如其自己所说，“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他很重视曹操的事功，也很看重曹操的才能。他在评论荀彧时充分表露了这种意思，“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而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又说：“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但是，综观《资治通鉴》汉献帝诸卷，不难发现，司马光对曹操的为人同样没有好感，因而在不少地方用材遣词也常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诸如他评论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①所谓“蓄无君之心”，实际就是“奸臣”的另一种表述；所谓“暴戾强伉”，就是乖戾残暴的代名词；所谓“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则生动地刻画了曹操的既想立牌坊又想当婊子的心理状态。另外，表现在使用材料上，我们还看到：他引述许劭评操，舍《后汉书》记许劭语“乱世之英雄”不用，而用《三国志》中注引的非正式史记孙盛《异同杂语》中的“乱世之奸雄”。“乱世奸雄”的形象，经《资治通鉴》一倡，那较孙盛首倡者对后世的影响不知增加多少倍；记述曹操征陶谦，则恰恰相反，取材《后汉书》而舍《三国志》的记载。陈寿《三国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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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记不过是“所过多所残戮”①，“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②而范晔《后汉书》则称“凡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③。用《后汉书》的材料，显为重其罪愆；曹操欲杀杨彪事，《三国志•武帝纪》不详其事；《孔融传》注引《续汉书》说，操与彪有隙，因托彪与袁术婚姻执彪。司马光亦舍而不用而取《后汉书》之文：“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一个“诬”字，进而“劾以大逆”，便把曹操蓄意害人的奸诈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了。另外，从其引述习凿齿论刘备“刘玄德虽颠沛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④看，就人品论，司马光更崇刘备。不可否认，司马光虽在继统关系上为“尊魏抑蜀”者张目，但同时也在中国历史上“抑曹扬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4. 北宋时曹操的奸雄形象，已经定型，而且已深入民间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记载，在东京汴梁街巷“瓦肆”中有各种靠卖艺为生的人，唱小唱的，演杂剧的，表演傀儡戏和影戏的，还有踢球、相扑和舞刀弄棒的，还有一些专门讲史、卖史书、猜谜、说诨话的。其中，孟元老特别提到有一个名叫霍四究的人“说三分”。“说三分”就是说三国故事。可见，当时在汴梁已有一种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专门说三国的书场和很有一点名气的说书人。说书人既然能以此谋生，说明听说三国故事的人不在少数。推而论之，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愿听三国故事，说明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通过艺术加工，更加生动化了，形象化了，因而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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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陶谦传》。

③《后汉书•陶谦传》。

④《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更大感染力。另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9《博弈嬉戏部•影戏》记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将三国人物作成“影人”以表演三国故事的“影戏”，窃以为，将这视为后世三国戏的雏形，当不为过。说三国故事，演三国戏，剧中人物当然少不了曹操、刘备等主要人物。那么，当时的艺人是如何刻画他们的呢？这一点，我们从苏东坡《志林》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启示。苏东坡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苏轼的记载表明，第一，当时不仅成年人愿听三国，而且成年人也特愿让小孩子们去听三国；第二，说书人和听书人都同情刘备，站在了刘备一边，闻刘备败，有的人竟哭了，而对曹操却极为憎恨，闻曹操败，便欢呼歌唱。这说明，北宋期间，白脸曹操的形象已是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郭沫若说过一个意思：在封建时代人民的意识中的糟粕“是支配阶级蓄意培植的”（《替曹操翻案》），所以，曹操的形象被歪曲，责任不在人民。曹操的形象是否被歪曲，姑且不论，但说人民的意识要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却是有道理的。司马光、苏轼都是支配阶级的上层人物；即使说书人，也不外是民间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似乎亦应划在统治阶级一边。他们的看法和著作，当然影响着老百姓。前面已经讲过司马光，这里再着重讲讲苏轼对曹操的评论。

苏轼写过《魏武帝论》、《诸葛亮论》，以及《孔北海赞》等文。在《魏武帝论》中，苏轼分析三国鼎立，孙、刘不足以敌曹，然曹操最终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说：“魏武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是故有所重发而丧其功，有所轻为而至于败。刘备有盖世之才，而无应卒之机，方其破刘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惊，斩之不能禁。（曹）释此时不取，而其后遂至不敢加兵者终其身。孙权勇而有谋，此不可以声势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争利。犯此二败以攻孙权，是以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可见，苏轼给曹操的评价要比同时代人司马光给曹操的评价低得多。他虽然承认曹操“用兵制胜”的才能，但是很有限度。他认为曹操的根本问题是“不长于料人”。论者有为曹操辩解者，说苏轼对曹操的评价不正确，认为曹操不仅善于料事，而且也"长于料人"。其实，苏轼这里说的主要是曹操对刘备、孙权所“料”不够，他没有很好地利用刘备“无应卒之机”，而蜀人未附，一日四五惊的情势取蜀；他没有认识到孙权勇而有谋，而试图用“声势恐喝（吓）”取之，又加“不用中原之长而与之争于舟楫之间”，结果“丧师于赤壁，以成吴之强”。应该说，苏轼的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的。苏轼在《诸葛亮论》一文中，将诸葛亮同曹操作了对比，说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又在《孔北海赞》中直书“曹操阴贼险艰，特鬼蛾之雄者耳”。可见，苏轼虽然有限度地承认了曹操的才能，但对曹操的为人是极为卑视的，不仅视为一般的奸臣和缺乏“忠信”之人，而鄙为“鬼蛾之雄”。

司马光、苏轼等人在其文字中表述的观点，当然会在政界、士人和庶民百姓中产生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广大庶民百姓的道德选择。曹操为人诡谲奸诈，自然不为百姓接受。换言之，曹操的形象日落，既有统治阶级的思想及其宣传的影响，也有庶民百姓自己的道德向往，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不宜偏执一词。

5.南宋时，“天心大讨曹”

赵宋南渡，形同孙、刘偏居一隅。形势所使，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其中尤以一些倡导忠君、爱国的人们如朱熹、陆游等更是视曹操若寇仇。

朱熹是晋人习凿齿以后第一个真正把曹魏从历史文字的记载中排除到正统以外的人。朱熹作《通鉴纲目》，不顾历史事实，径改《资治通鉴》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的纪年关系而为刘备章武承汉建安纪年。显然，这是不科学、不严肃的。历史的事实是，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丕办完了丧事，继为丞相、袭爵魏王，当月改元为（汉）延康元年；十月受汉禅，废汉纪元而为魏纪元，即黄初元年。一年之内，三个年号，两次改元；（汉）建安——（汉）延康——（魏）黄初。三个年号，前后紧相衔接。而章武是刘备于黄初二年四月称帝后的年号，若以章武承建安，中间要断时数月，出现了时间上的空档。这正是司马光不取章武而用黄初的重要原因之一，“天下离析之时，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

朱熹纂史用章武纪年而不用黄初纪年，是其尊刘抑曹、帝蜀寇魏观念的具体表现。至于文字的表述，也不像《三国志》、《资治通鉴》那样相对客观而更加突显褒贬之义，径称曹操为“篡盗”。

朱熹心目中的曹操非“盗”即“贼”还表现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据《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朱熹评操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

南宋时期，视操为贼，已是人们的共识。陆游有《得建业停郑觉民书》诗云：“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和情绪。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虽然极称曹操知人善任“实后世所难及”，但同时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鬼蜮”之谓，显本苏轼之说；“君子所不道”，则在鄙视曹操的人品方面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四、元、明、清时期，曹操的“奸雄”艺术形象定型化

1.艺术化了的曹操逐步取代了历史上的曹操

据学者们考证，叙说三国故事的话本在宋元时代已经有了。如元初至元年间《三分事略》话本。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是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长达八万多字，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规模。金院本、元杂剧中存留至今的三国故事剧目也有四十多种，剧本一、二十种。学界共认，罗贯中《三国演义》就是参照史籍、采摘传说，并在这诸多已流传颇广的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

《三国演义》是以什么指导思想对待曹操的，已是人所共知，勿须多说，撮其要：一是以“篡逆”视操，把曹魏排除在正统之外；二是以“谲诈”绘操，巧演历史，充分揭露、渲染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

《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杰出的文艺作品之一。书中曹操、刘备、诸葛亮等诸多历史人物的事功及其形象，虽然大都本于事实或取自传说，但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或奸，或忠，都被典型化了。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已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诡谲奸诈的作为及其龌龊的心理状态突出了。因而造成了历史上的曹操与《三国演义》以及金、元以后的戏剧中的曹操有着很大的差距。

无疑，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第一，《三国演义》等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第二，《三国演义》的写作基本符合历史小说的写作要求，它在贯彻其尊刘抑曹的思想时，主要是通过铺陈细节、重组或调整事件的前后关系、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等手法完成的；书中重要事件本身的具体描写很少空穴来风、无中生有；第三，作品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反映着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观。这是不能强求作者的。

这里，顺便就《三国演义》的历史作用说几句话。在诸多评论中，对于《三国演义》的历史作用，或谓宣传了英雄史观，或谓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或谓歪曲了曹操的形象。诸此，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事实上，包括所有历史典籍和历史小说在内无不体现着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并非是《三国演义》的独有特点，时代使然，不必过责。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三国演义》虽然有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或给历史渗进了水分，掺入了杂质，但更主要地是通过艺术的手段使广大民众得到了汉末、三国的历史知识。直到今天，人们为什么对三国历史故事知道得较其他朝代多？《三国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关于曹操的形象，人民群众的确是通过《三国演义》以及据此编成的各种戏剧的熏陶，将其视为诡谲、奸诈、篡盗的化身的。所以，对此《三国演义》难辞其咎。但是，《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这个反面形象，却始终起着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这就是鞭挞奸诈，褒奖忠信，非议权术，提倡诚直。这正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所需要的。因而，《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应该指出，在学人著作中的曹操，依然是个两面形象的人物。很多个人的学术著述承继了唐宋以来对于曹操的评价，即肯定其才能，非难其为人。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多才多艺”、“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但当讲到为人时，便谓曹操“志窥汉鼎”、“称王谋逆”、“甘心作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