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罹患的几率(1)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果有人能减少因养育小孩的焦虑所引发的忧郁，那么男性与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就会差不多相等。而在一对角色区分不那么分明的夫妻中，男女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几乎相同——布朗的结论是：“两性忧郁症罹患比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角色差别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认为，忧郁使女性演化出对失去小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因为忧郁激发出她们教养小孩的动力。
女性罹患的几率(2)
还有一种情形，许多女性忧郁症者童年时曾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远比小男孩更容易受到性侵害，而强暴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忧郁症。这类女性还容易受厌食症之苦，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也被认为与忧郁症有关。营养失调会引起许多忧郁症的症状，所以或许厌食女性的忧郁症状是另一种病症，但是许多经历过厌食症的女性表示，即使恢复正常体重，这些症状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结构似乎与形成厌食症的痛苦自制观念，以及忧郁症中的无助感二者有关。自厌会让人不停地退缩，直到自己几乎消失于人群中。在探寻忧郁原因的诊断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特别重要。询问厌食症患者在没有想到食物或进食时是否会失眠，通常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女性主义评论者黛娜·克劳莉·杰克将这些看法分类整理，最后将其归因为女性失去声音与自我的要素，“因为这些女性听不到自己对配偶说的话，以致无法坚持信念和‘自我’的感受，反而变得对拥有私密感受的正当性感到怀疑。”杰克的理论是，无法与配偶充分沟通的女性（她认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配偶不想听）只得退缩到沉默之中。她们实际上很少说话，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主张，说些“我不知道”或“我根本搞不清楚”之类的话。为维持婚姻，避免关系彻底破裂，这些女性要让自己符合理想女人的形象，说些配偶喜欢听的话——即使亲密交谈也是言不由衷，把自己隐藏于人群中。杰克解释：“女性为寻求亲密关系而承担沉重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两性关系，通常是合伙关系，权力在男女之间可以相互转移，以适应他们共同与各自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过，女性所拥有的金钱或经济掌控权通常较少，在破裂的关系里，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容忍暴力与虐待，这都是事实。还有一种不断上演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剧情：忧郁的女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虐待，因而受到更多的暴力相待；又因受到虐待，于是变得更忧郁。这使她们更无力保护自己。
男性的病症
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不同的女性忧郁的情形，却很少提到男性忧郁。许多忧郁的男性不愿意看病，因为他们处理忧郁的方法，不是退缩到沮丧的沉默里，而是退缩到暴躁的喧嚣、药物滥用与疯狂工作之中。根据统计报告，女性忧郁症者的人数为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忧郁者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四倍。单身、离异或鳏居的男性得忧郁症的比率，远远高于已婚男性。忧郁男性所表现的行为，不知何故被委婉地称为“暴躁”——他们对陌生人动怒、虐待妻子、滥用药物。作家安德鲁·苏立文最近曾写到关于他注射睾丸激素作为人类对抗艾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之一，结果提高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我一连串对家庭暴力当事人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抱怨。“我回到家，觉得整天都累坏了，”一位男士说：“那女人老问我烦人的问题，她说话的噪音像锤子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脑袋。那声音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因为她老在旁边唠叨。我不想伤害她，但想干点什么事。我快疯了，你懂吗？”另一位说，当他看到妻子时，觉得自己“如果我不挥一拳什么的，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废物。”
对妻子动粗当然不是表现忧郁感受的好方法，但这种症状通常与忧郁有紧密的关联。其他许多冲突、伤害行为，多少都是男性忧郁症的征兆。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示弱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行为，男性不可以示弱，这使他们不能哭，不能表现出失态的恐惧与焦虑。虐妻者认为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们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内心之苦就是对行动的召唤，若有情绪而无行动就不算男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举止粗暴的男性没有接受抗忧郁的治疗。如果说女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她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快乐，那么，男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胆怯的形式，而有些胆怯之举正是忧郁的症状。我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很害怕羊肉，那是一种胆怯的情绪在作怪。
在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曾有过好几段暴力时期，由于之前从没有过暴力的举止，我一直怀疑这段时期和忧郁有关，是忧郁的表现之一，也说不定是我服的抗郁剂所致。小时候，除了我弟弟之外，我很少打别人，而且大概十二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他。三十多岁后的某一天，我莫名其妙愤怒起来，心中开始想着各种杀人的画面，最后把女朋友家里有我的相片的镜框打破好几块，将铁锤扔在玻璃渣中拂袖而去，才消去怒气。一年后，我和一位交往多年友谊深厚的同性朋友发生激烈争吵，他让我受伤颇深，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我已在某种忧郁状态中，我暴跳如雷，用从未有过的暴力行为攻击他，拉他去撞墙，不停地殴打他，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鼻子。他后来因为失血过多而住院治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颌骨在我拳下碎裂的感觉。当别人提起我攻击他的可怕景象时，我的回答几乎和虐妻者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藏在脑中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告诉我，暴力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对所做的事懊悔万分，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对朋友所受的苦而深深抱愧，另一部分的我却不对这件事有一丝后悔，因为我真的相信，若不这么做，我会完全疯掉——这个看法，那位朋友（我们依然很要好）后来也接受了。他精神的暴力和我肢体的暴力，实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当时，某些令我苦恼的麻木、恐惧与无助的感觉，可以借着粗暴的举动得到舒缓。
我反对虐妻者的行为，也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沉溺于暴力绝非处理忧郁的好方法。但是，暴力是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否定暴力的自然治疗力量。那天我回到家，身上沾着血——有他的，也有我的——心中同时充满着恐怖与快意的感觉，我感受到极大的解脱和释放。我从未打过女人，但在打落朋友下巴那段时期后的八个月左右，我在公开场合以恶言羞辱一位好友，因为她想更改晚餐会面的时间。我发现忧郁很容易激起怒气。现在的我是走出忧郁谷底了，才可以控制这种冲动。我能控制暴烈的愤怒，但多半是在特定场合而不得不压抑，我的行为通常都止乎礼仪。我的愤怒不是身体的冲动，一般都经过思虑，很少完全失去理智。我当时的攻击行为是一种病症，这不代表我可以推卸暴力的责任，我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为，但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位说过她们有相同的感受，而我认识的男性中，许多人曾有过类似的毁灭性冲动。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在冲动下行事，也有很多人无法控制而大发脾气，并在失态之举后感到放松。我不觉得女性的忧郁与男性有什么不一样，但我确实认为女性与男性有不同之处，而处理忧郁的方法通常也有差别。企图不让女性气质病理化的女性主义者，和认为可以克制情绪的男性，都一样是在自找麻烦。犹太男性是特别厌恶暴力的族群，忧郁症比率比其他族群的男性高，这现象很有意思——事实上，研究显示，他们的忧郁症罹患率和犹太女性相同。这样看来，性别不但在“谁会得忧郁症”中是重要因素，也关乎“如何表现忧郁”，因此也影响了控制忧郁的方式。
儿童忧郁症(1)
儿童忧郁症最早可在三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生，最初病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个忧郁的母亲。这样的小孩不会笑，时常不愿意看人，包括父母，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不是看到母亲的时候，而是独处的时候。他们的脑电波图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若是治好母亲的忧郁症，小孩的脑电波图就会有改善。但是稍大的小孩，调适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有忧郁母亲的学龄儿童，就算在母亲的症状得到缓解后，仍然会有严重的心理偏差。忧郁症父母的小孩，显然处于不利的状况。母亲的忧郁症愈严重，小孩的忧郁症也可能会愈严重，不过有些小孩可以比别人更能够习惯并体谅母亲的忧郁。一般来说，忧郁母亲的小孩不只是延续母亲的忧郁，还会比母亲的状态更严重。有的甚至在十年后才被诊断出来，这样的儿童会受到相当的社会伤害，患忧郁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三倍，有恐慌症和酗酒的机会则有五倍之多。
要改善儿童的心理状况，有时候治疗母亲比直接治疗儿童更重要，还要试着改善家庭关系，使其具有适应力、毅力、凝聚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可以合作，避免小孩患上忧郁症，就算是两人关系濒临破裂也该如此，虽然那条清楚分明的阵线很难维持。忧郁母亲的小孩比歇斯底里母亲的小孩问题更多：忧郁会很快影响他们的亲子关系。若母亲是忧郁症者，小孩不只会得忧郁症，还会有注意力欠缺、焦虑和行为失调等。就算他们很聪明，品格不错，在社会和学校还是表现不好。他们罹患疾病（过敏、气喘、不停地感冒、严重的头痛和胃痛）的比例特别高，而且时常没有安全感，多半会有偏执倾向。
密西根大学的阿诺德·山默卢是发展心理学家，山默卢一直在观察重度忧郁症者的小孩，他发现这些儿童在四岁的时候，他们会明显地“比别人悲伤、不合群、退缩和迟钝”。 为此，他举出五个可能的初步解释，他相信，这五种解释可以以不同的组合来运作：（1）遗传；（2）移情重现；（3）由于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因而断绝了与人沟通的意图；（4）角色扮演（儿童发现生病的父母因患病而得到不必做烦人工作的特权，而决定扮演病患的角色）；（5）畏缩（看到不快乐的父母恶言相向所导致）。还有一种附带的解释：忧郁的父母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药物滥用者，药物滥用者养育的小孩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和创伤？这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沉重的问题。
“忧郁这么复杂的感受，究竟有多少影响因素？”以山默卢的看法，通常的忧郁正是由数个危机因子同时发生造成的。“同时受到数个危险因子袭击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失常，”山默卢说：“从忧郁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用遗传因素来预测忧郁的发生，还不如用社会经济地位。而结合遗传和社会经济地位则是最佳的预测指标，但是这么一来，是什么样的关键因素促使无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得到忧郁症？缺乏父母的教养？缺乏金钱？社会救济太少？家庭中的儿童人数？……”山默卢列了十项这类的因素，然后分析这些因素与不同程度忧郁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每种负面因素本身即可能造成情绪低落，但任何因素的结合发生，就可能引起临床症状（也会降低智商）。山默卢接下来的研究发现，父母病况严重的小孩，表现比父母病况中等的小孩来得好。“如果你真的病得很重，就会有人接下你的重担。如果父母中有一位是正常的，他就知道要揽下养育的工作。而且小孩会学会理解家中状况，他知道父母中有一位得了心理疾病，不会像父母心理疾病较轻微的小孩那样，为心中未解的疑问所苦。你看出来了吗？我们不可能用单一的指标来预测忧郁症。每个忧郁症者都有自己的故事。”
父母疏于照顾，可能会造成儿童忧郁症，另一方面，仔细的照顾则可以消除或缓解儿童忧郁。像弗洛伊德那种“推到你妈妈头上”的老原则已被摒弃，但是这个世界的儿童依然深受父母影响，他们多少会从父母及其他教养者那里学到使自己振作或颓唐的方法。事实上，现在许多治疗方式是训练父母介入他们小孩的心理治疗，这种方法必然是以聆听为原则。虽然青少年只是小大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只有结合坚强、爱心、言行一致与谦虚，才是父母对待忧郁儿童之道。本来就要依靠父母来解决问题的儿童，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助力。
有一种独特的忧郁症形式，叫“襁褓忧郁症”，频繁地与母亲分开的小孩，在一岁的后半年会有此症，混合了不同程度的症状，像恐惧、悲伤、爱哭、排斥新环境、退缩、迟钝、发呆、没胃口、失眠和闷闷不乐的表情。襁褓忧郁症有可能在四至五岁时开始演变为“发育不良”。有这种毛病的儿童没什么感情，不喜欢和人接近。五岁或六岁左右，他们会表现得极别扭、暴躁，而且睡不好也吃不好。他们不交朋友，自信心少得可怜，老是尿床，这都是忧郁的表现。有些儿童会变得畏缩，有些则愈来愈古怪和喜欢破坏。由于儿童不像成人那样会想到未来，无法好好组织记忆，所以很少想到生命的无意义。他们的抽象情感尚未发育，不会感受到成人忧郁症的无望和灰心，但性格会趋向消极。
我碰过一位患有忧郁症的女士，她当时正努力把小孩隔除在忧郁之外，她跟我提到小孩说的一些令她心痛的话：“你知道吗，活着好无聊，我真想死。”他十二岁，已有自杀的念头。“他们会谈到想跟某些人在一起，大多是过世的亲戚，”曾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领导儿童心理科的巴南吉·乔希说：“他们会说想要睡着永远不醒来，有些五岁小孩会说：‘我想死，真希望我没出生。’接下来就会有行动。我们见过许多曾从一楼窗户跳下来的小孩，还有些小孩会一下子吞服五颗感冒药，以为这样就可以死。还有小孩会割腕或割手臂，闷住自己或上吊，很多小孩用皮带把自己吊在衣橱里。这些儿童部分曾受虐待或忽视，但有些这么做的小孩没有合理的原因。感谢老天，好在他们还不够聪明到可以自杀成功！”事实上，他们可能聪明得吓人，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十至十四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而自杀成功的小孩大多使用残酷的方法：百分之八十五使用枪或上吊。就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儿童自杀率随着所受压力的增加而升高。
儿童忧郁症(2)
可以将百忧解药水或其他药水小心地滴进一杯果汁中给儿童服用。这种药物治疗似乎还算有效。但是，没有足够的研究指出，这些药物疗法在儿童身上如何作用，也不知道是否安全或有效，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院长史蒂文·海曼说：“我们让小孩变成治疗法的弃儿。” 大部分抗郁剂都没有在儿童身上试验过效用如何，只有少数经过测试证明对小孩无碍。观察得来的经验差异甚大，例如，一项研究显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小孩和成人效果比青少年好，而另一项研究指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对小孩效果最好。这两种研究我们都不能确信，不过这些研究都表明治疗儿童显然不同于治疗青少年。
忧郁的儿童同样需要治疗，“你要让他们知道，你和他们是同一国的，”黛博拉·克丽丝提，一位很有建树的儿童心理学专家，目前是伦敦大学院及中塞克斯郡医院的顾问，她说：“而你也要把他们拉进你那国。我常用爬山作比喻。我们准备爬一座山，我们在山脚营地里想着要背哪种背包，有多少人要一起上去，是不是要共用绳索。我们还会决定何时起程，如果觉得尚未准备好，暂且不动，但我们或许可以绕着山脚走一圈，看看从哪里上路最容易或最理想。你得接受他们都要爬的事实，不能把他们拎起来背上去，但可以盯紧他们的每一步。你要这样开始：鼓起他们心中的信念。很多忧郁的小朋友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怎么做，可是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我从未见过不愿接受治疗的小孩，只要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改变的好机会。有一个小女孩，忧郁重得没办法跟我说话，但她可以写。她随意在便条纸上写些字，然后贴在我身上，所以一到交谈治疗结束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那片她想告诉我的‘字书’。我采用她的语言，也在便条纸上写字，贴满她全身，我就这样打破了她沉默的城墙。”还有许多其他的技巧已证明可用于帮助儿童认清和改善心情状态。
“对小孩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位心理医师，西维亚·辛普森说：“忧郁会妨碍人格的发展。所有成长的力气都耗在与忧郁搏斗上头，社交开发能力受到阻碍，会让以后的日子更加忧郁。你发现这个社会期望你发展广泛的人际关系，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有季节性忧郁的儿童，好比说，在学校里的几年，功课总是不好，而且频频出事，他们的症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随着入学同时发生。这种失常很难掌握何时和如何积极地介入治疗。” “我根据家族病史来下手，”乔希说：“你会分不清楚是多动儿症候群还是真的忧郁症，还是一个有多动儿症候群的小孩同时也发展出忧郁症；分不清到底是受虐调适障碍还是忧郁。”许多多动儿会表现出极端化的行为，有时候对此情形的直觉反应是训诫小孩，但如果这个小孩的行为与感知和神经生理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他就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行为障碍的小孩当然不讨人喜欢，连他们的父母也一样，这会加剧忧郁的程度——另一种忧郁症的奇特恶性循环。
“每次有这样小孩的父母进来时，我都要提醒他们，”克丽丝提说：“我们可以压抑他的脾气，但你们的小孩会消沉好一阵子。”儿童不是自己来看诊的，他们是被带过来的。你得从他们那里问出他们为什么会来找你看诊，和对孩子病情的看法。这和自己跑来寻求心理治疗的成人是不一样的。”为儿童治疗，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造一个幻想世界，一种奇幻式的精神动力治疗安全空间。要求小孩说出自己的愿望，通常可以发现他们缺乏自信的真本性。要让安静的小孩打破沉默，开场白很重要。除了心情好不好之外，他们多半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必须给他们新的词汇，还要依认知模式教导他们思想与感觉的差异，这样他们才知道要用思想来控制感觉。某治疗师提到他要求一个十岁女孩用日记写下两周的思想与感觉，然后带来给他，“你可以说‘妈妈骂爸爸’是你的思想，‘我好害怕’是你的感觉。”但这样的区分超乎这个女孩的认知所能掌握的范围，因为忧郁使她丧失认知的能力。当她把日记带来时，每天写的都是——“我的思想：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我很难过。”对她来说，思想和感觉的世界是不可分的。后来，她学会用统计拼图来显示焦虑的所在：这块是表示对学校的、这块是对家里的、这块是讨厌她的人、这块是自己太丑等焦虑。玩过电脑的儿童比较能接受科技词汇的比喻，我认识的某位治疗家说，他对这类的小朋友说他们的心中有执行害怕与难过的程序，心理治疗可以把这些程序的错误找出来。优秀的儿童治疗师可以立刻吸引和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就像克丽丝提的观察：“叫小朋友轻松，反而最容易让他们紧张。”
有生理疾病或残障的儿童，忧郁也是严重的问题。克丽丝提说“患癌症的儿童，身上常常插满针头挂满点滴，他们变得很爱抱怨，责怪父母让他受这种待遇，而父母则变得很焦虑，然后双方一同陷入忧郁中。” 疾病孵化出秘密，秘密孵化出忧郁。“我和一位母亲坐下来，她有一个忧郁症的小孩，我说：‘说说看你为什么来这里，’她在小男孩的面前，用耳语（但声音很大）说：‘他得了白血症，可是他不知道。’实在很诡异。我要求和小男孩独处，然后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说因为他有白血症，但是别告诉她妈妈，因为他不想让她知道他早已知道。所以忧郁症与沟通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而对白血症的治疗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也造成沟通问题。”
儿童忧郁症(3)
如今已经证实，忧郁的儿童通常会长成为忧郁的大人。有忧郁症的儿童，在青少年时百分之四会自杀，有自杀意图的人数更多，而不能适应社会的比率高到几乎每个人都有。青春期之前得忧郁症的儿童有一定人数，但高峰期是在青春期，至少百分之五的少年受临床忧郁症所苦。在这段时期，忧郁症通常会混合药物滥用或焦虑症。父母低估了小孩忧郁的严重性。当然，青春期忧郁症不太容易分辨，因为一般青少年都很像有忧郁症，这是一段情绪容易极端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一半以上的高中生曾“想过要自杀”。“留校察看的青少年中，至少四分之一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权威，凯·杰米森说：“这可以治疗，或许可以让忧郁不成大碍。等到他们成人时，忧郁程度会减低，但消极的行为会内化为人格，这种忧郁只用治疗是不行的。”
社会互动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通常会让人情绪混乱。目前的研究试图延缓忧郁症状的发生时间——忧郁愈早出现，对治疗的抗拒性愈强。一项研究指出，在童年或青春期经历过忧郁症的人，成年后得到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七倍。另一项研究说，他们中有七成的人会复发。预防治疗要趁早是绝对没错的。父母该注意小孩早期的疏离、不正常饮食或睡眠，以及自责的行为，发现这些忧郁征兆，应立刻带去请专家诊断。
有其他问题的小孩，虽然不可能恢复，但可以适应。克丽丝提曾治疗过一个有长期头痛的小女孩，“像有人用锤子敲我的头一样，”她因为头痛而放弃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不能去上学，不能玩耍，不能与他人交往。当她第一次见克丽丝提时说：“你治不好我的头痛。”克丽丝提说：“你讲的没错，我没办法。可是我们试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头痛放到头的一边，看看是不是铁锤在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另一半的头来思考。”克丽丝提注意到：“即使再不可能或难以置信，第一步是要相信小孩的话，即使小孩用多无厘头的字眼来形容，你都要相信那对他是千真万确的。”经过治疗后，这个有问题的小女孩即使头痛也能上学了，然后，即使是头痛，她也能交朋友，隔了一年，头痛自动消失了。
老年人的症状
老年的忧郁症者经常被人忽略，有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认为年老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事。早在1910年，现代精神药理学之父克雷培林就指出，老年人的忧郁是一种复杂的忧郁症。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得忧郁症的比率是一般老人的两倍——事实上，有人认为养老院里的人有三分之一有显著的忧郁。令人惊讶的是，老人使用安慰剂的效果比一般人好很多。从这里可看出，和人们的一般看法不同，老人从使用安慰剂的环境中所得到的好处，比从医药中得到的疗效多得多。仔细的照料和关注，都有正面的效果。只要多得到一点注意，老人就会高兴一点。仅是这么一点关注就让他们受宠若惊，可见我们社会的老人有多么寂寞。
虽然老人忧郁症主要是受社会因素造成，身体的变化也是影响心情的重要原因。老人所有的神经传导物质含量都会变低。一个人八十岁时的血清素含量，是他六十岁时的一半。当然，这个时候，身体许多代谢都在变化，化学作用达到另一种平衡状态，所以神经传导物质的减少不会像年轻人少一半血清素那样造成立即的影响（就我们所知）。大脑的可塑性与功能随着年龄改变的程度，也可从抗郁剂在老人身上作用时间特别慢上看出来。同一种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在中年成人身上，三周即可发挥作用，而老人则需要十二周以上才会有效果。但是治愈率不会随年龄改变，对治疗有反应的人，比例是相同的。
电气痉挛疗法被认为最适合老人，理由有三。第一，它会立刻作用，不像药物治疗，一个愈来愈忧郁的人，却要服数个月的药才慢慢好转，这不是积极的作法；第二，电气痉挛疗法不会和老人服用的其他药产生不良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在许多人身上会削弱抗郁剂的效果；再者，忧郁老人的记忆力通常不太好，可能会忘了服用，或忘了是否已经服过而服用过量。以此来考量，电气痉挛疗法容易控制得多。对严重忧郁的老人来说，最好短期住院治疗。
这个族群的忧郁症很难看出来，性冲动在年轻人的忧郁症中是重要的因素，但在老人的症状中的角色却不太明显。老人不会像年轻忧郁者嗜睡，他们反而是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常是因为偏执。他们常过度反应，把小事看成大难。他们的毛病都反映在身体上，抱怨浑身各处的疼痛和环境的恶劣：这张椅子不那么舒服了、莲蓬头水流变小了、我的右手一拿茶杯就会疼、房里的灯太亮了，诸如此类，无休无止。他们个性变得易怒，不好伺候，情绪上通常会对身边的人显现出恼人的粗鲁或冷漠，偶尔会“情绪失控”。他们的忧郁要直接归咎于器质系统的变化（包括脑部供血量减少），也可能是对身体衰老感到痛苦与羞辱所导致。老人的忧郁通常伴随失智症与老化，虽然是一起发生，但却是不同的事情。老人失智是下意识心智反应能力退化：基本的记忆力变差，尤其是短期记忆。忧郁症者的精神受到阻碍：想不起复杂久远的回忆，也无法接收新资讯。但大多数的老人察觉不到这样的变化，他们以为这些忧郁症状是因为年纪大了，轻微失智是本来就会有的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肯跨出改善自己状况的第一步。
我有个快一百岁的婶婆在公寓里摔断了腿，腿接好后，在一群护士的护送下回到家。刚开始她发现根本不能走路，康复医生特别设计的运动，她也做得很勉强。一个月后，她的腿复原速度非常快，但还是很怕走路，抗拒运动。她已经习惯使用放在床边的便盆，不愿走到十五尺外的厕所。她原来好面子的个性突然都改变了，拒绝上发廊，但之前半个世纪以来，她每周都要去两次。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出门，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好几个星期，即使不再长指甲的脚一直在痛，也迟迟不去看医生。另一方面，睡眠紊乱，也睡不安稳。我的表兄妹打电话来她都不接。她本来对私事都小心翼翼的，还很注意小节，如今她叫我帮忙拿钱去付账单，因为账单把她搞得一头雾水。简单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她要我把周末的计划讲了八次，这种认知迟钝和老化差不多。她的行为愈来愈反常，虽然不悲伤，但整个人都在退化。她的医生坚称她只是处于创伤后的紧张状态，但我看得出她已经在等死了，无论她有多老，我相信这不是摔断腿后的合理反应。
后来我说服精神科医师来到公寓看她，和她聊聊，他立刻就诊断出是严重的老年忧郁症，开了舒忧给她服。三个星期后，我们带她去看脚病。我强迫她走出去，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脚需要治疗，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有必要鼓起勇气走入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出门时，她痛苦地看着我，好像老得不行了，她惊慌失措，不知在怕什么。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约了帮她接腿的医生来公寓，我一走进去，发现她盛装打扮，头发梳得很整齐，擦了口红，戴上她常在特殊日子拿出来炫耀的珍珠别针。没人陪着，自己走下楼。她之前在医院耍脾气、有点偏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跟外科医生谈话却很愉快又条理分明。最后一次看诊时，我和护士用轮椅把她推进大楼，她高兴地知道腿好了，不停地感谢每一个人。看到她整个人复原得这么好，我十分得意，但离开她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婶婆，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们进了一家我们都很喜欢的餐厅，她甚至在我的协助下在餐厅内走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回，有说有笑，她还抱怨咖啡不够热，要求换一杯，她又活过来了。她虽然无法像以往那样活力十足，但答应从此之后每隔几星期就出门走走，而且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幽默感也慢慢恢复了。半年后，她有点轻微内出血的问题，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很关心她，很高兴地得知她心情恢复的状况不错，入院不会惊慌害怕。她一周后出院回家，我登门拜访，并确定她的药是否还够用，我发现舒忧药瓶跟之前看到的一样满，“你在吃这些药吗？”我问。“哦，没有，”她回答：“医生说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误会了，但是医生指示时护士也在场，她没搞错。老实说，我吓得寒毛直竖。舒忧没有伤肠胃的副作用，这跟她的内出血似乎没什么关系，没有理由要她停药，更不必这么突然停下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停药也得依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服药而效果不错的人不该完全停止，但是治疗我婶婆的医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药。我打电话把那位医生骂得狗血淋头，又写了封充满火气的信给医院的院长，要求让我婶婆继续服药。现在她活得很快乐，就在本书出版前不到一个月，她刚过了一百大寿。我们每两周带她上一次发廊，这样她在我们为她办的小宴会，就会显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会去陪她一整个下午，之前她在这时候都一副慵懒无力的样子，但现在却精神矍铄。我向她报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时，她会高兴得鼓掌唱起歌来。我们无话不谈，她那慢慢恢复的乐观与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同性恋者患病几率高
同性恋者在所有可能患忧郁症的族群中，患病比率高得惊人。在最近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一对中年孪生子，其中一个是同性恋者，一个是异性恋者。异性恋者中，百分之四曾有自杀企图，而同性恋者中则有百分之十五曾有自杀企图。另一项研究随机取样近四千名十七至三十九岁的男性，百分之三点五的异性恋者曾有自杀企图，而有同性伴侣的人曾有自杀企图的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还有一项取样约一万名男女的随机调查，在最近一年曾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中，得忧郁症及恐慌症的比率明显较高。
新西兰针对约一千二百人进行一项长达二十一年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很有可能出现重度忧郁症、一般性焦虑症、行为障碍、尼古丁上瘾、有自杀念头和企图自杀。一项针对六千名荷兰人的研究，显示同性恋者忧郁症比率比异性恋者明显高出许多。一项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四万名年轻人的调查指出，男同性恋者曾有自杀念头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还有一项针对约三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男同性恋者有过自杀企图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另一项取样了约一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在曾有四次以上自杀企图的人当中，同性恋者（不分男女）的比率比异性恋者多七倍。一项在圣地牙哥的研究发现，在男性自杀者中，有一成是同性恋者。如果你是男同性恋者，你得忧郁症的几率高得恐怖。
关于这方面的解释有很多，有些还算有道理，有些则是胡扯。少数科学家认为同性恋与忧郁症有遗传基因上的关联（我发现这种说法不但模糊，而且根本站不住脚）。有人认为，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异于常人，大多数同性恋者长时间不敢面对而饱受痛苦。流传的理论还有许多，但同性恋者之所以容易忧郁，其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大众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同性恋者比一般族群更容易受到家人的排斥，他们更难适应社会。由于有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退学。他们传染性病的几率较高。在成年后，他们的伴侣不稳定。在晚年无人照顾。他们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较高，就算没有染病，一旦得了忧郁症，很有可能发生危险性行为而染上病毒，因而更加深了忧郁。
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过着封闭的生活，自我隔离也被社会隔离。2001年初，我到乌特勒兹（荷兰中部的城市）与西奥·山福特碰面，他是同志忧郁症研究的先锋。不出意料，山福特发现未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得忧郁症的比例比公开的同性恋者高，而单身者又比有稳定长期伴侣的比例高。我推断，公开身分和有固定伴侣可以缓解沉重的寂寞感，而寂寞最令同性恋者感到痛苦。整体来说，山福特发现，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无所不在且细微难察，有时候连造成这些问题的人也没注意到，例如，就算是已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他们在职场中也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私生活。“在荷兰，”山福特说：“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能接受同性恋。我们觉得已经对同性恋很开放了，但依旧是个异性恋的世界，身为同性恋者，活在异性恋的世界中压力非常大。
现在有许多同性恋者过得还不错，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成功克服同性恋者的复杂情结，拥有惊人的精神毅力，比异性恋者更强悍。但是同性恋者社群里，从性格坚韧到极度脆弱的人都有，心理健康差异比其他社群的人更巨大。” 山福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认清自己，承受父母的责难。二十岁时，他变得忧郁又脆弱。在精神医院住了七个月，改变了父母的态度，使他们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此他的心理状况逐渐改善并保持健康。“我曾经孤绝过，又重新找回自己，”他说：“父母的教养不当是使小孩心中充满自我憎恨的原因之一，这会在童年晚期凝聚成内化的同性恋恐惧思考方式。内化同性恋恐惧通常起源于童年早期的受虐和被忽视。”“在他们能够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之前，”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男同性恋者在小时候常被称作‘娘娘腔’或‘玻璃圈的’，他们被揶揄、排斥，受肢体暴力的威胁，甚至被其他男孩攻击。”
的确，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同性恋倾向者，在学校时常有财物遭窃或被故意破坏的事情。这些受创的经验会造成他们缺乏男性的能力，因为被排斥而恐惧、逃避，从而被男性同侪孤立。这些痛苦的经验会造成难以治疗的“全面且顽强的自我憎恨”。同性恋遭遇歧视的问题与种族主义等其他歧视，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每次看到柏林犹太裔青少年的自杀率，总会令我震惊，这表示遭受歧视的人会倾向于怀疑自我，看轻自己的生活，最后在憎恶之下完全绝望。但是，希望依然存在。“我们相信，”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许多男女同性恋终究可脱离过往的童年阴影，而融入同性恋亚文化更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来。有正面作用的亲密关系对受创的幸存者有治疗的作用，加强了安全感、自尊心，支撑了认同感。达到正面的巩固自我认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在与其他同性恋者亲切的人际互动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