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不错，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您不应长期与世隔绝，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恼火了，说他是经常出去走动的，有必要的话，整个区的人都能为他证明。甚至在本区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的朋友。”
室内光线越来越暗。郊区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灯一亮，外面传来一阵低低的、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也跟了出来。跟城里寻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各区吹来，传来了喃喃低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拥到了街上，渐渐地街上到处都是由于感到自由轻松而欢乐的人们的嘈杂声，这声音随风飘来，夹杂着一股芬芳的气息。黑夜中，瞧不见的轮船发出响亮的鸣笛声，从海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了喧闹声，这是里厄往日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时刻，今天由于他所获知的一切情况的影响，这时刻却似乎使他感到压抑。
他对科塔尔说：“可以开灯了吧？”
灯光一亮，这个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瞧着里厄。
“请告诉我，医生，假使我得了病，您是否将收我进医院到您的科里治疗？”
“为什么不呢？”
科塔尔又问是否有过在诊所里或医院里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说有过这种事例，但是这一切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
科塔尔说：“我呀，我对您是信任的。”
接着他问医生是否可以让他搭他的车子到市里去。
在市中心区，街上的行人已较稀少，灯光也寥若晨星，孩子们还在门口玩耍。医生在科塔尔的要求下，把车子停在一伙孩子的面前。他们在玩跳房子游戏，边玩边大声叫嚷。其中一个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平伙、头路笔直、但面孔却很脏的孩子用带着威胁性的炯炯的目光瞅着里厄。医生不去看他。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同医生握手道别。他讲话嗓音嘶哑，发音困难，他一连回头向身后望了两三次，说：
“大家都在谈论鼠疫，是否真有此事，医生？”
“人们一直在讲，这并不奇怪。”里厄说。
“您说得对。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那就末日来临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发动机已开动，里厄的手已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准备开车。他又重新看看一直以严肃而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孩子。孩子忽然向他咧嘴一笑。
“那么我们希望些什么呢？”里厄问，一边朝着孩子微笑着。
突然，科塔尔一把抓着车门，用带着呜咽而狂怒的声音呼喊：“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说罢，掉头就跑掉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满城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交谈或直接找病人谈话。里厄自行医以来，从未感到他的职业对他有过这样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们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讲真话，并且带着惊恐。不信任的神色，对他们的病情真相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光景，里厄驱车到最后一个病人——老气喘病患者的门前时，他已累得难以从车座中爬起身来，就停留了一下，望望昏暗的街头和漆黑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坐在床上，气好像顺了一点，正在数着鹰嘴豆，从一只锅中拿出来，放到另一只锅里。看见医生进来，高兴地招呼。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从哪里听说的？”
“在报纸上看到，无线电广播也这样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讲，”老头十分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会夸张了，嗯？”
“不要听人家瞎说。”医生说。
他看过了老头儿的病，就在这间寒酸的饭厅当中坐了一会儿。不错，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一早市郊有十来个患腹股沟腺炎、蜷缩着身子的病人在等他。经施行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仅有两三例可以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他明白医院对穷人说来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过：“我不要他给他们当试验品。”他不会给他们当试验品，只不过一死了事罢了。十分清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别配备”的病房是什么模样，医生也心中有数：这是两座把别的病人仓促地搬走后空出来的楼房，窗门缝隙已经堵塞，楼房四周用防疫警戒线加以隔离。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所设想的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然而，晚上发表的官方公报仍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声称，省府的措施已被接受，群众情绪平静，并且已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病床？”
“八十张。”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是胆小，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来不及申报。”
“埋葬尸体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告诉他应该采取完善措施，而不是专讲空话，还应该对瘟疫建立起切实的防止蔓延的壁垒，否则干脆什么也不要做。”
“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无能为力。我看数字还会上升。”
三天内，两座楼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里厄在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默然。
这时候天气像是稳定下来了。最近几次大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蔚蓝的天际进射出一道金黄色的阳光，刚开始出现的热浪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这季节的一切都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在四天中，高烧症有过四次触目惊心的跃进。四天时间，死亡的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宣布改为辅助病房。市民们以前还在用相互开玩笑的办法来继续掩盖内心的忧虑，但现在他们走在街上已显得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打一个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还写了病人情况，加上数字。当天，有四十个人死亡。据省长说，他要亲自负责自第二天起加强原来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执行，患者住房必须封闭并加以消毒，患者亲属须进行安全性检疫，病人死亡后的埋葬事宜由市政当局组织安排，具体办法看情况决定。过了一天，飞机运来了血清。这些血清足够供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应用，但如疫情有所发展那就不够了。里厄接得回电说血清的应急储备已经提尽，现在已开始制备新的。
这时候，近郊把春意送到了市场。沿着人行道成千上万朵玫瑰花正在卖花人的篮子里萎谢，浓郁的玫瑰花香飘浮全城。表面上一切如常：电车在高峰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他的时间则乘客稀少，车子肮脏不堪；塔鲁依旧观察那个矮老头，后者仍然在吐口沫；格朗每晚照旧回家去于他的神秘的工作；科塔尔还在到处乱转；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还是带领他那几只动物来来往往；患气喘病的老头儿照样在搬弄鹰嘴豆。人们依然有时会遇到新闻记者朗贝尔，他态度安详，但只关心自己；到了晚上，街上依旧人群熙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至于疫情，倒好像缓和下来了，几天中只死了十来个人。但不多久，疫情一下子恶化，死亡人数重又直线上升。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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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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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枪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口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人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城去的。他们的家庭也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家庭，作者甚至敢说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结合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次无情而又持续的隔离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彼此分处两地无法生活，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况是一桩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过，奥兰人的感情是简单的）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索绕着母亲面上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人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索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这些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去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城中阔步时，走来走去总是那么几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是前一时期同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齐走过的街道。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特别是，全体市民很快就克制住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一分离的时间推断为六个月，于是他们对这一段时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井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可是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朋友，或见到报上一则消息，或者头脑中闪过某种臆测，再不然便是突然变得有远见起来，这时他们就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疫病会持续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过一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hJ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他们真想把同现在所盼望着的亲人以前在一起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补进过去的回忆中去。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印上在外地亲人的影儿，即使在比较愉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让火车在幻想中通车，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这是一种流放，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放逐在自己家中。虽然作者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群众的流放生涯，却也不能不提一提像记者朗贝尔这样一些人的处境。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关在城里的，他们既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又远离故乡，因而倍增了他们的别离之愁。在所有感到被流放的人中，他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虽说在时间引起的烦恼方面，他们也和大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们更多一层空间引起的烦恼——思乡之情。他们时时碰撞在一堵高墙上，它把他们所在的疫区和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乡隔离了开来。这些人白天整天地在灰尘飞扬的城内徘徊，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家乡的薄暮和清晨，一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迹象都能增加他们的苦恼：长空的燕影，黄昏的露珠，或者僻静街道中的一线阳光异彩。这个能为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闭上双目不去观望，却沉湎于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竭力集中思想于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喜爱的树木，几张妇女的脸盘，沐浴于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专门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情侣情况。这恐怕也是作者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烦恼的困扰，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悔恨情绪。他们目前的处境倒能让他们用一种既激动又客观的眼光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身的缺陷很少会不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他们发觉对于在外地的亲人的事迹和动作姿态已不能准确地想象出来。他们抱怨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外地的情侣的时间安排，他们责怪自己太轻率，没有去了解这一点，反而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一个在恋爱中的人说来，知道对方的时间安排也不见得就是快乐的源泉。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很容易去追溯过去的爱情，并察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平时我们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任何爱情都可变得更完美，尽管我们往往毫不赧颜地甘愿让自己的爱情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但在回忆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人抱怨叫屈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形之一。
这样，每个人必须接受独自面对着苍天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普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许能磨炼人的性格，但目前却已开始使人变得斤斤计较小事的得失。比如说，我们城里的某些人已成了另一种事物的俘虏，他们受晴天雨天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出生第一遭直接受到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像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仅在几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脆弱和不合情理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因为他们在人前并不是孤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在他们的宇宙中还占有一个位置。但从现在起，他们则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却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恶意，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俘虏们只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他们讲话的人的兴趣。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这些流放者的苦恼多么难忍，不管他们那颗空虚的心感到多么沉重，在发生鼠疫的初期，他们却仍可说是一群幸运儿。因为正当全城开始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期待中的人儿身上。在全城陷于绝境的时候，爱情的自私心理却保全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只因为它有把生离变成死别的危险。因此在疫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这倒也是好事，而且简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概。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攫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一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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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谈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电影院终于只得将同样的几部片子放了又放。可是它们的收人却也不见减少。
最后再来谈谈咖啡馆的情况。在一座葡萄酒和烧酒贸易居于首位的城市中，这类商品的库存总是可观的，因此咖啡馆倒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的。说实在的，酒喝得可真是不少。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每逢到了半夜两点，街头上到处可见相当数量被逐出酒店的醉汉，乐观的言论也到处可闻。
但所有这些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异乎寻常，又出现得突如其来，因此很难说这是正常和会持久的现象。最后，个人情绪还是在大家的头脑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在封城后两天，里厄医生从医院出来遇见科塔尔，他得意地迎向里厄。里厄说他的面色很好。
那矮子说：“不错，我身体完全好了。医生，请告诉我，这该死的鼠疫，嗯！严重起来了吧？”
医生承认情况确是如此，而科塔尔却以一种异常轻松的口吻发表意见：
“现在它没有理由停止蔓延。一切都将被它搞得乱七八糟。”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科塔尔讲到他区甲的一个食品杂货店大老板囤积居奇，以图厚利。当人家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床底下藏着罐头食品。“他死在医院里，鼠疫是不会给钱的。”科塔尔有着一肚子这种真真假假的有关鼠疫的传闻。譬如有人说在市中心区，一天早上，一个带有鼠疫症状的男子在高烧中精神错乱，奔出屋外，向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去，把她紧紧搂住，大喊他已得了鼠疫。
“好吧！”科塔尔用一种同他语气不相容的和悦的语调说道，“我们大家都将发疯，这是肯定的。”
同一天下午，约瑟夫·格朗终于向里厄医生倾吐了他的秘密。他见到放在书桌上里厄夫人的相片，回过头来向里厄望望。里厄回答他说他的妻子正在外地疗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格朗说道，“这还是运气。”医生回答说这的确是运气，只要她的病能好起来。
“啊！我懂您的意思。”格朗说。
自从里厄第一次认识格朗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话说得那么多。尽管他说话时依然咬文嚼字，但是几乎总是能找到适当的字眼，好像他对当时要讲的话，早已思考过了似的。
格明很早就结婚，对象是邻居家的一个贫穷的年轻姑娘。他就是为了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都从未到他们那个区以外的地方去过。他是到她家去看她的，让娜的父母看见那位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追求者感到有点好笑。她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休息时间常常见他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腿上，沉思地注视着街景。她母亲则终日忙于家务。让娜帮着她。她身材长得那么纤细，使格朗每次见她过马路时总是要为她担上几分心：所有车辆一到她面前都成了庞然大物。有一天两人在卖圣诞节礼物的店铺面前走过，她朝着橱窗里陈列的东西看得出了神，把身子往后一仰靠住他说：“太美了广他紧握着她的手腕。这样他们就订了终身。
往后的事，照格朗说，十分平凡，正如一般人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一忙，爱情也就淡了。由于办公室主任食言，让娜也只得工作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用些想象力才能了解格朗的话。劳累的工作助长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思想，他越来越少说话，他也没有能够继续满足他妻子的希望：仍得到他的爱。一个忙于工作的人，生活在贫穷中，前途逐渐渺茫，每晚在晚餐桌上默默无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哪里还谈得上爱情？让娜也许已感到痛苦了，但当时她忍着没离开他；人们长期饮着苦酒而不自知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到后来，她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人走的。“我爱过你，但现在我厌倦了……我并不因这次出走而感到幸福，但是并不一定为了幸福才找新的开端。”这就是她信中的大意。
现在轮到约瑟夫·格朗开始难受了。他也可以有新的开端，正像里厄提醒他的话那样，但他却失去了信心。
他就是经常地想着她。他本来想写一封信给她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说，“这有困难。对此我已想了好久了。在我们相爱时，我们无需说什么话就彼此了解。然而双方的爱情不是永久不变的，有一个时期，我本来可以找些话来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绢擤鼻涕，再擦擦他的胡髭。里厄瞧着他。
“医生，”格朗老头说，“请原谅，但是我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在您面前，我能说话，说了使我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发了一份电报给他的妻子，告诉她说，城已封了，他身体健康，要她继续当心自己的身体，他惦念着她。
封城后过了三个星期，里厄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人在等他。
那人说：“我想您认识我吧。”
里厄觉得好像曾见到过他，但思索着不敢肯定。
“我曾在事件发生前，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而来讨教过你，”那人说，“我叫雷蒙·朗贝尔。”
“啊，对了！现在您大有文章可做了。”里厄说。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他来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是来请里厄医生帮忙的。
他接着说：“原谅我的冒昧，但是在这城中我没有熟识的人，我们报馆的通讯员不幸是个笨蛋。”
里厄邀他陪自己步行到中心区的一家诊疗所去一次，因为他有事要吩咐。他们就顺着黑人居住区的小街走去。天色逐渐朦胧，但是过去一到这个时刻就很吵闹的城市，现在却变得出奇的安静，从余辉未尽的天际传来的几声军号声，只能说明军人们还作出像在执行任务的样子。他俩沿着坡度很大的街道往下走，两旁是阿拉伯式房屋的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头。朗贝尔谈着，情绪十分激动。他把妻子丢在巴黎，说真的，这也不是他的妻子，但同妻子没有多大区别。封城开始后他曾给她打过一份电报。起初他认为事情长不了，他只想设法同她通信联系。他在奥兰的同行们告诉他，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邮局把他拒之门外；省府一位女秘书对他的要求则嗤之以鼻。他最后只好去排了两个钟头的长队，获准打了一份仅仅只有“一切均好，不久再会”几个字的电报。
但是今天早晨起床时，他忽然想到毕竟他不能预计事态会持续多久，决定离开奥兰。由于他是经人介绍过的（他的职业有这种便利），所以他能够见到省府办公室主任，他向主任说明原委：他与奥兰市无关，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他是偶然来此的，因此按理应让他离去，即使出去后要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对他说他对此十分理解，但就是不能作例外处理。主任又说他将再研究一下，但总的说来情况是严重的，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朗贝尔说：“但我毕竟是外地人。”
“这没有疑问，但总而言之，还是希望这次疫病不要拖得太久。”
为了结束谈话，他试图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能在奥兰找到很好的报道资料，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任何事件都有可取的一面。朗贝尔只能耸耸肩膀。这时他们已走到市区的中心。
“真是糊涂话，医生，您是明白的。我不是生来就是为着写报道的。也许我是生来为着同一个女人一起过活的，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里厄说，这种说法不管怎样，看来还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心区的大街上，见到的已不是平时的人群了。几个行人急急忙忙地向远处住所走去，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里厄想，这是那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的通报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市民们本来在事后二十四小时就会恢复信心，但是在当天，人们对数字仍然记忆犹新。
朗贝尔突然说道：“这是因为她和我，我们相识不久，但十分投机。”
里厄不说什么。
朗贝尔又说：“我打扰您了。我只想要求您为我出一张证明，说明我没有患上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想这也许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这时一个小男孩撞在他的腿上跌倒在地，他轻轻地把他扶起，然后两人再起步走到阅兵场。蒙着一层灰色尘土的无花果树和棕榈树的树枝一动不动地下垂着，树丛中有一座满是尘土的、肮脏的、象征共和国的雕像。他们在像前停步，里厄把两只满是白灰的脚先后在地上蹬了蹬。他朝朗贝尔看看，这位记者的呢帽戴在后脑勺上，系着领带的衬衫领子的纽扣解开着，胡髭也没有好好剃过，脸上一副负气不服的神情。
里厄最后说：“我理解您的心情，这点您不用怀疑。但是您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我不能为您出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患有这种病，即使您现在没有病，我也不能证明您在离开我直到走进省政府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传染上。况且，即使……”
“况且，即使什么？”朗贝尔问。
“况且，即使我给了您证明，对您也无济于事。”
“那为什么？”
“因为城中像您这种情况的人有好几千，然而没有放走过一个。”
“但假使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还不够。我也明白这是笑话，但是事关大家安全，也只有这样做。”
“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嘛！”
“从现在起，唉，您同大家一样，也算是这里的人了。”
朗贝尔激动起来，他说：
“这是个人道问题，我向您发誓。也许您不体会一对情投意合的人两相分开的滋味。”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朗贝尔痛苦地说，“您不会体会，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
医生抬头望着象征共和国的雕像说，他不知道他是否在讲大道理，不过他讲的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了整领带说：
“那么照您说我只好另想别法了？但是，”他接着以不服气的口吻说，“我会离开这个城市的。”
医生说他是理解他的想法的，但是这事情与他无关。
朗贝尔突然发作了，大声说：“不，这事与您有关。我来找您就是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在这次决定中有您很大的份儿。当时我想过，您这个参加系铃的人至少可以解一次铃。但是您却无动于衷，您根本不顾任何人。您没有为分居两地的人着想。”
里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话不错，他确是不想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啊！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厂，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
甲厄仿佛从分心的状态中醒了过来。“得了，”他说，“不光是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不要就下断语。但是您发火总是不对的。假使能解决您的问题，那我当然高兴之至。但问题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能徇情。”
朗贝尔忍不住大摇其头。
“不错，发火是我错。而且我这样也浪费掉您不少时间。”
里厄要求朗贝尔随时把进行的结果告诉他，并且请这位记者不要对他耿耿于怀。他又表示以后肯定会有一项计划让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朗贝尔突然显得困惑不安起来，他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这我相信，不管我怎么想法，也不管您方才和我说些什么，我相信这点。”
接着他又犹豫起来说：
“不过我不能赞同您的看法。”
他把呢帽往前额一压，快步走开了，里厄目送他走进让·塔鲁住的旅馆。
过了一会儿，医生摇了摇头，当然记者盼望重获幸福的着急心情是有道理的，但责怪他“生活在抽象观念中”是否正确呢？鼠疫蔓延得更快了，使医院中每周的牺牲者高达五百来人，而他在医院中过的这些日子难道也是抽象的吗？的确，这场灾祸中也有抽象或不现实之处，但当这种抽象观念涉及到人的生死问题时，那就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了。里厄只知道这不是最容易办的事。比如说，他所负责的那所辅助医院（像这种医院现在已有三所）就不很容易管。他叫人把那间面对门诊室的房间修改了一下，供接收病人之用。那间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水池，水中加了臭药水，池中央有一个砖砌的小平台。病人抬到平台上，迅速地脱去衣服，丢入池中。病人洗过身，擦干后，披上医院里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进入病房。现在不得已只好把学校的风雨操场用来收容病人，总共放了五百张病床，但几乎全部都有病人了。早上里厄亲自主持病人的人院、防疫、腹股沟肿块切开等工作后，还要查核统计数字，午后回去看门诊，最后到了晚上再去出诊，直到深夜回家。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把媳妇的电报递给他的时候，注意到他的双手打着哆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