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帕纳卢神甫追忆了贝尔增斯主教在马赛遭受鼠疫浩劫时的崇高形象。他让人回想起在鼠疫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在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之后，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挽救办法时，他就叫人在他的屋子四周用墙围起来，带了粮食把自己关在屋里；而那些一直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居民，就像人们在极度痛苦时感情会一反常态那样，都对他发起火来，把死尸堆在他的屋子周围，要让他也传染上鼠疫。他们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非要他死去不可。因此，虽然这位主教在最后作出这一懦弱表现的时候，曾以为这样就已与死亡的世界隔绝了，可是死人却还是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确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可供我们避难的岛屿。是的，没有这么一个中间安全地带，没有。应该接受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作出抉择：对天主要么恨，要么爱。那么谁敢作出恨天主的选择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卢神甫最后总结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要具有这种爱，就要具有一种彻底的忘我精神和一种无视个人安危的气魄。而且，也只有有了这种爱才能从精神上抹掉孩子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具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懂得死亡，只能去求得死亡。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汲取的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人们看来是残酷的，而在天主看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大家应该去逐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使自己与这个骇人的形象看齐。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时，一切都会合成一体，不分轩轻，到那时，真理才会从表面的不公平中涌现出来。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教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几世纪来，鼠疫的牺牲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就在死者的坟墓上布道，而他们所宣扬的精神正不断地从这堆包括那些死去的孩子在内的骨灰中焕发出来。”
当里厄走出教堂的时候，一阵狂风从那扇半开着的门里吹进来，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它给教堂里带进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股人行道返潮的气味，它使人们在还没有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出城市是个什么面貌。走在里厄医生前面的是一位老年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副祭，他们费劲地按住了帽子。尽管风那么大，那位年长的仍在不停地评论着这次布道。他很钦佩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这位神甫所流露出来的如此大胆的思想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力量，而是带有更多的忧虑成分，一位像帕纳卢这样年龄的教士是不应该忧虑的。低着脑袋挡风的年轻的副祭说，他经常跟这位神甫打交道，很了解他的思想演变，并且说帕纳卢的论文可能还要大胆得多，不过，教会大概是不会允许他出版的。
老年教土问：“那么，他到底有什么见解呢？”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大风围着他们呼啸，使年轻的副祭无法讲话。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是说：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塔鲁听了里厄告诉他的、关于帕纳卢在布道时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对医生说，他认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在战争中发现一个青年人的两只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于是，他丧失了信仰，不信教了。
塔鲁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
塔鲁的这一见解是否能清楚地解释帕纳卢在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所作出的那种使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人们以后会对它作出判断的。
在布道以后，过了几天，帕纳卢果然也忙起搬家的事来。这时候也正是由于疫情严重，在城里刮起一股搬家风的时候。塔鲁不得不离开旅馆，搬到里厄家去住，神甫也不得不放弃原先他所属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一个还没有传染上鼠疫的、经常上教堂的老年女教徒家去。在搬家时，神甫已经感到自己越来越疲乏和焦虑不安。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这位房东太太的尊敬，因为，这位老太太曾向他热烈地赞扬了圣女奥迪尔的预言，而当时神甫大概是由于疲乏的缘故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尽管他后来作了不少努力，想使这位老太太对他至少没有恶感，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在他回到他的那间放满针钩花边织物的卧室之前，他总是看到她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又听到她冷冰冰地，身子也不回一下，向他说声：“晚安，神甫。”一天晚上，在上床的时候，神甫觉得头重脑胀，感到隐伏在他体内已好几天的热度像决了口的激流似地往手腕和太阳穴处冲来。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像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像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的房客和照料照料他。但是这天晚上，她把新煎好的药茶给神甫喝下去之后，想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急忙向神甫的房间奔去。
神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昨天，他的脸色因极度充血的关系涨得通红，而今天却变成一种青灰色，特别是他的脸部还很饱满，所以看起来更加明显。神甫凝视着悬挂在床上面天花板上的一盏小小的彩色玻璃珠串吊灯。当老太太走进屋子的时候，他朝她转过头来。据女房东说，这时他好像经过昨晚通宵的折磨，已经垮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反抗了。她问神甫身体怎么样。她注意到神甫用一种冷漠得出奇的声音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但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请人把他送到医院，一切按规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吓坏了，慌忙奔去打电话。
中午，里厄来了。听了女房东的一番叙述之后，他只回答说，帕纳卢要求送医院是对的，但看来是太晚了。神甫用同样的无动于衷的神态接待了医生。里厄检查了神甫的全身，感到很惊讶，因为他除了发现病人的肺部有肿胀现象和病人感到肺部有压抑感之外，没有发现有任何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主要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脉搏很弱，而且总的病势十分严重危急，因此希望很少。
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像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像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宇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像鼠疫，又不像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像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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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亡人节①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像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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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主教定十一月二日为亡人节，以追思去世之人。按照法国风俗习惯，实际上提前一天扫墓。扫墓时，置菊花束于亡者墓前。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运动员一边笑着一边和他们握手。
“至少我又找到了更衣室，”他说，“还是老样子。”
过了一会儿，当隔离营主管人陪送塔鲁和朗贝尔出去的时候，在看台上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接着，那些平时用来宣布比赛结果或介绍球队的高音喇叭，夹带着嗡嗡的声音通知说，这些被隔离的人应该回帐篷去，要发晚餐了。这些人慢腾腾地离开了看台，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到帐篷里去。当他们都安顿好之后，有两辆电瓶车；就是人们在火车站里看到的那种车子，装着两只大锅子，开到两个帐篷中间。只见人们伸出胳臂，两只长柄勺子伸人两只大锅里，然后从锅里把食品捞出来分别放在两只饭盒里。电瓶车又开动了，它开到下一个帐篷前又停下来分发晚餐。
“这倒很科学。”塔鲁对主管人说。
“对，很科学。”主管人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得意地说。
暮色苍茫，天空万里无云，一股柔和而无暖意的余辉沐浴着隔离营。在傍晚的宁静环境中，从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阵匙儿和碟子的声音。几只蝙蝠在帐篷上空飞来飞去，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从墙外传来了一辆有轨电车在轨道的岔口上轧轧作响的声音。
“可怜的推事，”塔鲁在跨出隔离营大门时喃喃地说，“真该替他想想办法。但是怎么去帮助一个推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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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里另外还有好几个这样的隔离营，由于对它们缺乏直接的消息来源，所以笔者为了审慎起见，就不能再多谈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提一下，那就是这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儿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刻高音喇叭的巨大的响声，围墙的神秘感，以及人们对这些被摈弃的地方的恐惧，这一切已成了市民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得大家更加惊慌失措，忧虑不安。他们与市政当局的摩擦和冲突事件都随之增加了。
到了十一月底，早晨的天气已变得很冷了。倾盆大雨把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雨过后，天上也好似洗过一样，看不到一丝云彩，晴空下，雨后的路面闪闪发光。每天早晨，一轮淡淡的太阳在寒冷的空气中把明亮的阳光倾泻在这个城市上空。相反，到了傍晚时分，天气又回暖了，这正是塔鲁所选定的同里厄医生谈心的时间。
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在度过了漫长而累人的白天后，塔鲁陪里厄到那个患气喘病的老人家里去出诊。在陈旧的住宅区的房屋上空映照着柔和的星光，一阵微风悄悄地吹过黑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走过了一段宁静的路程，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谋煤不休地告诉他们说，城里有些人同市政当局不和，说那些油水大的美差总是落到某些人手中，说老是冒着危险的人总有一天也要轮到自己倒霉。老人还搓着双手洋洋得意地说，看来可能还要大吵一场。在医生护理他的时候，他一直不停地评论着时局。
他们听到在他们上面有人走动的声音。病人的老伴发觉塔鲁显出很想打听一下的样子，于是就向他们解释说，有些女邻居在平台上。他们同时也了解到，从平台上看出去，风景很优美，以及屋子的平台往往是有一面与另一幢屋子的平台相连接，这样，街坊上的妇女们就可以足不出户而相互串门。
“是啊，”老人说，“你们上去看看，那儿空气很好。”
到了上面，他们发现平台上空无一人，放着三把椅子。从一边望去，目力所及，只见一排排的平台向远处延伸，最后与一个黑趣越的、像岩石般的巨大物体相接，他们认出了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第一座山同。从另一边望去，越过几条街和那隐没在黑暗中的港口，可以一直看到地平线，那儿海天一色，波浪起伏，隐约可见。在远处，他们知道，那是悬崖，再远一些，一束微光总隐忽现，很有规律，他们看不见那发出微光的物体：这是航道上的灯塔。它自今年春天以来，一直在向绕道驶向其他港口的船只发出信号。风吹云散，夜空明净，皎洁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遥远的灯塔上的微光犹如一掠而过的银灰色微尘，不时闪过星空。微风吹来了芳草和石头的气息。四周一片寂静。
“这天气真舒服，”里厄边说边坐了下来，“好像鼠疫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似的。”
塔鲁转过身去，背对着里厄，眺望大海。
“对，”他隔了一会儿说，“天气真舒服。”
他走到里厄身旁坐下，并仔细地端详着医生。微光在天边出现了三次。一阵餐具碰撞的声音从街道的深处传到他们的耳边。屋子里一扇门“砰”的响了一下。
塔鲁用非常自然的声调问道：“里厄，您难道从来也不想知道我究竟是谁？您把我当作朋友吗？”
里厄回答说：“我是把您当作朋友的。不过，我们过去都没有时间。”
“好，这就使我放心了。您愿不愿意把现在这会儿作为是我们共叙友情的时刻？”
里厄向他微微一笑，作为回答。
“那么，好吧……”
在几条街以外的地方，有一辆汽车好像悄悄地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行了好一阵子。汽车开走了，跟着，从远处传来的一阵模糊的惊呼声再一次打破了寂静。然后，四周又恢复了宁静，陪伴着他们两人的只是静悄悄的天空和星星。塔鲁站起身来，坐在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舒服地坐在椅子上的里厄。一眼望去，只见一个魁梧的身形像一张剪影似地贴在星空中。他讲了很久，下面是他讲话的大致内容：
“里厄，我们简单地谈谈吧。在熟悉这个城市和遇上这次瘟疫以前，我早就受着鼠疫的折磨。可以说我跟大家一样。但是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摆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摆脱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带着天真无邪的思想，也就是说，脑子像一张白纸似地过日子。我不是那种苦恼的人，我开始过得很不错，一切对我来说都相当顺利：我智力也挺好，我很能获得女人的好感，如果说我曾经有过某些忧虑的话，那么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一天，我开始思索了。现在……
“应该跟您说，我当时不像您那样穷。我父亲是代理检察长，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是，他没有官架子，因为他天生是个老好人。我母亲是个纯朴而谦逊的妇女，我一直很爱她，不过我总是不大愿意谈起她。平时，我父亲慈祥地照管我，我甚至相信他一直在想方设法了解我。他有外遇，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肯定，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气愤。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很合乎分寸，毫不令人反感。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古怪的人c现在他已去世，我觉得，如果说他在世时没有像一个圣人那样生活的话，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坏人。他介乎两者之间，就是这样。他是那种类型的人，能引起别人不过分的亲切感，而且经久不衰。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谢克斯旅行指南》是他爱不释手的一本书。我并不是说他经常旅行（只有在假期中，他才到布列塔尼省去，因为他在那里有一幢小别墅），而是说他能精确地告诉您巴黎一柏林列车的出发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到华沙的中途换车时间，以及您要去的各大首都之间确切的距离为多少公里。您能说出从布里昂松到夏蒙尼怎么走吗？即使是一个站长也记不清楚。但是我父亲却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样的练习，以便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并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使我感到很好玩，于是我就经常向他提问，而且当我在《谢克斯旅行指南》里核实了他的回答和承认他没有搞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些小小的练习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了，因为我成了他的一个听众，对于我的这种好意，他很承情。我则认为，他在铁路行车时刻方面的这种才能，并不亚于其他方面的才能。
“但是，我讲得有点忘乎所以，对这位正直的人的估价可能太高了些，因为，归根结底，他只不过对我的决心有过一种间接影响。充其量是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在我十七岁的那年，我父亲曾邀请我去听他发言。这是在刑事法庭审理的一起重大案件，因此，当然(口罗)，他想露一手，显一显他的才华。我现在也认为当时他想通过这种开庭仪式，这种能震动和唤起年轻人的想象力的仪式，来鼓励我继承父业。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这会使我父亲高兴，也因为我当时也很好奇，想在一个不同于家里那样的场合下，看看他是以什么姿态出现的，听听他讲些什么话。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时，我一直认为开庭的情况，如同每年七月十四日的国庆检阅，或者学期结束发奖一样，是很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对这方面的概念很抽象，它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但是，那天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罪犯。我认为他确实有罪，至于犯的什么罪，这无关紧要。罪犯是个矮个儿，三十岁左右，红棕色的头发，一副可怜相。他看上去已下定决心要承认一切，他似乎对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他将受到的惩罚是那样的胆战心惊，以至于几分钟之后，我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他的样子像一只在强烈光线照射下吓得魂不附体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歪在一边，他只啃着一只手的指甲，他那右手的指甲……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步，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权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哽塞。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设法了解他们每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冤家对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失去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因此，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