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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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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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L，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光避开了。
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亡，因为几个月来，使人感到恐怖的鼠疫是不选择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那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看着孩子痛苦地受折磨。当然，这些无辜的孩子受到痛苦的折磨，这在他们看来一直是件令人愤慨的事。但是至少在这以前，可以说，他们是在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这样长时间地看到过一个无辜者的垂死挣扎。
这时病孩的胃好像被咬了似的，他的身体又重新弓起来，口里发出尖细的呻吟声。有好几秒钟，他的身体就这样地弯成弓形，一阵阵寒战和痉挛使得他全身抖动，好像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直不起来，被连续不断的高烧袭击得断裂开来。狂风一过，他又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好像退了，他就像被遗弃在潮湿而又发臭的沙滩上，微微喘息，暂时的意息已像进入了长眠。当灼热的浪潮第三次向他扑来，使他有点颤动的时候，他就蟋缩成一团，在高烧的威胁下，他退缩到里床，发狂似地摇晃着脑袋，掀掉被子。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红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沿着铅灰色的脸往下流去。经过这阵发作之后，孩子已筋疲力尽，他蜷缩着他那瘦骨嶙峋的两腿和那两只在四十八小时内瘦得像劈柴的胳膊。在这张被弄得不成样子的床上，他摆出了一个怪诞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
塔鲁弯下身去，用他那笨拙的手擦掉小脸上的眼泪和汗水。卡斯特尔早已合上书本，看着病孩。他开始说话，但是因为嗓音突然走样，所以他不得不咳上几声才能把那句话讲完。
“里厄，这孩子早晨的病势没有缓解过，是吗？”
里厄说是，但是他说这孩子坚持的时间比通常人们所看到的还要长。帕纳卢看上去好像有点歪倒在墙上，他低声说：
“如果这孩子还是要死掉的话，那么这样反而会使他受苦的时间拖得更长些。”
里厄突然转向神甫，张开口想说什么，但是他没出声，明显地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他又把目光转移到孩子身上。
病房里充满了日光。在其他五张床上，病人在动，在呻吟，但是都有点拘谨，好像是大家商定了似的。只有一个病人在房间的另一端叫唤着，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发出一声又一声轻微的叹息，而这种叹息听上去倒像是惊叫而不太像痛苦的哀鸣。看来连病人也不像开始时那样感到害怕了。现在，他们对染上这种疾病抱着一种心甘情愿的态度。只有这孩子在拼命地顽抗挣扎。里厄不时地按小孩的脉搏，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为了摆脱他目前无能为力、静止不动的这种状态，他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孩子焦躁不安的表现和自己热血沸腾的感觉已浑然一体。那时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不分彼此，于是就试图尽自己的尚未消耗过的全部力量去扶持这个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仅仅结合了一分钟就不协调了，孩子没领他的情，他的努力落空了。于是他放下那只纤细的手腕，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去了。
沿着用石灰粉刷过的墙，阳光由粉红色逐渐变成黄色。在玻璃窗外，一个炎热的早晨开始了。格朗在离去时说他要回来的，但大家几乎没有听见。大家都等待着。孩子一直闭着眼睛，现在好像平静了一点。他的两只手变得像爪子似的，慢慢地刨着床的两侧，然后，又举起来，去抓靠近膝盖的床单。突然，孩子蜷起两腿，直到大腿碰到腹部才停止不动。这时，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看站在他面前的里厄。在他那张土灰色的凹陷下去的脸上，嘴巴张开来了，几乎立即就发出一声拖长的、音调几乎不因呼吸而发生变化的叫喊，整个病房里突然充满了一种单调的、刺耳的抗议声，它简直不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像是所有的病人同时发出来的怪叫声。里厄紧咬牙根，塔鲁转过身去。朗贝尔走到床前，站在卡斯特尔旁边，这时，卡斯特尔合上了那本摊开在膝盖上的书本。帕纳卢看着那小孩因病而污垢满布的小嘴，它在发出那种让人辨别不出年龄的叫声。神甫跪了下来，在那连续不断、不可名状的哀叫声中，大家自然而然地听到他用一种有点儿压低但又很清晰的声音说：“我的天主，救救这孩子吧。”
但是孩子还是在叫喊，他周围的其他病人也骚动起来了。那个在病房另一头不停地叹息的病人加速了呻吟的节奏，最后他也真正地叫喊起来，与此同时，其他人也呻吟得越来越厉害。一片痛苦的哀鸣声像潮水一样在病房里泛滥，淹没了帕纳卢的祷告声。里厄紧紧抓住床架的横档，闭上眼睛，感到极度疲劳和厌烦。
当他重新张开眼睛时，他发现塔鲁在他身边。
里厄说：“我必须走开，看到这些人我已再也忍受不住。”
但是突然之间，别的病人都一声不响了。这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叫声早已变得很弱，它越来越低，终于停止。在孩子周围的病人又开始呻吟起来，但声音很低，犹如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的回声，因为这场斗争已经结束。卡斯特尔已走到床的另一边，他说，完了。孩子的嘴张开着，但是默默无声，他躺在乱成一团的床单之中，他的身体一下子缩得很小了，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帕纳卢走近病床，做了一个祝福的手势。然后他拿起他的长袍，沿着中间过道走了出去。
塔鲁问卡斯特尔：“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吗？”
老医生摇了摇头。
“说不定，”老医生强带笑容说，“他毕竟支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里厄已经离开病房，他走得那样快，神态那样冲动，以至当他走过帕纳卢身边时，神甫伸手去拉住他。神甫说：“算了，医生。”
里厄仍像刚才那样冲动地转过身来粗暴地对神甫说：“啊！这个孩子至少是纯洁无罪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在帕纳卢前面，穿过病房的门，走到院子的尽头。他在积满尘土的小树中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擦了擦已经流到眼睛里的汗水。他想再高声呼喊一下，好解开使他心碎肠裂的心头死结。热浪慢慢地在无花果树的枝权中间降临。早晨的蓝天很快地就被一层微白色的云彩遮住，使空气变得更闷热了。里厄灰心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看着树枝和天空，呼吸慢慢地平定下来，疲劳也逐渐恢复。
他听到背后有人说：“为什么跟我说话发那么大火？这样的情景，我也是一样受不了的啊！”
里厄转身向帕纳卢说：
“是啊，请原谅我。疲劳简直是一种疯狂。在这个城里我有时候按捺不住，忍受不下去。”
帕纳卢喃喃地说：“我明白。因为这一切超过了我们的承受限度，这就令人恼火。不过，或许我们应该去爱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
在帕纳卢脸上闪过了痛苦的阴影。
“啊，医生，”他悲伤地说，“我刚懂得什么叫天主的恩惠。”
可是里厄又颓丧地在长凳上坐下。他又感到十分疲倦，对神甫的话，他用较缓和的语气回答说：
“我知道，这正是我所缺少的。不过我不想跟您讨论这些事。现在我们在一起工作是为了某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能使我们超越读神或敬神的问题而团结在一起。唯有这一点是重要的。”
帕纳卢在里厄身旁坐下来。他显得很激动。他说：
“对，对。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
里厄略带笑容。
“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大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帕纳卢迟疑了一下说：
“医生……”
但是他停下不说了。他的前额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他喃喃地说了声“再见”，他站起身来，眼睛闪闪发光。在他要走的时候，正在沉思的里厄也站了起来，向神甫走近了一步说：
“再一次请您原谅。今后我决不再这样发火了。”
帕纳卢向他伸出手，忧伤地说：
“不过，我没有把您说服！”
里厄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所憎恨的是死亡和疾病，这一点您是很明白的。可是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是为了忍受它们和战胜它们。”
里厄一边握着帕纳卢的手，目光不朝神甫看，一边说：
“您瞧，现在就连天主也无法把我们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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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帕纳卢加入卫生防疫组织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他把自己置身于抢救人员的行列之中，置身于他认为是自己应该呆着的行列之中，即参加第一线的抢救工作。他看到过不少死亡的场面。尽管原则上他注射过抗疫血清，是有免疫力的，但他对自己的生命也并不是毫不担心的。表面上，他一直很镇静。不过，自从那天他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去之后，他变了样。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紧张不安的神情。有一天他微笑着对里厄说，现在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一个神甫能否请医生看病？》的短论。当时在里厄的印象中，帕纳卢实际上是在写一篇题材更为严肃的文章，只是他没有讲明罢了。当里厄医生表示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时，帕纳卢告诉里厄，说他在专为男教徒做弥撒的时候要作一次布道，借此机会，他至少可以阐明自己的某些观点。
“医生，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会对这题目感兴趣的。”
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里，神甫作了第二次布道。说实话，这次听道者的座位要比第一次布道时空得多了。这是因为这种场面对本城的居民来说，已经不再具有那种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城市目前所处的困难情况下，“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另外，对大多数人说来，当他们尚未完全放弃参加宗教仪式，或是说，尚未到达这样的地步，即既参加宗教仪式又过着极端不道德的私生活，两者并行不悖，这时，他们会用一些缺乏理性依据的迷信来代替平时的宗教活动。他们宁可佩带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徽章或圣洛克的护身符，而不去望弥撒。
比如，本城居民迷信预言的习惯就是一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人们就已在期待鼠疫过不了多久就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一下别人，这种疫病到底还要拖延多久，因为大家都深信它不会拖延下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灾祸真的会没完没了，同时，鼠疫结束就成了人人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互相传递占星术士的各种预言，或者天主教会的一些圣人的谜语。城里的一些印刷商很快发现，他们可以从人们的这种着迷的心理中渔利，于是就把当时城里流行的论语和预言大量印刷出版。当他们觉察到公众的这种好奇心漫无止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即派人到市图书馆去博览群书，从野史轶闻中寻找这类东西，然后印出来在城里推销。当他们在图书资料中再也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时，他们就请一些新闻记者来杜撰，而这些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具有能与他们的历代优秀同行媲美的才华。
某些预言甚至在报上长篇连载，人们在读这些文章时的贪婪程度，与正常时期阅读报上的那些言情小说没有什么两样。有些预测是通过一些怪诞的计算编造出来的，它们的根据是：鼠疫发生的年代，死亡的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另一些预测采用与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鼠疫进行比较的办法，从而总结出历次鼠疫的共同点（预言把它们称之为常数），通过同样怪诞的计算，据说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有关这次鼠疫的启示。但是最受公众欢迎的，无疑是下述的这一类，它们用那种《启示录》①式的语言来预示将来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其中每一事件都可能是要在这个城市中应验的，而且事件又很复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米斯②和圣女奥迪尔③求教，而且总是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外，所有一切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到最后总是使人感到宽慰。但唯独鼠疫始终难以使人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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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经·新约·启示录》系描绘“世界末日”和“基督重降”的景象。
②诺斯特拉达米斯（150—1566），法国占星家，医生，生于圣雷米，曾写过一本预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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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圣女奥迪尔：阿尔萨斯公爵阿达尔里克的女儿。公元660－720年左右，她在孚日山区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市民们以这些迷信活动代替了宗教，所以当帕纳卢讲道的时候，教堂里只有四分之三的座位上坐着人。讲道的那天晚上，里厄在到达时，感到通过人口处的弹簧门灌进来的一股股风正在信徒们中间自由回旋。就在这寒气袭人、寂静无声的教堂里，里厄在全部由男教徒组成的听道者中间坐了下来，接着他看到神甫登上讲道台。神甫用一种比第一次讲道时更加柔和、更加深思熟虑的语调说话，而教徒们有好几次发现他说话时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说话中已不称“你们”而称“我们”。
可是，他的声音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开始提醒大家说，好多月来，鼠疫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现在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它坐在我们的桌边或者坐在我们亲人的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旁走动，看到它在工作场所等待我们上班，因此现在，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接受它那不断地对我们说的话，而这些话，由于当初思想没有准备，我们很可能没有好好地听进去。帕纳卢神甫以前在这同一地点布道时所讲的话仍然是正确的——至少他自己坚信不疑。但是也很可能，正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他当时想的和讲的都缺乏慈善之心，因而现在感到后悔。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真实的，就是任何事情总有值得汲取的东西。最残酷的考验，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种恩惠。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基督徒应寻求的东西，就是他应领受的这种恩惠，他还应该知道这恩惠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怎么才能找到它。
这时候，在里厄周围，人们都显得十分自在地坐在长凳的靠手之间，并尽可能坐得舒适些。教堂进口处包着垫衬物的隔音门有一扇在轻轻地来回摆动着，有人跑去把它制住了。里厄由于被这些杂声分了心，没听清楚帕纳卢在他的布道中又讲了些什么。神甫大概是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里厄模糊地把神甫的话理解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后来他的注意力被帕纳卢强有力的声音吸引住了。神甫说，有些事在夭主看来，人们是可以解释的，而另一些事，人们就没法解释。当然，世界上有善与恶，而且一般地说，人们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要深入到恶的内部，把它解释清楚，那就困难了。比如，从表面上看，恶有必要的恶和不必要的恶。有被打发到阴间去的唐璜①，也有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唐璜这种放荡好色之徒被雷击毙是应该的，那么这孩子为什么要吃苦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世界上是没有什么事物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由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怖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事物比寻找引起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的。除此以外，上帝给了我们一切生活上的方便，因此可以说，在这以前，宗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现在，恰恰相反，上帝把我们置于面临绝壁、走投无路的境地，我们都成了鼠疫的阶下囚，我们只得在死亡的阴影下去寻求赐予我们的恩惠。帕纳卢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一些唾手可得的现成话来越过这道国牢的墙。本来他可以很容易地说，天国的永恒的福乐等待着这孩子去享受，会补偿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但事实上是否如此，神甫一无所知。谁能确实肯定永恒的福乐能补偿人类一时所受的痛苦？如果谁这么说，谁就算不上是一个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主耶稣的四肢和灵魂就曾尝够了痛苦。不，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问题，神甫宁愿处于绝壁之下不求逾越，因为他忠实地接受这种象征着十字架的碟刑考验。于是，他毫无畏惧地对那天来听他布道的这些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临了。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可是你们中间谁敢全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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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欧文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代表蔑视神鬼、风流放浪、好色如命的贵族。
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①。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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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叫涤罪所，根据天主教教义，这是人死后暂时受苦的地方。善人生前罪愆没有赎尽，死后升天堂前须在涤罪所中暂时受苦，至罪愆涤尽为止。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像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意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像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所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土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一个社会，为了应付灾祸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必然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维持合理的秩序，而问题决不是对此抱不合作的态度。不要听那些伦理学家的话，说什么应该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为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哪怕是涉及到孩子们的死亡，也应该听任它们自然发展，充分相信天主的安排，而不要去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