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注意到，我那时总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在向我索取点什么。而我能给的就这么多，那使我觉得非常紧张。也许这么想是错的，但我觉得要是完全公开我的经历的话，人们会轻视我。我还记得那种被排斥的感觉，生活随时都处于失足滑落的边缘。我已经知道如何隐藏它，好让人们看不出来我正在服用三种药物，而且可能崩溃。我从不觉得快乐。唯一能盼望的是生活不再悲惨。当你这样时刻心怀警惕时，其实是很难真正快乐的。我爱棒球，当我看着球场上其他人灌着啤酒，似乎对自己以及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此无知时，我嫉妒他们。老天，那样多好啊？”
“我总是想起出境签证的事，祖母的自杀让我学会了耐心。我不怀疑，不管事情变得多糟，我都会撑过去。然而要是没有以往累积的经验和智慧，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它让我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比尔·史丹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自从我第一次遇见比尔之后，他的故事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大概是因为我们有过于相似的经历吧。经过了第一次的忧郁症时期，那影响力还持续着。接着是一小段颇为宁静的时期。当我开始经历第二次的焦虑和严重忧郁——我当时还处在第一次忧郁的阴影里，我意识到有事情正在发生，强烈地感到需要停下脚步。生命对它的自身是如此索求无度。那些我需要去做、去说的所有事情，实在太困难而无法去想起、去思考、去表达和了解。同时，要是我的脸上还有生动的表情的话，无疑会使我的伤痛更加深一层，就好像是要我同时煮饭、坐过山车、唱歌和打字一样。俄国诗人达尼·卡姆斯曾经这样描写饥饿：“接着开始了虚弱，接着是厌倦，然后是逻辑思考的丧失。然后平静来到，接着是恐怖的开始。”就是依循这个逻辑和步骤，我第二回合的忧郁开始了。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没有用了。在跌到谷底大约三天前我就有预感，拿出柜子里的克忧果开始服用。我打电话给精神科药物学者。我先告诉父亲，试着做实际的安排。丧失心智，就像丢了汽车钥匙一样，真的是件很费力的事。朋友打电话来，我在恐惧中听见自己紧绷得僵硬的声音：“抱歉，我必须取消星期二的计划。”我说：“我又开始害怕切羊排了。”那些症状来得快而且来势凶猛。大概一个月后，我的体重掉了五分之一，有三十五磅之多。
史丹的故事(3)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的感受还是很糟，每天咬紧牙关对抗自杀的意念。七月时，我决定接受朋友的邀约，到土耳其去玩帆船。对我来说，去那里的费用比进医院便宜，而且至少有效三倍：在土耳其的艳阳下，忧郁消失了。后来情况逐渐稳定和好转。秋末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醒着躺在床上，我的身体颤抖，很像是在忧郁最低潮期那样，然而这一次，我却是充满愉悦。我起床将这个感受写下来。已经好多年了，我不曾感觉到这样的快乐，而且早已忘了想要活下去、享受每一天、期待每一天的到来的信念。
就像上帝给诺亚许下彩虹的诺言一样，我坚信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值得的。我知道痛苦的经历也许还在前头，那忧郁是循环的，并且一再回头困扰着受难者。然而我打从内心感到安全。我知道内心中深藏的无止境的悲伤并没有减少我的快乐。之后，我迈入三十三岁，那真是个快乐的生日。
那便是我长期忧郁下所知的一切了。诗人珍·肯扬写道：我们试了一种新药，一种药的新组合突然间我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像一只田鼠被风暴卷起摔落在离家不远的三个山谷和两座山之外我找到了归途。我知道我将认得昔日买牛奶和汽油的店家我记得屋舍和谷仓耙子，蓝色茶杯和碟子，我钟爱的俄国小说集，以及黑色的丝质睡袍他曾经将它塞进我的圣诞长袜里。
对我而言，每件事情都重新回归正轨，一开始有点奇怪，然后一切突然都变得熟悉，我了解那深沉的悲伤起因于我母亲生病，在她过世时恶化，那使我的伤恸转变成绝望，并击垮了我，但之后再也不会这么糟了。我仍然会为悲伤的事感到伤心，但我能再度找回以前的自己，并希望一直都是的那个自己。
关于长期服药(1)
我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时，在社交场合常被问及自身的经验，最后我通常都会说我还在服药。“还在服药？”大家会问：“但是你看起来很好啊！”对于这点，我总是回答，我看来很好，部分要归功于药物。“那么你还要服用多久？”他们问。当我说，我将无限期地服用药物时，那些跟我谈到关于自杀意图、精神分裂、多年工作不顺利、体重骤降等状况时还能够保持冷静并带着同情心的人，会用一种很警觉的眼神看着我。“但这样服药不是件很糟的事吗？”他们说，“显然你现在已经好到能够逐步停掉那些药了啊！” 如果你向他们解释这就像是把车子的化油器，或是把圣母院的拱壁拿掉一样，他们就笑出声来：“所以也许你就维持着一个基本的低剂量？”他们问。你得解释，用药的剂量多寡，取决于它能否平衡那个会使你发疯的系统，剂量过低的药就像车子只剩下半个化油器一样无效。你再补充：服用那些药物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即使长期服用，也不至于有坏的效果。你说你真的不想再生病了。然而人们在健康问题的认知上，一般不是指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问题，而是指脱离药物：“真希望你能快点停药。”他们说。
“我们也许还不知道药物的长期作用，”约翰·格雷登说：“目前还没有人服用了八十年的百忧解。但是我确知，不服药、断断续续地服药，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剂量的后果，那便是脑部受损。你开始转为慢性，逐渐变得严重，陷入痛苦的循环，你并不需要一直这样忍受下去。我们治疗糖尿病或高血压，不会采取断断续续的服药方式，那么为何忧郁症要如此？这奇怪的社会压力来自哪里？在不服药的情况下，这种疾病在一年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复发率，而服药的话，百分之八十的状况都维持得很好。”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主任罗伯特·博斯特也同意：“人们担心终生服药的副作用，但是那些副作用和忧郁症的致命性相比，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有亲戚或病人在服用毛地黄这种强心剂，你会想叫他停用，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会再一次发心脏病，甚至一病不起？这是一样的道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远不如他们疾病的状况值得担心。”
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会有不良反应，当然对百忧解有不良反应的人也很多。在给人服用任何东西之前，不管是野生蘑菇还是感冒糖浆，给他一些告诫是没错的。服用百忧解的人应在初期注意是否产生不良反应，它会导致面部抽搐和肌肉僵硬。抗忧郁药还有上瘾的问题，这点后面还会再谈。降低性冲动、梦魇，以及其他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药物标示上提及的作用，都是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关于抗忧郁药和自杀的关联的报告困扰着我，我相信那和药的效力有关，它让一个原先疲惫得无法做任何事的人有能力再去做事。我承认，我们无法确知长期服用药物的后果，然而最不幸的却是，有些科学家对不良反应不肯如实陈述，却试图建立一种无所不能的百忧解理论，而持反面意见的人又因此错误地鼓吹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危害的药物，并将这些观念强加在无知大众身上。在理想状况下，一个人是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的，人的身体会适当地自我调整，谁想吃药呢？《抵制百忧解》这种尖锐无理的书籍中的可笑主张，就像在迎合忧心忡忡的大众心中那最肤浅的恐惧。我为这些愤世嫉俗的人感到惋惜，他们让病人继续受苦，而原本那些良性治疗是有可能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的。
就像生小孩一样，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直到1997年冬天，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在分手的阶段，我没有崩溃，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我们被告知要学习靠自己，但如果你跟连那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就不太容易了。许多人帮助我，药物也让我重新调整自己，有段时间，靠着这些我还可以过得下去，然而循环发生的梦魇不再是那些外在的、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事。如果明天一早醒来，我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办？每天早上总是在这种叫人窒息、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担忧中开始，担心地去检查自己的癌细胞是不是增长了，某些时候又忧虑梦魇会不会成真。那就像我自己转过身来咒骂自己，别再催了，别再指望我太多，我已经自顾不暇了。然而那个对抗疯狂，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生活过、爱过、迷失过，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一个内在统一的我，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回归到正常状态。这个自我是化学反应的作用吗？我不是唯心论者，从小也没有宗教信仰，然而在我心中的这条引线仍然支配着，即使是在我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的时候：任何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这不只是复杂的化学作用而已。
处在崩溃的状态，至少还有一个优点：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发生了什么。外人只能从外面猜测，而周期性的忧郁，有助于你学习自制和自我认知。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坎三告诉我，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祖父过世，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她说，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留下我和四个小孩，那就根本没有上帝。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火腿都端上桌！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父亲有六尺三寸高，二百二十磅重，大学时无论是手球、棒球或足球，他一向万夫莫敌。这样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接着，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父亲自己又记不得，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说我父亲不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找不到他。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载着我们一直绕，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他们说。虽然她不信，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当父亲醒来，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意识模糊，记忆力衰退，对自己小心翼翼，对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很小的时候，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常常买玩具给我们。做了电击治疗后，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四年后，事情又再度发生。医生给他服药，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有一阵子，他放弃工作，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下巴都萎缩了。他起床后，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我才五岁，可是我看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他看来和以前一样，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
关于长期服药(2)
“后来似乎有好转，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但之后又崩溃了。他一直很低落。刚好转一点，但又再度崩溃。我大概十五岁时，他把车子给撞烂，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还是想自杀？没有人知道。在我大一时，又发生了一次，我接到电话，只得放弃考试，赶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五年后，他又再度入院。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吃很多维他命，参加大量运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就离开房间。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他就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当他头脑清楚时，他是个很好的丈夫。整个九十年代里，他过得还不错，直到2001年初，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
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她说：“三十岁左右时，我过于投入工作，承担太多的责任，当事情完成后，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没什么用，只是让我发胖而已。1995年夏天，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我们得搬到那里去，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不过到了那里，我的药全丢失了，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在陌生的异乡，没有朋友，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大约四个月后，工作完成了，我也完全疯了。回到美国看医生，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服用科隆平、锂盐和百忧解。当时，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上面标明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的药量，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后来，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交了些朋友，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后来，我怀孕了，停了所有的药，感觉变得很好。我们搬回家，生完小孩后，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我又再度崩溃。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那让我不那么迟钝，可以安全地喂母乳。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
我的第三次崩溃(1)
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我感到很满足，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到了1999年9月，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之后变得悲伤——不是忧郁，就只是悲伤。一个月之后，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我赶到医院去，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桑吉巴（地名，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殖民史，只要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花了一个多小时，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疼痛才真正缓和了，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情况终于略有改善。
在诊疗中，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痛的，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你要有耐心，不要再这样失态了。” 她还说：“你完全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过速，在你镇定下来之前，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还告诉我：“我们不认识你，”“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你自己在海边，倾听海声，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为自己感到悲痛。在这急诊室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很“幼稚”和“不合作”。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医生说。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
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政策下，“我曾患的精神异常性忧郁症会因为极度疼痛而加重”和“在缝伤口之前，先给我一个泰迪熊娃娃”一样被看作荒谬的事，这令我无法接受。在美国的急诊室训练教科书里，并没有教授关于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方面的问题。在急诊室里，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一点处理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我向他们求救，等于在向鱼贩讨牛肉。
那几个小时我处于剧烈疼痛中，苦不堪言。我觉得身体的创伤是引发精神创伤的主因之一，用这样的方式治疗身体创伤，却使精神创伤发作，那真是医疗上愚蠢的行为。当然，疼痛持续愈久，我就愈精疲力竭；痛处愈是受到过度刺激，情况就愈严重。在氢吗啡酮送来时我已经痛得发昏了。的确，在那间急诊室里，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但为什么我们之中有人要忍受毫无道理的疼痛？
在这三天严酷的急诊室经历中，我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是从我第一次严重崩溃以来从未再有过的想法。如果当时没有家人和朋友的二十四小时监护，我身心的痛苦恐怕早已经超越了能忍受的程度，而会去寻求最极端最迅速的解脱方式。树枝和藤蔓的“故事”再度发生。如果你看到地上发出小嫩芽，并认定它将来会长成纠结不清的藤蔓，立刻以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将它拔除，之后就没事了。如果等到藤蔓已经牢牢地抓住整棵树时，那就需要锯子甚至是斧头和铁铲才能铲除，并挖出它的根。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只去除藤蔓而不伤到一些树枝。我通常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但是就像事后我向医院人员所说的，拒绝治疗病人提出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会使像肩膀脱臼这种小状况变得致命。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在这个国家里，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身体的或心理的）都毫不重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再度崩溃。前几次的发作，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但没有这次严重。我一直哭，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比如说，想要拿起电话筒，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而且，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而是两只，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让我想缩回床上去。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但偏执却取而代之：我开始害怕，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
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第二次之后，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持续四年每天服药。现在，我发现尽管服用速悦、盐酸丁螺环酮和威博隽，整个人还是濒临崩溃。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见到一些同样有过一次或两次崩溃经验的人，服药之后情况好转。也遇到有人服用某种药物一年后，再次崩溃，用了其他药物几个月后也同样复发——人们绝不能将忧郁症视为过去式而觉得安全。我原本以为自己属于第一种类型，现在赫然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二类。看样子，我很可能已经过了速悦能给予帮助的耐受期——人们的确会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如果是这样，我将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在我的内心，我看见第一年使一种药物失效，第二年又使另一种失效，最后终于所有的选择都用尽。我看到自己的生命中，心理健康已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
我的第三次崩溃(2)
现在我对崩溃时的程序很清楚，知道要打电话给哪位医生和该说什么，知道何时该将刮胡刀片收好并继续遛狗。我打电话给周围的人，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跌入忧郁中。有几个新婚的好友，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和我一起度过最难熬的日子，和我谈着我的焦虑和恐惧，讲故事给我听，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减轻我的寂寞——他们是我生命中灵魂上的伴侣。在我最低潮时，弟弟从加州飞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父亲也继续照顾我。以下更是我所知的，能够拯救我的一切：快速行动、有位好医师让你倾诉你的心声、清楚地了解你的行为模式、规律的睡眠，以及无论有多厌恶都一定要进食，都要立即缓解压力、运动和拥有持续的爱。
我用最快速度给经纪人打了电话，告知我的情况很糟，并且得暂停我手上这本书的工作。我说我无法预知这场灾难将会如何。“就假装我昨天被车撞了吧，”我说：“我现在在医院里做骨折治疗，并在等X光报告。谁会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打字？”我服用了赞安诺，尽管那让我变得浑浑噩噩而且站不稳，但我知道假如放任焦虑在我肺和胃里撒野，情况会更糟，我会有大麻烦。我还可以很理智地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但我已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就好像战时的德勒斯登，一个无法免于被轰炸、被摧毁的城市，只得屈服，在残瓦败砾中留下金光闪闪的残余物。
我甚至会在我的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院电梯里狼狈哭泣，我想去问问还有什么办法。不过他的反应让我惊讶，他看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没有理由现在停用。”他帮我加了金菩萨，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他加重速悦的剂量，因为他说，若非必要，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速悦曾经有效果，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加加减减，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以此建构一个“真实”的我，也许那是以前的我，也许有些不同。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我都非常了解，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意外”而已。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他主张坚持到底，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低。
开始服用金菩萨那天晚上，我原定要做一场关于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讲座。我爱维吉尼亚·伍尔芙，演说关于她的事并朗读她著作中的片段对我而言，就宛如做一场关于巧克力的演说，然后自在地把它吃了。这场演说的地点在朋友家，听众都是亲朋好友，大约五十来人。因我的要求，它是公益性的。在平易近人的环境中，应该有趣而且轻松的，我对大家投注在我身上的眼光也会感到很自在：在我情绪正常的时候，我很愿享受这种生活。也许有人预料这场讲座会刺激我，不过实情却是我已歇斯底里到这场演说对我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一旦烦躁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了。我到场之后，礼貌性地在酒会时间和其他人聊了聊，然后拿出我的笔记站了起来，我发现自己当时异常平静，就好像只是在晚餐的餐桌上随意发言似的，并且出神地看着我自己有条有理地根据记忆和笔记讲述伍尔芙。
演说完毕后，我和一群朋友前往事先安排好的餐厅用晚餐。当晚因为人很多，因此还是不得不努力集中精神以维持优雅良好的表现——亲切的环境本应该令人愉悦。然而我却感到怪异的僵硬，喘不过气来，好像身边的空气都凝结了，人们的说话声都好像是穿过空气的重重障碍才能传过来，那受到阻滞的声音使我很难听出他们在说什么。我必须用很大力气才能举起叉子。我点了鲑鱼，并意识到我诡异的状态又出现了。我有些懊恼，却完全不知所措。无论你认识多少也曾服用过百忧解的人，或者你知道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忧郁而感到松一口气，但那个时候还是倍感艰难。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他们也几乎都读过我的文章，但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煎熬。整个晚餐，我都在喃喃自语，并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一样不断向他们道歉：“真是抱歉，我好像无法集中精神，但你了解，我又陷入另一回合的忧郁了。” 也许我早已经讲过，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有责任要问问有哪些明确的症状和起因，而且都试着安慰我。那些安慰其实是加剧我的忧郁，或者我说：“我恐怕无法了解你说的话，因为我每天服用五毫克的赞安诺，虽然我确定没有上瘾，而且又刚开始服用另一种新的有镇静效果的精神药物。你的沙拉好吃吗？”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不持续说点什么，人们会发现我更加异常。
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又冷又坚硬，说出来的话变成断断续续的噪音，我无法将它们连在一起。或许你曾有过参加演讲的经验，发现你为了要跟上主题，必须全神贯注，但你走神了一小会，回神的时候就搞不清楚讲到哪了。我那时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令我费神。突然间逻辑消失了，我搞不清楚状况。有人谈到中国，但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事。好像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但不知道和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虽然我记得中国确实生产象牙制品。有人问我关于一条鱼的什么事，还是我的鱼？我订购了一条鱼吗？我喜欢钓鱼吗？什么事和中国的鱼有关？我听到有人重复问题（我感觉这个句子的句式之前出现过），然后觉得我闭起眼睛，静静地想着，在别人第二次问你问题时打瞌睡可不太礼貌，我必须有所回应。所以我抬起头，以微笑表示“我听不太懂”。我发现人们疑惑地望着我：“你还好吧？”又有人问道，我说：“似乎不太好。”几个朋友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
我的第三次崩溃(3)
“真是抱歉。”我觉得那桌的人都认为我可能是被药迷昏了，离开时我说我陷入忧郁、服药过多，没办法撑下去。“真是抱歉。”大家一直都很客气。帮忙的朋友带我回到家，扶我上床。我取下隐形眼睛，试着讲一会儿话，好让他们放心，我说：“你们还好吧？”可是当朋友回答时，他变得非常模糊，像是笑脸猫（《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译者注），我又昏了过去，沉沉地睡了十七个小时，还梦到一场大战。老天，我又一次小视了忧郁症的力量。它的破坏力是那么强大！我们会设下远超过自己能力的标准，我提出的标准和为自己设下的标准都超乎世界水准，如果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写这本书，那一定是我的责任。有些人的标准很低，有些人的标准很高。如果布什总统有天醒来，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担任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他就是有问题。但有些人只要觉得自己能活下去就没什么问题。在晚宴中，我当场崩溃，超出了我为自己设定的标准。
醒来时，我的感觉比前一天还可怕，我也为自己失去控制的涣散状况而忧心。走出门依然是可怕的念头，但我知道我还可以下楼（可是不确定要不要这么做）。我还能发电子邮件，我打了通模模糊糊的电话给精神科医生，他建议我减少一半金菩萨的用量，也少用点赞安诺。下午症状开始消失时，坦白说，我有点怀疑。到了晚上，我差不多复原了，就像寄居蟹长太大了，要放弃老壳，冒险爬到海滩上，然后在别处找到另外一个壳。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复原还是令我很高兴。
这就是我的第三次崩溃。这是一个新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崩溃最剧烈的时候长达六周，两次崩溃都维持了大约八个月，我称之为小崩溃的第三次崩溃，最剧烈的时期为六天，维持了大约两个月。
金菩萨有作用是我的运气，但我也从为这本书作的研究发现，无论这种药对别人是否有价值，它对我就恰好是十分有效。我因各种理由而心情低落了几个月，处于某种压力之下，所有事情都应付得过去，但有点勉强。因为我已学到许多关于忧郁症的事，临界点出现时我可以很快察觉出来。我发现精神科医生可以巧妙地调配出“鸡尾酒”药。我相信，要是第一次崩溃把我整个推入深渊前便开始服用这些药，就可以在它不可收拾之前先控制住，同时可以一并避开真正的崩溃。要是不中断让我度过那次崩溃的药，我可能永远不会陷入第二次崩溃。在我准备进入第三次崩溃时，我决定不再愚蠢地重蹈覆辙。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1)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遭遇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对于比较脆弱的人来说，在每次问题发生的时候，都可能造成以前的问题复发。如果小心、适当地服药，并辅以其他手段来平衡，就可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情况。大多数有严重忧郁症的人需要服用混合药，有时候要用非常规的剂量。他们也必须了解自己不稳定的状况，需要有个专家来帮忙。我发现最大的悲剧是，许多有忧郁症的人寻求协助，医生随便开些他们用过的药，剂量通常不合适，只对部分症状有帮助。其中更惨的是，有些人明白自己的治疗不够理想，但是他们的健康保险机构（美国提供医疗保险的民间公司）和保险公司不愿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治疗。
当你摆脱忧郁时，现实的问题就都变得无足轻重，你可以过着美妙而平和的生活。我在写这本书时，打电话给某人进行访谈，开头，我礼貌地问候他近来如何，“哦，”他说：“我背痛、小孩找麻烦、雨大得吓人、猫死了，而且快破产了。另一方面，我的精神状况还没出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切还顺利。” 我的第三次崩溃出现在我对生活事事不满的时候，但理智恢复后就明白，这些事终究都可以解决。等到我度过困境时，觉得很想为结束混乱生活的喜悦开一个庆祝大会。很有趣，我觉得快乐无比，居然开始继续写这本停了两个月的书。那次发生在我服药时候的崩溃之后，我一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在写作这本书的最后阶段，我被突然发作的恐惧和寂寞击倒了。那不算是崩溃，但有时候写了一页，就要躺半个小时，好从自己的文字中恢复过来。有时候我会哭泣，有时候会焦虑，躺在床上一两天。我觉得这些经验都反映了写这本书的困难，我对未来人生有种不确定性的麻木，我觉得极度的不自在。
我服药已经没什么副作用了，现在的精神科医生是处理副作用的专家。我服的药曾经对我的性欲带来副作用——欲望轻微减少以及高潮迟迟不来，造成了一些问题。几年前，我开始服用威博隽作为日常疗养，它好像让我再度产生性欲，但是跟以前的标准相比，可以说改善不大。药剂师又开给我伟哥，只在副作用发作的时候使用，后来又加了右旋安非他命，用来增加性欲。我想是有作用的，但它会让我痉挛。身体的改变似乎超出我的适应能力，一个晚上会有奇效，第二天可能就不那么有效了。金菩萨是情绪稳定剂，我老是睡太多，一天差不多睡十个小时，但偶尔被激动情绪所困扰、无法合眼的晚上，我就服用赞安诺。
和同样经历过情绪崩溃的人交换彼此的故事，可以带来奇妙的亲密感。罗拉·安德森和我曾经几乎天天交流，连续三年多，我第三次崩溃时，她特别关心我，突然走进我的生命中，发展出奇特的友谊和意外的亲密：在她第一次写信来的几个月后，我觉得我们好像很早就认识了——我们大部分是用电子邮件，偶尔写信或寄明信片，很少用电话，有一次是碰面——虽然我们的交往，向来与我的生活是分开的事，但却养成了习惯，很快就变得像是上瘾一样。
这过程像是一场恋爱，经历了发现、狂喜、厌倦、复燃、习惯和深情。有时候罗拉会太积极，太急躁，刚开始联络时，我有时候会对她产生反感，或是试图为我们之间的交往踩刹车，但很快在少数几个没有罗拉消息的日子里，我会变得食不知味。虽然罗拉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者，但狂躁的发作没有像忧郁的发作那么严重，而且比较容易控制——这种状态愈来愈常被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二型。有许多人无论多注意服药和治疗，生活多规律，忧郁症还是会发作，罗拉就是其中之一 ——前几天刚摆脱忧郁，隔天又发了，怎么做都没办法挡住。
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是在1998年1月，那是封充满希望的信。她读到我在杂志上所写的关于忧郁症的故事，觉得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她给我家里的电话，说我随便什么时候打去都可以，信中还附带一张帮助她度过忧郁痛苦时光的专辑唱片名单，而推荐我读的书中，有一本正合我的口味。她住在德州的奥斯汀，那是她男朋友家，但她觉得在那里有点孤寂和烦闷。她太过忧郁而无法工作，但是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很有兴趣，希望能在德州州议会中做事。她告诉我，她服用过百忧解、克忧果、乐复得、威博隽、科隆平、盐酸丁螺环酮、烦宁、锂盐、劳拉西泮，“当然还有赞安诺，现在除了这些，还加上帝拔癫和使蒂诺斯。”她在求助精神科医生方面遇到麻烦，“结果你猜怎样——我换了四十九个医生。”她的信有些地方挺吸引我的，所以我尽量热情地回复。
之后得到她的回音是在二月。“帝拔癫没有效，”她信中写道：“记忆力减退和双手颤抖令我感到难过，还有结巴，以及花了四十分钟找香烟和烟灰缸，结果却忘了拿打火机。我相信黑色有四十种不同的色调，我不认为这些不同是程度的差别——我宁愿看成是一个圆圈和一个轮子，那车轮转得非常快，死亡的欲望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轮辐线里。本来想这星期到医院检查，但我已经去过太多次了，我知道连附有耳机的随身听都不能带进去，用来做情人节卡片的剪刀也不行，而且我会想念我的小狗，没有它我会很害怕，还会很想念男朋友彼得，他一直很爱我——在经历过我的呕吐、愤怒、不安、性冷淡之后。而且我还得睡在有护士站在旁边的房间，或是锁在有防自杀监看录像的房间里，等等——我非常相信，药会让我保持在赤道上——也就是两极之间——我不会有事。”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2)
春天到来时，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到了五月，她怀孕了，为了能当妈妈而感到兴奋。但是她得知帝拔癫可能会造成胎儿脊柱裂缝，也对脑部发育有不良后果，她试图停用，又担心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没多久，她写信给我：“我陷入流产后的忧郁和茫然。我想，能继续服药也算另一种好事。我努力不对这整件事愤怒或发脾气，但有时候总觉得太不公平了。今天的奥斯汀是万里无云又凉爽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会这么累。看，所有的事情——即使是对小小折磨的正常反应——都让我担心随时可能陷入忧郁症。我好像处在一种灰暗、污浊的迷雾中，头痛和紧张让我连哭泣都不能实现。”
十天后，她写信说：“我稳定下来了——或许比我希望的还差一些，但还不至于到担忧的程度。我换了医生和药——把帝拔癫换成癫通，还额外用一些金菩萨加强癫通的效果。金菩萨真的让我好起来了。心理疾病对身体的伤害实在很大！我用过无数种药，来治疗我严重的忧郁症。此外，我有奇怪的失忆症——只要过一小时，就记不起任何事情，忧郁症太恐怖了——让人觉得几分钟像一辈子。我好累，累得不愿去想‘好’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好’是正常或可接受的状况。”
几天后，她又写信来：“害羞使你无法让朋友了解你深刻的人格——结果，我在过去八、九年交到的朋友大多不是深交。这使我更加寂寞，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例如，我刚刚打了电话给维吉尼亚州一个非常要好（而且很苛刻）的朋友，她要我解释为什么不去看她和她的小孩。这要怎么说？我很乐意去拜访她，但定时去精神科医院太丢脸了。要是不会被发现的话，我很愿意撒个谎。”
罗拉的生活一直受到疾病的阻碍，所有的生活受到限制。“例如约会：我照顾自己就很累了，没办法再去照顾别人的情绪。这种爱情不是很可怕吗？病也让我无法专心做事——任何工作都做不久，总是会中断。谁会想听你对新药的希望呢？你要怎么让别人了解呢？在自己得这种病之前，有个好朋友得了忧郁症。我假装懂他的话，听他说种种事情。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忧郁症者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后来的几个月，她似乎在与她背后的什么东西搏斗。这段时间，我们开始慢慢了解对方。我得知她在十多岁时遭遇性骚扰，二十多岁时被强暴，两件事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她二十六岁时结婚，第二年第一次忧郁症发作。她的丈夫似乎无法忍受，而她得拼命喝酒才撑得过去。到了秋天，她变得有点癫狂，于是去看医生，医生说她只是太紧张，开了烦宁给她。后来她对我说：“癫狂把我的心封了起来，但我的身体迟钝得吓人。”
一个月过后，在他们家的圣诞夜派对里，她狂暴地把蛋糕摔到丈夫身上，然后上楼把剩下的一整罐烦宁全吞了下去。丈夫将她送进急诊室，并对主治医师说他无法忍受了。她被转入精神科医院，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出院回家时，有一大堆药要服。“婚姻完蛋了，我们蹒跚地度过了后来的一年。第二年的圣诞节，我们跑去巴黎，晚餐时，我仔细看着他，心想：‘我现在并没有比一年前在医院里快乐多少。’她离开家，很快就认识了新男友，同时搬到奥斯汀与他同住。忧郁症在那之后就比较规律了，至少之后一年是这样。
1998年，罗拉在信中简单地提到她“可怕的无力和焦虑”。到了十月中，罗拉开始消沉，她自己很清楚。“我尚未完全陷入忧郁症，但是慢慢地每况愈下——我的意思是，我得愈来愈努力专注于手边的工作。眼下我还没完全忧郁，但已开始沮丧。” 她开始谈威博隽。“我开始痛恨那种与所有事物疏离的感觉，”她抱怨。之后不久，她开始整天躺在床上。药物治疗再度失效。她停止与身边人联络，只关心她的狗。“当忧郁症削弱了胃口和我对欢笑、性爱、食物的需要时，只有小狗才能给我真正的精神抚慰。”
十一月初，她说：“我现在只能泡澡，因为早上淋浴时的水浇在身上，让我难受得不得了，而且在最近的日子里，这好像是为暴躁的一天开启了序幕。开车好像要使尽所有力气，使用提款机，购物，所有日常不得不做的事，都让我很累。”她租了《绿野仙踪》来看，好分散注意力，“但是悲伤的地方让我哭起来。”她失去胃口。“我今天尝试吃点鲔鱼，但那味道令我想吐，所以我只吃了点做给狗吃的米饭。”她抱怨连看医生都让她很烦。“我很难跟他好好地说心里的话，因为我不想让他难过。”
我和罗拉天天书信往来，我问她会不会觉得持续写信很困难，她说：“关心别人是得到别人关心最简单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观察自己的好方法。我需要与别人分享沉沦的感觉。每次我写下这些文字，就立刻觉察到我人生中的沉沦。到目前为止，我要强迫自己做些很琐碎的事，试着评估自己的状况有多严重——我真的陷入忧郁了吗？或者只是懒惰？这种焦虑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吃了太多抗郁剂造成的？这个自我评估的过程会让我哭泣。让别人困扰的是，除了陪在旁边之外，他们帮不了什么忙。我用回电子邮件来保持头脑的清楚！” 一周后：“现在是早上十点，我今天被一个想法吓坏了。我努力地尝试。我好像很快就要号啕大哭，‘没事的，没事的，’同时深呼吸。我的目标是保持在自我分析与自我毁灭之间。我就是觉得好像在消耗别人，包括你在内。我只能拼命要求别人，但没有办法回报。我觉得，穿上喜欢的衣服，梳好头发，身边牵着小狗，这样才有勇气上街买点橘子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