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年（1805），纪晓岚老死于京城，享年82岁。
生前他自撰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就是这样的一位“世故老人”，他又如何肯、如何敢与权倾朝野的和珅直接对抗呢？
既然纪晓岚只是乾隆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也不是一个跟和珅针锋相对的斗士，然而他在广大民众中间却极受欢迎，似乎可以说是老百姓的明星，这是为什么呢？有关纪晓岚的民间传说不计其数，这恐怕也是中国文人少有的待遇吧？仔细想来，恐怕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纪晓岚具有幽默风趣的真性情。清代笔记中记纪晓岚，提得最多的就是纪晓岚的诙谐。如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说：“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如果说纪晓岚幽默风趣，大概不会错。但仅仅是幽默，还不足以达到人人传颂的地步。纪晓岚的幽默，还有真性情的一面。在流传下来有关纪晓岚的幽默故事里面，有两点比较突出，最能看出纪晓岚的真性情。这就是纪晓岚敢于跟权势人物开个小玩笑，而且也能讲荤段子。
例如他敢称呼乾隆为“老头子”，敢趁题亭额的机会讥嘲和珅一家，尽管这些故事不一定真，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纪晓岚面对权势人物的幽默作风。对于文人一般不敢惹的太监，纪晓岚也敢开个玩笑。有一天散朝时，一个太监想听纪晓岚讲笑话。纪晓岚假装沉思半天，说：“从前有一个太监……”说了半句，就不说话了。这个太监等了半天，就问：“底下如何？”纪晓岚答道：“底下一样没有。”闻者绝倒。对于这样的调侃，当事人倒也不好表示什么，也不便于施加报复。这也许是纪晓岚借幽默来表达性情的原因吧。
纪晓岚还时不时来点段子，更可以见出其性情。有一次，一个姓平的朋友做了新郎倌，纪晓岚送了一部《诗韵》贺喜，人们都很奇怪这个礼物有什么奥秘。平某思索了好几天，才知道纪晓岚取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跟自己开了个玩笑。这种荤段子向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要想它不流传天下也难。明清两代，民间非常流行的一部笑话总集《笑林广记》中，大概有一半内容都是与性有关。
第二，纪晓岚善于对联之戏。对对联，俗称“对对子”，既是文人自幼接受教育启蒙最基本的课程，又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娱乐活动，深受百姓喜爱。纪晓岚才思敏捷，诙谐不羁，尤善对对联，常有妙语。比如他为一穷苦铁匠所写对联为：
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
又比如，他为理发匠所写的对联为：
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寥寥数字，精细入神，堪称绝对。
有一次纪晓岚入值南书房，有位老太监久闻纪晓岚大名，特地前来一睹风采，只见他身穿皮袍，按当时文人的习惯，手持折扇。这位太监便出题：
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读否？
此联巧妙地将春、夏、秋、冬四季相嵌，且暗含对纪晓岚打扮的讥讽，非常不易回对。不料纪晓岚轻松应对：
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么？
此事迅速被传为笑谈。
纪晓岚善于对联，应该是事实。纪晓岚这个才能在当时的官场上也是流传已久。
纪晓岚首先引起乾隆注意的，是他出的一副灯谜。一年元宵，乾隆命大小臣工上进灯谜，以供紫禁城悬挂。纪晓岚所献灯谜为一副谜联，注明上下联各猜一字：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猜不出答案，查知系纪晓岚出题，便召其回复，结果得知其答案为字的偏旁谜，即“猜谜”二字，大加赞赏。纪晓岚的座师刘统勋等人，也乘机对乾隆夸奖纪晓岚。此后，纪晓岚名声更著。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五十寿辰，文武百官纷纷撰联赋诗，无非万寿无疆之类。而纪晓岚所写之联别出心裁：
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上联指清朝统一全国后，西起葱岭，东濒大海，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纵横均为四万里，版图之大，为历史上所未有；下联指五十圣寿再加九千九百五十岁，正好合为万岁，敬祝乾隆万寿无疆。见到此联后，乾隆大喜，当即传旨，将纪晓岚擢为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39岁的纪晓岚奉旨出都，任福建学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翰林来说，外放学差无疑是仕途上的一个转折点。纪晓岚对此喜不自胜。登车启程，至济南改乘舟船，沿运河南下，一路行来，山川秀丽，他也不停写诗作赋，后来还结集出版，名为《南行杂咏》。
传说在行舟途中，纪晓岚遇到一位老者，亦乘大船南下，还给他送来一张纸条：“我看阁下必是一位文士，现有一联，如阁下能对出，敝船必当退避三舍，如对不出，则只好委屈阁下殿后。”老者的上联是：
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联。“橹速”谐指三国著名文臣鲁肃，“帆快”暗指西汉著名勇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双重含义，表面上是说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说文不如武。纪晓岚深知此联难对，不禁冥思苦想，结果让老者扬帆远去。他到福州后，主持院试，乐声轰鸣。纪晓岚触景生情，想出下联：
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
“笛清”暗指北宋名将狄青，“萧和”暗指西汉宰相萧何，也是一语双关，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
世上流传的纪晓岚对对子故事，有真有假。例如，有一则故事说纪晓岚曾随乾隆南巡，路过黄河碎石滩。乾隆出了一个上联：“石头渣稀烂棒硬。”纪晓岚漫不经心地答道：“黄河水翻滚冰凉。”对联上下句都体现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算是不错。但其实乾隆六次南巡，纪晓岚没有一次扈从过。不过，纪晓岚善于对对子是真，而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广泛地传播了纪晓岚的大名。
第三，纪晓岚朋友遍朝廷，门生满天下。纪晓岚早年就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文人学士结成文社，半月聚会一次，谈古论今，切磋诗文。文社中有他的族兄纪昭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大昕。就连上科进士刘墉，这时已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也参加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纪晓岚与刘墉一齐被推为文社领袖。由于文才出众，也由于性格谦和，纪晓岚很快在朝廷上下拥有了一批兴趣相投的朋友。
纪晓岚多次担任过考官。他先后任过乾隆己卯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本省壬午乡试同考官、提督福建学政、甲辰会试副总裁官、己酉武会试正总裁官，嘉庆丙辰会试正总裁官、己未武会试正总裁官、壬戌会试正总裁官等。正因为他经常担任考官，所以门人众多。
朋友和门生一多，纪晓岚的名字未免在他们口头、著作中经常出现。久而久之，纪晓岚的声名怎么可能不越传越大呢？
第四，与两部名传天下的书有关。第一部就是清代的文化大工程——《四库全书》。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借此机会还删定了一部重要的目录学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本书在学界也享有盛名。第二部书就是纪晓岚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也获得后世极高的赞赏。鲁迅认为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既有趣，又有真知灼见，而其“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鲁迅据此盛赞纪晓岚是当时社会中“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小说家孙犁认为这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这两部书都留名后世，其编纂者纪晓岚自然也就名动天下了。
纪晓岚死后，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一种相当高的认可。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他是一代通儒，“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这就是说纪晓岚不仅学识好，而且也是性情中人，幽默得也很在理。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基本上符合实际的。
八、和珅
自从《宰相刘罗锅》等电视剧上演后，油头滑脑、不学无术的大贪官和珅的形象家喻户晓。和珅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乾隆年间，他做到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权力仅在乾隆之下。那么，历史上的和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和珅列传》是嘉庆年间整理的原始档案，详细记录了和珅的身世和他的经历。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便平步青云，迅速成为大清帝国政治舞台上一手遮天的人物，闻名全国。
但是人们对他的早年生活却所知不多。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作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有人说和珅出身“贫贱”、“卑微”，估计是和珅当政时升迁太快，又飞扬跋扈，故被人所痛恨，遭到过他打击、排挤的人，故意造谣，以表示他不配当宰相。当然，和珅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却是事实。从许多野史中可以知道，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10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
事实上，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他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加上他努力学习，所以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除了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外，和珅的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也都相当不错。
日后和珅在乾隆身边时，运用各种语言接待不同民族的上层人士，同时能用多种文字起草上谕，甚至连西域秘咒也略知一二，能猜测乾隆心理，使得自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与少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和珅还练得一手好字，对诗词歌赋与绘画都能来上一手，可惜当他受诛之后，人们不齿他的为人，故作品流传不广。
皇帝的侍卫很多，但为什么和珅会得到乾隆的赏识？
《庸庵笔记》记载：某日乾隆要外出，仓促中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责问：“这是谁的过错？”众侍卫都吓得不敢出声，只有和珅应声说道：“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乾隆马上将他升了职。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珅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26岁的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授正蓝旗副都统。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左侍郎，三月授军机大臣，四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短短半年，和珅从一名普通的侍卫，进入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成为乾隆皇帝的亲信宠臣。
《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
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
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
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得到乾隆的肯定。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
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造反，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镇压。前方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但和珅先到一步就瞎指挥，竟然转胜为败，致使总兵图钦保被打死。乾隆知道情况后，命令和珅马上回京。和珅回京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兼任了兵部尚书。
据史料记载，和珅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乾隆四十一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机大臣。3年后，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学士阿桂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董诰都讨厌和珅，结果就出现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
为此，御史钱沣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下令恢复军机大臣在一起办公的规定，这一奏折矛头指向和珅，乾隆承认奏折所反映的情况是对的，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乾隆知道阿桂与和珅不和，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工程、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和珅究竟是凭借什么功夫，讨得乾隆皇帝如此欢心呢？
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相反，他还是很有才干的。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
和珅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做诗、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的书法很见功力，和珅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摹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交由和珅代笔。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珅代笔。
乾隆在晚年时仗着国家繁荣昌盛，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三十个行宫；他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造江南风景；建造娱乐场所；80岁时举行万寿大典。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国库已枯竭，银子从哪里来？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像和珅这样的人，因为和珅是一个弄钱好手。他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
皇帝八十大寿，和珅命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在京各部长官要捐出工资，淮南淮北的盐商要捐银四百万两。
和珅还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就是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罚款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而他们对付的办法就是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努尔哈赤后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珅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的内务府，没用几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乾隆的腰包被塞得鼓鼓的，能够随意享乐，当然高兴，对和珅也就更加依赖了。
和珅不仅在崇文门税关勒索商人和官员士子，而且通过各种方法搜刮大量银两与珍宝。和珅在填满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有时交一二件给皇上，其余都落在和珅的手里。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在当年和珅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特制的夹墙里。
这种事情，打着效忠皇上的旗号，自然不容易被人发现，就是发现了，谁又敢说三道四呢？看来，和珅是认准了这样一条：只要讨得皇帝欢心，其他什么都好办，哪怕是犯了什么过失或是顺便也给自己搂钱，皇帝也不会在意。那么，和珅既然已经把乾隆皇帝伺候得到了离不开他的程度，又怎么会丢了性命呢？
和珅之所以能够成为乾隆的宠臣，权倾朝野，不仅因为他给乾隆搞到了不少银子，更因为他在官场玩弄权术也十分高明。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所有这些，最终都未能挽救他的性命。
和珅一方面依靠乾隆掌握朝中大权，同时利用权术拉帮结派，培植亲信，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珅拉拢亲信军机大臣福长安，福是乾隆孝贤皇后亲侄子，其父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任军机大臣等高官。此外，山东巡抚伊江阿，和珅的老师吴省钦、吴省兰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他的弟弟和琳，更是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言官升为四川总督。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则不择手段地排挤打击。大学士松筠对和珅不屈服，被发配到边远地区任职。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德高望重，和珅总想扳倒他。军机大臣王杰、董诰也是和珅压制的对象。
和珅对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讨好皇上更是与众不同。从当时朝鲜《李朝实录》中可以看到来华朝鲜使臣的描述：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每当皇帝吐痰时，他就马上端个盆子去接。由于和珅的种种恶行，总有人想弹劾他。当然，那并不是传说中的刘墉，实际上刘墉比较圆滑，不敢仗义执言，反而是一些级别不高的官员敢于碰硬。
乾隆五十一年《夏季档》记载：御史曹锡宝本想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从中打开缺口。但他做事不慎，将奏稿拿给同乡吴省钦过目。吴省钦连夜向和珅告密，曹锡宝因此事被革职留用。
曹锡宝等人没有搬动和珅，反而使和珅有所警惕，他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以绝后患。他规定：以后所有送给皇上的奏章，都必须同时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这样谁去皇帝那儿告他的状就不容易了。他还规定，御史位置空出时，只能用60岁以上的老臣担任。和珅用权力几乎把所有通向皇帝的渠道都堵死了，这样他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嘉庆元年，乾隆把皇位传给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自己当起太上皇。但遇上国家大事和重要人事任免，他都要亲自过问。
形势发生变化，和珅不得不采取措施防备嘉庆。他一面极力讨好嘉庆，又竭尽全力限制嘉庆培植自己的亲信。嘉庆即位时，他的老师朱珪时任广东巡抚，上了一封表示庆贺的奏章，和珅就跑到乾隆面前告了朱珪一状，不过乾隆未予理睬。
嘉庆元年八月，乾隆准备召朱珪回京，升任大学士。嘉庆向老师表示祝贺，和珅又向乾隆告状，说嘉庆笼络人心。这次乾隆生气了，幸亏军机大臣董诰劝谏，乾隆才作罢。但不久，和珅还是鼓动乾隆将朱珪从两广总督降为安徽巡抚。
和珅还将吴省兰派到嘉庆身边，监视嘉庆的言行。
嘉庆二年，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病故，和珅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王杰因看不惯和珅告病退休，董诰因为母亲守孝也回了老家，在军机处和珅可以呼风唤雨。
这时乾隆已年老力衰，记忆力下降。和珅真正成了乾隆代言人，他的专横比往日更甚。
嘉庆城府很深，他把和珅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却不露声色。当有人说和珅不好时，嘉庆反而批评说：我正要依靠他来治理国家，你们为什么来说他的不是呢？甚至有些重大事情仍然让和珅去处理。这样，和珅终于被麻痹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倒了。当天，嘉庆任命和珅与睿亲王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并召朱珪迅速回京。
正月初四，嘉庆谴责在川镇压白莲教的将帅冒功请赏，并解除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的和珅与福长安的军机大臣职务，命他们昼夜在大内守灵，隔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
正月初五，官员纷纷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
正月初六，嘉庆进行人事调整。
正月初八，嘉庆命令上奏文件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抄录副本。
正月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职务，交由刑部，并命查抄和珅家产。
正月十一，嘉庆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要各省督抚表态。
正月十五，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请求将和珅凌迟处死。
正月十八，在京大臣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表示，为了国家的面子，恩赐和珅自尽。对福长安改判死缓，但要让他亲眼看着和珅自尽。
随后，除了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或向他行贿的官员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稳定。
嘉庆为什么要铲除和珅？
有人说和珅被杀是因为他太富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他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招来杀身之祸。
从查抄家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索贿受贿；大量兼并土地；开设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开设煤窑、跑运输……大量银子进入他的私囊。
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北京、承德等地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起豪宅（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宁寿宫建起楠木房，并仿皇帝建制修建垂花门等。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淑春园，即今北大未名湖。和珅不仅享受着姬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今蓟县）修建巨大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平毁。
和珅被抄家时，除各处房产花园外，还抄出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土地10多万亩，收租房屋1000多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通过和珅仿皇帝建制修建房屋、陵墓等，不难看出他已不光是贪恋钱财，权欲之大已到了惊人地步。这才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主因。
嘉庆四年，嘉庆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其实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嘉庆四年正月，他在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嘉庆甚至怀疑他可能会谋反。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乾隆时期，和珅也许运气太好了，盛极而衰。嘉庆元年以后，和珅的家庭接连遭到不幸。
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当时他正随驾避暑山庄，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极为伤心。
两个多月后，和珅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染瘴气身亡。和氏兄弟手足情深，和琳又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
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夭折。
嘉庆三年，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
和珅虽妻妾成群，但与冯氏感情最为深厚。不到一年，和珅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草草埋葬了和珅。
和珅始终认为是被自己的才华给害了。和珅的确是个有才的人，但他最大的才华却是玩弄权术。他能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靠的是紧紧傍着皇帝、讨得皇帝欢心的本事，然而这种本事却不能让他永远享受富贵，最终还是皇帝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九、曾国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 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