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1)
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
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学习培养快乐”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
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一、谈话治疗——与治疗师交谈；二、生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但却是必要的，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整体治疗的生理-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但实际上却是胡扯。匹兹堡大学的艾伦·弗兰克曾说：“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要注意的是，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比如睡眠脑波图——是一样的。
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威廉·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他说：“精神科医生，现在已不再愚蠢，而是变成无知。”——以前忽视生理，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我们倾向于，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就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尽任何努力。实际上，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百忧解才能救他。给自己太大压力，会使病情恶化，但若真的想好起来，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不必责怪自己，但也不能放任自己。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麦金尼斯提到：“意志、情绪和认知，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好像是生理的节奏。你的情绪可以影响、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
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又源于教堂的告解。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 一般来说，每周要四至五小时——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仍是十分先进的。用鲁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潜意识”或“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
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那么，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无论如何，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为人知的过去，若不经过仔细检视，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而心理分析的过程，总是能发现些什么。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长久以来，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这种方法依然有用，“写下来，”——维吉尼亚·伍尔芙在《这些年来》中说：“痛苦就会远去。” 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善生活品质。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
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谁会管动机和来由？”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克莱因说：“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但重点是，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治疗是对的，是医药救了我们，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像冠状动脉疾病，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我们还会要求病人控制胆固醇，教他们运动方法和合理饮食，有时还有压力管理。并不是只有心理疾病才要多管齐下。药物疗法与心理疗法之争非常可笑。二者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依我个人的看法，双方应该携手合作，因为采用药物治疗更能够让病人投入心理治疗，理清心中的纠结。”艾伦·弗兰克所主持的一连串研究显示，在为病人摆脱忧郁方面，心理治疗的效果没有药物好，但在避免病症再度复发方面更为有效。虽然这方面的资料错综复杂，但从中可以看出，结合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比单用一种好。“这种治疗策略可避免再度陷入忧郁症，”她说：“我不知道将二者结合的治疗方法未来还有多少发展空间，这令人担忧。”布朗大学心理学系的马丁·凯勒曾参与一个多校联合的团队，他在最近的忧郁症者研究中发现，只用药物的病人中，感觉有明显改善的不到一半；只用认知行为治疗的人之中，明显改善的也不到一半；而二者合用的则有超过八成的人有明显改善。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愤怒地说：“百忧解不是用来避免和病人交流的，而是用来深入了解病人的。”鲁曼也这么写道：“医生受训练的目的是观察和了解病人，但他们做的事却只是丢给病人一根药物做的‘棒棒糖’，然后就什么也不管。”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2)
当你不幸落入忧郁的深渊，你自然而然想要了解患病的原因，即使已脱离忧郁，仍然想知道究竟。药物仅仅改变某些症状，并不等同于治疗。问题和问题背后的真相都需要密切注意。也许在医药发达的未来，药物可以治好更多人，整体的国民健康状况会大大提升。但若因此就把谈话治疗抛诸脑后，却是非常危险的。心理治疗可以让一个人明白，药物在帮他重建新的自我，并接受原来的自我已在崩溃时失去的事实。你需要在忧郁最严重的时候浴火重生，需要学习避免再度陷落的方法。你要以不同的方式过日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要让你的生活、睡眠、饮食、运动变得规律化不太容易，”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诺曼·罗森泰提到：“想象一下你在忧郁时，要做这些事有多难！你需要一位治疗师，就像需要一张沙发一样，可以让你尽量规律地进行日常生活。忧郁是一种疾病，不是生活方式，你得想办法克服。”“药物治的是忧郁症，”我的治疗师曾说：“而我治的是忧郁症患者。”什么事可以让你冷静下来？什么会使症状恶化？从药物的观点来看，因亲人过世所造成的忧郁，和不断失恋造成的忧郁，二者没什么差别。虽然前者产生的极端反应比后者合乎人情，但从临床经验来看，几乎完全相同。就像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席维亚·辛普森说的：“如果看起来是忧郁症，那就当成忧郁症来治。”
当我第二次精神崩溃前，我中断了心理分析治疗，大家都力劝我再找一位新的治疗师。找新的治疗师是件烦人又讨厌的事情，但在陷于重度忧郁之苦时才做这件事，结果会更糟。好的治疗师很难找到，我在六周内换了十一位治疗师。每换一位，我都要把自己的苦恼从头到尾讲一遍，讲到最后，好像我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有些治疗师看来满有智慧，有些则脾气古怪。一位女治疗师把所有家具都用保鲜膜包得紧紧的，以防止被她那群小狗破坏，她还一直请我吃放在塑料盒里，看似发霉的小鱼饼干。我离开时，一只小狗在我的皮鞋上撒尿。有位男治疗师给我的问诊室地址是错的（“哦？那是我以前的地址！”），还有一位说我没什么毛病，应该振作起来。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唯心论者；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荣格的信徒和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有人在我拼命解释后，依然搞不清楚状况。“我们想做各种药物与心理治疗比较的研究，”史蒂文·海曼说：“但有人纵向比较过好的治疗师和糟糕的治疗师吗？我们会是这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
我最后选择了一位治疗师，这令我十分愉快，因为这位治疗师充满智慧，我在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选他的理由是他既聪明又诚恳。由于之前有过治疗师打断心理分析，又在我需要药物时不准我吃药等经验，所以一开始，我仍保持着戒心，过了很久才完全信任他。他在混乱和危险的时刻仍保持冷静。平时他很风趣，我通常很欣赏身边那些有幽默感的人。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良好。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愿意向病人伸出援手。之前换了十位治疗师是值得的，不要找令你嫌恶的治疗师，不管他的医术有多好，只要你讨厌他，就不会有效果。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医生还聪明，并不一定是你错：拿到精神病学或心理学学位，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天才。选治疗师要非常小心，许多人会耗费二十多分钟挑喜欢的吹风机，或是向超级市场经理抱怨他最爱的罐头番茄汤没货了，但找精神科医师却随便得像找一般服务人员一样，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记清楚，你好歹是要把自己的精神交到这个人手上，而且别忘了，你要把自己都不清楚的事倾诉给这位医生。“实在很难，”罗拉·安德森写信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而且在你头脑最混乱的时候还要信任他们。还要他们也信任你，也同样不容易。”
后来我的病情居然被精神科医生控制住了，连午夜陷入愁苦时，也撑得下去，我能坐起来，不再哭泣。我用反话和出其不意的幽默跟治疗我的人开玩笑。有时候，我会怀疑精神科医生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感受，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口气十分超然。我猜他们一定会觉得，我藏在粗糙的面具下，居然只显露这么一点点真情，实在令人失望。我常常希望自己在问诊室中夸大感情，我用很随便的语气回避医生。我从不觉得心理治疗的场所是隐密之处,我觉得那里实在是很不安全。仅仅是偶尔,我会稍稍流露出一点点本性，但也不是经由口述表现出来的。
一种检验精神科医生是否称职的方法，是观察他检视你时的态度。最初阶段的检查，重点是问对问题。我从未见识过可靠的一对一精神治疗会谈，我去过许多医院的诊疗室，对待忧郁症患者的方式之多样令我感到讶异。大部分我所认识的好医生会先要求病人讲述自己的过去，然后很快就进入有条理的交谈，从中探寻他们想要的讯息。进行有效的交谈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技巧。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西维雅·辛普森，曾与一位刚试图自杀的新病人面谈了十分钟，就确认她有躁郁症。而这位女病患之前的精神科医生为她治疗了五年，一直都没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开了抗郁剂的处方却没有情绪稳定剂——这种疗法一般认为并不适合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她因而产生混乱的焦虑状态。我问辛普森后来的情形，她说：“花了好几年持续的努力，才进入谈话治疗。”后来，我参与一项由哈林医院精神科主任亨利·麦克提斯所指导的，与意外沦为游民者的访谈。他在二十分钟的访谈中，花了至少十分钟来得到患者详尽的过去居住的历史。我最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追查这些事情，他说：“曾长久居住于固定处所的人，因环境问题而流离失所是暂时的，但他们可以过规律的生活，基本上，这种人需要社会协助。习惯于过流浪生活，或一直在流浪，或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的人，可能有严重的潜在不满，他们基本上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协助。”我比较幸运，有不错的保险为我支付每周一次精神科医生和每月一次的精神科药物学者的看诊费用。许多保健机构对药物治疗比较精明，相对而言，也就是倾向用便宜的药。他们对谈话治疗和入院治疗却不太计较，但这却要花更长的时间，而其所费不菲。
关于谈话治疗的效果(1)
谈话治疗中，有两种治疗忧郁症的方法效果最好，分别是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精神动力治疗——以现在及童年时期对外来事件之情绪与精神反应为基础——特别注重客观性。这种治疗系统是由宾州大学的亚伦·贝克所建立，如今已传遍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贝克认为，转换思考的方向和角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贝克的同行称这个过程为“学习乐观”。他相信忧郁是错误想法所导致，借由矫正负面的思考，病人的心理健康就会有所改善。认知行为疗法教导的是客观。
治疗师一开始先协助病人列一张“人生历程资料”的清单，记下使病人走到眼前状况的一连串过程。然后治疗师将病人对问题的反应做成图表，借以鉴别过度反应的特殊情况。病人要学会了解为何某些事件会特别令人忧郁，并试着让自己从不适当的反应中解放出来。认知行为疗法先是微观分析，后是宏观，病人要学会消除自身的“反射思考”。心情不是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反应：外在事件影响我们的认知，而认知接着影响心情。如果病人可以改变认知，那就能随之改变情绪状态。例如说，病人可以把她的丈夫专注投入工作，看成是应职场需要而产生的合理反应，而不是断然地抗拒。之后，她就可以察觉她的反射思考（认为自己是讨人厌的黄脸婆）如何导致负面的情绪（自责），然后发现负面情绪如何造成忧郁。这个循环一旦打破了，病人就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制。病人要学习区分事实和她对事实的反应之间的差别。
认知行为疗法依明确的规则运作。治疗师规定一堆功课：将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经验各列一张清单是必要的工作，有时他们会画成一张图表。每次看诊时，治疗师会拿出一张计划表，有条有理地一步步来，最后提出什么是已完成的结论。面谈时，治疗师特别要避免提出事实和劝告。病人要找出每天快乐的时刻，治疗师要有技巧地指导病人把愉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病人应该要对自己的认知有所警觉，在一旦陷入负面思考模式时及时打住，把思考转到相对无害的方向。这些行动都被规划成了练习题。认知行为疗法教授病人自觉的技巧。
我从未试过认知行为疗法，但上过一些这方面的课。和别人聊天时，如果心里想笑，有时候你会想些伤心的事来压抑笑意。当情人希望温存，而你一点性欲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思绪推到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世界，你的心理和身体的反应就会随之离开现实，进入特定需要的情境。这就是认知疗法的基本策略。如果你觉得从来没人爱过你，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必须转个念头，强迫自己想些美好的回忆，不管有多少。和自己的意志对抗不太容易，因为你除了意志本身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只要想想愉快的事，温馨、美好的思绪就可以压制悲伤。努力去想你不愿想的事，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有点自欺欺人，但是很有用。把和伤痛有关的事赶出内心；把它们挡在意识的门外；将狠心的情人、可恶的老板和奸诈的朋友全锁在外头。这很有用。我知道什么思绪和事情可以让我陷进去，我逐渐培养对它们的警觉心。例如，我想起曾爱过的人，感受到感情空虚的痛苦，然后就知道我必须从这些思绪中抽身而出，试着不要联想到太多与情人曾有过的快乐回忆，还有长久以来以感官的形式而存在的快乐回忆。上床睡觉时，服一颗安眠药比让我的思绪在伤心的往事中乱窜好得多。就像医生要精神分裂者不要在意耳边的声音一样，我总是把这些影像刻意推到一边。
我曾遇到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在集中营呆过一年多，所有亲人都在她眼前死去。我问她如何面对过去，她说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放纵自己想过去的事，早就疯了，根本活不到现在。“我下定决心，”她说：“我只关注自己的头发，后来只要想到那段日子，心里就去想头发。我思考自己怎么洗头，怎么用手指梳头，怎么使自己的头发更有光泽。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与头皮屑奋战。这样，我就能借着注意别的事来练习控制心思，心里想的都是头发，于是以前曾发生的事不会再占据脑海，让我度过难关。”这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让人在严酷的环境中度过困境的原理。如果可以强迫自己把心思放在某个地方，你就得救了。
珍妮·班雪芙第一次来我家时，她的风范深深震慑了我。她是位卓越的律师，一直是争取堕胎权的组织的领导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眼光锐利、口齿清晰、魅力十足、幽默风趣、待人谦虚。她问问题时的目光，好像可以看穿你的心。她冷静沉稳地提到忧郁症曾让她陷进难以想象的低落。“我的成就像马甲内衣里的软骨架，全靠它们，我才挺得住。若没有过去的成就，我早瘫在地上了。”她说：“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是谁或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但我知道，那是我最后的一层保护。” 治疗师与她做了大量的行为功课，治好她的恐惧症。“嗯，坐飞机好像最可怕，”她说：“所以他带我上飞机，观察我。我老觉得会碰到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的同学，而我身边却坐着上衣开了线的胖男人，我得解释：‘这位是我的行为治疗师，我们正在练习搭飞机。’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招蛮有效的，完全克服了我以前挥之不去的忧虑，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再坐飞机都不会感到焦虑。”
关于谈话治疗的效果(2)
现在，认知行为疗法已广为使用，它看来对忧郁症很有帮助。而人际疗法也有显著效果，这种方法是由康乃尔大学的杰瑞·克勒曼和他的妻子，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所创。人际疗法专注于当下日常的现实生活。这种方法并不着力在建立整个人的过去历史，只处理现在的问题。它不是用来让病人变得更有洞察力，而是教病人如何发挥自己。这种快速疗法的适用范围和效果有限。它的前提假设是：忧郁症者是因生活中的某些压力而引发或促成忧郁，可借由精心设计一套与他人的互动方案来消除。治疗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病人要学着弄清楚他的忧郁是外来的苦恼，是心理失调的警告讯号，要找出、指明病人的所有症状。他要承认自己是病人，认同让病情好转的治疗过程。让病人做出目前人际关系的一览表，治疗师则从中指出，病人从谁那里能得到什么，想得到什么。治疗师与病人一同探索能够找出他生命所需的最佳策略。问题分列为四类：悲伤的事、好友与家人之间的角色差异（例如，你的付出和期待的回报、个人在职场生活中的压力变化状况；例如，离婚或失业以及孤独。）治疗师和病人设定几个可完成的目标和完成目标的时间。人际疗法规律、清楚地规划出你的人生，使你早日走出困境。
要注意的是，忧郁时，不要压抑所有的感情。避免激烈的争辩或愤怒的冲动也很重要。你得小心，不要让自己有破坏性的情绪行为出现。人们会原谅你，但最好不要把事情搞到需要别人原谅的地步。忧郁时，你需要别人的爱，但忧郁症会破坏别人对你的爱。忧郁的人会拿钉子扎破自己的救生筏。刚摆脱第三次崩溃的时候，我和父亲共进晚餐，他说了些令我不舒服的话。我深呼吸几次，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会儿，说：“我很抱歉，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对你大吼，不会再受那些事影响，我为之前的行为道歉。”听来很伤感，但理性看待问题，的确会让事情大大改观。一位快人快语的朋友曾对我说：“看一小时病要花掉两百元，希望我的精神科医生真的能改变我的现状，让我和我的家庭好好过日子。”很不幸，事情没这么简单。
虽然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疗法有相当显著的效果，但无论是哪种疗法，效果和医生的好坏都有直接关系，挑医生比挑疗法重要得多。与你沟通良好的人，在任何环境下和你交谈，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和你沟通不佳的人，不管他的技术多老到，方法多先进，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最重要的是他的智慧和洞察力，而检视的形式和他使用的检视方法倒在其次。在一项发表于1979年的重要研究中，研究者指出，只要符合某些条件，任何形式的疗法都会有效果：治疗者和病人都有信心；病人相信治疗者的医术；病人敬爱治疗者；治疗者有能力与病人建立良好关系。研究者选择了深入了解人性的英语文学教授作为治疗者，发现在通常情况下，文学教授对病人的帮助和治疗师不相上下。
性欲降低(1)
有些人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型药剂会感到反胃，偶尔还会发生头痛、疲倦、失眠和嗜睡的现象，但这类型药剂最主要的副作用是性欲降低。“当我服了百忧解，”一位忧郁症的朋友布莱恩·戴马托对我说：“如果珍妮佛·洛佩兹（著名性感女星）只穿着薄纱来到面前，我只会请她帮忙整理档案。” 三环抗郁剂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也会对性能力产生负作用，这两种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市场主流，由于多用在忧郁症状较严重的情况，相较之下，影响性功能的副作用不明显，所以关于它们会降低性欲的问题，并不如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型药剂那么受到广泛注意。在百忧解刚面世时，提到百忧解会影响性能力的报告很少。当病人开始指出有性问题，其后就涌出一大堆关于这类争议的研究。维吉尼亚大学的安妮塔·克莱顿把性经验分成四阶段：欲望、冲动、高潮、解决。抗郁剂对这四个阶段都会造成影响。性欲降低减少了欲望，性刺激降低减少了冲动，因阳萎或阴道不润滑而减少生殖器的敏感度，高潮姗姗来迟，有些人完全不会有高潮。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反应没有规则可循：昨天还一切顺利，今天突然严重阳萎，非得要等到进行性行为时，才知道今天状况如何。既然没欲望，没冲动，没高潮，当然也谈不上解决。
跟严重的忧郁症比起来，性功能障碍的副作用似乎是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个问题。我访问的一位病人说，他在性交时完全没有高潮，他还叙述了复杂的停药过程，要停药够久，才能让老婆怀孕。“要不是我知道停药的后果会有多可怕，”他说：“我才不想再服药。哦，我的性高潮——如果可以回来几天有多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再也永远没办法和老婆一起到达高潮了。”当你刚走出忧郁时，性缺陷还不像之前占据心灵的东西那么恼人，但是要克服难耐的痛，要付出失去性愉悦的代价——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笔糟糕的买卖。这问题也会让人产生抗拒的念头，可能是治疗忧郁症最大的障碍。连续接受六个月抗郁剂治疗的病人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有相当大比例的是因为性与睡眠的副作用而停用。
性障碍的副作用一旦发生，对性的渴望就随之而起，如此一来，鱼水之欢可能会变成令人挫败不安的事。为此承受精神压力的人，可能会对性交产生反感，这使病情更加恶化。许多阳萎的男人受忧郁症煎熬，若治好阳萎，可能会使病情好转。如同克莱顿的发现，要先搞清楚，性问题是使人易患忧郁症的潜在心理特质，还是忧郁症所造成的结果（剧烈重度忧郁的人之中，百分之九十九有性障碍），抑或是采用抗郁剂疗法的后果，是很重要也很困难的。克莱顿特别强调，对病人不冒犯但仔细地询问、检查性问题，是必要的。
许多药被人认为可用来对付抗郁剂的性障碍副作用：像血清素抗拒剂如Cyprohe Ptadione和Granisetron；a-2抗拒剂如Yohimbine和Trazodone；胆碱促进剂：如Bethanechol；多巴胺加强药如Bupropion、Amantadine和Bromocriptine；自体受体促进剂如Buspirone和Pindolol；兴奋剂如安非他命、Methylphenidate和麻黄素；还有草药如银杏和左旋精胺酸。度个小假——通常大约三天——远离药物，偶尔会有不错的效果。有时候换一种药也可促进性欲。虽然以上方法没有一种效果特别突出，但多少都有用，因人而异。本书中提到的某位女士曾有过恐怖的经验，当她服用了包括迪西卷（Dexedrine）在内的一把药后，她感受到一阵强烈的性欲，当时在办公室内开例行会议，这令她身体非常不适。事情甚至糟糕到，她违背本性，和数位陌生男子在电梯里做爱。“我在八楼和十四楼之间做了三次，”她告诉我：“我干脆不穿内裤，因为要脱下来太花时间了。那些男人都觉得很惊讶——这令我很不舒服，我觉得他们在我身上找到了男人的自尊。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基本上，我是极压抑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有点年纪了，实在不喜欢这样。”把处方稍稍调整后，她才回到能够控制性欲的程度。不幸的是，同样的药，用在另一位我认识的病人身上，却一点用都没有，她沮丧地告诉我：“就算是跟蒙哥马利·克里夫特（著名性格男星），关在一部停了四个小时的电梯里，我都不会有一点高潮。”
注射睾丸激素可提高体内自由睾丸激素含量，对性障碍有些效果，但是不太容易控制，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伟哥带来一线希望，这种药的生理与心理的效果，似乎可以影响克莱顿说的三个阶段，唯一的缺点是，它无法刺激性欲。它可以辅助人建立性互动的信心，并让人放松心情，如此可以间接促进性欲。人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目前正在研发的多巴胺加强剂上，因为多巴胺可能与性欲有紧密的关联。若定期服用伟哥，还可恢复男性在夜间勃起的能力，这也是抗郁剂会削弱的作用，这样也会对性欲产生正面的效果。有人建议，服用抗郁剂的男人，即使不是每次服用都要做爱，也该每晚都服用伟哥作为治疗的一种方法。伟哥也是快速而有效的抗郁剂，旺盛的性能力对振作精神的作用几乎无药可比。哈佛大学的安德鲁·尼朗伯和俄克拉荷马大学的茱莉亚·沃那克两人的研究都指出，伟哥虽然在正式用途上不是为女人做的，但似乎对促进女性性欲和高潮的产生也有正面的效果。部分是因为它可以使阴蒂充血膨胀。荷尔蒙疗法也可治疗女性的性障碍。提高体内动情激素的含量可改善心情，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破坏心情。女性在经期，动情激素会减少百分之八十，对情绪造成显著的影响。女性的动情激素过低会引发各种疾病，沃那克强调，伟哥只有在动情激素分泌正常时才会有效果。虽然女性体内不能有太多睾丸激素，否则会变得多毛和有攻击性，但睾丸激素是促进女性性欲的必要物质，使其保持在一定水准是十分必要的。
性欲降低(2)
三环抗郁剂作用在数个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上，包括乙酰胆碱、血清素、正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三环抗郁剂对严重或妄想型忧郁症特别有用。抑制乙酰胆碱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包括嘴干、眼涩和便秘。三环抗郁剂也有一定的镇静作用。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病人若服用三环抗郁剂容易造成癫狂，所以开这种药得特别小心。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型药和Bupropion也会引发癫狂，但很少发生。
若是伴随着生理症状的忧郁症，如疼痛、精神萎靡和睡眠不稳，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特别有效。这种药会抑制分解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酵素，借此提高这两种物质的含量。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是不错的药，但副作用也不少。服用这种药的病人要避免食用会造成不良交互作用的食物。这种药也会影响身体机能。有位我访问过的病人用了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会完全无法小便：“我每次想尿尿时都得跑一趟医院，很麻烦。”
电气痉挛疗法(1)
在忧郁症的身体疗法中，电气痉挛法是最有用的方法同时也是研究最不明确的一种。抗郁剂会发挥疗效的机率约有百分之五十，最多也只能再高一点，而电气痉挛疗法有显著效果的机率则有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在接受电气痉挛疗法而得到改善的病人中，有一半在治疗后一年里仍然觉得状态良好，但另一半人需要继续接受电击，或是定时电击。电气痉挛疗法作用很快，许多人在接受一次电气痉挛疗法后的数天内，就会有很大的进展——与漫长、缓慢的药物治疗过程相比，这种令人震撼的效果显然有极大的吸引力。电气痉挛疗法对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人——不断伤害自己、会危害性命的紧急状况——特别合适，因为它的疗效迅速，效果卓著，也可用在孕妇、患病者和老人，因为相比药物疗法，电疗法没有全身性副作用或药物交互影响等问题。
经过一些例行的血液测量、心电图，通常还有胸部X光和一些有关麻醉的检查，被认定可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的病人，要签下一份同意书，这份同意书也要出示给家属。
进行治疗的前一天，病人要禁食，改用静脉注射。病人在当天早上送入电气痉挛疗法治疗室，监视器材和治疗器材用胶粘在太阳穴上，然后开始进行。电击器可能是只对大脑有问题的那一侧施行电击——这是医生常用的最初步骤，通常是对右脑——或者两侧都施行。单侧电击的副作用较少，最近的研究显示，对单侧进行较重的电击治疗，比双侧的效果好。负责施行的医生还要选择波形，正弦波电击的刺激效果持续较久，短脉冲三角波的副作用较少。医生会施用静脉注射短效型全身麻醉剂，让病人失去意识十分钟，同时也会注射肌肉松弛剂以防止肌肉痉挛（病人于治疗中唯一会有的动作是脚趾轻微抽动，不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气痉挛疗法，会让人猛烈扭动，伤到自己）。病人身上接着脑波仪和心电图仪，对脑波和心脏全程扫描。然后进行一秒钟的电击，通常会使大脑的顶部暂时痉挛约三十秒——足以改变大脑的生化反应，但还不致灼伤大脑灰质。电击的能量约有二百焦耳，等同于点亮二百瓦灯泡的电能。大部分能量会被软组织和头骨吸收，只有少量电能会到达脑部。在十至十五分钟之内，病人会在恢复室中醒来。大多数人会在六周内接受十到十二次电气痉挛疗法。现在有愈来愈多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在门诊施行。
作家马大·曼宁曾在《暗潮下》这本美丽又有趣的令人惊讶的书中，叙述了她的忧郁症和电气痉挛疗法。她现在服用威博隽、少量锂盐、一些帝拔癫、konopin和乐复得，使病情稳定——“乍看之下，好像手里捧着一把彩虹，”她打趣说：“我是个没有截止日期的科学实验计划。” 在忧郁症最严重时，她曾有过强烈又漫长的电气痉挛疗法经验。她是在准备到枪械店买枪了结自己的那天跑去求诊。“我不想死，因为我爱自己；我想死，因为我讨厌自己，不愿再继续受苦。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浴室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电气痉挛疗法。这就好像是，我终于屈服于那个把我击倒在地的人。我接受数周的治疗——每次醒来都感到晕眩，想喝可乐，心想，今天又要靠止痛药度日。”
电气痉挛疗法会造成短暂记忆的混乱，也会影响长期记忆。记忆混乱通常是暂时性的，但是有些病人会有永久性的记忆力丧失。我认识一位女律师，做了电气痉挛疗法之后，失去所有在法律学校的记忆。她想不起任何曾学过的东西，也忘了自己上过什么学校，以及认识的同学。这是很极端又很少见的例子，但还是发生过。
根据一项研究，约一千件死亡案与电气痉挛疗法有关，多半是治疗后发生的心脏问题。这些死亡案是正巧发生在电气痉挛疗法时，还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所造成？至今尚不明了。血压会在电气痉挛疗法时明显上升，但电气痉挛疗法应该不会造成生理上的损伤。理查·艾布拉姆斯曾写过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电气痉挛疗法的书，他提到一位曾接受一千两百五十次双侧电击治疗的病人，在她八十九岁过世时，大脑仍然十分完好。他写道：“我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眼见为凭——可证明目前使用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否有可能造成脑部损伤。”许多短期的副作用——包括站不稳和晕眩——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时的麻醉所造成，而不是电气痉挛疗法本身。
电气痉挛疗法是背负污名最多的疗法。“你会觉得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说《科学怪人》中的科学家——译者注）就在桌子那头，”曼宁说：“大家都不想听到这个，当你在做电气痉挛疗法时，没有人给你一丝丝关怀，甚至家人都不愿了解。”这种疗法在人们的印象里，会造成病人的精神创伤。“我知道它有效，”一位心理保健工作者说：“我见识过它的效用，但一想到我会失去小孩和家人的回忆——你知道，我父母过世了，我现在是单身，谁来帮你挖掘记忆？谁来唤醒你过去的回忆？谁会记得你在十五年前做小甜饼的秘方？这会让我的忧郁加深，更感到前途黯淡。回忆帮助我走过这些日子，回忆是过去曾有过的爱。”
电气痉挛疗法(2)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气痉挛疗法的效果仍然有神奇的疗效。“在以往，每喝一口水，我都觉得好累，”曼宁说：“治疗后，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你以前的日子都活在一个大玩笑里。” 而且治疗发生作用通常很快。“我不再像行尸走肉了，我的身子轻盈起来，接下来，我真的好想吃一个大汉堡，”曼宁说：“我有阵子觉得好像是被雷击倒似地，但相对来说，倒也不坏。” 曼宁是少见的例子，许多接受电击治疗的人拒绝承认它的效用，若他们为短暂记忆衰退感到苦恼，或是生活重建比较缓慢，更是无法接受这种疗法。我认识两位在2000年初接受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人，两人都曾落入谷底——起不了床，或没法穿衣服、老是精神不济、对人生极度悲观、不想吃东西、无法工作，而且常想自杀。两人在几个月里先后做了电气痉挛疗法。第一位在治疗后受严重的记忆丧失所苦——他之前是工程师，现在却想不起电路的工作原理。第二位治疗后又走入与以往没什么两样的阴霾，因为她依然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工程师的记忆力在三个月后恢复了，到了年底，他站起来，走了出去，回到工作岗位，而且表现不错。他说这“大概是巧合”。第二位虽然坚称治疗无效，但还是进行第二次电气痉挛疗法。之后她开始恢复，到了秋天，她不但找到工作，还买了新公寓，交了男朋友。她本来还一直说电气痉挛疗法带来的困扰比好处多，直到后来我提醒她，电气痉挛疗法让她忘记了她以前的状况有多糟。曼宁的书出版后，当她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正好碰到人们上街游行反对“电气洗脑”。美国已有许多州立法禁止电气痉挛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常被滥用，它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的，也不能轻率采用或未经病人同意即施行——但它的效果确实很好。
电气痉挛疗法为何有效？我们不知道。它可能会加强多巴胺的效果，也可能会影响所有神经传导物质，它还会影响额叶皮层的新陈代谢。高频电流可能会提高代谢率；低频电流则会降低代谢率。当然，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是否是代谢率过低造成的多种症状之一，而躁郁症是代谢率过高的症状，或者，两种忧郁症和代谢失常是否都是大脑其他的变化所造成。
我决定不停止服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瘾了，但我对药物确实产生了依赖性：不吃药，就会面临症状突然发作的危险。这使我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我的体重超重，得了怪异的荨麻疹，汗出得太多，我本来就不算好的记忆力，受到轻微的损害：话常说了一半就忘了。我头痛得厉害，肌肉偶尔会抽筋。我的性欲时有时无，性能力起起伏伏。这不是理想状况，但可以在我和忧郁症之间建起一座厚厚的城墙。最近两年无疑是我十年来最好的时候。我想自己未来会慢慢好起来。不久前，两个朋友都因为突然的意外而过世，我感到剧烈的伤痛，但觉得还没有脱离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只觉得哀伤几乎是种满足（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但从某些自私的角度来看，倒也是事实）。
忧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作用，与抗郁剂要产生什么功用，是不一样的问题。焦虑专家詹姆斯·波兰加说：“我们的身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了八寸，而且更健康，活得更久。没有人会抱怨这样的变化。当不利的条件消失了，人们就能专心过日子，发现更多的东西，包括好的和坏的。”本书提到的人几乎都会问我：“这些药物不会让你的生命变成一片空白吗？”上面那句话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我的回答是：“不会。”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每人有一百二十亿个神经细胞，”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生物精神医学部部长罗勃·波斯特说：“每个神经细胞大约有一千到一万个神经突触，所有突触都会快速改变。若能让它们都按照某种方式运作，人们就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 詹姆斯·波兰加说：“虽然各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但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苦恼已经大幅降低，而且也不觉得可见的未来会很快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目前没有必要担忧心灵控制的问题。”
“正常”是萦绕于每个忧郁者心中的词。忧郁是正常的吗？我在研究文章中读到“正常”与“不正常”的症候群：药物疗法可让忧郁者“恢复正常”；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我说：“这些症状第一次发作时，我觉得我疯了。后来知道这只是临床的忧郁症，而且基本上是正常的，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基本上它是正常的发疯方式，忧郁症是种心理疾病，身陷其中，你会错乱得像疯子，有些精神失常，迷迷糊糊、古里古怪。
我曾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中碰到一位熟人，向她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她说：“我得了恐怖的忧郁症。”我问她做了什么治疗。“我不喜欢药物治疗的观念，”她说：“我发现我的问题和压力有关，所以决定去除生活中所有压力的来源。”她扳着指头数着：“我辞去工作。和男友分手，而且绝不再找下一个情人。我脱离室友，现在一个人住。我不去时间太晚的舞会。我搬到一个较小的地方，不再和大多数的朋友联络。我甚至放弃了化妆和时装。”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听起来很糟糕，但是我快乐多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她看起来很自豪：“而且不用药就办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