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接着开始为忧郁症疗法归类。有些是邪道的疗法“来自于魔鬼、法师、女巫，施以符咒、迷惑、魔法、幻象等”，而正统的疗法“直接来自于天上的木星准则，属于大自然，这些疗法是医生、病人、药师们所关心和愿意采用的”。虽然伯顿在书中零零散散地提到数十种疗法，他最后说“最重要的”疗法在于努力去找到“心中的欲望和迷乱”。他还提议要对朋友“开诚布公”，追求“喜悦、音乐和快乐的伙伴”。他提出自己的独门药方：金盏花、蒲公英、白杨木、柳木、樫柳、玫瑰、紫罗兰、甜苹果、葡萄酒、烟草、罂粟浆、甘菊、“在星期五木星的时辰采的”贯叶连翘，并戴上用驴子右蹄制成的指环。
科学时代的来临(2)
伯顿也处理了自杀这道难题。虽然忧郁在十六世纪末成为时尚风潮，但自杀仍被教会法律禁止，经济制裁更使其成为禁忌。在当时的英国若有人自杀，家人得缴出自杀者所有的财产，包括犁、耙子、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位磨坊主给了自己致命的一刀，临死前懊悔地说：“国王会没收我的财产，我的妻儿将一贫如洗。”面对当时的言论禁忌，伯顿也十分谨慎地讨论自杀的宗教意义，但也承认极度的焦虑是如何难以忍受，他发出疑问：“就忧郁来看，一个人对自己施暴是否合法？”他后来写道：“他们过着肮脏、丑恶又愁苦的日子，悲惨的人生里，他们找不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和解脱之道，于是想用死来了结一切……当自己的刽子手，为自己行刑。”这种言论十分惊人，因为在伯顿之前，忧郁和“自戕”这种忤逆上帝的重罪是完全分开的。事实上，“自杀”这个字似乎是在伯顿的历史巨著出版后不久才开始出现的。书中提及几个因为政治或道德的理由而自杀的故事，都是因令人烦恼的问题而作此抉择，并不是因为病痛。接下来谈到非理性的自杀者，把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以往受人厌恶的自杀行为，从此就成了独立的讨论主题。
伯顿谈到一连串有趣的忧郁症妄想——有位男子认为自己是贝壳，还有人认为“他们是玻璃，所以没人理会；有人自认是软木塞、轻如羽毛或重如铅锤；有人担心自己的头会掉下来，肚子里有青蛙等；有人不敢过桥，不敢接近池塘、石头、陡峭的山峰，不敢躺在有横梁的卧室，因为怕自己会想上吊、溺死或跳下去”。这些妄想都是当时忧郁症的特征，这类记录充斥在医学或一般文学作品中。荷兰作家巴流斯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认为自己是玻璃，是用稻草扎的，随时会着火。塞万提斯写过一本小说，叫《玻璃硕士》，谈到一个自认是玻璃做的人。由于这类错觉实在太多，当时有些医生干脆称其为“玻璃妄想症”。那个时代前后，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都可看到此种现象。那时有许多荷兰人认为自己的臀部是玻璃做的，担心坐下会破掉而苦恼万分：有人坚持要用稻草把自己包起来放进箱子里才可以出门旅行。卡萨诺瓦写了篇关于一位面包师的长篇传记，面包师认为自己是奶油做的，害怕自己会溶化掉，坚持不穿衣服，只用树叶包着，以保持低温。
这些妄想造成了的一整套忧郁行为——使人们畏惧正常的生活，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抗拒人群。受此苦的人常有一致的症状——莫名的悲伤、总是感到疲累、没胃口等等——与现代的忧郁症相同。这些存在于早期的妄想倾向（教宗比约二世称法王查理斯六世为“愚人”，他早在十四世纪时就自认是玻璃做的，并在衣服中缝进铁骨，好保护自己跌倒时不会摔破。追溯到更早，古代的鲁福斯就记录了这类妄想——译者注），于十七世纪达到高峰，现在已很少听闻。最近有报道提到，一个荷兰妇女认为自己的手是玻璃做的，她唯恐手臂破裂而不愿穿衣。情感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常有幻听或幻视；强迫症的人会过度恐惧，如害怕不干净的东西。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忧郁症愈来愈不会造成这种妄想。十七世纪的妄想者，都是在表现他们的偏执和被害妄想，以及一般生活会带给他们已超出能力控制范围的恐惧感，而这种情绪也正是现代忧郁症的特性。
我记得我自己在忧郁时无法处理平常的事务。“我没办法坐下来看电影，”有一次朋友邀我去看电影时，我这么回答：“我没法出门。”我说改天再去。我没办法解释这种感觉，并不是害怕自己在电影院里溶化掉，或是在寒冷的户外冻成石头，基本上，我知道自己害怕出门很没道理，但我确定，我没法出门就像我没法一跃跳上高楼一样。或许我该（也真的这么想）归咎于血清素。对于十七世纪的忧郁妄想为何会有如此具体的形式，我认为没有可信的解释，不过，可能是因为忧郁的科学说法和疗法开始出现，人们就创造出解释的武器来对抗恐惧。只有在进步的社会里，才不会有人因为自认为有玻璃骨骼而害怕被人触摸，害怕站或坐；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人们即使会无由地害怕热气，但不至于害怕自己会融化掉。这些令现代医师感到难以理解的妄想，只要找到它们的前后脉络，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笛卡尔是十七世纪医学的伟大改革者，至少从哲学观点来看是如此。虽然他提出的意识的忧郁模型仍依附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身心分离论，但还是一脉独特的医学分支，尤其是心理疾病的疗法。笛卡尔十分强调精神对身体的影响，反之亦然，他在《灵魂的热情》谈到精神状态会立即影响身体，但他的后继者的研究倾向于身心完全分离的假设。事实上，笛卡尔主义生物学开始主导人们思想，而这种生物学大部分是不正确的。笛卡尔的理论导致忧郁症患者命运的大倒退。无止境地在什么是身体和什么是精神上钻牛角尖——忧郁症是“化学失衡”抑或是“人性的弱点”——是笛卡尔留给我们的遗产。直到最近，我们才解开这个困惑。不过，为什么笛卡尔的生物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如一位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所说：“就我的经验来看，没有身体，没有精神，就没有问题。”
威利斯的研究专注于证明精神易受身体影响，他于十七世纪中发表了《关于野兽灵魂的两篇论述》，这是第一份条理分明的忧郁化学理论，并不承衍古老的黑胆汁、脾或肝的体液论。威利斯相信血液中有“不燃之火”，由“含硫磺的食物”和“含硝酸的空气”滋长，大脑和精神汇聚了“不燃之火”，形成精气来引导感官和行动。对威利斯来说，灵魂是生理现象，是视觉可见的身体里的“阴暗沼泽”，依赖血气而生。威利斯认为在不同环境下，血会变得较咸，抑制了体内之火，使大脑变得晦暗不明，使忧郁的黑暗升起。威利斯相信，血的盐度受种种外在环境影响，包括天气、用脑过度和缺乏运动。受忧郁缠绕的大脑看到了黑暗，二者结合成为人的个性。“因此，当生命之火变得微弱时，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使它摇晃、颤抖，无怪乎，忧郁的人就像有颗陷落而荒废的心，总是感到悲伤和恐惧。”这样的问题若持续下去，会造成大脑结构的变化。忧郁的血会“在附近的组织挖出多孔组织”，“变酸的精气”和“忧郁的秽物”改变了“大脑本身的构造”。于是精气“不再依原来管道流动，而是异常地占据大片大片的新空间”。虽然这种理论的来源不明，但是已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持续的忧郁的确会改变大脑构造，挖出“不寻常的空间”。
科学时代的来临(3)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科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随着新人体理论的建立，忧郁症的地位也有显著改变，出现一连串有关精神生物学及机能障碍的理论。罗宾森于1729年提出一套身体的纤维模型，指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罗宾森并不太信任我们现在所说的谈话治疗，“若你想劝一个人走出极度强烈的狂热，”他写道：“就等于是试图利用声音的意象来改变他的行动能力，没人有这么好的口才。”从此医学界倾向于认定忧郁症患者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并以此作为医治的根据。
1742年，波尔哈夫延续这种想法，提出所谓的医学机器模型，以水力学的理论来解释所有身体的功能，他把身体看成“活的、有生命的机器”。波尔哈夫认为大脑是一种腺体，神经液从这个腺体出发，借血液流遍全身。血液是多种物质的混合体，若是失衡，他认为就会发生问题。忧郁症是因为血液中的浓稠油性物质堆积，神经液供应不足而引起。在此情形下，血液会流不到该流通的地方。波尔哈夫说，这通常是因为人在繁重思考时耗掉过多神经液；解决之道是少思考、多运动，让血液成分平衡一点。波尔哈夫和威利斯一样，洞悉某种道理：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应量减少，可能会造成忧郁或妄想；而老人忧郁症的发作，通常是血液无法正常流到大脑，特定部分变厚（好像凝结一样），无法吸收血液的养分。
这种理论完全摒除了人类的人性。波尔哈夫的大力拥护者之一，拉·梅特里于1747年发表的《人是机器》震惊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被法国宗教法庭驱逐至来登（后又被赶出来登，四十二岁时死于偏远的柏林）。他认为人不过就是会产生机械动作的化学物质体——我们承袭了这样纯粹的科学理论。拉·梅特里坚称活的物体天生就是烦躁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来自于烦躁。“烦躁是我们所有感觉、所有愉悦、所有激情和所有思考的来源。”这种看法源于一个人类天性的概念，这所有一切，都是有秩序的；忧郁症这样的失常，就如同这部精致的机器出了故障，无法正常运作，而不是它原本功能之一。人类到这里只差一小步就可以把忧郁症理解为一般精神障碍的一个侧面，霍夫曼是第一个清楚且有力地提出遗传理论的人。“疯狂是会遗传的疾病，”他写道：“而且会持续一生；它有时候停下来，这时候，病人各方面看来都没问题；每隔一阵子就会复发。”霍夫曼提出十分传统的忧郁症疗法，并以充满怜爱的口吻说：“对于少女因爱而产生的疯狂，最有效的药是结婚。”
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在十八世纪快速发展。但在理性的时代，失去理性的人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状况，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忧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了一大步。斯宾诺沙在十七世纪末时说的一段话，可视为理性大获全胜的预兆：“我们愈能掌控情绪，理智就相对愈活跃，我们也就更能了解情绪，”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清楚、明确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绪，也有能力更客观地看待它们。” 所以有关忧郁症患者的印象不再是恶魔，而是放纵，是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除了宗教法庭治理时期，十八世纪是历史上精神障碍最肆虐的年代。虽然波尔哈夫和拉·梅特里已将其理论化，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一旦被清楚归类，他们一半被视为实验品，一半是像丛林外的野兽，需要接受驯服。着迷于礼仪和习俗，敌视不遵从的人，看到从殖民地带回来的异族人就感到兴奋，十八世纪对违抗习俗的古怪失常者强施以酷刑，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这些人与社会隔绝，集中于光怪陆离的英国贝德兰疯人院，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会发疯。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的精神障碍者——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理智”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共存的涵义，基本上，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理智”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把极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精神的极端状态不算正常逻辑的边缘，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在十八世纪，精神障碍者全无权力和地位。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连布莱克（英国诗人）都要叹道：“鬼魂属于非法。”
在各种精神障碍中，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肮脏、卑下、折磨和悲惨，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而且“要治疗失常者，‘手法’和医术一样重要。”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
较轻微的忧郁症者，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鲍斯韦尔（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在他之后，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在这封信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最苦恼的地步。我沮丧透了。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你相信吗？我疯狂地满街走，号啕大哭，泪流满面，从我内心发出呻吟。哦！老天爷！我怎么受得了！哦！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我该怎么办？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都那么枯燥乏味。” 当年的不久，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我觉得自己老了，悲惨又凄凉。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愁苦。”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虽然写得很简略，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你回到家祈祷……”几天后：“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你感到疑惑、不确定，瘫软下来，说想要上床，勉强读着希腊文学……”
科学时代的来临(4)
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的生活，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事实上，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约翰逊说伯顿写的《忧郁的剖析》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害怕浪费时间，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我总是希望能抗拒‘黑狗’，”约翰逊写道：“在驱赶它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从早到晚，它都在吠叫着。”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的诗句对约翰逊说：“忧郁，和‘大智慧’一样，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但依我来看，二者大大不同。”
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接下来的一年，他发生严重的崩溃，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我，遭天谴，封于血肉之坟／葬于土地之上。”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事实上，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1780年，他在写给约翰·纽曼的信上说：“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杨格（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藏于内心的陌生人”，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不过／更为悲惨的是，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斯摩莱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写道：“过去十四年来，我内心中有座医院，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 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告诉我，烦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依然怕死。”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并发现“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就我所知，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布朗（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也说：“我们颓废、胆怯的生活，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令人难堪。” 柏克（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说：“忧郁、丧志、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依然持续奋斗，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屁股肉被削下来、挑战保加利亚军队、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被刀砍、在大船中当划桨工——就我们的经验来说，每件事都很痛苦——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不过相反的看法（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工作会使其降低）依然很流行。华尔波尔（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开给朋友一个药方：“处方——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崇高而又令人悲痛。忧郁又一次被放纵，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格雷（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捕捉到时代的气氛，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他的“乡村墓地挽歌”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人们可借此学到“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在伊顿学校（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译者注）的操场上，他看到：
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
慰藉他人之苦，
以忘却自身之苦。
不要再有愁苦了；
无知才是真幸福，
聪明人其实愚蠢。
柯勒律治（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苦闷的喜悦”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而“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在此气氛之下，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
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社会制度依然僵硬，道德标准很高，孤立感尤其强烈。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处方”，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也叫人发疯，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
科学时代的来临(5)
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马瑟（当时的清教徒领袖）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如同被撒旦附身”的忧郁而改变态度。接下来的几年，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将神圣、生物、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马瑟在1724年出版了《贝西斯达的天使》，是美国第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他在疗法上着墨较多，很少提到恐怖的病因。“作为可怜的忧郁症患者的朋友，你不能太快就对恼人的事感到厌烦，要耐心对待。对他们的烦恼和愚蠢一定要耐心忍受。我们是坚强的人，必须克服脆弱的缺点：以毅力、忍让、宽宏的心同情他们，像对小孩一样迁就他们，用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对待他们。他们说的话令人生气，就像在刺痛你一样，我们不可以以牙还牙：这时候不是他们在说话，而是他们的病在说话！他们的个性还是和以前一样。” 马瑟提出的奇特疗法混合了驱魔和生物学的方法：以开紫花的紫蘩蒌熬成药汁，贯叶连翘的顶部，以及治疗疯狂的药物，和相当令人怀疑的方法——“使用活燕子，切成两段”；“剃光头发，用蒸汽薰”和“四盎司褐色的糖浆，混以合适的溶剂，一天分两次服一汤匙”。
罗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将强烈的情绪视为一种“增强或削弱生命与自然作用”的能力。他断言，当“激烈情绪超出常态与限度时，就成了放纵，必须避免；不单是因为它会扰乱心灵的平静，还会伤害体质”。他以清教徒的传统，建议清心寡欲——减少强烈的情绪和性爱——是避免走极端的最佳良方。这种基督教的观念在别的地方都已渐渐消失，在美国却是十分普遍。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美国狂热的宗教复兴几乎造成人们的心理疾病。美国是发生“狂热厌食症”最多的地方，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赐予的粮食（通常还有睡眠）而绝食，把自己饿到生病甚至死亡：他们被当时的人称为“饥饿的完美主义者”。
如果理性时代是对忧郁症特别恶劣的时代，那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浪漫时代到维多利亚思想全盛时期，则是对忧郁症格外优遇的时代。这时候，忧郁不但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上帝的本质是明显的，但却无法显现具体精确的外貌；而工业的兴起也首次孵育出现代主义的异化，把人和人所生产的物区分开来。康德认为崇高总是“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郁”。在这个时代，绝对实证主义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在过去，很久远的过去，人与大自然无疑曾经十分亲近，后来人类失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就失去了无法挽回的喜悦。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隐讳对过去时光的悼念——不只是年老，不只是力衰，还包括人无法使时光停止流逝。这是个歌德写出《浮士德》的时代，他曾说过对刹那的看法：“你真美好！停下来吧！”人类愿意为此出卖灵魂、万劫不复。童年重现了天真与欢乐，童年流逝后，便步入阴暗、痛苦、堕落的成人世界。就像华兹华斯（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说的：“我们诗人以开朗的年轻时代为始／但以消沉和疯狂为终。”
济慈写道：“我相当渴望安逸的死亡”。——因为生命的实践是极大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他以不可承受生命无常的悲伤语气写了经典的《忧郁咏》和《希腊古瓮咏》，这样的悲伤使最值得珍视之物成为最令人哀伤的东西，所以欢乐与哀愁终究没有差别。关于忧郁本身，他说：她看重美貌——那必将逝去的美貌：还有欢乐，曾在他唇上找到的欢乐，尝试分离，快乐却又痛苦不安，投向那蜜蜂啜饮着的毒药：唉，在快乐的殿堂里，披上面纱的“愁”有她至尊的圣地。
所以雪莱也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光阴的流逝、悲伤结束之后是另一次更大的悲伤：今日绽放的花朵明天就谢了；我们不愿放过的东西，来了又走。
……
当时光缓缓流过，你看到美好——在睡梦中醒来时只剩泪水。
意大利的利奥帕底也有同样的情绪，他写道：“命运留给我们的／除了死亡外别无他物。”这与在乡间墓园思索着美丽沉郁的格雷所说的不同，而是最早的虚无主义，这种万物皆空的想法，比较像圣经中的《传道书》——“空的虚空；凡事皆虚空”，而不像《失乐园》。在德国，这种感觉有一个忧郁以外的名字：“悲观主义”或是厌世。于是这种感觉变成了一个透视镜，透过它看到其他感受。歌德，最伟大的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学家更多地描绘了这种忧郁本身狂暴、悲剧的特质。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他叙述了永恒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时间，我渴求快乐的无知，希望脱离这陌生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粮和喜悦，借此填饱和满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奥妙的知识。如今我回到那广大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带着失望和破灭的理想而归……人都会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感到无力吗？当人喜悦地高高飞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沦，他都会停下来吗？他都会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状态吗？或者，他会渴望迷失在无止境的充实里吗？”在这里，忧郁就是真理。波特莱尔提出了“怨念”的说法，这个词是随着法国浪漫主义而产生的情绪。他笔下悲伤不幸的惨淡世界，所企图达到超越忧郁的境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科学时代的来临(6)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盖令人痛苦渴求光明辽阔的地平线隐而未现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还阴郁……
没有鼓和其他乐器的灵车列队缓缓走过我的灵魂：沉郁，悲伤，哀悼希望与惆怅，凶残、无所不能，把黑色的旗帜插在我低垂的头颅里。
除了诗这条线之外，另一条线是哲学，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的乐观和笛卡尔思想中与忧郁有关的冷静，还有《哈姆雷特》剧中角色的无力与无助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期时送给我们一句话：“历史不是滋养快乐的沃土，快乐在历史上是一片空白。历史上有几段满足的时期，但是满足并不等于快乐。”这种否认文明是朝着追求快乐的方向发展的看法，开启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先河。我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消极的异端邪说——真相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受苦，痛苦将一直持续下去，而能够了解苦难，在苦难之下好好过活的人，就是看透历史之过去与未来的人。但是，阴沉的黑格尔却又在其他著作中说，向苦难投降就是认输。
在所有哲学家中，克尔凯郭尔是忧郁的模范生。他不受黑格尔致力于抗拒苦难的影响，克尔凯郭尔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后得到不合逻辑的结论，但他绝不妥协。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为他相信痛苦是诚实且客观的东西。“我的悲伤是我的城堡，”他写道：“在我最忧郁的时候，我爱生命，因为我爱忧郁。”看起来，克尔凯郭尔似乎认为快乐会令他衰弱。由于他无法爱身边的人，所以转而投向信仰，把信仰当成对某些事物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事物和超越苦难一样遥远。“我站在这里，”他写道：“像个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满，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遥的靶子。弓箭手说，我办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两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办法射中！”虽然以前的哲学家和诗人就已经谈过忧郁的人，但克尔凯郭尔却把所有人类都看成是忧郁的。他写道：“罕见的不是陷入绝望的人，绝对不是他们，那些真正罕见的、极少见的，是从未陷入绝望的人。”
叔本华是比克尔凯郭尔更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根本不认为痛苦是崇高的事，此外，他也是讽刺作家和诗人，认为生活和历史的延续比悲剧还荒谬。“生活是赔本生意，”他写道：“我们就只是看看它，在这个世界，永远吃不饱的人靠吞食他人维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虑与欲望的手上，还时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 对叔本华来说，活着只是因为人的动物本能需要，动物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绝对的，是所有假设的假设”。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天才是忧郁者的看法，他回应说，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察觉到“自身悲惨的状态”。叔本华和斯威夫特与伏尔泰一样，相信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会产生快乐，而是因为工作可转移人对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个华美又舒适的天堂，”他写道：“人类就会无聊至死或自杀。”即使是可以让人脱离痛苦的身体愉悦，也不过是自然赋予的必要休闲娱乐，好让种族可延续。“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类不就要灭亡了吗？”
尼采是真正企图把这些观点带回到疾病与洞察力之特定问题的人。“我曾问自己，是否以前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终极价值都不能与虚弱者、精神障碍者和神经衰弱者的价值相比拟：这几种人，程度若是轻微，表现都差不多。古代的医生，甚至是现在某些医生认为健康与患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两种存在的形式差别只在程度：正常状况的过度、失衡和不协调而导致异常状态。” 到了十九世纪，有精神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又变回了人。过去数百年，他们被当成动物看待，这时候变成中产阶级特质的仿造者，不论他们愿不愿意如此。皮内尔是最早的精神障碍医疗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论文，提出“疯狂的精神疗法”的观念，指出“大脑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仍然是未知的领域”，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进步的方法。皮内尔设立了符合高标准的医院。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员工“试着让所有事都在他的保护之下，日日警惕，作一个慈爱的监护人，他绝不忘记从事真正慈善事业的原则。他会仔细注意全医院的饮食，让最挑剔的人也没有抱怨或不满的机会。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内部人员，并对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医疗者施以严厉的处罚，那只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任何粗暴行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纪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让精神障碍者住院接受照顾的疗养院。开设这种疗养院的图克说：“照顾忧郁症患者时，和他们谈伤心之事是极不明智的行为。该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种诱导精神的手段要从病人喜欢的事情下手，不能让他陷入不愉快的思绪，”根据另一家疗养院的院长的说法，这些疗程（相对于上个世纪惩罚性的捆绑和奇怪的“驯服”技术）的效果——“忧郁症患者，不再因渴求寻常的关怀而使病情加剧，不再有之前夸张的性格。”疗养院如雨后春笋般一家家成立。在1807年的英国总人口中，每一万人就有2.24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严重忧郁症也被归为这一类）；在1844年，人数为12.66人，到1890年，人数到了29.63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精神障碍者人数为十九世纪初的十三倍，这现象一小部分可归因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实上，在英国国会施行“精神障碍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至1862年），被断定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们不再害怕承认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标准更加严格，另一部分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还没严重到要进疯人院的忧郁症患者，以前是安静地躲在厨房里，如今得离开狄更斯笔下快乐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使他不会干扰社会的安宁。疗养院提供治疗的社群，但也切断了可供他享有天伦之爱的人群。疗养院的成长也与“治愈率”的提高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某些人真的可借着呆在疗养院而得到改善，那么，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伤的人送到他该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种义务。
科学时代的来临(7)
疗养院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制订。这个问题早在1807年就成为英国国会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辩论题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碍者法案”，要求每个郡都要设置收容严重精神障碍者的疗养院，其中包括严重的忧郁症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碍者相关修正案”开启了自愿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有精神病症状的人经过医师证明后，可以自行入院。这项条款显示了疗养院的长足进步——十八世纪时，要到极为疯狂的地步才能进医院。这个时期，有公家经营的郡立疗养院，有私人经营的营利疗养院，还有收容严重病患的注册医院（如1850年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贝德兰疯人院），经费来自公款与私人捐助。
十九世纪是个归类的时代。大家都在争辩疾病的特性与范围，每个人都在为以往只被视为忧郁症的病症重新归类，再细分子类。伟大的分类与治疗理论家一个接一个快速出现，每个人都把前辈的理论再做细微的修正，以大跃进的速度改进疗法。贝道斯早在十九世纪的第一年就质疑：“到底该把发疯归为一类，还是细分到每个病例都自成一类。”
美国的拉许相信发疯是长期持续的兴奋状态。这种状况是外在影响所引起。“某些职业比其他人更容易疯狂，诗人、画家、雕刻家和艺术家大多有此倾向。他们要运用想象和热情来创作，易引起疯狂。”拉许的病人中，最严重的是妄想型忧郁症。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长，他认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还有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植物，必须常常要浇水到身上，有个朋友带点恶作剧地在他头上小便，如此激怒他以产生治疗效果。虽然拉许不像别的医生一样，对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内尔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对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声。“无论病人对自己病况的了解有多么离谱，那还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疗者应该仔细聆听他对自己症状与病因的无聊沉闷的陈述。”
在德国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归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认为“精神障碍即为脑疾病”。虽然他无法验明这些脑疾病的病源，但仍坚称一定有原因，而且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才能治疗、预防或是补救。他相信一种心理疾病会转变成另外一种病——我们可称之为双诊断，为“单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认为所有精神障碍都只有一种来由，只要大脑一不稳定，什么问题都可能因之而生。这种原则促使我们接受了躁郁症，了解摇摆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的病患只是一种病，而非两种重病轮流发生。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大脑解剖开始变得较为常见，尤其是自杀者的解剖特别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恶化。大多数疗养院依据他的研究，开始为病人分类，把还有机会复原并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与较严重的病人区分开来，虽然真正的精神障碍者过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忧郁者的治疗态度又像是对待一般人，以防他们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这条路线的研究开始攻城掠地，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与大脑医疗模型的改变有关。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1)
在格雷辛格的影响下，忧郁症全面进入医学领域。福柯在他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病史学中提到，忧郁症与殖民主义有关系，是殖民统治者统治阴谋的一部分，也是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对卑贱的下层阶级建立的防线。他们把那些觉得日子难过到是种“病”的人归为一类，借此将他们与社会区隔开来，统治阶级可强加不人道的社会压力和困境，还可防止下层社会中较无自制力者的反抗。如果工业革命的无产阶级受到强大的压迫，他们之中的那些濒临自残的人应该从社会消失，免得其他人看到他们的惨况而起来革命。
福柯的确是博学多闻，但他造成的影响比他研究的人还疯狂。忧郁的人不会引起革命，因为忧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和穿上鞋袜。我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比陷于忧郁的时候更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力气。真正的忧郁症患者不会进了疗养院才不被看到，他们从来不会被人看到，因为他们的重病切断他们与其他人的接触和情义。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其他阶级的人）对严重忧郁症患者的一般反应是厌恶和不适。不曾受此病症所苦的人不喜欢看到这些病患，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并引起焦虑。说病患是“被赶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违背现实的，现实是生活环境排斥他们，向来都是能把他们赶多远就赶多远。没有一个守旧的国会议员会走到城市街头，教唆病人进疗养院，塞满疗养院的病人都是被他们的家人送进去的。企图找到社会共谋者，就像把所有人都是自然死亡的社会，写成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小说一样荒谬。
疗养院人满为患在某种程度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常见的体制异化的结果，从社会秩序的中坚（如但尼生和卡莱尔），到热情的改革者（如狄更斯或雨果），以及社会颓废派边缘人（如王尔德或豪斯曼）都曾以各种文体详细谈过这点。卡莱尔的《衣裳哲学》记录了拥挤世界中的异化，一种集体的忧郁症，预示了布莱克特和加缪的作品。“对我来说，宇宙充满着声音，生命的、毅力的、决心的、甚至是敌意的声音：宇宙是巨大、无生命、浩瀚的蒸汽机，转动着，无情冷漠，将我一点一点地磨碎。”后面又写道：“我活在不停息、无止境、令人憔悴的恐惧中。不明的颤抖、无力、恐惧：好像天上和地下的东西都可以伤害我；好像天与地是吃人怪兽的无边大嘴，我在其中颤抖着，等着被吞噬。”在悲伤的时代，生活本身即是重担，要如何熬过？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最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现代主义时代初期异化的来由，是因为人们对超越一切、疼爱世人的上帝的信仰，已经溃决。虽然詹姆斯本人坚持个人信仰，但他也是无神论的激进宣扬者：“在我们的十九世纪，”他写道：“我们有进化论，我们有机械哲学，可以充分了解自然，倾心地崇拜所有其地位大到能让我们表达崇拜之情的上帝。对于这种娼妓，我们不该献出忠诚。”他曾对一群哈佛的学生演讲：“你们之中有不少学哲学的学生，已自行了解到太多的无神论和虚幻之物，这将会把你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连根挖起。” 他提到科学的大胜利：“自然的物理秩序，若像科学所知的那么简单，是无法向任何人揭示和谐的精神意图的。那只能说是天气而已。”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忧郁的本质。整个人类历史，对上帝信仰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但放弃上帝的概念和人生忍受痛苦之目的的意义，这比觉得自己被全能的上帝遗弃更令人难过。相信自己被极度地憎恶是一种痛苦，但是相信自己等同于巨大的虚无则是一种寂寞，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感受。阿诺德（英国诗人、评论家）谈到这种绝望：这世界，看起来横陈在眼前，好似梦想之国，如此多彩，如此多姿，如此崭新，没有欢乐，也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真实，没有宁静，没有解除痛苦的余地；我们身在幽暗的平原奋战与飞翔的模糊之警铃声掠过，愚昧的军队在这里被黑夜击溃。
这就是现代忧郁的形式，失去上帝的危机比遭到上帝诅咒的危机更常见。
如果说詹姆斯阐释了以往被视为真理事实与哲学发现之间的哲理鸿沟，那么，杰出的医生毛兹利就阐释了忧郁所导致的医学鸿沟。毛兹利首先提到有一种忧郁是可自行感知到但无法自行解决的。“哭泣是自然的事”，毛兹利说，“但是因为一只苍蝇停在前额上而突然哭泣就不是自然，我认识一位忧郁的男士即是如此。‘忧郁’就像一片落在他与‘客体’之间的面纱。了无生趣比任何一种厚面纱更能遮蔽他与客体。他的状态是觉得自己张惶失措和莫名其妙。在不需要宗教的许诺与哲学的慰藉的时候，它们特别能激励人心；在最需要它们帮助的时候，却一点帮助也没有。对忧郁的人来说，它们是无意义的字眼。那不是真正的精神障碍，而是内心深处的痛苦使精神失去了功能。不过，忧郁者比真正的疯狂者更痛苦，因为他们的心智还能完整地感知自己的悲惨状态，所以他们更有可能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