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像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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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里夏尔说，“这应由省政府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有传染危险的？”
“没人跟我说过，可是这些症状是令人担忧的。”
然而里夏尔认为他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
正在谈论时，天气却变坏了。在看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漫天。骤急的倾盆大雨冲击全市；骤雨后就是暴热。海水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天之下，只见一片银灰色的刺眼的反光。这又热又潮湿的春天还不如夏天的盛暑舒服。在这座像蜗牛那样隆起在高原上的几乎全面背海的城市里，笼罩着一片忧郁阴沉的气氛。在这些粗涂灰泥的长墙之间，两旁尽是积满尘垢的玻璃橱窗的街道中，以及肮脏发黄的电车里，到处都觉得有点被天气困住似的。只有里厄的那个年老病人哮喘没有发作，因而感到这种天气是一种享受。
“热得难熬，”他说，“但这对支气管倒挺不错。”
热得的确难熬，其程度正如发烧一样。整个城市在发烧，这至少是里厄医生当时的印象。那天早上他去费代尔布街，参加科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是他觉得自己这种感觉毫无根据。所以产生这种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焦躁的情绪和大量的心事在纠缠着他，因此他觉得必须快点使自己的头脑镇定下来。
他抵达那儿的时候，警官还没有到。格朗在楼梯口等着，他们决定先到格朗家去，把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陈设很简单。令人注目的只有一只白本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虽已拭去一半但还能认得出来的“植花的小径”等字样。据格朗说，科塔尔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醒来，头部痛得不能动弹。格朗显得疲倦和心烦，不住在房里踱来踱去，把桌上一只装满稿纸的大文件夹，打开了又合起来。
他告诉医生，他对科塔尔不太熟悉，只是认为他有点小积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他们之间长时期来只有楼梯上相遇时打个招呼的关系。
“我只跟他谈过两次话。几天以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带回家来的粉笔，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这时，科塔尔走到楼梯口，帮我拾起来。他还问我，要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作什么用。”
格朗于是向他解释：他想重新学点拉丁文。自从离开中学后，他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对呀！”他对医生说，“有人向我保证：这对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是有益的。”
他就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用蓝粉笔再抄一遍词尾的变化——性、数、格的变化和变位，又用红粉笔抄写那不变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塔尔是否懂得，但是他对这表示感兴趣，并向我要了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感到有点奇怪，但这毕竟……当然我没想到他会用它来完成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警官带着秘书来到了。他首先要听听格朗的陈述。医生发觉格朗在谈到科塔尔时，总是称他为“绝望者”。他甚至一度用上“致命的决定”这种词儿。他们讨论了自杀的原因，格朗却显得咬文嚼字。最后大家同意选用“内心痛苦”一词。警官问从科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事先一点也看不出他的所谓“决定”。
“昨天他来敲我的门，”格朗说，“问我要火柴。我就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对我说邻居之间……然后他向我保证一定把火柴还来。我叫他留着。”
警官又问这位职员，科塔尔有没有异常的表现。
“我觉得他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要跟我谈话。但是我正有事。”
格朗转向里厄，有点尴尬地说下去：
“一件私人的事情。”
警官于是要去看看病人。但是里厄认为最好让科塔尔在访问前有个准备。当里厄走进科塔尔的房间时，他只穿了一件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床上竖起身子，带着不安的神情，转身向门日望着。
“是警察局吧？”
“不错，”里厄说，“且别激动。完成两三项手续后，就没您的事了。”
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毫无用处，再说他是不喜欢警察局的。里厄不耐烦了，说：
“我也对他们并无好感。如要一次就完事，必须对他们的问话回答得快、回答得正确。”
科塔尔不吭声了，医生转身向门口走去，但这个矮胖子叫住他，井在他走近床边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们不会伤害病人，一个上吊过的人，您说对吗，医生？”
里厄看了他一会，然后向他保证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而且自己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才来到这里的。病人似乎松了口气，里厄就叫警官进来。
他向科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并已问他能否清楚地说明他这行动的种种动机。他两眼不望警官，只是回答说，“内心痛苦”，当时正是这个动机。警官追问他是否还要再犯。科塔尔激动起来，回答说不想再干了，只想人家不要来烦他。
警官气愤地说：“我要提醒您，现在是您在找别人的麻烦。”
里厄当即做了个手势，这对话也就到此为止。
警官走了出去，叹了口气，说：“您想吧，自从大家议论这个高烧的事儿以来，我们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呢……”
他问医生高烧的事儿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全是天气关系，没有别的原因，”警官下了这个结论。
的确，这是天气关系。就在这一天里，各种东西变得愈来愈粘乎，而里厄每出诊一次，他的担忧也就增加一分。当天下午，郊区那个老病人的邻居，双手紧压着腹股沟，边说吃语，边在呕吐。淋巴结比看门人的要大得多。其中一个开始流脓，很快就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省里的药物仓库。他那天的工作记录上写着：“他们答复说没有”。而别处又有人来叫他去处理同样的病情。显而易见，必须打开这些脓肿。用手术刀划上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带血的脓水。病人流着血，四肢叉开，腹部腿部出现斑点。有的淋巴结停止出脓，继而重新肿大。大多数情况就是病人在难闻的奇奥中死去。
报纸只在老鼠事件上大事渲染，对这些情况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路上，人却死在屋里，而报纸只管路上的事情。但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商议起来。在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的情况下，当然没有人会想到采取行动。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是惊人的。不到几天工夫，死亡病例大大增加。谁要是关心这种怪病的话，都能肯定这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行、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卡斯特尔，就选中这个时候前来找他。
他对里厄说：“里厄，您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等待化验结果。”
“我知道的，我倒用不着化验。我曾在中国做过一段时期医生，约在二十年前在巴黎也见过这样的病例。只不过是在疾病发作的当儿没有人敢直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不可惊动：不能慌乱，切不能慌乱。而且就像一个同行说的：‘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种病在西方已经绝迹了。’不错，大家都知道，除非是死人。得啦，里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一样明白。”
里厄思忖着。他从诊所的窗日眺望那远处遮住海湾的峭壁悬崖。天空虽然一片蔚蓝，但色彩暗淡，随着夜幕的降临而逐渐消逝。
里厄说：“对！卡斯特尔。这是难以相信的。但是看样子，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
这位老医生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它在温带地区已经绝迹‘多年’了。”
里厄耸了耸肩膀说：“绝迹？这怎么理解呢？”
“对，而且不要忘记：约在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
“好吧。但愿这次的情况不比过去更严重。不过这简直难以叫人相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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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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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c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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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
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
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①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②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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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以色列港口。
②卢克莱修：即Titus Lucretius 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
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
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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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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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们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
“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像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初看上去，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根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像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人六十二个法郎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他的就业登记表“擅长”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他在二十二年前考上学士学位后，因为经济拈据，只能辍学，接受了这个工作。据说当时人们曾经给予他很快“转人正式录用”的希望。这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里的一些行政上的棘手问题。随后人家又向他保证能获得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宽裕的科员职位。当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欲望，这在他的苦笑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能够依靠正当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样的远景非常使他向往。所以他接受这个差使，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乎对自己理想的忠实不渝。
经过好多年，他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生活开销却大幅度上涨。格朗的工资虽有几次一般性的增加，可是小得可怜。他在里厄面前也曾吐过怨言，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件事。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特点之一就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给他应享的权利——该享什么权利他也没有把握——至少也应履行过去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初雇用他的领导已死了多年，而他本人却又回忆不起以前的诺言到底是怎样讲的，归根结底，还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最后的特点最能刻划出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这一点里厄也能看得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一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伺机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说，“应得的权利”一词特别难以出口，他对此也并不坚持；也不宜使用“许下的诺言”这个词，因为这就指明要许诺人承担义务，不兔显得太放肆，和自己低微的职务不太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用诸如“照顾”、“请求”、“感激”等词，因为他感到这样用词有失个人尊严。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我们这位同胞才继续把这个庸庸碌碌的差事干下去，直到如今上了年纪。再者，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医生说的，经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他发觉自己的物质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须做到量人为出就行了。市长——我们城里的一位工业巨头——曾经有句名言，格朗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头来，从未见到过有人饿死。总之，格朗的生活虽然艰苦得近似苦行修士的生活，“到头来”倒也使他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作风，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称值得人们学习。他一贯勇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们城里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从他吐露的有关自己的只言片语中就可看出他的善良和富于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热爱他的外甥们和自己的姐姐，这是他仅有的亲人，他每隔两年要回法国去探望一次。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即已去世，一想起他们，他就觉得伤心，这个事实他也并不否认。他直言不讳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传来的他那个区里的柔和动人的钟声。虽然感触是那么单纯，可是一个字眼得费多少力气！表达乏术，实是他最大的忧虑。每次碰到里厄，总是跟他说：“唉！医生，我还得好好学习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衷情。”
那人晚上，医生目送这位公务员离去，突然想出了格朗要说的话来：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厄边想边走，一直走到化验室，一路上这种想法使他感到放心。他明知这样的印象是愚蠢的，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竞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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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里厄提出被大家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终于使省府同意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里夏尔表示：“百姓果真担心不安，但流言蜚语也在肆意夸大事实。省长对我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但是不要声张。’他又认为肯定这不过是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带了卡斯特尔同车前往省府。
卡斯特尔对他说：“您可知道省里没有血清吗？”
“知道，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储存处，那里的主管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得从巴黎运来哪！”
“希望不要太慢才好。”
“我已打电报去了。”里厄答道。
省长待人很和气，但很容易激动。
他说：“开会吧，先生们，要我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里夏尔认为不必要，这些医生对情况都很了解。问题倒在于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老卡斯特尔粗声粗气地说：“问题在于要弄清楚这究竟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位医生惊叫了起来。其他的人似乎在犹豫。省长陡地一震，下意识地掉过头来望着门日，仿佛要看看这扇门是否已挡住了这桩骇人听闻的事，不让它传到通道中去。里夏尔表示，依他看来不必惊慌，现在能够确认无误的只不过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而已，而任何一种假定，不论在科学上或生活上，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边安详地咀嚼着他那上唇的发黄的短髭，一边抬起头来，目光炯炯，看了里厄一眼，然后善意地环顾了一下其他的人，告诉大家他心里十分明白这确是一场鼠疫。不过，如果公开承认这件事的话，那肯定得采取一些无情的措施。他也知道使得他的同事们裹足不前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为了使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不管怎样，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妥当。
卡斯特尔说：“问题不在于这种方式妥当不妥当，重要的是它能叫人开动脑筋。”
大家见里厄一言不发，于是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种伤寒性的寒热，但是伴有腹股沟腺炎和呕吐。我做过腹股沟肿块切开手术，并送化验室去进行过化验。化验室认为已找到鼠疫特有的粗短形杆菌。不过我要补充说明，细菌的某些特异变化不符合通常对其形态的描述。”
里夏尔强调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斟酌一下不马上作出结论，有一批化验已进行了几天，至少要等结果出来了再说。
沉默片刻后，里厄说道：“可是当一种细菌能在三天内使脾脏肿大四倍，使肠系膜神经节增大到像桔子般大小，并具有像糊状物那样的质地，这就不容许我们继续斟酌下去了。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如果听任疾病按照这个速度蔓延开去而不加制止，那要不了两个月，城内居民就有可能死去一半。因此你们管它叫鼠疫也罢，发育热也罢，关系不大，重要的倒是你们得设法不要让疫病引起城中一半居民的死亡。”
里夏尔的意见是决不能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何况疾病是否传染尚未证实，因为病人的亲属都还安然无恙。
“但是其他人中间也有死的，”里厄提醒大家说，“当然，疫病的传染性从来也不是绝对的，否则的话，那就会出现死亡数字无限增长，人口会突然迅速减少的现象了。这不是把情况说得太严重的问题，而是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罢了。”
然而，里夏尔认为要把问题归纳一下，他提醒大家说，如果疫病不自行停止蔓延的话，那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才能制止。但要做到这点，又必须正式承认这是一场鼠疫，而这事至今还不能绝对肯定，因此需要考虑。
里厄则坚持说：“不用考虑法律规定的这些措施是否严厉，要考虑的倒是为了使城里半数居民免于死亡，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而正好我们的制度规定要有一位省长专门来解决此类问题c”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即使我们不确认这是鼠疫的话，它照样会夺去半数居民的生命。”里厄说。
里夏尔激动地插嘴说：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有关征候群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
里厄回答说他并没有描述过征候群，他不过叙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所看到的，就是腹股沟腺炎、斑点、带谵语的高烧，和四十八小时内死亡。他问道：“里夏尔先生是否能担保即使不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这场瘟疫也会停止蔓延呢？”
里夏尔踌躇不决，注视着里厄说：
“请您老实告诉我您的看法，您肯定这是一场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见解大概是，即使这不是鼠疫，也要采取规定在鼠疫发生时适用的防疫措施吧。”
“如果一定要我有个看法，那么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里夏尔说：
“我们必须担负起责任来，就当作鼠疫来处理吧。”
他的这种说法博得大家热烈的赞同。
“我亲爱的同行，这也是您的意见，是吗？”里夏尔问。
“词句如何，关系不大，”里厄说，“我们要讲的只是，我们不应当根据半城人命决不会遭殃这样的假定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因为如果这样做，到头来半城的人命就恐怕真的会送掉。”
里厄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离开了会场。过了一些时候，里厄到了那散发着油煎食物香味和便溺臭味的郊区，一个垂死的妇人在惨叫，胯间血淋淋的，她回过头来望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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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高烧症又有了些发展，甚至见了报，不过，报道的方式轻描淡写，对此事只作了些暗示。又过了一天，里厄在城内最不显眼的角落里看到省府匆忙地叫人张贴的小小白色布告。从这种布告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看来是为了迎合有人不想惊动舆论的愿望。省府决定的开场白宣称在奥兰地区发现了几例危险的高烧症，是否会传染还不能确定。这些病例的特征尚未达到令人真正担忧的程度，相信市民是会保持镇静的。尽管如此，为了谨慎起见——大家都能理解这点——省长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纯为防止任何瘟疫的威胁，市民应予理解和照办。省长完全相信能得到币民的通力合作。
布告接着开列采取的全部措施，其中包括在下水道中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以及对用水进行严格的检查等。布告要求居民们保持最大限度的清洁卫生，还要求身上有跳蚤的人到市医务所去。此外，规定病人家属必须申报医生的诊断结果，并同意把病人送医院特设病房进行隔离。这些病房具有特殊设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另有几条补充条例规定病人房间和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消毒等事项。布告最后要求患者家属接受卫生检查。
里厄医生猛然一转身离开布告处，往诊所走去。正在等着他的约瑟夫·格朗一见到他便又举起了双手。
里厄说：“是，我知道，数字上升了。”
前一天晚上，市内有十来个病人死去。医生对格朗说他可能在晚上和他见面，因为他要去访问科塔尔。
“您做得对，”格朗说，“您这样对他会有好处的，因为我发觉他变了。”
“怎么了？”
“他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以前他不这样吗？”
格朗犹豫起来。他不能说科塔尔以前没有礼貌，这样讲法可能不正确。这是个不开朗、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姿态有些像头野猪。呆在自己屋子里，在一个小饭馆里进餐，外出时行踪诡秘，这就是科塔尔的全部生活情况。他的公开身份是推销各种酒的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有两三个人来看他，大概是他的顾客。晚上，他有时也到他家对面的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位公务员甚至注意到科塔尔似乎比较爱看强盗片。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代理商都表现得性情孤僻而多疑。
根据格朗的看法，这一切都大有改变，他说：
“不知怎么说好，反正我的印象是，不知对不对，他在设法与人随和相处，想同大家厮混在一起。他现在常常同我说话，常邀我一起出去，我不好意思老是拒绝他。再说他也引起我的关心，总之，我救过他的命。”
自从自杀事件发生以来，就再也没有人来看过科塔尔。不论在路上或在他的供应商那里，他到处博取人们的好感。他从未用过那么和气的口吻同食品杂货店老板聊天，也从未有过那么大的兴趣去听一个女烟商讲话。
格朗说：“这个女烟商是一条十足的毒蛇。我曾告诉过科塔尔，但是他却说我错了，应当看到人家也有好的方面。”
也有这么两三回，科塔尔请格朗到城中高级饭店和咖啡馆去，他已开始涉足那些场所。
“那儿挺不错的，”他说，“而且在那里，周围的人都不坏。”
格朗注意到那些地方的服务人员都对这位代理商招待得特别周到，当他发现科塔尔在给小费方面显得特别大方时，他懂得了其中道理。科塔尔对于人家回报他的殷勤显得十分领情。有一天，餐厅服务员领班送他到门口并且帮助他穿上大衣时，他曾对格朗说：
“这是一个好伙计，他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他有时会脾气突变。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稍稍怠慢了他一点，他回家时异乎寻常地火冒三丈，反复谩骂：
“这个混蛋，他跟别人一样都得了小费！”
“别人是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还在女烟商那里见到一幕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妇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妇人说：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可是她的话不得不突然中断，因为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连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店门。格朗和女烟商看着他跑掉，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描述科塔尔其他方面的性情变化。科塔尔的思想过去一向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只买奥兰正统派思想的报纸，而且就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阅读，人们简直会说他是有点故意做给人看的。还有一次，在他病愈起床后没几天，当格朗要上邮局去的时候，科塔尔请他代劳给他一位关系疏远的姐姐汇去一百法郎的月规钱。但是当格朗要走的时候，他又关照说：
“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可以叫她喜出望外。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而事实上我是十分惦记她的。”
他同格朗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他对格朗每晚从事的一点工作感到好奇，问过格朗，想要知道底细，格朗不得不告诉他。
“好啊，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比写书更复杂些！”
“啊！”科塔尔惊叹了一声，又说，“我真想能像您一样。”
格朗露出惊异的神情，于是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上一个艺术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因为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许多地方人家都会让他三分。”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我看他也不过是和别人一样，已被老鼠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罢了。再不然就是，他可能也害怕得高烧症。”
格朗答道：“我却不信，医生，假使您愿意知道我的看法……”
外面灭鼠的车子在窗下经过，排气声大得吓人。里厄沉默不语，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问那位公务员的看法。格朗则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
“这是个心有内疚的人。”
医生耸耸肩膀。正像警察分局局长所说的那样，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要做。
午后，里厄和卡斯特尔作了一次交谈。血清仍未运到。
里厄问道：“不过这种血清是否管用？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的样子总是有些独特，但终究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不过是您的假定。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是我的假定。不过大家都这样认为。”
在这一天中间，每当医生想起鼠疫，就会感到脑袋微微发胀，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起来了。他两次走进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他也跟科塔尔一样需要人们的热情。里厄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是这倒能提醒他曾答应过去看这个代理商的事。
傍晚，医生看到科塔尔坐在饭厅的桌子前。他进去的时候，看到在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经很暗，看来，在夜色朦胧中很难看书。比较可能的是，科塔尔在一分钟前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唠唠叨叨地说他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还会更好些。里厄劝告他说，一个人不能老是孤独地生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没作声。
“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人档案。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