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的故事(1)
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
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
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 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 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
安琪的故事(2)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我希望我可以哭得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卡在我的灵魂里。
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振作起来，对抗恐惧但这场战争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
小孩在长大，我的泪在眼底流着。错过了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的变换，错过春天的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可以错过？
岁月不曾为我停留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不停留？花儿不断开了又谢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面对忧郁症患者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让自己卷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题目，似乎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必须承认，着手进行研究时，我常觉得选这种题目真是愚蠢。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一大堆因人而定的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些没人讲过的话我应该讲出来；我会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希望让人们重视忧郁症，和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患者走出忧郁。我承认我得到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而且我也希望成名，受人爱戴。但直到我写了大约四分之三时，才完全清楚我的目的。
之前我没有预料到忧郁症患者极端、严重的脆弱，也不了解特殊的脆弱与人格的关系有多复杂。写作正在进行时，一位好友与某男士订婚，那位男士性情冷漠，排斥性行为；他要她帮忙提供食物和金钱，帮助他度日，因为他太痛苦了，担负不起责任；他以自己的忧郁症作为放纵粗暴情绪的借口，要求她原谅。当她温柔地再三允诺时，他忧心了许久——但想不起所有过去的细节，也不与她谈论自己的状况。长期以来，我都鼓励好友忍耐，想着他的病有一天会好起来，不要觉得世上没有法子可以把他变成另一个人。
后来，另一位女性朋友说她丈夫对她施暴，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他的怪异举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普通的电话都会让他疑神疑鬼，他还曾对狗施暴。他的暴行发生后，她吓得找警察，然后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的确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该受到谴责。精神障碍常显露出人性丑恶的另一面。它不会让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可怜、贫苦又饥渴的模样，悲惨但令人动容；但丑恶的另一面是粗暴又残酷的模样。疾病把人们藏在黑暗里的痛苦现实给挖了出来。忧郁使个性放大和极端化。长远来看，我觉得，忧郁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它会摧毁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使人产生妄想和无助的错觉，但它也是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
在写作这本书的前后，我碰到许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忧郁症患者，我决定不提他们。我要写我崇敬的人。这本书中的人大多坚毅、聪明或顽强。我不相信有所谓正常人这种东西，或是有什么典型可以说明整个事实。大众心理学研究者总想找到一个代表所有研究对象的典型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像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与一位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忧郁症患者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有故事，真正的幸存者才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活在烤面包机与原子弹的喧嚣噪声之中。这本书是在保护患者隐私的条件下，说出值得注意的人和他们成功的故事——我相信对别人有帮助的故事，就像别人帮助我一样。
有些人患了轻度忧郁症后就完全垮了，有些人患了重度忧郁症，依然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出路。“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好，”在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工作的大卫·麦克道尔说：“但这不表示他们受的苦比较少。”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幸的是，”伦敦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德博拉·克里斯蒂谈到：“世上没有自杀测验机、痛苦测验机或悲伤测验机这种东西。我们无法客观地测量出人得了什么病或病得多重。你只能听他们说，并相信那就是他们的感受。”疾病与人格之间有交互关系，有些人可以忍受摧残他们的症状，有些人什么都受不了。有人得了忧郁症就投降了，有人则奋战到底。由于忧郁对意志的杀伤力很强，所以有些痊愈者会失去动力，一再陷入忧郁，无法克服。幽默感是带你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也常是使人们爱你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你就会有希望。
走过忧郁(1)
在忧郁时最重要的是记得：你无法挽回时光。你的生命不会更多一点，以弥补你受难的日子。无论忧郁症吞噬了多少时光，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受疾病煎熬时逝去的时光，没办法再拥有。无论你的感觉有多糟，都应该尽力活着，就算只剩一口气也一样。等待它过去，尽可能努力让它快点过去。这是我给忧郁症患者最大的忠告。把握时光，不要求死。就算是觉得自己快要爆炸的那段时光，也是你人生经历中的一段。
我们盲目相信忧郁症的生物化学作用。为了驱除忧郁症，我们自古以来便在激烈争论真正的忧郁与虚构的忧郁之间的界线。为了要把忧郁症和治疗法分门别类，我们把人内心的复杂感受层层拆解。“人类的生活，”托马斯·内格尔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写道：“主要不是由被动的刺激接收、快感、不快、满足或不满足所构成，有很大的部分是由行动与追求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只有他自己才能过，别人没有资格帮他过，他也没资格帮别人过。”什么叫自然，或是真实？与其寻找真正的情绪、道德、痛苦、信仰与正义的化学作用，还不如去寻找魔法之石或永生之泉。
这不是新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晚期剧作《冬天的故事》里，潘狄塔和波力克希尼斯在花园里争论着自然与仿造的界线——自然物与人造物。潘狄塔认为植物的接枝是“人工”胜过“天工”。
波力克希尼斯回答：
不过，那种改进天工的工具，
也正是天工所造成的；因此，
你所说的加于天工之上的人工，
也就是天工的产物。你瞧，
好姑娘……这是一种改良自然的人工——或者可说是
改变自然，但
那种人工本身正是出于自然。
我很高兴我们已经用尽人工方法改造自然：我们发现了烹饪，于是逞能把来自五大洲的原料都做成一盘菜；我们培育出新品种的狗和马；我们把铁矿炼成钢；我们把野果培育成现在吃的桃子和苹果。我也很高兴，我们发现了如何制造中央空调和室内水管，如何建造大楼、船、飞机。快速的通讯方法令我振奋，我依赖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过活——虽然这让我感到羞愧。我很高兴我们发明了保护牙齿不至于被蛀坏的科技产品，保护身体避免患上某些疾病，使大部分人得以长寿。我不否认所有这些人工带来的负面后果，造成污染和全球温室效应、人口过多、战争与高毁灭性武器。但整体来看，人工让我们进步，当我们适应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就愈来愈平常。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喜爱的多瓣玫瑰曾经是对自然无耻的挑战，在农业技术介入之前，大自然的森林根本没有这种花卉。建造河坝或猴子用手剥香蕉皮，这是自然还是人工？上帝让葡萄发酵变成“麻醉剂”，这种迷醉是否也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喝醉了就不是我们自己了吗？当我们饿了或吃撑的时候，我们又是谁呢？
十七世纪人类发明了嫁接，二十一世纪则发明了抗郁剂与基因操作，这些都是人类侵犯大自然的缩影。四百年前的定律依然适用于今天，更改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总要付出代价。创造阿米巴原虫的原始生命力量，创造了可被化学作用影响的人类大脑，也创造了后来发现这些化学物质与其作用的人类。当我们修正自然或改变自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结合大自然的多方面灵感而得来的技术。谁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活在一个任何人为操作都可能使用的世界里，也接受了某些人为操作。那就是我。生病也好，痊愈也好，并没有什么不同。
保持健康是持续不断的奋战。或许我朋友的未婚夫不管怎样都只能像个废物一样生活，或许他的本性就顽劣不堪，或许他天生就是残酷的人。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任何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叫意志力的东西；我反对宿命论的说法，也反对以此为道德的借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努力成为好人、如何丧失理智和恢复理智，其中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包括服药、接受电击治疗、陷入爱情、崇敬上帝和科学。安琪·斯塔基以坚毅的乐观，为诺利斯镇医院走入大众之中演讲：她以无穷的耐心花了无数小时教她的室友削黄瓜；她花时间写信给我说明她的想法，好帮助我完成这本书；她把母亲的家从头到尾清理干净。忧郁摧毁了她的行为能力，但没有损及她的个性和品格。
或许有人希望清楚地划分自我的界线。事实上，在经验与化学作用之下，所谓的真正自我并不像金矿那样纯粹。人这个生物体是一连串自我，你必须选一个或换另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亲，以及陪我度过第三次忧郁发作时的朋友。要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也会碰到同样的胸襟与温情吗？胸襟与温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气与意志力。想象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这些特质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针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格，我们就可以变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伟人有权利拥有他们的荣耀，还是说那荣耀也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我满怀希望地阅读报纸的科学版，抗郁剂将被其他神奇的药剂取代。为某人治疗后，检视大脑的化学作用，使他在某种情境下与某人疯狂热恋，将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再过不久，你可以选择是以谈话治疗解决恶劣的婚姻关系，还是用药剂师开的药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要是破解了我们老化和缺陷的秘密，是不是就能创造出取代人类的神圣种族，他们永生不死，没有恶念、愤怒和嫉妒，为了宇宙的和平付出道德的热血，奉献一生？或许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以我的经验，世界上所有的药都只是提供一个重新打造自我的方法。药本身无法重塑个性。我们永远逃不出选择。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选择——每一天的所有选择上。我是一个选择每天服用两次药的人，我是选择与父亲谈话的人，我是选择打电话给我弟弟的人、选择养一只狗的人、选择在闹钟声停下时起床（或不起床）的人，也是有时会粗暴、有时特立独行、有时又很健忘的人。在我写这本书的背后有着化学作用，我要是能控制这种化学作用，就可以支配它来写另一本书，但那也是一种选择。对我来说，选择是比思考更有说服力的生存证明。我们的人性特质既不是化学作用，也不存在于环境中，而在于我们的意志与现代科技的互动之中，这些科技遍布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形成。
走过忧郁(2)
有时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大脑，想知道上头刻了什么痕迹。我想象它灰色、潮湿的模样。想到它栖息在我的脑壳中，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活在里头，这个塞在脑中的奇怪东西有时候会运作，有时候不动，非常诡异。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大脑，就是活在我大脑中的痛苦。瞧瞧，你会看到哪里被痛苦刮伤，哪些部位有纠结与肿块，哪些部位在发亮。
我们可以说，忧郁的人比开朗的人更能够仔细看清身边的世界；觉得自己没人爱的人，可能比八面玲珑的人更接近自己的真性情；忧郁的人可能比健康的人更有决断力。研究显示，忧郁的人与开朗的人对抽象问题可以回答得一样好。但是问到他们对事件的掌控力时，开朗的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忧郁的人则会仔细评估。在一项以电动游戏为方法的研究里，玩了半个小时候，忧郁的人很清楚自己击中多少小怪兽，开朗的人计算的数字会比实际击中的多四到六倍。弗洛伊德发现到，忧郁的人“比不忧郁的更能敏锐地看到真理”。太过乐观会鲁莽行事，但适度的乐观有物竞天择的优势。“正常的人类思维与感知力，”雪莱·泰勒最近在《美化的错觉》这本惊人的著作中说：“其特质不是准确，而是对于自我、世界与未来的自我美化的错觉。此外，这些错觉其实可能会培养人的适应性，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不会损害心理健康……轻微的忧郁可能比正常人更能看清楚自己、世界和未来…… ‘他们’显然没有正常人的那种有益心理健康与舒缓挫折的错觉。”
重度忧郁太过严厉，无助于生活：你怕冻伤，但不必跑到撒哈拉沙漠。世界上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有重度忧郁症的人，最好把病情控制住。但我相信，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掌握自己的情绪，将来可能会有一种情绪镇痛剂，可以像消除头痛一样地消除不必要的悲伤。完全消灭悲伤，就等于放纵恶劣的行为：如果不会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感到懊悔，我们很快就会毁灭了别人和这个世界。忧郁症是一种大脑故障，如果肾上腺皮质醇失常，就应该让它恢复正常，但是不要被搞昏头了。要是没有了期望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没有反映这种冲突与困境的沉郁心情——就等于失去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以及作为人的优点。或许有些人没有足够的焦虑与悲伤可以摆脱烦恼，这对他们似乎不是好事。他们太快乐、太无畏，也太不仁慈。这样的人怎么会需要仁慈？
走出忧郁症、病情稳定的人，通常对内心的欢喜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随时会觉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们本来就是热心的人，那必定会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适用同样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迹似地从严重的癌症中痊愈的人，也不会有那样的大喜悦—— 一种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能使走过重度忧郁的人，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忧郁》详述了这种说法，书中指出，忧郁症强迫人长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间会反复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变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人类对于医药的标准并不明确。开发出可以舒缓忧郁，甚至可以消除悲伤的医药与技术有何意义？“我们现在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身体痛苦”，进化心理学家蓝道夫·内斯说，“我们经历的痛苦有多少是必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吧？我们需要痛苦来警示伤害，但我们真的需要持续不变的痛苦吗？问问慢性关节炎、结肠炎或偏头痛的患者吧！因此，虽然这只是类推，但有多少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是真正必要的？多过百分之五吗？如果可以在母亲过世后服一剂解除悲伤的药，摆脱恼人又无意义的悲痛与苦闷，那难道不好吗？” 法国精神病学家茱莉亚·克莉丝蒂娃发现忧郁与深层心理的功能：“击垮我们的悲伤，以及阻碍我们行动的迟钝，也是一种对抗疯狂的防护盾——有时候是最后一层防护盾。”或许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对悲伤的依赖超乎我们想象。
愈来愈多的人使用抗郁剂来让自己恢复正常，这种情形最近被视为偏离正途，玛莎·曼宁以流畅的文笔在她的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大众化与寻常化”。1998年开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的处方笺总计六千多万张——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非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现在已成为治疗思乡症、饮食失常症、经前症候群、家中宠物大肆破坏所带来的厌烦、关节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轻微的悲伤与寻常的烦恼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处方，综合科与妇产科也会开这些药，我碰过一个人，他的百忧解是足科医生开的。当环球航空客机失事时，有关单位除了枕头或毛毯，还发百忧解给等待消息的家属备用。我对这种广泛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应该要小心、谨慎、经过考虑后再使用。
有人说，每个人的缺点也是优点。如果消除了缺点，那还会有优点吗？“我们正处于医药蓬勃发展的时期，”内斯说：“开发消除不适情绪的新医药，使疗效越来越快速、简单、低廉和安全。我们应该可在下个世纪之前完成这个进程。我敢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可以让自己更舒服，他们就会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几十年，这世界会是医药的乌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们会快乐到忘记他们的社会义务与个人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说：“这是哥白尼之后，我们遭遇的最剧烈的改革。几个世纪之后，新社会的人类回顾以往，会把我们看成是无法驾驭和操纵情绪的残障者。”果真如此，那我们将会有所失，当然也会有所得。
走过忧郁(3)
走出忧郁症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对危机的恐惧感。我有数不清的过失，但现在的我比患病之前好多了。我得先经过忧郁症才有意愿写这本书。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和书中提到的人打交道。我很想说，忧郁症让我更无私，我开始爱贫困与潦倒的人，但实情不完全如此。如果经历过这种事，看到别人的生活出现同样的状况，你一定会感到惊骇。对我来说，让自己介入别人的悲伤比冷眼旁观更轻松。我讨厌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感觉。善良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完全地爱别人，可以带来许多内心的平静。看到忧郁症患者受折磨，会令我骚动不安。我想帮助他们。这不难，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别人打翻好酒一样。扶正酒瓶、清理干净，比故意视而不见令人舒服。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1)
忧郁症最可怕的是那种恐怖的孤寂感，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重要性。母亲与癌症搏斗时说过：“大家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动，但是孤零零活在这个跟我作对的身躯里，真是太可怕了。” 孤零零地面对心灵也一样可怕。看到别人被自己的心灵所困时，你会作何感想？你无法用爱让忧郁症者走出愁云惨雾，但偶尔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你可以尝试到他的住处陪伴他。与沉郁的人相处不是件愉悦的事，但在一旁看着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难过。你可以远远地站在一旁担忧，也可走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有时候，接近他们的方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离。不是当事人的你无法决定，但是你可以观察。忧郁症的孤寂感大于其他情感，但它也造就与之相反的情感。由于得过忧郁症，我更爱别人，别人也更爱我，我可以说，许多这本书里提到的人也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康复的人持续服药、等待。有些人采用精神动力疗法，有些人接受电击治疗或手术。你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得忧郁症，也不能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对付忧郁症，尤其是康复的时候更要好好想想。有些人复原了一阵子，又会陷落回去。但当他们康复时，会尝试用忧郁症的经验让人生更美好、更多姿多彩。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是场灾难。忧郁症患者走出忧郁后，更懂得找到智慧的路。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述了忧郁症好转时那种神奇的感觉。蜜拉企图自杀，但被丹尼尔救回来。她说：“不过后来——昨天我想喝眼前那杯水的时候——我想到死亡是慈悲的最佳形象——温馨的感觉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相信那种猛烈的感受。”温馨不会猛烈地袭击生活波澜不惊的人。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 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2)
某些困境可带来好处，但没有人愿意用经历困境的方式来学习。我渴求安逸的生活，我愿意，也已经为此做出相当的妥协。但我发现，至少是在不被困境纠缠的时候，困境让我在追求过程中学到许多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因此，善良不过就是邪恶凝视的幼儿，若不明察罪恶对善良追随者的诱惑，并排拒罪恶，那么这种善良不过就是空白的美德，而不是纯粹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天真，也不过就是污浊的天真。”所以，彻底了解悲痛就成了彻底懂得珍惜欢乐的基础：所以，悲痛本身就会加强欢乐。三十年之后，变得更有智慧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到，得到智慧的亚当与夏娃在被赶出天堂后，他们懂得了完整的人性：……自从我们的眼睛睁开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我们看到善与恶，失去了善，得到了恶——知识的恶果。
在学到之后，有些知识还不如不懂。忧郁教你了解了什么是喜悦，同时也令你失去感受喜悦的能力。这就是知识的恶果，一种我宁可永远不懂的知识。不过，一旦得到了知识，就可以得到救赎。亚当与夏娃发现：喜悦是上天赐予的更大力量，从绝望中跃出的新希望。
有了新希望，其他喜悦的人类开始过着他们短暂、甜美的生活：他们回首，从东边望着伊甸园，快乐已经远去。
……
他们流下天性的眼泪，但又很快拭去。
世界就在眼前，他们选择休息的地方，也是上帝指引他们的地方：他们手牵手在黑暗中慢慢走着离开伊甸园走向孤独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