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却输”二句，是将野景与家景作了对比，明着是说书带草更早得到春意，似乎是有意贬低小草，但“暂借”却力挽狂澜，那刚露头角，还没有挺起腰杆的贴地形象，在这里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所孕育的欣欣向荣的内在力量一旦生发出来，岂是书带可以比拟？
颈联是作者形象化的点题，“通野”句是宏观角度，照应草色遥看，“停鞭”句则是微观角度，照应“近却无”，将这种若有似无的感觉描绘得栩栩如生。如果说，“望”字在此还略显平淡的话，那“停鞭”则，使人看到寻春人寻春的形象与爱心，画面一下子活跃起来，可寻春的最后结果，却不免使人产生悠悠的失落之感。
于是，作者自然转到尾联，经过理智性的思考，他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有从无来，虽然现在它还很不打眼，但未来的前途则不可限量。春，不只生育了万物，也化育了万物，不只是小草秉承了它的甘泽，哪一样东西不是它所创造的产品，这么说，春就是万物之母了。 (王 端)
鹰 搏 兔
风吹衰草寒飕飕，苍鹰在臂凝霜眸。
瞥然狡兔走平畴，三窟已失空含愁。
高盘云翮孤星流，厉爪下去势更遒。
怒气一奋谁能驭，嗟彼韩卢有技徒增羞。①
呜呼，汝鹰性非柔，却邀富室千金求。
古来英鸷半埋没，凡雀嘈嘈何其稠。
[注释]
①韩卢：古韩国良犬名，《博物志》：韩国有黑犬名卢。
[赏析]
历代写狩猎之诗，豪气最盛者，莫过于王维的《观猎》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戛戛独造，雄姿英发，“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更是气势豪迈，意气风发，而乾隆的这首狩猎诗也自有其可观之处。
首句从背景入手，意在运气，来个先声夺人，“寒飕飕”，是“风劲”的化用，“衰草”是“草枯”的代名，因其“寒”，故能见搏击者的雄姿，因其“衰”，可知被猎物的无所逃遁，这是在为英雄提供用武之地。接着推出主角苍鹰就很自然。而鹰的主人却隐在画面之外，不像“将军猎渭城”那般显豁，但“在臂”二字，已让人由点及面，由部分而全体，去体味苍鹰主人的雄姿神韵，“凝霜眸”，由臂鹰的立姿转为定点聚焦，一“凝”字写注意之专注，一“霜”字写眼睛之明亮与性情之凶猛，都具千斤之力，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亮相！
三四两句，“瞥然”一转，打破了“凝”之静态，猎物终于出现了，原来是个兔子，一个“狡”字，显示出其敏捷非凡。但狡兔终于没有逃脱雄鹰的眼睛，鹰之威猛压倒了兔之狡猾，但二者的对抗仍然是吸引人的，兔逃跑之迅疾，也是不同一般的，鹰与兔展开了速度的拼搏。形势对兔子不利，天不和，有寒风劲吹；地不利，是一片平畴，昔日所营之三窟，如今安在！“空”字写出兔子挣命的绝望，从侧面烘托出了鹰的雄风。
五六句转入正面描写，由地面到高空，是继续蓄势，“高盘”对“平畴”，“孤星流”对“狡兔走”，高下之势，不言自明，真是所谓天壤之别。在经过一段的周旋后，鹰终于瞅准机会，发动了攻击，稳、准、狠，疾如闪电，快似流星。
如果下边作者顺势再写兔之惨败，则气势必将败弱，穷寇莫追的道理即在于此，盖此时再加以张扬，则笔意滞重，因此作者笔锋突然一刹，适时地变换了手法，由描写转为抒情，借前面的铺排，奏出铿锵之音。“怒气一奋”促人联想起庄子《逍遥游》中那个“怒而飞，不知其几千里也”的鲲鹏，不只句式上相似，神态气质上也颇接近，无拘无束，勇猛矫健，二者何其相似。“谁能驭”，显示了强烈的自由精神与不羁个性，岂是韩声小技之徒可比！
诗写到此，猎事已尽，笔意却未尽，最后四句感叹之词才道出真谛，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一首真写打猎的诗，而是一首寓意诗，读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作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虚虚实实，耐人寻味。
鹰的本性究竟是什么？作者的意思是，鹰是为人服务的，但不是对谁俯首帖耳，它有自己的独立个性，有自己的独立追求，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它不求于“富室千金”，那是对它的亵渎。能不能发挥鹰的技能，关键在于是不是遇上一个“明主”，这正是乾隆作为皇帝咏此诗的立意所在。乾隆以“明主”自居，感叹于“英鸷埋没”与“凡雀嘈嘈”，言外之意是要收揽英才，为我所用。
综观全诗，好在有“势”，有势故力雄，有势故活转，有势故生机勃勃，一泻千里而毫无凝滞之感。有势故无论描写还是议论都底气豪迈。 (梁归智)
关 山 月
玉门关外秋风清，玉门关外秋月明。
戍儿归卜刀环鸣，离家见月几亏盈。
天河净落兵不用，早晚可得酒泉封。
燕颔将军飞食肉①，每同甘苦均寒冻。
遥忆千家砧杵声，旧衣未解新衣送。
举头皓魄又重圆，边笳四面方吹动。
[注释]
①燕颔：《后汉书•班超传》：班超家贫，抄书为生，有立功封侯之志。“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赏析]
一提《关山月》，人们自然忆起李白那首流传千古的诗篇：“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关山月》，实乃乐府旧题，《乐府古题要解》：“关山月，伤离别也。”具体说来，它包括三个意象，即“关”、“山”、“月”。有关自然有山，山是泛背景，比较虚化。“关”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总是指北方的边塞，如《饮马长城窟行》、《塞上行》、《从军行》等。在自然环境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后世的诗作又强化了其意蕴，如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名句，里边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实际上已取代地理内涵而占据主导地位，“关山”成了荒凉边塞的代名词，同时也揭示了诗中主人公的身份是“戍卒”。“月”也具有同样的功效，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他们笔下，月已化为一条联系的纽带，它系着双重的思念：塞外的旷夫与闺中的怨妇，凝聚着离情别绪。
乾隆皇帝这首诗一开始，就交代典型环境：“玉门关外秋风清，玉门关外秋月明”，两相对举，不避重复，平淡道来却精警有力。关外是大环境，山包容自然中，较之李白的“明白出天山”，意境没有那么开阔，却省了交代的闲笔。“秋风”既是风景，又交代时间，为抒情作铺垫，“月明”则更具体地明确了时间，暗含月圆人不圆的感慨。
“戍儿”句自然推出人物，点明伤别的主题。“几亏盈”的“几”说明时间之久远，又说明思家之心切。同时，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又存在必然的矛盾与冲突，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从戍卒身上，从作者身上，都可看出时代的差异。李白的“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着眼于边塞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侧重讲牺牲本身的残酷，情感基本是否定的。而乾隆的“天河净落兵不用，早晚可得酒泉封”，则从帝王的角度出发，虽然知道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有和平的渴望，但在价值判断上，经过一番利弊权衡，理性思考，还是肯定了功名事业。“早晚”冲淡了旷日的思念功名压倒了离情。
七八两句，由士兵写到将军，“燕颔”是用典。理性之思考，在根本意义上已取消了将领与士兵间的冲突，既没有了“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慨，也没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激愤，只剩下“飞食肉”的豪迈，“均寒冻”的将士一体，“与子同袍”。
那么，那些重感情的闺中少妇呢？砧杵声声，侧重于关怀，冲淡了怨思。这是“千门万户捣衣声，数声和月到帘栊”的深情。“旧衣未解新衣送”，一方面有妻子们对远征丈夫的思念、爱护，另一方面也是对丈夫保卫国土而远征的理解与同情，国家的利益占压倒优势，个人的利益反而无足轻重了。
最后两句，笔锋又转到边关，以边地之“胡笳”对内地之砧杵，遥相呼应，共寄月魂，这里既有视觉效应，又有听觉效应，形成多维的对比：时间与空间的对比，国与家的对比，理智与感情的对比，外在时空与心理距离的对比。“边笳四面”和“千家砧杵”也遥遥相衬。这就使主题不仅具备了内涵的深刻性，也表现了冲突的普遍性。
与历代同类作品比较，这首诗是有特色有个性的，由写冲突本身，强调感情价值，转而写冲突之调和，强调理性价值。表现了帝王与平民不同的角度、眼光和气魄。 (梁归智)
清仁宗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
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高宗第十五子。受禅于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人民流亡，吏治败坏，武备废驰。卒于承德避暑山庄行宫。葬昌陵 (今河北易县泰宁镇)。
读《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
失鹿嗟暴秦，争逐惟汉楚。
汉兴楚沦亡，要论无烦语。
知人不知人，刘项成败举。
入关先得民，三杰寄心膂①。
大度纳善言，劳心历险阻。
项籍匹夫雄，搏战力能御。
骄慢轻哲贤，一增时龃龉。
信谓妇人仁，了然若观炬。
[注释]
①心膂，比喻亲信骨干的人。《尚书•君牙》：“今命尔予翼，作股肱心膂。”又，《三国志•周瑜传》：诸葛谨等上疏曰：“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
[赏析]
这是一首咏史诗。爱新觉罗•颙琰平时读书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经常以诗的形式写下他的读后感。其所写者有《含碧堂自警》、《读〈史记〉》、《读〈尚书〉》、《读〈通鉴〉》、《读〈通鉴纪事本末〉》等多篇。而《读〈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是作者《读〈通鉴纪事本末〉》组诗中的一篇。
诗为五言古体，押仄韵，并一韵到底。不过全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起首至“刘项成败举”以上六句为前一部分，以感叹入题。开头两句，作者巧用一个典故概述了秦末的天下形势。“逐鹿”，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史记集解》引张晏语云：“以鹿喻帝位也。”群雄并起，很快便是楚汉相争。鹿死谁手？第三句作了回答：“汉兴楚沦亡。”原因何在？第五句点挈全篇：“知人不知人。”第一部分中，叙述与议论相结合，含蕴着感慨，一气而下，迅速破题。“入关先得民”而下至篇末十句为后一部分，以对比论题。此分三层。前四句写刘邦，一句言一事。刘邦入关以后，“悉召诸县父老豪杰”，去秦苛政、约法三章，并发布安民告示：“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秦民于是喜而犒劳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作者颙琰首先抓住刘邦“得民”这一点，真是笔力千钧，因为“得民”亦在“知人”之列，民心向背，不能不说是刘、项的成败关键。强调了刘邦这一取胜的坚实基础，以下所论的得心膂之力、纳忠谏之言、历险阻之劳，才具有了现实意义。由此亦可见作者结构经营上的深厚功夫。接着中间四句写项羽，与前面一层写刘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作者刻划项羽仅用“匹夫”二字，便惜墨如金但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项羽勇而无谋、失道寡助的孤家寡人形象。抓住这一个性特点，才使下文所述项羽之自恃力悍、骄慢轻贤、为人所弃的结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于刘、项成败的原因，汉之君臣间曾经做过一次很有趣味的探讨。据《通鉴纪事本末•高帝灭楚》记载，刘邦一日尝作设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答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则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然而刘邦却出人意表地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如此评论，真可谓是知彼知己者的绝妙总结。结尾二句是第二部分的第三层，以比喻呼应论题。作者在上面两层对刘、项的鲜明对比中，自然地让读者看到了结论。“了然若观炬”，一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真是水到渠成，使“知人”与“不知人”者判然见于目前。诗之论题于此得到了总结，全篇结构也得到了有力的收束，果真是撒得开，而又收得拢。
这首咏史诗虽然也是一篇议论诗，但贵在并未偏离文学的形象性原则，所以并不枯燥。再从诗的形式技巧上看，谋篇布局上的层次井然，对比手法上的鲜明深刻，应是作者颙琰这首诗的最大艺术特色。 (姜剑云)
清宣宗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
爱新觉罗•旻宁(1782—1850)，仁宗次子。史载：旻宁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秉性谦冲，不矜不伐。在位期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他举棋不定，时战时和，最后压制林则徐等抗战派，对外妥协投降，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于内外交迫中，死于圆明园，葬慕陵(今河北易县泰宁镇)。庙号宣宗，史称道光皇帝。
三 关
豹踞雕盘天设险，峰峦层叠据雄关。
兴京门户兴王业，亲统貔貅数往还。
[赏析]
这是一首怀古诗。诗写清兵入主中原前太祖努尔哈赤与明朝军队的一场关键性战役——萨尔浒大战。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4月，明军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大军，由东、南、西、北四路云集，企图一举围歼后金六万旗兵。努尔哈赤明察善断，“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辽事述•辽左兵端》)，于是亲自统率八旗大军先行阻击明军西线主力。
开头一句首先描述“三关”雄姿：“豹踞雕盘天设险。”“豹”、“雕”，乃三关中关名。清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注“三关”云：“第一关名雅尔哈，即汉语‘豹’也；第二关名代岷，即汉浯‘雕’也；第三关名札喀，即汉语‘边’也。”“天设险”，等于说天然的屏障，也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吧。不过，“豹”与“雕”既是作者信手拈来的关隘名号，同时也象征了后金旗兵的勇猛和善战。而“踞”与“盘”两个动词则更形象地描画出后金守军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势。
第二句展示“三关”的险要：“峰峦层叠据雄关。”三关地当崇山峻岭之中，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面对这层峦叠嶂，作者眼前不由浮现起二百年前发生在此地的那场殊死战斗。当时，明西路军两万驻守萨尔浒，一万东出攻打界凡城。努尔哈赤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过三关中之札喀关集兵截击来犯之敌，自率六旗猛打萨尔浒驻军，结果萨尔浒守兵一举被歼。而来犯界凡之敌则被三关一带后金守军截断退路，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明军主帅杜松亦在此毙命，全军覆没。”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入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满洲实录》卷5)。三关，豹踞雕盘，大战中创立奇功！“据雄关”亦即“雄关踞”，作者以拟人手法，形象地展现了三关险隘的雄风。
萨尔浒一战成了后金进主天下的一个有利契机，对这一富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壮举，诗的第三句热情称颂：“兴京门户兴王业。”“兴京”，在今辽宁新宾县西，明置建州卫，爱新觉罗先世于此曾受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遂自赫图阿拉迁都于此，天聪八年(1634)改称兴京。其地在三关以东，而三关险要的攻守形势恰好成就为兴京之西的天然门户。因而萨尔浒之战中，三关亦卓建殊勋，使后金顿开大清帝王鸿业。如今，诗人置身三关古迹，心潮激荡，对先祖奠基创业的无限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兴京门户兴王业”一句，不仅表现了诗人的敬重之情，也显露出了作者遣词造句手法的高妙。一般来讲，格律诗尤其是短小的绝句往往忌讳词重字复而讲求言简意丰。然而《三关》一诗不避重复，一句中连用两个“兴”字，不但没有冲淡了诗意，反使诗中单个的物象呈现出了多重的意蕴。“兴京”中之“兴”，不过是普通名词中的一个附加成分，本身并无多少实在意义，但作者却出人意表地用转类修辞，出之以“兴王业”之“兴”，使其转化而为动词，由一个简单的指称“符号”变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表现了“王业”之“兴”，乃水到渠成、势在必然的历史潮流。这一“兴”字给庄严浑重的怀古诗顿时注入了机巧灵奇。诗写活了，“兴王业”的那一历史英雄形象也跟.着栩栩如生了。于是下文转而对人物的重点描写也就显得必要而又自然。
第四句“亲统貔貅数往还”，所刻划的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麾军作战的雄风英姿。当初，太祖努尔哈赤过三关时也曾横槊赋诗：“过关躬战萨尔浒，一举歼明廿万兵。”胜利的凯歌中唱出了创业者的自豪与威武。“貔貅 (pí xiū)”，原指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这里，作者借用来比喻后金的旗兵，极力形容努尔哈赤将士的勇猛。这一神来之笔，既巧妙地呼应了篇首“豹踞”、“雕盘”的三关雄姿，也有力地刻划出努尔哈赤毕生征战，一举奠定帝王功业的浮雕似的形象。
《三关》一诗，只是一首七言绝句，但作者既安排得结构紧凑，又包容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作者对景抒怀，写人记事，诗情豪迈，大气磅礴。因而，这是一篇能够鲜明地代表着一代帝王个性与风格的怀古佳作。 (姜剑云 姜 金)
清文宗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
爱新觉罗•奕詝(1831---1861)，宣宗第四子。在位期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依靠曾国藩和外国侵略者全力镇压太平军。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逃往热河，圆明园遭烧劫。与英、法、俄帝国主义签定了一系列屈辱条约。病死热河行宫，葬定陵 (今河北遵化县)。庙号文宗，史称咸丰皇帝。
九日紫碧山房用杜甫诗韵得二律 (其一)
楼高始觉太虚宽，无限诗情结古欢。
此日登临供点笔，何人酩酊倩扶冠。
千峰耸翠澄秋宇，一雁遥空送早寒。
处处茅檐真乐意，豳风图画坐中看。
[赏析]
“楼高始觉太虚宽，无限诗情结古欢。”不言登高，而说楼高，是人已在楼上。不说视野开阔了，却言天空变得宽广了，此为主观对于客观的一种外化的表现。诗人联想到古人重阳日的种种风雅传统，不觉高情无限，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形。首联叙述交代甚为含蓄，但愈发显得神采飞越。作者明写楼，实际上暗写了人；粗点一笔“太虚”，又为全篇情志的抒发展示了一个高旷澄远的背景空间，以此领起下文，确实意态不凡。
“此日登临供点笔，何人酩酊倩扶冠。”颔联正面破题。每逢重九佳节，高士墨客无不攀高远眺、饮酒赋诗，游兴正浓时，孟嘉帽落，更为风流。这是“登临”呼应上联之“楼高”，“供点笔”应“诗情无限”。“何人酩酊”实际说自己酒意朦胧，反扣前之醉语“始觉太虚宽”，“倩扶冠”则暗扣“结古欢”之意。晋时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风至，吹嘉帽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晋书》)。化者化用此典，自况名士风流蕴藉之态。一二两联错综交合表现了作者佳日重阳的欢情浓兴。
“千峰耸翠澄秋宇，一雁遥空送早寒。”遥骋远目，万千峰岭，滴翠高耸。天高气爽，净碧万里。深秋时节，早寒袭人，已有北雁南飞。历来文人皆悲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积淀现象。但奕佇此诗并未流于程式，作者虽写凉秋寒意，但并不给人以哀伤萧瑟之感。相反，这一氛围境界倒暗喻着时令虽更迭有序、山河却牢固久长的感受与理想。显然，意象的表现、情感的流露合于作者的气质、身份以及人生的态度，因而诗之颈联，既是写景，同时也是抒情。
“处处茅檐真乐意，豳风图画坐中看。”“豳 (bīn)”，古国名，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自后稷曾孙公刘率领周族迁来此地后，观察地形水利，开垦荒地，遂使居处得以安定。作者所写“处处茅檐”，也正是他追慕不已的“豳风图画”中景。作为一代帝王，其主观意愿上谁不想国泰民安、垂拱而治呢？如果说颈联是一卷江山久长的山水画，那么尾联则可以说恰似一幅安居乐业的写意图。当此高秋佳节，领略如此画图，怎不诗情无限、乐意无边呢？
一二两联写登高，从时间上拉长，侧重写情；三四两联写对景，在空间里铺开，侧重写志。全诗意趣首尾相应，情志前后交融，立体感强，诗味也浓淡相宜、耐人咀嚼。
值得说明的是：奕詝此诗乃次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之韵。杜甫原诗是这样的：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有意思的是，奕詝依次步韵，但与原诗的意蕴情调却大为不同。杜甫诗写得悲观凄楚，奕詝诗写得乐观自得，读者倘若将两者对比着来欣赏品评，那么定然会别有一番趣味的。 (姜剑云)
如梦令•咏晚晴放舟
阵雨轻雷送爽，澄霁御湖飞桨。万顷碧琉璃，迤西峰青幌。晴朗，晴朗，东望彩虹千丈。
[赏析]
这首小词写雨后湖上的放舟，但这绝不是无有东西的画舫浮荡，也不是心如浮云的扁舟轻泛，而是胸怀经受闷压后的解放是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情绪的激发。
“阵雨轻雷送爽，澄霁御湖飞桨。”开头两句好像特别表现了词人的某种迫不及待的心绪。用词很简朴，无暇絮叨。他的叙述中，有清晰的过程，可就是没有具体的细节。一切留待我们去回思、去补充。雨，是“阵雨”，雷，是“轻雷”，可这雷雨之前是什么？阴沉的天，低垂的云，还有滞流的空气，静止的树，世界似乎变得很小，在慢慢收缩，人闷得慌，就快要窒息了。然而突然间，一阵轻雷滚过，又接着一阵急雨洒来。哗哗哗，去尘埃、荡远氛，树叶儿很快为之一绿，人也精神为之一爽。雷过了，雨去了，云开日出，长天碧空如洗。那御园昆明湖上，波光荡漾，一平如镜。镜影涵虚，水中有天，天水相映成趣。词人兴奋了：何不放舟飞桨，溶化到那一片美的怀抱之中！
“万顷碧琉璃，迤西峰青幌。”这两句写湖水、写远山，而且突出天地的广阔。雨前那一霎的燥闷、抑压，令词人不能不联想到折磨生灵的窄抑沉压的地下炼狱，联想到人间的末日。而此刻击桨湖上，水如绿琉璃，一碧万顷。再看远处斜阳夕照下，西山、玉泉山，连绵曲•折，迤而来，仿佛绿帷翠障。两句十一个字，呈现于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十分阔大的世界。首先是空间感。“万顷”，本身巨大的数和量的组合突出了湖水平面的开阔；“迤”，择用表现绵亘曲折的形容词强调峰岭三维立面的远大。其次是色彩感。“碧”和“青”都是冷色调，作者笔下的碧水和青山，一下使人联想起凉爽，带来惬意和轻松感，这样，词中描画的山水境界顿时显得更加清静和深远了。
“晴朗，晴朗，东望彩虹千丈。”作者善于借助词句固有的声韵、节奏美以加强对人物情绪的表达效果。在比况湖水时，词人用了“琉璃”，描画山峰时用了“迤”，前者双声，后者叠韵，两词的蝉联相接，表现出湖舟中人的婉畅自适，产生了大自然陶醉了人，人溶化在大自然中的审美境界。这里复以“晴朗”一词迭音押韵，显然除了协律之外，还再现了作者的喜不自禁之情。正因为有了这一词的迭用，也才使作者东望那千丈长虹七彩纷耀、壮观无比时的兴高采烈形象呼之欲出。
《如梦令》一词，虽仅有三十三字，但妙在短而不简。全词以写景代叙事，有一个清晰的时间流程，酷似一则游湖小纪。该作的另一艺术特点是寻遍首尾，没有一个典故，纯然丽词亮字。不过构词用语虽浅不白。全词句句写景，却无景不含情。句与句之间频频过渡，景与景亦随之不断转换，人物的惊喜欣跃之情也跟着跳荡于字里行间。词中没有一字正面写情，但是，过渡、跳荡的空间，犹如绘画艺术中的留白手法，留给了人们以充分想象和再创作的广阔天地。(姜剑云)
浪淘沙•赋郊外即景
古刹语风铃，缓度丁丁。有声一段画中情。自是村居真乐趣，低小茅亭。 山鸟自呼名，韶景堪凭。晴云千朵丽空明。记得往日烦策马，路近春城。
[赏析]
《浪淘沙》这一词牌，常见者有三种体格。第一种是七言绝句体，唐刘禹锡等有作；第二种是双调，始流行于五代，李煜“帘外雨潺潺”便是；第三种是长调慢曲，分三段，有一百三十多字，宋代周邦彦曾依曲拍填写过。奕詝此作属于第二种，五十四字，分上、下两片。
原作词牌后又有题注为“赋郊外即景”，然而上片首先着笔的并不是写景，而是拟声：“古刹语风铃，缓度丁丁。”微风习习，隐隐约约送来了铃声丁丁。其声本属天籁，但倒也像人语。“语风铃”是个倒装，应是“风铃语”。“度”前着一“缓”字，形容铃声悠悠，不紧不慢。闻此声，自然令人清心寡欲，忘了是非争斗，甚至能无形中使人慢慢浸入无我之境。声音；往往最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作者这一传神之笔，确实产生了这种理想的审美效果。循声望去，远处山间林中，精舍塔影，参差可见。古刹远钟，风铃丁丁，作者由声而景，创作了“一段有声画”。这样清静的所在，岂不令人向往！“自是村居真乐趣，低小茅亭。”作者由古刹远韵而村居别趣，似乎形成了两幅构图。其实不然。古刹远钟既是“有声画”，也便是虚写，是为了创造一种氛围，作为村居茅亭的背景烘托，村居茅亭方为实写。感觉中的两幅构图，一虚一实，在唯一主题的意境中统一了起来。词中的唯一主题体现在作者对安居乐业、古朴纯真理想世界的追求。而且这一追求从他的文学创作来看是始终一贯的。其重九登高诗中就曾描绘过“处处茅檐真乐意”的“豳风图画”！
一旦明白了作者的人生追求方向，我们也就能看出其词之下片所写并非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闲笔。“山鸟自呼名，韶景堪凭。晴云千朵丽空明。”尽管写了山鸟，但山鸟的不为物扰、悠然自安，正是作者所思慕钦羡的。所以他觉得这般美丽的景致值得欣赏，可为精神之寄托。这儿的一切都是纯然洁净，哪怕抬头可见“晴云千朵”也不是隐奥莫测，而是美丽，空灵，透明，朗然无邪。作者的“郊外即景”，并不是偶然信步而得，对这一充满“真乐趣”的“豳风图画”，他并不陌生。他记得天地间的这块古朴清静就在城外近郊，往时春日总频频策马，远道访临。“记得往日烦策马，路近春城”，句中着一“烦”，真乃点睛之笔。笔端似乎立刻幻化出了一幕幕词人往日不厌其“烦”、鞭马而过的慢镜头，又一下近推出旧地重游、回思无穷又若有怅失的近景特写。正是这一笔，使词中所写之景与作者流露之情得到了自然的溶合，让作者的精神归宿于此得到了集中的形象性的再现。词之最末二句，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至为真切地抒写了作者对他所追慕的那一理想境界的留恋忘返之情。
奕詝词作仅有两首，除《如梦令•咏晚晴放舟》外，便是这首双调《浪淘沙》。词虽标为即景之作，但景中有情，作者颇为深情地将他的为政理想喻托于他所创造的艺术境界之中。对于咸丰皇帝，倘要知人论世，这首词不能不读，何况，无论是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还是就其艺术成就而言，都不愧为上乘之作。 (姜剑云)
清德宗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
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文宗嗣子，父为文宗之弟醇贤亲王奕環。即位时，年仅五岁，由慈禧太后专权。十七岁亲政后，仍受慈禧太后控制。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运动，载湉也想有所作为，支持变法运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载湉幽禁于中南海瀛台，重新“训政”。最终病死于瀛台，葬崇陵 (今河北易县泰宁镇)。庙号德宗，史称光绪皇帝。
赏 菊
金英烂漫绕朱栏，佳色清香秀可餐。
不看菊花看稼穑，我知民事甚艰难。
[赏析]
历代所写的菊花诗可以说数不胜数，其中堪称名篇佳作的也不少。清朝光绪皇帝所作的这首《赏菊》诗恐怕还鲜为人知，但它确实写得别具一格。
这是一首咏物诗，第一句写花开之盛：“金英烂漫绕朱栏。”“金英”，等于说“黄花”，但用词的感情色彩却大不一样。“黄”，不过是普通颜色中的一种，而以“金”来形容就增添了一层尊贵之意。“花”，只是泛称，很一般的字眼，而一旦言之以“英”，就一下脱尽了俗气，显示了其品格的高雅。金黄的菊花，丛开怒放于朱栏之中，环境幽静。绿叶、朱栏，相映成趣，更使“金英”显得烂漫多姿，光彩四射。“绕”，是一个动词，作者将菊拟人化了，表现了菊的自然天趣。
接下来的一句写诗人的由衷赞叹：“佳色清香秀可餐。”菊，不似牡丹那般富贵、桃花那般妖冶，菊花的金黄流露了雅而不俗的气韵，是一片佳丽之色。菊，不像栀子那样引人注目、丁香那样撩人心扉，菊花的高洁只肯偶尔释放那么一点精气，一缕清幽之香。佳色和清香越发使菊花显得美丽可爱，也越发使诗人觉得秀色可餐。对美好事物的融化感和拥有欲，是爱美之心的极度发展与袒露。真不知作者下文对菊花的礼赞之情该如何接转！
谁承想诗之第三句却是“不看菊花看稼穑”！这陡然的一转，表现得那样的绝情，非啻令人费解，简直不可思议！菊花，其色佳、其香清，秀色可餐，缘何又看也不看了呢？难道不知“我花开后百花杀”(黄巢《菊花》)？难道不知“此花开尽更无花”(亢稹《菊花》)？答曰：未必！不仅如此，作者甚至还是“花中偏爱菊”的呢。可为什么突然一下忍痛割爱，去“看稼穑”，去关心农事了呢？
诗末一句做了回答：“我知民事甚艰难。”一个“知”字，告诉人们，作者并非诗情猝发、偶发奇想，对于“稼穑”，他可是有所闻见、有所思虑的。一个“甚”字，体现了作者对“民事”不只是知而且是知之甚多。他赏菊时倍感菊花秀色可餐，但他更知道日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二首》)。他知道甘霖对农事的重要，所以他不希望出现“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李约《观析雨》)的场面；他知道霪雨对稼穑的危害，所以他不愿意看到“白发老农如鹤立，麦场高处望云开”.(雍裕之《农家望晴》)的情景。了解、关心民生疾苦，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多么难能可贵！
诗只有四句，仅仅二十八个字，但是写得波折跌宕，很有深度。开头一句描情画态，表现金菊的姿态可亲，接着第二句递进一层，极赞菊花的洁质丽容，感情的潮流层层积漫溢转，大有禁抑不住之势。第三句却意外地跳宕一笔，犹如漫漫湖水而至断崖绝壁，顿时悬瀑千丈，境界为之一新，诗的末一句，又如深渊承瀑，立刻腾溅起无穷的浪花，蔚为壮观，令人心灵复为一震。诗贵转折不平！这首诗那陡然的一转，很有意义，它使诗之主题跳出了一般咏物诗的藩篱而兼具了悯农的意蕴，使作者的高远不凡的情怀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光绪这一首菊花诗的别具一格正表现在这儿，令人拍案叫绝！ (姜剑云 金正丰)
恭和高宗癸未春日御题诗
读书在穷理，心境自虚明。
专志妨驰骛，居高戒满盈。
仰惟先祖训，敬绎圣人情。
绮句都删尽，灵台似水清。
[赏析]
这首五律为光绪追和先祖乾隆之作。依诗题看，高宗(即乾隆皇帝)原题《癸未春日御题诗》(按此诗未见于高宗弘历《乐善堂全集》)当作于乾隆二十八年 (1763)，而120年后的癸未岁则是光绪九年(1883)，光绪和诗或即作于是年春日。
此诗很合近体起、承、转、合的格律模式。首联两句是：“读书在穷理，心境自虚明。”开篇首先提出读书要保持心灵的端正无邪、虚怀若谷，这才能刨根究底、探颐索隐。“虚”即虚心，“明”谓端正。颔联两句正是由此而发：“专志妨驰骛，居高戒满盈。”前句中着一动词“妨”，意思是妨碍、阻止；后句中动词为一“戒”字，是说要戒除、警醒。作者这两句诗的意思和承接方法是：读书揆理只要专心致志，就不会分神旁骛。这是承应首联中的一个“明”字。志在上进也就无从骄傲自大，不读以为满足，越读越觉不足；这是承应首联中的一个“虚”字。颔联二句接承首联“虚明”二字，并予以分解和生发，显得有总有分，分合有致，层次井然。
以上两联是抛与接，议论说理，下面两联则是反转，抒发情志。
颈联说“仰惟先祖训，敬绎圣人情。”“惟”，思惟；“绎”，寻绎。这是两个动词。“先祖训”与“圣人情”皆为名词性偏正词组。诗的中间两联都是工稳的对仗，但颈联中还同时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所以两句应结合起来理解：对于先祖、圣人的遗训和教导应认真记取揣摩，体察其中的微言大义。从这一联所论的读书目的出发，作者很自然地提出了自己的读书要求：“绮句都删尽，灵台似水清。”“绮句”当指虚空不实的文饰之辞。“灵台”亦即心，语出《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释文》引郭象之语解释说：“灵台”：“心也。案谓心有灵智能任持也。”“灵台似水清”这一比喻实在是奇特而又现成，形象而且新颖。尾联两句既是全诗的绾结，又未尝一步游离于首联所提出的命题：读书既然在于“穷理”又用“绮句”干甚？保持心境的虚明不就是要达到如水一般清澄的境界吗？
从诗篇的内在结构来看，尾联对首联而言不是简单的回复或合题，它不仅在义理上已经有所补充和发挥，而且在艺术上还通过生动的比喻，避免了议论诗所可能带来的平直、乏味的说教，赋予了诗句以更多的感性形象。这一联是全诗的重心所在，也是全诗的艺术生命之所在。诗篇的立意在这里得到了提高、升华，诗篇的艺术价值也同时在这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真可谓一活百活，“境界全出”(王国维《人间词活》)了!
光绪这一追和之作，实际上是一首说理诗，一篇读书指南，但并不抽象，更不枯燥，而具有诗的韵律之美，其议论也不无新见慧思。尤其是“绮句都删尽，灵台似水清”两句，堪称精警。光绪这首诗的最大艺术特色是枯中有润，朴实中见灵秀，涵泳讽诵，能从中获得哲理上的启迪与诗情上的陶冶。 (姜剑云)
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1906—1967)，字浩然，醇亲王载沣之子。1906年生。三岁时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宣统，由父载沣摄政。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根据清帝推位优待条件逊位，在位三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拥载溥仪复辟，十二天后失败。1931年底经侵华日军策划潜往东北，为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日本投降时，逃赵日本时被苏联红军俘获，1950年8月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监禁在抚顺战犯营。劳改期间，对自己罪行有所认识，有悔改表现。1959年12月获特赦回到北京。1964年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67年10月17 日病逝于北京。
赠 李 文 达
四载精勤如一日， 挥毫助我书完成。
为党事业为人民， 赎罪立功爱新生。
[赏析]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由于他所生活的年代和奇特的经历，而使之成了中国帝王谱中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公元1908年，由病危的慈禧太后一手操纵皇位立嗣，把年仅三岁的溥仪抱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年号宣统。但不到三年，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统治，完成了结束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的伟大使命，溥仪也就退了位。但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议定的优待条件，溥仪不废帝号，并仍允住在北京皇宫内，为此他依然养尊处优，过他的万人之上的享乐日子。后来遗老张勋率领“辫子军”搞复辟，未成。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掉其大清帝号，并迫其迁出紫禁城。1925年2月移居天津，继续从事复辟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被侵华日军挟持到东北，第二年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1934年3月，当上了“满洲帝国”的皇帝，执政期间，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相勾结，从事出卖民族利益的种种罪恶勾当，签订将整个东北出卖给日本的密约。……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才将他罪恶的卖国生涯告结束。后来，他被监在抚顺战犯营，实行劳动改造，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他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更新，鉴于他的进步表现，1959年9月由毛泽东主席建议发布特赦令，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特赦通知书》，标志着这位“末代皇帝”，完成了“从皇帝到公民”的非同寻常的改造历程，溥仪后来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十年来的经历和学习，使我弄清了根本的是非⋯⋯这十年来的事实以及一百多年的历史，对我说明：决定历史命运的，正是我原先看不起的人民；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民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后来，他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工作，这位真正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真龙天子”，居然学会了下种、育苗、移植等劳动，1961年3月，溥仪被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成了一名文史工作者，在社会建设事业中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国家和人民开始做事情、尽力量。为此，他曾感慨地说：“人，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看这首七绝的三四句，则可明了是这位溥仪先生，在走过“皇帝——战犯——新人”的人生历程之后，而发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