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像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日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惺松，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像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像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
“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像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
“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
“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人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c每晚在林阴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热衷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
“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
15
--------
那次同里厄的会面是塔鲁要求的，他的笔记本中有这段记载。那大晚上，里厄在饭厅里等着他，两眼注视着他的母亲，她安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只椅子里。每当家务完毕，她便在这里消磨时间。她现在双手合在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在等待他。但是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给她面部带来的默默然的表情这时好像活跃起来。过一会儿，她重又静默下来。那晚，她眺望着那时已经冷清清的街道，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的地方，一盏光线很弱的路灯略微冲破一些城市的黑暗。
“在整个鼠疫期间，路灯照明一直要这样减少吗？”里厄老太太问。
“大概是这样。”
“但愿这不要拖到冬天，要不然未免太凄凉了。”
“是呀。”里厄说。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老太太问。
“噢，跟平时一样。”
跟平时一样！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血清，看来效力比第一批还差，统计数字又在上升。除了患者家属以外不可能在其他人身上进行预防接种；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大量生产才行。大多数腹股沟肿块似乎已到了硬化季节，始终不见溃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痛苦异常。自前一天起，又发现了两例新类型的瘟疫，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筋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他端详了一下他的母亲，她那栗色美丽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多年的温柔深情。
“母亲，你怕吗？”
“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我以后又经常不在这里。”
“只要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等着你也无所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些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
“有，一切都好，如果我相信最近的一份电报所讲的话。但是我看她讲这话是为了使我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向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像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里厄请客人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自己站在他的安乐椅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书桌上的一盏室内唯一亮着的电灯。
“我想，”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您谈话。”
里厄一言不发表示同意。
“在十五天或一个月后，您在这里将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将使您无法应付。”
“说得对。”里厄说。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得不好，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又承认这是事实。
“据我了解，省府在考虑一种群众服务组织，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必须一律参加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倒很灵通，但是这件事已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省长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求志愿人员？”
“征求过了，但结果很差。”
“这是通过官方途径搞的，而且缺乏信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他们从来没有跟上灾情发展的步伐，他们所设想的办法对付感冒还差不多。假使我们听任他们去搞，他们就会完蛋，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完蛋。”
“可能是这样，”里厄说，“我该告诉您，他们甚至考虑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
“我认为还是用有自由的人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判死刑的觉得受不了。”
里厄看了一下塔鲁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当然，”里厄说，“您一定猜到我是乐于接受的。我们需要助手，特别是干这一行。我负责去使省府接受这个主意。再说他们也没有选择余地。但是……”
里厄思考了一下说：
“但是这项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点您很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向您讲明白。您好好考虑讨没有中’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他说：
“您对帕纳卢的布道有什么想法，医生？”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要知道，大主教徒有时就是这么说，但从来也不真的这样想。他们的为人实际上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来得好。”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要他平静下来。他还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里厄耸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未回答我的问题，您想过了没有？”
塔鲁在安乐椅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并让脑袋显露在灯光下。
“您相信天主吗，医生？”
问题仍旧提得自然，但这一次，里厄倒犹豫起来。
“不相信，但是这说明什么呢？我是处在黑夜里，我试图在黑暗中看得清楚些。好久以来我就已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同帕纳卢分歧的地方么？”
“我不这么想。帕纳卢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但是，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地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
里厄站了起来，这时他的脸处于阴暗中。他说：
“这且不谈吧，既然您不愿回答。”
塔鲁微微地笑笑，仍坐在椅中不动。
“我能以问题来回答吗？”
这次轮到医生微微地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么请吧。”
“好！”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富有牺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医生仍留在暗影里没动，他说已经回答过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至少在这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啊！”塔鲁说，“这就是您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吗？”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说着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地吹出了一声口哨，医生看看他。
“不错，”里厄说，“您一定会想这未免太自大了吧。请相信我，我只有这应有的骄傲，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口，推测着远处墨黑的天空之下的大海。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时又在抗拒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法理解的念头：想跟这个古怪而又给他亲切之感的人一诉肺腑之言。
“我完全不知道，塔鲁，我可以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开始行医时，我干这一行有点迷迷糊糊，因为我需要干它，也因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所企求的行业之一。或许也因为，对像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业。还有，得经常看着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吗？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对着这种情景，我发觉自己无法习惯。那时我还年轻，我甚至对自然规律抱有厌恶的情绪。从此，我变得比较谦逊了，理由不过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此外我一无所知。但毕竟……”
里厄中断了他的话，重新坐下，他觉得舌敝唇焦。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像低着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
“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里厄把书房的门打开，在过道上向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看望在郊区的一个病人。塔鲁建议陪你一同前去。医生答应了。在过道的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他。
“一位朋友。”他说。
“噢！”里厄老太太说，“我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医生想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灯不亮，楼梯一片漆黑。医生想这是否又是新的节约措施的结果，然而他又无从证实。若干时间以来，房屋里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一切都乱糟糟。这也许是由于看厂］的和我们一般市民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思索，因为身后的塔鲁又说话了：
“还有一句话，医生，即使您听了感到可笑也罢：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对自己耸了耸肩膀说：
“老实说，我一无所知。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噢！”另一个平静地说，“我要懂得的东西不多。”
医生站住脚，塔鲁在他后面的梯级上，脚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了里厄的肩膀站稳了。
“您认为对生活都懂了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音同刚才一样平静：
“是的。”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发觉时间已经很晚。恐怕已十一点了c城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一些轻微的悉索声，遥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丁当声。他们跨进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他说：“明天您得上医院来打防疫针。在着手干这个活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您得考虑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种估计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这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全部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这不过是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里厄以一种突然低沉下来的声音说，“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确还要全部从头学起。”
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大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
16
--------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土，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明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像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①。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
①此处由于格朗推敲字眼，更换用词，因而在他所写的句子中，语法结构发生变化，译成中文，不易理解，故将译文略作改动。下文还有类似情况，不再另注。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像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像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确是可怕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从海外传来。里厄也徒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
17
--------
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像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c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确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c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c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井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