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忧郁症研究(1)
虽然忧郁的模样和细节已经过上千次的变化，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在荒谬与崇高之间摇摆。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比公元前五世纪的人更懂得调配医药，但主要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原点。
要了解忧郁症的历史，就要了解人类的历史，而现在我们在逐渐了解人类，了解如何控制情绪与人格。
这个依靠百忧解、人际关系趋于疏离的后现代世纪，只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西方的忧郁症历史和西方思想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可分为五个阶段。古代对于忧郁症的看法与现代有些类似。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被尊为医学之父）认为忧郁症属于脑部的疾病，应以服药的方法治疗，其追随者关心的是脑中体液的特性和口服药方的调整。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得忧郁症被视为遭天谴，表示患者没有资格接受圣宠的福音。忧郁症在这段时期受到诬蔑，最极端的时候，患者会被当成异教徒。文艺复艺时期将忧郁浪漫化，诞生了几位忧郁的天才，气质阴郁被视为是有深度的人，脆弱的性格被看成是为艺术天赋和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是科学时代，以实验探索大脑的构造与功能，尝试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寻求方法控制精神障碍。现代时期起始于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心智与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我们提供的描述忧郁症与病源的语汇，至今仍在使用，而克拉培林的著作提出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心理疾病，认为不如意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心智所感受到的苦难，与忧郁症并不相同。
长期以来被称为“抑郁症”的精神障碍，如今我们以常用字“忧郁”来表示，“忧郁”这个英文字，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出现，指情绪低落，到十九世纪才变为现在使用的意义。我在这里使用“忧郁”这个字来叙述现代所指的心理状态。现在很流行把忧郁看成一种文明病，这是大错特错。就如贝克特（现代荒诞剧作家）说的：“全世界的眼泪都是一样的。”虽然忧郁的模样和细节已经过上千次的变化，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在荒谬与崇高之间摇摆，睡眠过度、饮食失常、自杀倾向、畏惧人群互动和无止境的绝望，却是古今皆然。从人拥有自我认定能力开始，羞耻感就时起时落，身体疾病的疗法不断改变，影响了精神障碍的疗法，人类向外界的上帝恳求，也对内心的魔鬼恳求。要了解忧郁症的历史，就要了解人类的历史，而现在我们在逐渐了解人类，了解如何控制情绪与人格。这个依靠百忧解、人际关系趋于疏离的后现代世纪，只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希腊人强调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灵，与现代认为身体不健康会影响心理的说法不谋而合，从某方面来说，心理的疾病与身体机能失常有关。希腊医术的基础是体液论，认为人格受四种体液影响：黏液、黄胆汁、血液和黑胆汁。恩贝多克利斯（古希腊哲学家）把忧郁视为黑胆汁过多的结果，而希波克拉底这位令人钦佩的医学之父，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提出了生理疗法，当时“疾病”和“医生”的概念才刚刚出现。希波克拉底为大脑中的情绪、思想和心理疾病定位：“大脑造成我们的疯狂或兴奋，引起我们的恐慌和恐惧，不分昼夜，令我们失眠、犯错、无由地焦虑、恍惚或举止反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来自于大脑的不健康——异常地热、冷、湿或干。”希波克拉底认为忧郁是由内在与外在的原因混合而成，“长期劳乏的灵魂会促成忧郁。”他还指出严重事件造成的疾病和无端而生的疾病的不同。他把二者归类于同一种病的两种类型，因黑胆汁（冷而干）超过理想数量，与另外三种体液失衡而造成。他说，这种失衡可能来自于母体子宫（某些人天生就有此倾向），或是因精神创伤而造成。
黑胆汁的希腊文是melainachol（即“抑郁”的字源），它过量（希波克拉底认为这和秋天有关）的症状包括“悲伤、焦虑、沮丧、想自杀”以及“厌食、消沉、失眠、易怒和不安”，再加上“不断感到恐惧”。希波克拉底认为，若要重新平衡体液，应该改变饮食，服食曼陀罗花、菟葵、通便与催吐的草药，以消除过多的黑胆汁和黄胆汁。他还相信，谈话与活动有治疗的作用。他曾以性格分析劝帕迪卡斯王二世与所爱女子结婚，来治疗他的忧郁症。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关于体温、位置和其他关于黑胆汁的细节变得愈来愈复杂，这很有趣，因为实际上并无黑胆汁这种东西。胆囊分泌的黄胆汁可能会变成深褐色，但绝不是黑的，变色的黄胆汁似乎不是所谓的melainachol。若不是一种想象，黑胆汁应该是指脏东西，除了忧郁之外，还会造成癫痫、痔疮、胃痛、痢疾和疹子。
有些学者认为chee（指胆汁，常和cholos这个字连在一起使用）指的是愤怒，这种看法源自一种认为愤怒属于黑暗的观点。还有人认为，黑暗与负面作用或痛苦相关，是人体内部的机能，在不同的文化里，忧郁常以黑色来呈现，荷马更详细阐明黑暗心情的说法，他称之为“苦恼的乌云”，像柏勒洛丰（希腊神话里的悲剧英雄）就为其所苦，“但众神痛恨柏勒洛丰的那天／很快就来了。／他独自越过亚雷恩平原。／心中充满悲痛，他是逃亡者／被驱赶至荒凉之地。”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2)
古希腊时期，医学与哲学／宗教两方对忧郁的看法壁垒分明。当时的治疗者以向神祈祷来治病，希波克拉底抨击使用“神疗”的人是“骗子和庸医”，还说：“哲学家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与其用于医疗，不如用在绘画上。”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驳希波克拉底的人体论，并主张医生只能医治小病痛，严重的精神障碍还是属于哲学家的范围。他们有关自我的阐述，深深影响了现代精神病学。柏拉图提出成长的模型，认为童年生活会决定成人后的性格，他说家庭常常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和性格。他提出的成人精神的三分式模型——理智、本能和精神——竟然与弗洛伊德十分神似。在理论意义上，希波克拉底可说是百忧解的祖师，而柏拉图则是精神动力治疗的祖师。从他们开始到现今的二千五百多年间，所有提出的理论都可归于这两派看法，聪明与愚蠢的看法如活塞运动一样交互出现。
历史上医生很快就开始建议以服药来治疗忧郁症。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时期，像费洛提摩斯发现许多忧郁症者抱怨“头轻轻的、空空的，好像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于是叫病人戴上铅制的头盔，好让他们注意到脑袋的存在。克尼多斯的克律西波相信，忧郁症是吃了太多花椰菜所引起的，他还警告不要食用一种甜食，因为会造成精神错乱。菲利斯宣和普利顿尼可斯反对克来西普斯的说法，认为甜食可以治疗失去活力的病人。费拉古里尔斯相信许多忧郁的症状是因梦遗失精而引起，他的药方是混合食用姜、胡椒、海藻和蜂蜜来治疗。当时反对费拉古里尔斯的人认为忧郁是禁欲对人体造成的结果，要病人多花时间在床上办事。
希波克拉底死后的七十年里，亚里士多德学派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人类的思考和看法。亚里士多德既不接受希波克拉底忽视灵魂重要性的说法，也反对柏拉图把医生贬为工匠，他提出自成一派的理论，“身体失调会影响灵魂，灵魂的病症来自于身体，除非是天生的。强烈的情感可改变身体。” 他对人类本质的见解，完全不符合解剖学。他说：“大脑是没有感官能力的残渣”，他指出，心脏具有管理的功能，可控制四种体液的平衡，过冷和过热都会破坏平衡。亚里士多德对忧郁的看法与希波克拉底不同，他认为忧郁不完全是坏事。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神圣疯狂的概念，将其与忧郁症结合而医学化。虽然亚里斯多德试图了解和治疗这种小病痛，但他依然觉得天才必然有一定量的冷黑胆汁：“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人，即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忧郁的特质，某些甚至有忧郁症。”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时常无端感到苦恼，每个人多少都有这种感受，但深陷其中者是天生就有此特性。轻微忧郁气质很平常，严重者实为少数。因此，如果他们的情绪单一，那只能说是普通的忧郁，但若是他们的情绪复杂，那就是有特殊才能者。”受黑胆汁症状影响的古典天才中，海克力士最著名，艾杰克斯也是其中一位，《木马屠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艾杰克斯眼中喷出怒火，他的心也向下沉。”忧郁症对才智有启发性的看法由塞尼加继续发展，他说：“只有经过疯狂才能得到伟大的才能，”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又被重新提出，并发扬壮大。
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医药科学与哲学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描述精神病学的方法愈来愈相近。忧郁症在这段时期被视为人的宿命，只是形式不同，公元前四世纪的诗人米南德写道：“我身为人，注定要吃苦。”怀疑论者相信研究可见的世界比较重要，因此，观察症状不需空谈病症源头及其深层意义的理论。他们对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着迷的肉体与大脑的自我本质这类庞大复杂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尝试为症状分类，以便描述病症。
公元前三世纪，朱利的埃拉西斯特拉图区分出大脑和小脑，认为大脑掌管思考，小脑负责肌肉运动。凯席多尼欧斯的席拉菲勒随后指出，大脑“把运动的能量送往神经”，控制器官掌管神经系统的说法从此建立起来。公元一世纪时，尼可美地亚的曼诺多特斯综合前人的智慧，把以症状为导向的经验主义者、哲学家与早期医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建议忧郁者服用希波克拉底说的菟葵，进行亚里斯多德说的自省，同时提倡以体操、旅行、按摩和矿泉水来治疗忧郁。这整套疗程正是我们今日所采用的。
艾菲索斯的鲁福斯把忧郁的错乱与其他心智状态区分开来，认为理智动摇时断续的暂时的失常就是忧郁。他列出某些忧郁症者的妄想：鲁福斯在不同阶段治疗一位男子，他认为自己是个陶罐；另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皮肤已干裂、剥落；还有个人认为自己没有头。鲁福斯发现某些生理症状与忧郁症的症状很类似，这些病症如今已被确知为甲状腺机能不足症、内分泌失调等。他相信忧郁症的成因是暴饮暴食、缺乏运动、饮酒过量和用脑过度，他还指出，天才特别容易得此病症。有些忧郁症者“天生就有这种本质和优点”，其他患者则是“后天造成”的。他还提到忧郁症的等级和类型：一种是血液完全为黑胆汁污染，一种是只有头部受影响，还有一种是受“疑心病”影响。鲁福斯发现他的忧郁症病人也为体液堆积而不能释放所苦，腐坏的体液会污染头脑。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3)
鲁福斯赞成在忧郁症深入内心之前提早发现。他提议用验血，和“以百里香上的菟丝子和芦荟做泻剂，因为每天少量服用可舒缓和洗涤肠胃”。这种处方可以添加黑菟葵。最好多散步、多旅行和饭前洗手。鲁福斯还清楚叙述了他的“圣药”，可算是当时的百忧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很流行，之后仍不时有人使用。这是以苦瓜、黄夏枯草、石蚕、决明、蕈类、阿魏胶、野芹、马兜铃、白胡椒、肉桂、甘松、番红花和泻药所制成的药水，与蜂蜜调合，取二分之一盎司，加上蜂蜜酒和盐水。当时其他医师的疗法包括监禁与施刑，使用水滴声引患者入眠，躺在吊床上，食用含水的淡色食物如鱼、禽肉、淡酒和人奶。
罗马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的这类理论。公元二世纪时，卡皮多西亚的阿雷塔乌斯仔细研究了狂躁症与忧郁症，发现二者是既相关又独立的病症。他相信人体中有魂魄穿梭于其中，在人生气时以热气的形式冲出（所以脸会变红），而畏惧时会退缩（所以脸会变白）。他认为忧郁者的黑胆汁的水平“可能是受到沮丧和过度愤怒所激起”，而体液和情绪有交互影响的关系，所以灵魂能量的冷却会造成严重忧郁，反过来说，忧郁也会冷却胆汁。阿雷塔乌斯是第一个清楚描绘出今天称之为“焦躁型忧郁症”病症的人——最近流行的观点误以为这种病症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所造成的。这种病症和悲伤一样永远存在。阿雷塔乌斯写道：“忧郁症患者孤立自己，害怕被打扰和禁锢、用盲目的崇拜折磨自己、总是担惊受怕、误把幻想当成真实、抱怨自己得到想象的疾病、诅咒人生和希望、想死。他会突然惊醒，为巨大的疲累所笼罩。在某些病例中，忧郁似乎是种半疯狂状态：病人总是在一个想法里打转，同时感到沮丧和兴奋。”阿雷塔乌斯强调，重度忧郁症常发生在本来就有悲观倾向的人身上，尤其是年老、肥胖或孤独者，他认为“医师的关爱”是治疗这种病症最有效力的药方。他开出的口服药剂是常食用黑刺莓和韭菜，还提倡把症状说出来的精神动力学疗法，宣称他可以借由病人说出恐惧来帮他们克服恐惧。
生于公元二世纪的盖伦是奥勒利乌斯（当时的罗马皇帝）的御医，和其他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一样，他试图综合所有先人的神经学与心理学。他叙述了忧郁的妄想—— 一位病人相信阿特拉斯（神话中背天的巨人）累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还有一位认为自己是外壳脆弱的蜗牛——他还指出，妄想背后隐藏着恐惧与沮丧的混合体。他看到“健康青年的心在颤抖，少年因焦虑和忧郁而变得瘦弱”。盖伦的病人经历了“罕见、扰人、不安稳的睡眠，心悸、头晕、悲愁、焦虑、胆怯，觉得被迫害、被恶魔附身、遭天神诅咒……”盖伦也和鲁福斯一样，相信性欲未得满足会造成痛苦的后果。他相信有一位女病人是腐败性体液不能释放而毒害了大脑，治疗法是“刺激病人的阴道和阴蒂，她得到极大的快感，流出不少体液，于是就康复了”。盖伦还有一套自己的处方，不少成分和鲁福斯相同，不过他建议一种解毒剂是以车前草、曼陀罗花、菩提花、鸦片和黄花南芥菜，来治疗混合焦躁与忧郁的病症。有趣的是，当盖伦调制出兴奋剂时，居住于另一个大陆的阿兹特克人开始给囚犯用强烈的迷幻药，以防止囚犯患上忧郁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种凶兆。准备被活祭的人要饮用特别的麦酒，好让他不致忧郁，否则就不能献祭给天神。
盖伦相信有魂魄，可称之为位于脑中的精气，魂魄掌管自我，其权威就像上帝之于世界。他根据人的体液与温度的不同，将人的性格整理为九类。他认为人被忧郁所控制不是病理，而是自我的一部分：“有人天生就焦躁、忧郁、悲观，总是郁郁寡欢，医生无计可施。”盖伦指出，忧郁症可能是脑部受损的结果，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改变正常的大脑所致。一旦体液失调，黑胆汁会流入脑中，使大脑变干，伤害到自我。“这种体液像一种黑暗之物，攻击理智所在的大脑中心。就像儿童惧怕黑暗一样，成人被激发恐惧的黑胆汁侵蚀时也会如此，他们的大脑持续处于暗夜之中，恐惧源源不绝。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者同时害怕死亡又期待死亡。他们逃避光明，喜爱黑暗。”而灵魂实际上是被蒙蔽了。“黑胆汁包着理智，就像眼睛的水晶体，如果它很清澈，就能看得清楚，若是不健康且不透明，就看不清远方。动物精神的特性也是因此而变得沉重而晦暗。”盖伦注重的是精神生物学而非哲学，他严厉批评把忧郁症归咎于感情等抽象因素的理论，不过他相信体液失调的人，会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使合并症状加剧。
医术历史的下一阶段回归到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外在力量所造成，在罗马衰亡后的黑暗时代，这种看法占据优势。基督教兴起对忧郁症者极为不利。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他的疗法遭到哲学的放逐，愈来愈少人使用。
中世纪忧郁等同于罪恶
圣·奥古斯丁宣称，人与野兽的差别就在于上天赐予的理性，所以，失去理智就会使人沦为野兽。从这点来看，人们很容易会断定，失去理智就代表被上帝遗弃，此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天谴。忧郁症更是一种恶毒的病症，因为从患者的绝望看来，他并没有因信仰上帝的神恩和慈悲而得到救赎。从这种观点来看，忧郁症背离了所有的神圣。此外，重度忧郁常被视为着魔，一个可怜的愚人被恶魔附身，如果恶魔驱赶不走，那就是罪有应得。神职人员很快就在圣经上找到证据：犹大自杀而死，一定是因为他得了忧郁症，因此，所有忧郁症者必然有着和犹大一样的恶念。丹尼尔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中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被拿来证明上帝以疯狂来惩罚罪恶深重者。公元五世纪时，卡西安在一篇谈面对“内心的疲倦与悲苦”的“第六个抗争”的文字中说：忧郁是诗篇第九十篇中说的“正午恶魔”，在这诗篇中提到忧郁的恶魔使人处于嫌弃、鄙视、不屑其他人的憎恶心境，并感到心灰意懒，其中提到的章节出于圣诗中，从圣经原文译出来的字句如下：“他的诚实如同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惧怕黑夜惊骇、或是白日飞箭，也不怕夜行瘟疫、或是正午恶魔。”——“ab incrusus,et daemonio meridiano”。卡西安认定“黑夜惊骇”指邪恶、“白日飞箭”指敌人的袭击、“夜行瘟疫”指潜进睡梦的魔鬼，而“正午恶魔”指忧郁症，你可以在正午时清楚看到它，但它还是会把你的灵魂从上帝身边拉开。
其他的罪恶可能都只会在夜晚放肆，只有这种粗暴的罪恶来袭时是不分昼夜的。谁愿意帮失去上帝真理盾牌保护的人说公道话呢？对这些救治无望的人，刑罚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卡西安主张，应该强迫忧郁症者从事劳动，他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躲避他、远离他。伊伐格流斯用相同的字眼，说忧郁丧志是“正午恶魔”，会攻击和骚扰修行者，将其列为我们应该抗拒的八大诱惑之一。这样的印象唤起了忧郁症患者遭受入侵的恐怖感受。忧郁症有一种不怕被人看到的特点。大多数的魔鬼，都要靠黑夜的掩护，多半以痛苦的形象出现——只有击倒他，才看得到他的真面目。忧郁症就站在明亮的阳光下，不怕人看到。你很清楚原因和理由何在，但痛苦的程度和毫不知情相同。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状态有此情形。
在十三世纪“宗教法庭”的时代，有些忧郁症患者因其背叛神旨的罪行被处罚金或监禁。此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身体与灵魂的理论中，把灵魂的位置放在身体之上，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以此推断，一种疾病若非身体的，就是心灵的，而忧郁症是属于心灵的疾病。中世纪教会订立了九大罪恶（衍生自七宗罪），其中一项是“麻木”（十三世纪译为“懒散”）。这个词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程度，不亚于现今“忧郁”这个词，其症状与所有忧郁者的感受相似——在此之前，忧郁并不算是罪恶。乔叟（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所写的《教士》中，称忧郁为“使探索中的罪人无法享受到所有的美事”。“麻木”是人类的敌人，因为它和勤勉对立，它也是人体活力的大敌，因为它对人世无益，甚至会因疏忽而浪费、破坏、毁灭世间的美好。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让人变得焦躁，寸步难行。依此类推下去，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麻木”是一种综合的罪恶，《教士》中列举其成分：“它非常脆弱，如所罗门之言，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连好好做事都不行。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灰心，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再怎么忏悔都没用。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接下来是懒散贪睡，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最后是厌世的罪恶，称之为悲伤，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身体也一样。由于悲伤，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
僧侣特别容易罹患“麻木”，表现出疲累、倦怠、悲伤或沮丧、不安的情绪，嫌恶修道院和禁欲，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麻木”和悲伤不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全心悔改。在中世纪的文件中，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让自己陷入“麻木”算不算罪恶？或者，“麻木”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将忧郁等同于原罪，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
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在那个敏感的时代，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一旦失去理智，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愚笨是罪恶，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若无理智，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对古典思想家来说，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灵魂为神所赐，应该是完美无瑕的，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现代社会的耻辱，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欺瞒、残暴、贪婪、自大和无判断力，都是灵魂的缺点，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忧郁一旦被归为“灵魂的苦难”，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例如，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由于天赋异禀，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某天晚上，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记录上说他“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不断哭泣”，说他“遭到诅咒，万劫不复，甚至会自残，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据他们描述：“他的情形没有改善，不断疯言疯语，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或遭邪魔附身，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时间，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不过后来又复发，死时状况凄凉。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1)
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而不是古典医生），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后来称为疾病（现在则被称为忧郁）。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他相信，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很令人讶异，我们一空闲下来，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但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等到散场时，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 这里叙述的忧郁出现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它是灵魂不变的特质。费西诺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过度悲伤的看法，并更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必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深刻的忧郁体验表示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心智提升至世俗琐事之上。对费西诺来说，痛苦的心灵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知晓上帝而产生忧郁。他把忧郁的神圣性解释成了崇高的信条：“既然我们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必然会因思念天国而持续痛苦。”它也使人知晓上帝的心理状态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结果是忧郁。忧郁切断了灵魂与世界的连结，如此才能驱使灵魂走向纯净。意识“离身体愈远就愈完美，所以意识完全脱离身体时最理想”。在费西诺对忧郁神圣性的叙述里，承认这种状态很接近死亡。费西诺接着指出，艺术的创造力要依赖因为暂时疯狂而坠落的谬思：忧郁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不过，费西诺也承认忧郁是可怕的病症，并提出治疗的方法，包括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费西诺自己就有忧郁症，他陷入情绪低潮时，无法借着忧郁的帮助想起这些吸引人的主张，当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时，常要用他自己的论点来劝他。和其他后文艺复兴时代针对忧郁症的思想一样，费西诺的哲学是一种自身经验——他谈论到的疏通非忧郁的黏液与绝望的黑胆汁病症，成了他第一本书第六章的标题：“黑胆汁如何让人有智慧”。
文艺复兴试图将其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纪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费西诺把古典哲学里对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纪迷恋的星象学连在一块，把土星看成具有影响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忧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创造者”。根据炼金术士兼神秘主义者阿古利巴的话：“他孤傲，是最高贵的星球，他先把灵魂从外部召唤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层次，领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灵魂知识。”瓦撒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收藏家，著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传记——译者注）在他谈论当时杰出艺术家的著作中，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比意大利更坚持中世纪的忧郁症观点，但意大利人有关忧郁的看法对英国人产生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开始发酵。所以不妨说，英国人依然相信忧郁症是来自于“邪恶天使作怪”，但也认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为这种病负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来说，忧郁症患者经历的罪恶知觉，是种危险的灾祸，而非遭上帝遗弃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恶知觉混为一谈。当然，区分妄想和真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一个“天生忧郁，被苦恼搞得心烦意乱”的学生声称，他其实是感觉到有“邪灵随风自肛门潜入，钻进体内，窜至脑部”。虽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医好了，但别人可没这么幸运。乔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术和魔法，成为傀儡。”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寻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们盲目，完全无信仰，沉溺、陷落于无知的世界。易患忧郁者的体质中，如果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他的心中就会有较深刻的信仰。”
当时的欧洲，北方把巫术与忧郁症连在一起，而南方则把天才与忧郁症连在一起，两种观点竞争激烈。荷兰宫廷医生魏阿（他所写的《魔鬼威灵记》曾被弗洛伊德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全力帮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说她们是忧郁症患者，由于他坚持那些不幸的妇女是患了脑疾病，才让她们保住性命。他举证说，所谓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声称女巫偷了他们阳具的欧洲北部男子。魏阿强调，通常来说，自称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实他们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挂在原位，“那话儿”很少弃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严重的妄想。英国人史高采用了这种观点，在他1584年的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中指出，女巫都不过是忧郁又愚昧的老妇，邪恶像蚊子般叮咬着她们，她们把身边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她们“驽钝的心，是魔鬼最喜盘踞之处，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相信，坏事、不幸、灾难和惨祸，全是自己所为”。曾被认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过只是妄想和忧郁症之类的病症，这样的看法大大挑战了当时占多数的持中世纪观念的人，虽然史高的书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被广为阅读，但詹姆斯王（以钦定英文版《圣经》而著名的英国国王）仍下令烧掉这本书——好像它本身就是邪术一样。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2)
疾病的看法渐渐取代附身之说。当时一个法国案例，医生发现一位女巫“左侧腹肋部有隆隆声，大约在脾脏附近”。这使得教会在1583年下令，僧侣在进行驱魔仪式前，先“用心调查着魔者的生活”，“因为这通常是忧郁症、失心疯和邪术的蛊惑……找医生治疗比进行驱魔仪式有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
法国是第一个明辨原发性疾病与想象型病痛的国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忧郁症的名人，他坚信哲学可作为医疗手段，并且创造出一套抗拒忧郁的幻觉魔术。例如，他说有一位女士自以为吞了一根针而受到惊吓，他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针放在她的呕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劳伦斯写的《谈忧郁症》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说忧郁症是“大脑受寒失调，不会影响身体状况，但会影响生活态度，研究发现，他们好像是着迷于此”。杜劳伦斯把精神分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记忆。他的结论是，忧郁症乃是想象的疾病，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神智仍属完整，在教会的眼里，忧郁症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灵魂，因此也不会遭天谴。他认为忧郁症有程度之分，区分了“尚属健康范围之内的忧郁”与超出健康范围的忧郁。就像其他讨论这类题目的作家一样，他的书中有许多趣闻轶事，包括“有位男士决定不再小便，准备等死，因为他认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会溺死”。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虑自己的毁灭能力而无法行动，也造成他对膀胱的精神恐惧。医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诉他全城都快被烧毁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这才让他克服了奇特的焦虑。
杜劳伦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内看”的复杂观念：也就是眼睛向内，看到大脑里面。他无法讲清快乐的人向内看，会看到脑中有什么五彩缤纷的景象，但他确信，由于忧郁症患者的胆中充满黑胆汁，所以当他们向内看时，会看到黑暗之物。“原动力和血脉不停地传输着精气和黑气，从脑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虚幻的幽灵，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会看到黑色幻影不断闪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许多尸体在飞翔，就像蚂蚁、苍蝇和长的毛发一样，想要呕吐的人也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忧郁开始变成寻常的东西，从此以后，人们就懂得根据损失与悲伤的相对程度，来区分正常的烦恼和忧郁症，也能判断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程度过了头——三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订下了准则，至今仍用于忧郁症的诊疗。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医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伤过度，到了“什么事都乐不起来”的程度，直到过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忧郁，在母亲过世三个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伤心、流泪、漫无目的地晃荡、无所事事”。另一位医生提到，一般的不快乐或悲伤“会招来人性的最大敌人，也就是忧郁”。忧郁从此就成了寻常的东西，若太严重了，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双重定义很快就成为标准定义。
从十六世纪末到整个十七世纪，“正常”的忧郁成了普通的痛苦，这种不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愉悦。英国的费西诺主张反对弗洛伊德的准则，在欧洲大陆各地都得到愈来愈多的回应。荷兰的列尼奥斯、西班牙的胡奥特与摩卡多、米兰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国的杜劳伦斯都提到，一个人忧郁时会比不忧郁时有更多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学派对忧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横扫了欧洲，忧郁变成一种时尚。费西诺确信忧郁是天才的表现，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认是天才的人，都自认患有忧郁症。由于才华洋溢的人会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费西诺的身边，有一群国际“土星”知识分子聚集在佛罗伦斯，并组成团体。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家乡后假装世故成熟，表现出忧郁的模样，而且将之当成一种收获，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忧郁很快变成英国人眼中的贵族病。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十六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讽这种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亚具有描写忧郁症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表现得最彻底，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忧郁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像莎士比亚那样，满怀同情心，又如此细致地叙述忧郁，深刻地表现了欢乐与悲伤，呈现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质，描绘了狡诈与自毁的特性。在莎士比亚之前，一个人的忧郁只是个别现象，在他之后，忧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线从白光中分离出来那么简单。三棱镜在一瞬间揭露的事，无法改变每天太阳底下的现实。
在《哈姆雷特》上演的当时，忧郁症不但是疾病，也是一种特权。十六世纪时，有位理发师在看戏时抱怨他感受到忧郁，结果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忧郁？老天，说什么傻话，你这个剃头的哪有资格讲‘忧郁’这个词？你应该说消沉、无聊和发呆，忧郁是朝臣手臂上的徽章啊！”根据当时一位医师的记载，他的忧郁症病人中，四成是有头衔的人物——但其他的病人大部分是农夫和农妇。上门求诊的贵族中，有三分之二自称有忧郁情绪，而且这些男女都博学多闻，谈的不单是阵阵愁绪，从他们的抱怨之词来看，显然对当时的科学知识和时尚有相当的了解。有位这类的病人“渴望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从脾脏涌出的怨气”。以菟葵为主的药方依然最常使用，治疗这位男子的医生开出希拉萝加弟、青金岩、菟葵、丁香、甘草粉、帝阿姆巴和波维斯山可提，把这些东西调进白酒中，再加入琉璃苣。有人求助于星相图，作为个别参考或用来决定治疗的时辰，还有人尝试放血。当然，宗教咨询也常是好主意。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3)
就像百忧解时代初期，即使是健康的人也可能会罹患忧郁、抗拒忧郁和谈论忧郁，十七世纪初也一样，没有忧郁症的人也开始注意忧郁这回事。1630年和1990年一样，与这种病症有关的字眼——“抑郁”或“忧郁”——意义愈来愈混乱。在“麻木”还是罪恶的时代，只有病到动弹不得，或有妄想型焦虑的人，才敢承认自己有这种症状。而文艺复兴时代，“忧郁”这个词也意指深刻、感伤、复杂，甚至包括天赋。没有医学疾病的人，也会有忧郁的行为，人们很快就发现，虽然真正的忧郁症很痛苦，但忧郁的行为却很好玩。他们瘫在沙发上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盯着月亮、思索存在的问题、佯称害怕所有困难的事、对别人的询问默不作答，总之，所有曾经属于“麻木”而要避免的禁忌与举止，都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忧郁症是受人钦佩、不断被人分析研究的小病痛。真正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会得到众人的同情与尊敬，再加上许多医疗方法的进展，自盖伦的罗马时代以来，这是忧郁症患者待遇较好的时光。这种状态被人同情，有时又令人有点羡慕，曾称之为白色忧郁，它光芒四射而非黑暗阴沉。
弥尔顿（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写的《幽思之人》，用高雅的诗句子叙述了十七世纪的流行观念：……向你致敬，神圣又睿智的女神，向你致敬，最庄严的忧郁，你那玉洁冰清的容貌如此耀目凡人无法直视弥尔顿甚至高声赞颂修道院的孤绝和消沉，以及年华老去：寻觅静谧隐士居，破旧长袍与陋室，……
老成练达使修得先知圣者之音容此福乃为忧郁赐吾心向汝至耆年
科学时代的来临(1)
十七世纪出现了一位史上最伟大的为忧郁症辩护的人士。伯顿结合了一千年来的思想与持续涌现的零散个人观点，写成《忧郁的剖析》，他将一生都倾注在这本书中。这是在忧郁症的领域里，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之前最常被引用的书，晦涩、自相矛盾、结构松散、博大精深，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西诺的哲学、莎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基督教会的宗教冲动、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开创出一条将精神与物质统一的道路。但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伯顿这种因尊重各家不同观点，而把自相矛盾的观点融为一体的作法。他时常对同一个现象提出六种相冲突的解释，而不说明这些都太过武断。现在的读者看这本书，有时候会觉得古怪，但如果来检阅最近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发表的文章，会发现忧郁症之所以复杂，实在是因为人们对它太过武断——忧郁症是殊途同归的疾病，不管发生在谁身上，发生什么特定的症状，可能都是多种不同途径造成的同一结果。
伯顿一开始以生理的观点来看忧郁：“我们的身体和时钟一样，如果一个齿轮出了故障，其他部分也会出问题，整个人都会感到痛苦。”他认为“哲学家为冷与热订出八个等级，我们也可以订出八十八种忧郁，因为有此病症的人有多种病因，或者陷入这恐怖深渊的程度有所不同。” 后来他又说：“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具变形的能力）本身并没有那么多面貌，你也可以像忧郁症患者一样，把月亮当成新外套或者观看扇子在空中的动作。”伯顿作了大致的分类，区分出脑为主的“脑性忧郁”、“全身性忧郁”，以及因“肠、肝、脾或薄膜”而导致的忧郁，他称之为“肠气忧郁”。他依此分类和再细分，建立了愁苦的地图。
伯顿把忧郁与单一的“沮丧、伤心、烦闷、愚钝、坏脾气、孤僻、敏感和不高兴”区别开。他说，这些特质人人都有，不能依此就推断为病症。“男人是由女人所生，”他引用《公祷书》的话说：“缺乏毅力，时时遭受烦恼所苦。”这不代表我们所有人都有忧郁症。实际上，伯顿说：“我们的人生中充满苦难。平凡人要追求一辈子的永恒欢乐，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这十分愚蠢，不明了这点、不学习忍受的人，无法存活在世间。因此，如果不容忍这个现实，就不可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是，要培养宽宏的气量，别让自己陷落进去，接受痛苦，持久忍耐。”
除非你能承受不幸，否则无法活在人间，每个人都会遭受苦难，但苦难常会愈滚愈大。“虽然小小的咳嗽是可以忍受的，持续不断却可能是肺结核，忧郁症的发作也是一样。”伯顿也确立了新的理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忍受创伤的能力，创伤的程度和忍受力的程度二者的较量决定了病症的程度。“有些人只觉得是跳蚤咬一口的小问题，对其他人却是无法忍受的事；一个人可以自行调适，冷静面对，轻松度过难关，短暂的痛苦一下就过去了，但若不断受到欺凌、伤害、烦恼、侮辱、失败、背叛、中伤等等，到了令人爆发的程度，他的脸色就变了、理智就消失了、不能入睡、精神萎靡、心情沉重……忧郁把他压垮了。就像因欠债而进监牢的人，一旦他被关起来，所有的债主都会找他麻烦，这可能会使他关得更久；如果一个受苦的人遭到不幸，一时之间，所有烦恼都会找上他，然后他就像只跛脚的狗或断翅的天鹅般垂头丧气，最后他就得了忧郁症。” 伯顿也简单说明了焦虑的经验，精准地将其放在他忧郁的叙述中：“在白天，他们依然会被某些可怖的东西所惊吓，为猜疑、恐惧、悲伤、不满、担忧、羞愧、悲痛等等这么多管不住的野马所苦恼，他一分一秒都静不下来。”
伯顿用多种词句叙述忧郁：“猜疑”、“嫉妒”、“怨恨”、“贪婪”、“满怀怨言”、“欲望无法满足”和“想要复仇”。这同样也是他写的：“其实忧郁的人大多很机灵，而且‘他们的忧郁倾向’使他们得到多次神圣的狂喜，那是一种宗教狂热……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哲学家、诗人、先知等。”他以谨慎的手法处理忧郁症中与宗教有关的部分，以回避当时的言论管制——但他仍然主张过度的宗教狂热可能是忧郁症的表现，或形成心神错乱的绝望，他断言，那些因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上帝的要求而感到难过的人，可能是陷入了忧郁症的妄想。他还说——终于有人这么说了——忧郁其实不仅属于灵魂，也是身体的病症，不过当时如杜劳伦斯等人，会避免提及失去理智（这会使他的病人变成非人，也就是动物），称这种病症是“失去想像力”，而不说是失去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