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这样紧张了。”
他体格健壮，能顶得住，而且事实上他并未感到疲劳。倒是这些出诊中的情况使他感到受不了。一旦断定是瘟疫，就得立刻把病人运走c于是又得开始讲抽象的大道理，困难的场面也开始出现，因为病人家属知道，只有这个病人痊愈了或是死了才能再见到。“可怜可怜吧！医生！”洛雷太太说，她是在塔鲁所住的旅馆中工作的女佣的母亲。但这有什么用呢？当然他心里是可怜她的。但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他必须打电话。一会儿传来了救护车的警钟声。起初，邻居们推窗望望，后来就抢着把窗关上。接下来便是挣扎、啼哭、劝说，总之是些抽象的观念。在这些被发烧和恐慌搞得乱哄哄的寓所里，出现了一幕幕疯狂的场面，但是病人还是被带走了，最后里厄自己也可以走了。
开始几次，里厄打了电话不等救护车来就赶去看别的病人。但是后来病家却关上了大门，宁愿同鼠疫病人相聚在一起而不愿与他作别，因为这一别结局如何，他们心中明白。先是喊叫、命令，继之以警察的干预，最后是出动军队，把病人强行抢走。头几个星期，里厄只好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到后来，当每位医生都在一个志愿便衣警察陪同下去出诊时，里厄才能一家一家地赶。但在起初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的情况都像那晚在洛雷太太那小公寓中的一样：当他走进墙上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屋子时，病人的母亲欲笑不笑地来迎接他说：
“我想这不会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发烧吧？”
他掀开了毯子和衬衣，默默地观察着病人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肿胀的淋巴结。那母亲看着女儿的腿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惊叫起来。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母亲们在露出的腹部所显示的致命的症状前号哭，脸上带着茫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每天晚上，里厄的胳膊被她们紧紧抓住，无济于事的话、许诺、哭泣，一片混乱；每天晚上，救护车的警钟声引起了无济于事的、情绪激动和痛苦的场面，晚上出诊时间长，而且遇到的情况千篇一律，最后里厄感到，除了这种相同的场面不断地重复出现外，再也盼不到出现任何别的了。不错，鼠疫跟抽象的道理一样地一成不变，只有一样东西也许是在起着变化，那就是里厄自己。那晚他在象征共和国的雕像前深深感觉到了这点：他两眼盯着朗贝尔的身影消失在那里的那家旅馆大门，觉察到那难忍的麻木不仁之感已侵袭到他整个心灵。
几个星期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生活过去了，每晚暮色降临后全城的人照旧拥上街头在原地转圈，这时，里厄已懂得不必再花力气去克制同情心。当人们觉得同情也无补于事后，对它也就厌倦了。在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日子里，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轻松的却是心肠慢慢变硬起来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反而可以便于完成仟务，因而借以自慰。他的母亲每当深夜两点见到里厄回家时茫然的目光，感到难受，同时也因里厄将他唯一能得到的母爱的温暖漠然置之而深为痛心。要同抽象观念作斗争，就不得不像他一样。但这又怎样能使朗贝尔明白这一点呢？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这就是朗贝尔将要遇到的情况，里厄将在朗贝尔日后向他说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中了解到详情。这样，每人的个人幸福和与鼠疫有关的那些抽象观念之间的阴沉险恶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展开，构成本城在这一冗长时期中的整个活动。而里厄则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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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的人看到的是抽象的观念，有的人看到的却是事实。鼠疫发生后一个月，情势变得令人沮丧，首先是由于疫情再次猖撅，其次是因为帕纳卢神甫作了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这位神甫就是在米歇尔老头儿初发病时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教士。帕纳卢神甫由于为奥兰地理协会的杂志经常写文章而声誉卓著，在碑铭的复原工作方面是个权威。他曾在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上作过一系列的报告，拥有的听众比这方面的专家所拥有的还要众多。他在讲演时热烈捍卫严格的天主教教义，对现代的放浪主义和过去几世纪的愚昧主义同样不妥协，毫无保留地向听众灌输严酷的大道理，由此而享有盛誉。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城内的教会当局决定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与鼠疫作斗争：组织一个星期的集体祈祷。这种群众性的表示虔诚的宗教活动的结尾是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向为照料疫病患者而献身的圣人——圣罗克——祈祷。借这一机会，人们要求帕纳卢神甫讲话。这位神甫为此在半个月前已从关于圣奥古斯坦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出来，在这方面他在所属修会中具有特殊的声望。这位天性激烈而热情的神甫答应了人们的要求，毅然担当了这一任务。在这次讲道之前，全市很早就已谈开了。这次讲道也可算是这一时期中的一件大事。
参加这一星期活动的群众很多。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比如说在星期日早上海滨浴场就一向是同教堂中的弥撒唱对台戏的，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而是一方面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另一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他们的灵魂深处虽然尚未真正意识到那些使他们遭受打击的意外事件的真实性，但是他们显然感到事情是有点不同往常了。有不少人却总在希望着瘟疫即将过去，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安然无恙。所以他们还不觉得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对他们来讲，鼠疫不过是一个讨厌的不速之客，既来了也总有一天会走的。他们虽然害怕，但并未绝望。把鼠疫看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忘却在发生这场瘟疫前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而言之，他们处于期待中。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同对待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一种独特的状态，既不是无所谓，也不太热情c用“客观”一同来形容是较为恰当的。参加祈祷周的大多数人的想法，就像一个忠实信徒对里厄医生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反正这没有坏处。”塔鲁也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在类似情况下将敲锣打鼓赶瘟神。但他指出：事实上敲锣打鼓究竟是否比防疫措施更有效是根本无法知道的c接下来他只是加上了这么两句话：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是否存在瘟神。这点不弄清楚，谈论其他任何想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不管怎么说，城里的教堂在整整一星期中几乎挤满了善男信女c头几天，不少居民还停留在门廊前栽着棕榈树和石榴树的园子里，倾听着一直传到街头、波涛般起伏的祈求和祷告声。不久，这些旁听者在别人的榜样鼓舞下，也渐渐地进入教堂，他们胆怯的声音混杂在教堂内的祈祷声中。到了星期日，大群的人拥进教堂正殿，连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和台阶的最后几级上也挤满了人。前一天开始，天色阴沉，大雨倾盆，那些站在外面的人撑着雨伞，教堂里飘浮着一股炉香和湿衣服的气味，这时，帕纳卢神甫登上了讲道台。
他中等身材，相当粗壮，当他靠着讲道台的栏杆，两只粗大的手紧握本栏的时候，人们只见一个厚实的乌黑身形，上面是两块红得发亮的面颊和一副钢丝边眼镜。他的声音宏亮，激动，传送得很远。他面对望弥撒的信徒，开始讲了一句激烈的、一字一顿的话：“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从教堂内直到广场上，信徒们立即一阵骚动。
神甫接下来讲的话，在逻辑上，似乎和这个扣人心弦的开场白不相衔接。然而正是听了这段话市民们方才明白，神甫像猛击了一棍似的，用巧妙的演讲技巧一下子就突出了他整个讲道的主题思想。帕纳卢紧接着他的第一句话，诵读了《圣经》的《出埃及记》中关于埃及发生瘟疫的原文，接下去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灾难是为了打击天主的敌人。法老①违反天意而瘟疫就使他屈膝。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这点你们要细想一番。跪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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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埃及君王称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更增加了教堂内肃静的气氛，话音显得分外嘹亮，有几个听道的人，经过片刻的犹豫，从他们的座位上滑下，跪倒在跪凳上。其他人认为也应该效法，渐渐地在一片椅子的嘎嘎声中，全体听道的人都跪了下来。这时帕纳卢重新直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越来越重的语气接着说：“如果说今天鼠疫降到了你们头上，那是因为你们考虑问题的时刻到了。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人间这座巨大无边的粮仓里，毫不容情的灾难打着人类的麦子直到麦粒从麦秆脱下为止。麦秆总是比麦粒多，受上天召唤的人总是多于得救者，这种不幸井不是天主的意志。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仟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好吧，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天主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以慈悲的目光俯视着这城市里的人们，已不耐烦再等了，在他永久的期待中已失去了信心，他已掉转脸去了。失去了天主的灵光，我们只落得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中。”
教堂里有一个人像一匹不耐烦的马似的长吁了一口气。神甫略一停顿，继续说下去，语气比较低沉了：“在《金色的传说》①中说，在翁伯托国王时期，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受到一场鼠疫的浩劫，活着的人几乎不够埋葬死者。这次鼠疫在罗马和帕维亚地区尤其猖撅。当时有一位善神显圣，命令一个手拿打猎用长矛的恶神对着房屋挥打，他在一所房屋上打多少下，这所屋子里就得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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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圣徒传记作家雅克·德沃拉季内于公元1260年左右所著的圣徒传。
帕纳卢朝着教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开两条短短的胳臂，好像指着飘摇的雨幕后的什么东西似的，他有力地说：“弟兄们，现在就是那场致人死命的追猎在我们的街道上进行着。请看，这位像魔王一样神气、凶神一样威武的瘟神，站在你们屋顶的上空，右手举着红色打猎用长矛，左手指着你们的一所房屋。也许就在此刻，他正指向你们的门口，那长矛敲在房屋的木板上砰然作响。就在此刻，鼠疫走进你们的家，坐在你们的房间里等着你们回家。它在那里，不慌不忙，全神贯注，不怕你们跑掉，就像世间的因果报应一样万无一失。它只要向你们一伸手，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你们要明白，甚至徒劳无功的人类科学也不能使你们免受其难。结果你们在那痛苦的血淋淋的打谷场上受到了敲打，和麦秆一起被扔掉。”
讲到这里，神甫更进一步详述这场灾难的悲哀景象。他描绘那根巨大的长矛在城市上空挥舞，随心所欲地打击一下，重又鲜血淋漓地举起，然后把鲜血和人类的痛苦一起散播下去，“作为来日收获真理的种于”。
帕纳卢神甫讲完了这一长段话，停顿了一下，他的头发技在额前，浑身颤抖着，扶着讲道台的双手使讲道台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用低哑的嗓音带着谴责的语气说：“不错，思考的时候到了。你们以为每星期日来朝拜一次天主就够了，其余日子可以自由自在了。你们想，做些跪拜动作就可以抵消你们罪恶的无所谓态度了。但是天主是需要热情对待的，这种一曝十寒的态度是不足以报答他无边的深情的。他要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方式，说真的，这是爱的唯一方式。现在他已等得失去耐心，而让灾难降临在你们的头上，像降在有史以来一切有罪的城市头上那样。现在你们领略到什么是罪恶，正像该隐①父子、大洪水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②、法老和约伯③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人们所经过的那样。自从城市把你们和灾难一起团团围困起来那天起，你们像上述所有的人一样对生灵和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你们现在明白了，终于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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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之子，曾杀死他的兄弟。
②巴勒斯坦古城。据《圣经》传说，因人民犯罪而焚于天火。
③《圣经》中受上帝考验的人。
一股潮湿的风刮进教堂正殿，大蜡烛的火焰被吹歪，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帕纳卢在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打喷嚏声中用一种非常高明而巧妙的技巧继续发表他的高论。他以平静的音调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揣测我的讲话究竟是什么用意。我要把你们引向真理，尽管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却要告诉你们应当感到欣慰。现在已不再是用一些劝告，用一只友爱的手来劝人从善的时候。今天真理就是命令，而得救的道路就是红色长矛向你们指出的和把你们向那边推过去的那条路。弟兄们，上天的仁慈就在这里显示无遗，他在一切事物上都安排好两个方面，既有善，也有恶，既有愤怒，也有怜悯，既有鼠疫，也有得救。这场鼠疫，它既能把你们置于死地，也能超度你们，向你们指明道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①的教友们把鼠疫看作一种上天所赐的获得永生的有效方法。那些没有得病的人用鼠疫病人用过的被单裹在身上以求必死。当然，这种要求得救的过激做法并不值得推荐。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操之过急的行为，非常近乎傲慢。我们不应当比天主更性急，一切企图加速天主早已安排好、不可动摇的命令的行为都会导致走向异端。但是这一事例至少也有它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更有远见，能察觉到隐藏在痛苦深处的这道美妙的永生之光。这道光照亮了通向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显示了万无一失。能变恶为善的上天意志。今天这道光又一次通过这条充满着死亡、恐慌、号叫的道路把我们引向真正的宁静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弟兄们，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无限的安慰，希望你们从这里得到的不仅是谴责你们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境平静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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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埃塞俄比亚。
讲到这里，人们听出帕纳卢的话已结束。外面的雨也停了，从露出太阳但尚有雨意的天空，一道淡淡的阳光泻到了广场上。街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辘辘的车轮声，城市已苏醒过来，各种喧闹声又传人耳中。听道者们在一片悄悄的骚动声中轻轻地收起他们的用品。这时神甫重又发言，他说，在阐明了鼠疫的天意根源和这一灾难的惩罚性质后，他的话已经讲完。他不想在这么悲惨的问题上不合时宜地用漂亮的词句来修饰他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问题都已对大家讲得一清二楚。他只提醒人们说，在马赛发生大鼠疫时，历史学者马蒂厄·马雷曾抱怨当时陷身于既无助又无望的地狱之中。然而马蒂厄·马雷是瞎了眼！恰恰相反，帕纳卢神甫认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今天更体会到天主赐予大家的帮助和希望。他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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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布道对我们这里的人是否有作用，还很难说。预审推事奥东对里厄医生宣称，帕纳卢神甫的演讲是“绝对驳不倒的”。但大家的意见并不都是如此肯定的。然而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在至今还是模糊的概念上稍为清楚了一些，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因犯了不知什么罪恶而被判处一种无法想象的监禁。有些人仍继续他们的平凡生活，设法适应这种禁闭生涯；另一些人则截然不同，一心只想逃出这个灾难的牢狱。
开始时，人们对同外界隔绝一事还能忍受，就像他们忍受任何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反正只是打乱了他们某些生活习惯而已。但是突然间他们发觉这是一种非法监禁的生活：置身于苍穹之下，开始承受夏日的闷热。这时，他们模糊地感到这种囚禁的生活已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有时一到傍晚，凉爽的空气使他们精力恢复，这时，他们往往会干出绝望的事来。
最初，不知是否由于巧合，就是从这个星期日起，城中的恐惧心理的普遍和深刻的程度，足以使人能猜想到这个城里的人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城市的气氛有点变了。但是说真的，究竟是气氛变了还是心理变了，这倒是个问题。
布道后没几天，里厄同格朗在一起走向市郊的路上谈论着这一事件。里厄在黑夜中撞到一个在路上摇摇摆摆、不往前走的汉子身上。这时，城中亮得越来越迟的路灯突然大放光明。他们身后的路灯一下子照亮了这个人，他闭着眼睛，无声地笑着，因此而绷得紧紧的苍白脸庞上流着大滴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这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刚挽住他的手臂，发觉这位职员神经紧张，浑身打着哆嗦。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他已累得嗓子冒烟了。
“喝点东西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咖啡馆，那里只有柜台上的一盏灯亮着，人们在昏暗的淡红色光线下轻声地交谈着，这个样子讲话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里厄惊异地看到格朗向柜台上要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并且说这杯酒很凶。过后他就想走了。到了外面，里厄好像听到黑夜中到处都是呻吟声。在路灯上面，从黑暗的夜空某处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使他联想起那无形的瘟神正在一刻不停地搅动着炎热的空气。
“还好，还好。”格朗说。
里厄想知道他要说什么。
“还好，”他说，“我有我的工作。”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一个有利条件。”
里厄决定不去听那呼啸声，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反正我认为我搞得很顺当。”
“还要搞很长时间吗？”
格朗显得很兴奋，酒意已出现在他的话音里。
“我也不知道。但问题不在这儿，医生，这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里厄在黑暗里猜到他正在挥舞着手臂，好像他准备好的什么话突然来到了嘴边，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
“您知道，医生，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
这突如其来的说明使里厄感到意外，他好像看到他这位朋友把手举到头上，接着又把手臂一挥，做出脱帽的动作。上空传来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越来越响了。
“对，”格明说道，“应该做到十全十美为止。”
里厄虽然对文学界的习惯知道得不多，但根据他的印象，事情做起来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出版者在办公室里大概是不会戴帽的。但是，事情也很难说，里厄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不由自主地又倾听起鼠疫的神秘呼啸声来。这时他们已走近格朗所住的区里，因那里的地势比较高，一阵微风吹来，身上感到凉快，同时也吹走了城中所有的喧闹声。格朗还在不断地讲，但里厄并没有完全听见这位老好人在说些什么，只明白他所说的那本书页数已写了不少，然而这位作者为了使作品达到完善的地步，真是绞尽了脑汁。“为了一个字，往往整晚整晚，整个星期整个星期的时间花上去……有时只是为了一个连接词。”讲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医生大衣上的一颗纽扣，一连串的话音从他那张缺了牙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了出来。
“医生，您总知道，必要的话，要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不算太难。要在‘而且’和‘接着’之间进行挑选，这已比较不容易了。如果要从‘接着’和‘随后’之间决定用哪一个，那就更难了。但是确实还有比这更难的，就是‘而且’该用不该用的问题。”
“不错，”里厄说，“我明白。”
他说罢又往前走。另一个显得不好意思，又追了上来。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今晚我也不知怎么搞的。”
里厄轻轻地拍拍格朗的肩膀，说愿意帮助他，并说对他所讲的很感兴趣。对方的情绪略略平静了一些，在走到他家门前时，他犹豫了一下后就邀请里厄上他家去坐一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格明请里厄坐在餐室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着稿纸，稿纸上字迹写得很小，还划着一道道涂改的杠子。
“对，就是这个，”格朗冲着里厄探询的目光回答说。“你要喝些东西吗？我这里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看看稿纸。
“请别看了，”格朗说，“这是我的初稿，它使我头痛，头痛得要命。”
他自己也在注视所有这些稿纸。他的手似乎无法抗拒地被其中一张所吸引住，把它拿了起来，隔着没有罩子的灯泡照着。纸在他手中颤动着。里尼注意到职员的额上湿漉漉的。
“坐下吧，”里厄说，“请念给我听。”
那职员向里厄看了一眼，微笑着，显出非常领情的样子。
“好，”他说，“我也确实很想这样做。”
他一直看着稿纸，略等一会儿，然后坐下。同时，里厄在注意聆听城中传来的模糊的嗡嗡声，好像是在回答鼠疫的呼啸。就在这个时候，里厄对展现在他脚下的城市，对被这个城市禁闭的人们以及黑夜里压抑住的恐怖的嚎叫声都有一种特别敏锐的感觉。格朗提高了他低沉的嗓门念道：“在五月份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①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格朗念完这一句后，两人都不作声，这时他们又听到了这苦难城市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格朗放下了稿纸，继续对它凝视着。过了一会，他抬头问里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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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栗色”。下文中，格朗因未解“栗色”的词义，误以为“栗色牝马”系马的一个品种，因而在修改句于时，将“富丽”改为“黑色”，闹了笑话。故此处模拟作者的用词，改译为“枣骝”，使译文与下文配合。
“您觉得怎么样？”
里厄说这个开头使他渴望知道下文，而对方却兴奋地说这个观点不对头。他用手掌拍拍他的稿纸说：
“这里只能写出个大概。如果我能把我所想象的情景完美无缺地描绘出来，如果我的句子能和这个骑马小跑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部分就更顺利了，特别是一开始想象力就非常丰富，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是要做到这点，他的工作还着实不少。他决不同意就这样去付印，因为尽管这个句子有时令他感到满意，他也明白‘且还不能完全同实际情况相吻合，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流利的笔调使它或多或少近于陈词滥调。这至少是格朗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到这里，窗外传来人们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离座站起身来。
“您将会看到我搞出些名堂来，”格朗说着，把脸掉过来望着窗口，又加上一句：“当这一切完工的时候。”
急促的奔跑声又传来了，里厄已下楼走到街上，有两个人从他面前跑过。看来，他们是在向城门口奔去。我们这个城里有些人被炎热的天气和鼠疫搞得晕头转向，失去理智，打算硬来，试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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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丐有时就会到这用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8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饲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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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