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和饮食的作用(1)
除了正规疗法外，还有多得数不完的另类疗法，到处都流传着奇迹般的传说。
信念是忧郁症最好的解药，信念本身比自己信任的疗法更重要。
精神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会随着潮流变化的学科，今年的重大发现，可能是明年的荒唐笑话。
“如果一种病要同时用一大堆方法来医治，”安东·契诃夫曾这么写道：“那你大概可以确定，这种病是没的救了。”忧郁症的治疗方法有许多种——除了正规疗法外，还有多得数不完的另类疗法。某些方法很奇妙，有时候在某种特定情形下非常有用。还有些疗法则极为荒谬：就像一大柜子皇帝的新衣。到处都流传着奇迹般的传说，人们以皈依新宗教式的狂喜叙述这些故事。会造成严重伤害的另类疗法不多，顶多只是浪费钱，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抗拒有效的方法，反而接受旁门左道。我们可以从五花八门的另类疗法中看出，人们面对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时，仍抱着一线希望。
我在发表关于忧郁症的文章后，收到来自九个不同国家和几乎全美各地的数百封信，读者热情地介绍各种另类疗法。一位密西根州的女士写道，多年以来尝试了无数种药物之后，她最后发现，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做些毛线活”。我回信问她做了什么毛线活，她寄给我一张漂亮的照片，上面有她以七彩毛线编织的八十多只一模一样的小熊，以及一本自己出版的书，介绍简单的编织技巧。一位蒙大拿州的女士抱怨：“其实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全都是慢性中毒所致。仔细看看周遭，你家里是不是喷了杀虫水？草坪是不是撒了除草剂？地板底下是不是碎木板？像威廉·斯泰伦（美国作家，著有《苏菲的抉择》——译者注）和你这类作家都应该赶快检查一下四周环境，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我实在没耐心再读你们的忧郁故事。”我不打算为威廉·斯泰伦辩护，他的地板说不定真的沾过橙剂（一种毒性极强的除草剂），但我的房子十年来惨遭水管改造和配线修护工程的折磨，里里外外都被看遍了，我敢说，我的地板下除了木骨架之外别无他物。还有一位读者认为我是被补牙剂里的汞所毒害（但我根本没有补过牙）。某位阿布奎基市的匿名者说我的血糖太低。有人说若我有意学踢踏舞的话，可以义务帮我找老师。一位慕尼黑的男士想为我更换核糖核酸，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我最喜欢一位图桑的女士的意见，她只简单写着：“何不搬离曼哈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塞斯·罗勃斯有一个理论，有些忧郁症和孤独地起床有紧密的关联，早上起床先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谈话节目，可能会有些帮助。他给病人一卷录影带，内容类似单机拍摄的脱口秀，荧幕上显示出一个真实大小的人脸。病人每天起床先花一个钟头看录影带，后来有许多病人居然觉得自己好多了。其中一位病人跟我这么说：“我从来不知道电视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是用这种造作的方式，也能减轻孤独感，达到振作精神的效果。
我一直觉得认识一位先生实在是“三生有幸”，我喜欢叫他“半吊子神秘主义者”。他写信告诉我他教授的能量疗法，经过长期的通信，我邀请他到家中示范。他非常乐意，完全出于一片好心，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后，我们开始进行。他要我把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扣在一起，成为一个“O”形，右手也照做，然后他要我把两手的“O”串在一块。接下来，他叫我吟诵几段话，宣称说，只要我讲实话，我的手指会扣得很紧，他拉不开；但若说谎，我的手指就会没力气。各位看官或许可以想象我当时的不自在，我坐在自己的客厅里，说着：“我恨我自己。”还让一位身着淡蓝色西装的先生热心地扯着我的双手。要叙述这次演示的所有过程得花好几页，不过中间最精彩的地方是，当他开始对我咏唱，唱了一半却忘了词：“等一会儿，”他说，然后在公事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你想要快乐，你就会快乐。”连这两个句子都记不起来的人，肯定是个大笨蛋，我花了好些力气才把这位“半吊子神秘主义者”请走。后来有几位对能量疗法反应比较好的病人告诉我，使用这套方法，可以达到自我满足的效果。无论如何，我仍然保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得承认，有些江湖术士的表演天分实在是太高了。
忧郁症是一种有关精神与情绪的疾病，如果能使精神和情绪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可以痊愈。老实说，我认为信念是忧郁症最好的解药，信念本身比自己信任的疗法更重要。如果真的相信每天晚上花一个小时倒立可以减轻忧郁的话，那么这种不舒服的动作或许就可以给你极大的帮助。运动和饮食对改善情绪疾病，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相信在适当的活动与营养条件下，病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的病人都要从运动做起，”派恩惠尼精神科医院的理查·福莱德曼说：“每个人都会因运动而振作起来。”我讨厌运动，但只要一起床，我就会做点体操，只要还有力气，我有时也会上健身房。为了摆脱忧郁，做什么都好，健身脚踏车和跑步机都不错。感觉上，运动好像洗掉了我血液中的忧郁成分，让我更清爽。“原因很简单，”冷泉港实验室的总裁，也是最早发现DNA的人之一，詹姆斯·沃森说：“运动使人产生脑啡肽。脑啡肽是人体内的吗啡，如果你在正常状况，它会让人觉得愉快，如果你心情很糟，它会让你好一些。你要增加脑啡肽分泌，让它在体内流通——不论如何，脑啡肽也是神经传导物质的源头，因此运动就是要提高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量。”此外，忧郁会使身体沉重、钝化，而沉重和钝化又会加重忧郁。如果持续保持身体的活动机能，心情就会逐渐好转。当我陷入忧郁时，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做一场激烈运动，毫无兴趣，但一旦做完后，心情就会好一千倍。运动也会消除烦忧：神经的能量都用在仰卧起坐上头，可抑制住没来由的恐惧。
运动和饮食的作用(2)
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就会有什么心情。忧郁不会因为吃了某些食物而减轻，但绝对会因为不吃某些食物而造成忧郁，你可以注意自己的饮食，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你不会再度陷入忧郁。糖和碳水化合物似乎可以促进脑中对色氨酸的吸收，而色氨酸又可以提高血清素的含量。全谷类和贝类食物中含的维生素B6，是合成血清素的重要成分；缺乏维生素B6可能会造成忧郁。忧郁与胆固醇过低也有关。虽然未经实验证明，但是吃一顿龙虾和巧克力可能会显著改善你的心理状态。“二十一世纪强调的健康饮食，”沃森说：“却可能是对心理健康不利的饮食。”多巴胺的合成也依赖维生素B族——尤其是叶酸（含于牛肝和西兰花菜中）——以及镁（含于鳕鱼和小麦胚芽中）。忧郁的人常缺乏锌（含于牡蛎、莴笋、芦笋、火鸡肉和白萝卜）、维生素B3（含于鸡蛋、酵母和禽肉）和铬，这三种营养素已被用来治疗忧郁症。锌的缺乏与产后忧郁有极大的关联，因为孕妇体内储存的锌在怀孕后期全都被胎儿吸收，增加锌的吸收可改善情绪。一种与生活环境有关的理论提到，地中海沿岸的居民较少得忧郁症，因为他们食用了许多鱼油——含丰富维生素B族——提高了他们体内omega-3脂防酸的含量。在所有营养素中，omega-3脂肪酸与好心情有关的实验证据最确凿。
某些食物有可能防止忧郁的发生，也有某些食物可能会造成忧郁。“许多欧洲人对小麦过敏，许多美国人对玉米过敏，”《食物良医》的作者维琪·艾吉森解释说，食物过敏会引发忧郁，有些寻常的物质变成大脑的毒素，使人陷入各种精神苦恼。”许多人身上出现的忧郁症症状，是肾上腺素耗竭症候群之一，这是摄取过多糖和碳水化合物的结果。“如果你的血糖值一直不稳定，整天忽高忽低，只靠着甜点和垃圾食物来应急，会造成睡眠问题。你不但没法好好度过时光，也失去对他人的耐性和包容力。出现这种症候群的人，随时都感到疲倦，他们失去了性欲，全身都不舒服。他们身体所承受的压力是具有破坏力的。”有些人因而得了肠道疾患，造成发育不良。“得了忧郁症的人傻得以为咖啡可以增强体力，”艾吉森说：“但事实上，咖啡会削弱体力，并且引发焦虑不安的反应。”当然，酒精也一样，也会对身体造成相当的损害。“有时候，”艾吉森说：“忧郁是身体在说话，警示你不要再滥用某些东西了，忧郁是身体走下坡的证据。”
诺曼·罗森泰从南非移居到美国时，开始反复地陷入冬季忧郁，因而发现了“季节性忧郁症”。许多人情绪随着季节转变，患上周期性冬季忧郁，季节的变换——有位病人称其为“夏与冬之间的交叉”——对所有人都不是好受的时候。季节性忧郁症和讨厌冷天气的心情不同。罗森泰认为，人类天生就会对季节变换有反应，而人工光源和现代生活的压力并不允许这种反应出现。当日照时间减少，许多人开始退缩，而外界要求他们不顾自己生理机能的暂时停摆，照常活动，就形成忧郁的公式。如果你要一只准备冬眠的熊，整个冬天都在马戏团里表演用后脚站立和跳舞，它会有什么感觉？实验证明，季节性忧郁症受光照影响，光会使褪黑激素分泌量减低，因而影响神经传导系统。光刺激下视丘，这部位是管制睡眠、进食、体温、性欲等与精神有关的生理系统之所在。光照在视网膜，影响了血清素的合成。晴天日照提供的光量，大约是室内平均光量的三百倍。治疗季节性忧郁症的方法，一般是采用光照疗法，以强得可怕的光照在身上。我发现光照疗法会让我有些头晕，觉得眼睛在受罪，但有人喜爱光照疗法，有些人还会带上光照面罩或头罩式光照箱。比一般户外光线还明亮的光照疗法，已证实可以提高脑部血清素含量。“一到秋天，你就会看到季节性忧郁症的病人走进我们这里，”罗森泰说：“他们就像一片片飘落的叶子一样。然后我们开始用强光治疗他们，使他们像郁金香一样重新盛开。”
眼动心身重建疗法、按摩疗法和拓展训练
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起源于1987年，用来治疗创伤后压力的疾患。此法乍听并不高深，治疗师用右手以不同的速度从右视野边缘移动到左视野边缘，以此刺激眼睛，进而刺激到其他部分。这种方法也可以变作另一种形式，是戴上一副耳机，声音在两耳间移动，还有第三种变化，两手各握着一个震动器，二者交互震动着。医疗进行时，你会忆起造成心理创伤的过程，重新体验一次当时的经历，治疗到最后，你就能放下创伤的回忆。许多治疗法——例如，心理分析——都有漂亮的理论和不甚理想的疗效，但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理论很浅显，效果却不错。这种疗法的医师推测，它的作用是用快速的变化刺激左右脑，以此让存于脑部一边的记忆移动到另一边。不知为何，有时候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振荡刺激的确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位受过训练的心理分析师，大卫·格兰，如今改采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治疗病人，他说：“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可以在六到十二个月内，让病人达到以往疗法五年也收不到的效果。这不是抽象的比较，而是以我的实际经验，和不同疗法的结果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它的作用是避开了自我问题，而是深刻、快速、直接地产生作用。不像感知法或心理分析法一样是一种手段，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是一种工具。你不能只做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治疗师，你得先成为优秀的治疗师，然后才能知道如何把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融入治疗中。这种方法是奇特的旁门左道，但我用了八年，对它有了了解，没办法再脱离它。不用它就是退步，回归原始。我走出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治疗室时，总是有点晕眩（一种舒服的晕眩），所学到的东西永不会忘记，而且丰富了我的精神与心灵。这是很有用的方法，我推荐采用。”
按摩是诸多方法中有用的一种，可以恢复被忧郁症切断的身心联系。我不认为我在谢多那的经验对某些陷入重度忧郁的人有什么用处，但作为一种治疗前的准备，倒是相当不错。理论家罗杰·卡拉汉认为，我们应该先改变肉体系统，再改变化学系统，接下来才是神经生理系统，之后是感知系统。然而，一般的做法却是相反的，先治疗感知系统，接着是神经系统；他则是从肌肉的神秘反应开始做起。他有许多追随者。虽然他的方法对我来说有些不解，但先从肉体下手的想法看来有它的道理。忧郁是一种身体的苦痛，肉体的训练可以使其好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许多英国士兵在船舰上受到攻击后落入海中，在大西洋上飘流了很长时间。存活下来的士兵，数量最多的不是较年轻的人，而是较有经验的人，他们通常有着坚强的意志，可以超越身体的极限。教育学者科特·汉恩发现，这种坚毅是需要学习的，他所成立的拓展训练，现在已是遍布全世界的大型团体联盟。拓展训练试图通过系统地面对大自然挑战，来达到汉恩的目标：“我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确保保留下来这些特质：积极的好奇心、坚忍不拔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目标努力、随时合理地自制克己，以及最重要的——同情心。”
2000年夏天，我到飓风岛拓展训练学校开始一趟探险之旅。若是倒在忧郁的椅子上，我根本不可能站起来参加拓展训练；但在我陷入忧郁之前参加，也许可以增强内心抵抗忧郁的力量。训练课程很严格，过程相当艰苦，但也很愉快，而且它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大自然结为一体。那带来一种安全感：想象自己处于永恒之地，是巨大的安慰。我们到海上划独木舟，每天都安排很多有难度的训练活动。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大约早上四点起床，跑一公里，再走到离海上约二十八尺的平台上，跃入寒冷的缅因州海水里。接着拔营，把补给物资打包放到独木舟上，然后抬起独木舟—— 一艘两人舟，约二十二尺长——放入海中。我们可能要破浪划个五海里（每小时只能划一海里多），直到抵达一个可以停下来吃早餐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伸伸腰、烹煮食物、用餐。然后爬上船再划五海里，抵达晚上歇息的地方。用完午餐之后，练习求生技巧，把舟弄翻，在水底松开固定自己身体的带子，然后想办法浮出水面，在海上把独木舟扶正，再重新上船。最后一个个被分别带到不同的过夜地点，每人分到一个睡袋、一瓶水、一张塑胶防水布和一条绳子。我运气不错，一路上都是阳光普照，即使下起雨雪，排定的节目依然不会改变。我们的老师非常厉害，是身体强健、富有智慧的大地之子。经过与自然原野的搏斗，以及老师的教导，我们学到了一点点他们那样的毅力。
有好几次，我真希望自己没参加这次训练，觉得远离舒适的生活来这里找罪受，大概是发疯的前兆，但我也觉得自己探触到某种深刻的东西。这个训练有几分征服荒野世界的味道，虽然它是依靠玻璃纤维制成的独木舟才办到的。划桨和波浪拍打独木舟的节奏，可以调整血液流进心脏的步伐，还有明亮的阳光仿佛褪去了我内心的悲伤。拓展训练让我想起许多精神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自我流露的过程，把一个人的感官极限激发出来。由此看来，这正符合其创立者的目的。“若不探索自我，”汉恩延伸了尼采的看法，这样写道：“一个人依然可以保持自信，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无知上，一旦面对沉重的压力就消失了。自我探索是克服一场大挑战之后的产物，让心灵指挥身体去做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让意志和勇气为了某种理由而到达令人难以置信的极限—— 一个原则、一个繁重的任务、他人的性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再度陷入忧郁前，锻炼自己的复原力，在它来袭之后，你就能从绝望中走出来——就好像我们每天运动保持身材一样。我不建议用拓展训练取代治疗，但可当作辅助治疗，非常有效，而且拓展训练效果很完美，令人满意。忧郁斩断了你生活的根，让你无精打采，也会让你处于轻飘飘的状态，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把你拉回地上。拓展训练是自我回归自然之根的方法，最后训练完成时，我心中充满感动，感到骄傲和踏实。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1)
在我认识的靠顺势疗法而得到改善的人之中，克劳蒂亚·薇佛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克劳蒂亚·薇佛的为人一向坦诚直率。有些性格圆滑的人会随情势改变自己，跟不同人说话，会随时改变自己的风格，但克劳蒂亚·薇佛的个性似乎有几分迟钝和古怪，和她在一起时，你很清楚她的态度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礼貌，而是她根本不想隐藏本性，她在人前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几近挑衅似地表现出个性：你不接受她、不喜欢她，她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她很难相处，她也无所谓。一旦你开始了解她，就会发现她与众不同的魅力。她的从容可说是一种忠实和正直。她是很有道德感的人。“我的确有不少怪癖，而且引以为傲，”她说：“因为若没有这些怪癖，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很古怪，也很固执。”
第一次遇到克劳蒂亚·薇佛时，她将近三十岁，正接受顺势疗法作为全身治疗的一部分，以控制她的过敏、消化问题和疹子，以及其他毛病，同时也在服用药物和控制饮食。她随身携带三十六只药瓶，装着各种不同效果的药片（她家里则有五十个药瓶）、药膏和夜柔吠陀茶（古印度疗法饮用的茶）。她按照一张复杂得可怕的表单来服用这些东西，某些场合要服整颗药、磨碎一种药混在另一种药中、在某个部位涂抹某种药膏。在六个月前，她曾一度把这些药丢到一边，包括所有从十六岁就开始断断续续依赖的药，想试试其他的方式。停药后，有时候会感到心情振奋，然后又开始低落。试了一阵子贯叶连翘，效果不好。顺势疗法平息了她的灾难，而且看来十分有效。
那位从未谋面的顺势疗法医师住在圣塔菲，她有位朋友在那儿接受治疗，成果不错。克劳蒂亚·薇佛每天打一或两次电话给他，讨论她的感觉，他则问她各种问题——例如：“你长舌苔吗？”或“你的耳朵有没有湿湿的？”——作为开药的根据，通常一天六颗药片。他认为，身体像个交响乐团，药像调音叉。克劳蒂亚十分着迷于习惯性的活动，我想她被复杂的养生法说服了。她喜欢那堆药瓶子、诊疗咨询和企业式的程序。她喜欢谈元素疗法——硫磺、黄金、砒霜——以及更古怪的药剂和化合物——颠茄、毒核果、墨鱼汁。专注于治疗法分散了她对疾病的注意力。她的医师虽然无法改变精神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但总是有办法处理严重的状况。
一直以来，克劳蒂亚时时关注自己的忧郁症状，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当我忧郁时，我几乎想不起任何光明的事情。我脑中不断萦绕着别人对我做的坏事，这种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会一连串回忆起经历过的误会、羞辱或困窘，那些事逐渐扩大，变得比真实状况还糟。只要想起一件事，就会跟着想起十件事，然后又想起二十件事。我还为黑暗的事情着迷，像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所设的集中营，大批犹太人死于此处），或是坠机事件，而且我会一直想象自己是在那样的状况死掉。我的医师通常都会指示我吃哪些药，缓和我死于灾难的妄想。
“我碰到过一大堆这样的事情。这种体验跟着我，到下个月就满二十九年了。我的记忆随着情绪而改变。某天我会告诉自己忧郁有多恐怖，我的人生被搞得有多惨，然后，如果隔天情绪好像比较稳定了，我会觉得每件事看起来还不错。我会试着回想快乐的时光，会找点事做，不让自己开始不愉快的回忆，否则会让我很快陷入忧郁中。忧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丢脸。我不会想到，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挫折是很正常的经历。我做过很丢人的梦，即使在睡梦中，都没法摆脱恐怖、沉重、苦闷的情绪和无望的人生。希望，是我第一个遗失的东西。”
双亲的僵硬态度令克劳蒂亚·薇佛十分痛苦：“他们要我像他们一样快乐。”早在童年的时候，“我躲在自己的世界深处，觉得自己是异类，与别人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一无是处，迷失在自己的思虑里，几乎看不到他人的存在。若是走到后院，我只会在那边四处晃荡，而不是看看花草。” 她的家人对这整件事“紧绷嘴唇”不动声色。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开始畏惧身体接触。“我讨厌抚摸、拥抱或亲吻，连家人也不行。在学校里，整天都无精打采。记得老师曾对我说：‘克劳蒂亚，抬起头来。’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我还记得上体育课时，会在电暖炉边睡着。我痛恨上学，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朋友。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可能会伤到我，深深地伤到我。记得六、七年级的时候，走在学校大厅里，我谁都不理，什么事都不关心。童年的记忆让我十分痛苦，但是，我竟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忧郁？我一向如此，只是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它叫‘忧郁’。我的父母很慈爱，但他们——或是说，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中的大多数——从没想过，自己的小孩会如此情绪失常。” 克劳蒂亚唯一快乐的事是骑马，她非常有天分，父母为她买了一匹小马。“骑马给了我自信和喜悦，给我任何事物都没有的一线光明。我很会骑马，大家也注意到了，我爱那匹小马。我们很投缘，像伙伴一样，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它好像知道我需要它，这带我走出了愁云惨雾。”
十年级时，她离家读寄宿学校，因为和那里的骑马教练处不来，她放弃继续在这项运动上的发展。她要父母卖掉那匹小马，不再有骑它的兴趣。寄宿学校的头一学期，回想起来，她面临了“心灵的疑问”：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对室友提出这些疑问，室友立刻向校方报告，断章取义地转述她的话。校方断定克劳蒂亚有自毁倾向，即刻将她送回家中。“那实在丢脸透了，我觉得十分羞耻。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事情中，我痛苦地抗拒这一切。不管别人是否很快忘了这些事，我就是无法忘记。”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2)
后来的一年，她在深深受创的情形下，开始用刀割伤自己——因为她苦于所谓“无聊透顶的另类厌食症”。她的玩法是切开小伤口，但不至于流血，然后把伤口掰开，让血流出来。由于伤口很小，所以不引人注意。她认识学校中四、五个玩割皮游戏的女生，“人数多到形成一个小团体。”割伤自己的行为持续发生，她到大学仍在割伤自己，快三十岁时，她还在割左手和腹部。“这并非是‘用激烈手段引人注意’的行为，”她说：“你感觉到情绪的痛苦，希望甩开它。突然间，你看到一把刀，心想，哇！刀子看起来好锋利，我想试试，如果放在手上稍用点力会怎么样……你开始受刀子吸引。”室友看到她割伤自己，好几次向校方报告。“然后他们说我一定是想自杀，这种行为会让我变成疯子。我吓得牙齿打颤，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她又被送回家，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她很正常，没有问题，校方和她室友才是疯了。“他发现我并没有想自杀，只是想探测自己的极限，以及未来该走向何方。”几天后，她回到学校，但此刻，她没有安全感，并开始产生严重的忧郁症状。“我愈来愈疲惫，睡得愈来愈多，活动愈来愈少，愈来愈喜欢独处——我极度不快乐，也不知向谁倾诉。”
不久，她开始一天睡十四小时。“我半夜起床，走进洗手间，开始读书，大家都觉得我极为古怪。他们会来敲门，想知道我在里面干嘛。我说：‘我只是读书。’他们问：‘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书？’我说：‘我喜欢，不行吗？’” 当年年底，她几乎完全不吃一般的食物。“我一天吃个七至九条巧克力，因为那样就够了，这样就不用去学生餐厅。若是到餐厅，大家会说：‘你好吗？’我根本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我继续念书，度过那一年，因为只要我一直现身，就不会被人注意。若是老躺在床上，校方会找父母来，我就得解释，我应付不了众人诡异的目光和自己脆弱的感觉。我甚至不想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想回家，我觉得自己陷在那里，如置身迷雾中，看不见五英尺外的东西——就算我妈就站在六英尺外也看不到。忧郁让我觉得很丢脸，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坏话。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即使是在厕所里独处都会让我觉得很困窘。我的意思是，在公共场合当然会让我很痛苦，但即使是一个人，我也没办法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当一个人，连当个怪人也不配。我觉得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很丢脸。那令人痛苦万分。”
到了十年级的夏天，情形更糟糕。她长了湿疹，和紧张有关，因而更加烦恼。“和人在一起是最累的事情，即使只是讲讲话。我离群索居，几乎一直躺在床上。我想把身体藏起来。”她终于开始接受治疗，服用妥富脑（Tofranil），周遭的人都发现她有进步，“到了夏末，有一天，我终于能跟母亲到纽约城逛街然后回家。那是我当年夏天觉得最刺激、最有活力的事。”她也和治疗师混熟了，两人成为密友。她在秋天转学，新学校给她一间单人房，很适合她。她喜欢那里的人，服用改善精神状况的药。她认为那年夏天，父母终于把她的情绪状态当成真正的问题，对她很有帮助。她开始用功读书，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高年级时，她当上学监，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普林斯顿大学，她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虽然喜欢独处，但她发现自己没办法独处，为了不让自己孤单，有六个朋友轮流陪她睡。他们通常睡在她床上——她还不想有性关系，而她的朋友也尊重她的防线。他们只是保持友谊关系。“和别人一起睡，享受亲密的依偎，变成我重要的抗郁剂。我喜欢依偎在一起，不想要有性行为。我宁愿放弃吃东西，放弃看电影，放弃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放弃一切，除了睡觉和到厕所寻求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老实说，我怀疑那是不是化学药剂在我脑中的作用。”她花了一点时间才进一步走到发生肉体关系。“我向来十分在意自己的裸体，从来就没想过穿泳装出现，也没有因此受到精神创伤。跟其他人相比，我较晚才有性经验。别人努力说服我，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我倒不这么想。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样不对。就像七喜汽水的广告词——没试过，怎么会知道。但是，最后我还是改变想法了。”
“我一直不想再依赖药物，当心中抱持这种想法时，你不知道情形到底有多糟。到最后，朋友终于说服我继续接受药物治疗。那年夏天，她去滑水，还有只海豚浮上来，游在旁边。那是我觉得最接近天堂的感觉，当时心想，我在这里交到朋友了。”她十分兴奋，于是再度中断服用药物。六个月后，她又开始服药。三年级快结束时，她开始使用百忧解，效果不错，但是百忧解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百忧解跟着她八年，“我用一阵子药，又停一阵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了，可以不必再用药，一定没错。然后停止服药，觉得很好，但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完了。像是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然后发生一些小事——你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比说，牙膏盖掉到下水孔里，但是这些还不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让人惊慌失措的是祖母过世。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思考，将来要怎么走，我的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很难判断低潮与高潮的界限和转折在哪个时候。”一次突然的发作让她错过朋友的婚礼——“我没办法走出公寓，坐上巴士到朋友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席。”她又开始服用百忧解。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3)
后来，她终于放弃药物治疗，如此才又唤起她的性欲，同时开始转向顺势疗法，我在那时候认识她。顺势疗法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有用，她觉得这类疗法让她保持稳定，但是当外在环境引发忧郁时，顺势疗法也没办法挽回。虽然日子很难过，她还是靠着顺势疗法度过了冬天。曾经有一个月，她担心忧郁又将来临，后来发现只是经前症侯群。“经血开始流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心想：‘哦，太好了，这样就对了！’虽然停止用药，并未造成严重的恶化，但是她没办法应付更难过的事情。整个疗程对她轻微失调的治疗效果很不稳定，尤其是紧张造成的失调。
大约在这时候，她放弃了谈话治疗，开始进行茱莉亚·卡麦隆所说的“晨间记录”，花二十分钟写下早晨心中的意识。她说这种方法让她理清自己的人生，如此连续三年，至今无一日间断。她还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表，详列低潮或无聊感来临时该做的事——开头是：读三五篇小朋友写的诗、做一些拼贴作品、看看照片、吃一点巧克力。
开始做晨间记录后的几个月，她认识一位男士，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想到有人在隔壁房间做事，我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快乐多了。友谊对我非常重要，友谊是稳定情绪的功臣。我需要安慰，我需要小小的问候和关注。即使是有缺陷的友谊也比孤单一人好。”她的未婚夫接受了她的忧郁症，“他知道必须有准备，好比说，等跟你谈完忧郁回家后，他就得帮我，”她告诉我：“他知道要有随时提防我复发的准备。有了他，我觉得自己好多了，更有能力做点事情。”事实上，她的情况好到可以中止采用多年的顺势疗法。她整整一年都处在快乐、幸福的状态，计划举办隆重的婚礼。
那是场美好的夏日婚礼，周密得有如顺势疗法的疗程。克劳蒂亚打扮得很漂亮，在这个场合中，感受到众亲友的衷心祝福。大家都为克劳蒂亚而高兴：她找到了爱，度过了人生的灾难，她长大了。克劳蒂亚的家人如今已迁至巴黎，但他们仍为她保留从小长大的房子，位于康乃狄克州热闹小镇一栋十七世纪的房子。我们在早上聚集到婚礼会场，新郎与新娘在典礼中祈求众神的保佑。接下来的午宴在一位住对面的亲友家中举办，下午四点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举行婚礼，然后是鸡尾酒会，克劳蒂亚和她的丈夫打开一个盒子，飞出一群蝴蝶，美妙地围绕在我们身边。高雅的晚宴有一百四十位客人参加，我坐在神父旁边，他说他主持过的婚礼，从来没有一场是如此地无可挑剔，这场由克劳蒂亚和她丈夫共同参与的仪式，完全以他所说的“歌剧式的和谐”来演出，每个细节都十分完美。席上的座位牌、菜单和程序表都是用木刻版印制的，上面的图案是特别为这次仪式所绘制的。新郎亲手做了一个很大的四层蛋糕。
改变会令人紧张，即使是好的变化也一样，而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变化之一。结婚前开始出现的问题，结婚后会更加严重。克劳蒂亚觉得问题是她丈夫带来的，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承认她的状况也可能是原因。“其实他比我还担心我的未来。结婚那天，大家都觉得我很快乐，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很快乐。但是那一整天，我告诉自己，都走到这一步了，我应该充满爱，应该拥有完满的爱，而我的感觉却像是走进屠宰场的羔羊。新婚之夜，我只感到精疲力竭。我们的蜜月，坦白说，真是多灾多难。整个旅行过程，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不想要他看着我。我们试着做爱，但我觉得很痛，就是做不起来。我看得出他很爱我，但我心想：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将来会变心，想到我毁了他，又伤了他的心，就觉得很悲伤。”
九月底，她又开始进行顺势疗程，情况稳定下来，但严重忧郁却很难治愈。“我在工作时，”她回忆说：“突然间，觉得自己又崩溃了，开始大哭。做事时觉得自己很不专业。我会原谅自己，说我头痛，必须回家休息一天。我恨所有的事情，恨我的人生。我想要离婚，甚至希望自己根本没有结婚。我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没有未来。我已经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我想，老天，我们人生剩下来的日子还有什么好聊的？每天都要一起吃晚餐，饭桌上该谈什么？我已经没话好讲了。而他当然觉得那是他的错，十分自责，他没心情刮胡子，或是上班、做事。他想尽办法，但也无计可施。他为我做什么都不对，无论做什么都没用。但我当时还看不出来，我会叫他走开，想独自一个人，但那时我心里希望他坚持陪在身边。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我问自己，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快乐，我不知道。好吧，那我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我快被搞疯了，毫无头绪，没什么可追求的目标。我把这些全推到他头上，我知道这让他很害怕——虽然我那时候很清楚，但觉得无力阻止自己。”十月时，她和朋友一同吃中饭，朋友说她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她突然哭起来。
这是她自高中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后来，朋友说服她再回头服用西药。她的心理医生说她采用顺势疗法这么久，简直是疯了。他开舒忧给她服用。“立刻就有了改变。我当时还可以回想到忧郁那段时光的感觉，而且心想，就是忧郁让我失去性欲，所以和丈夫做爱时很痛苦——不只是影响性欲，它还让我身体失调，所以我甚至连下体都不会湿润。排卵期时，我有百分之二的机率产生性欲，而且那是一个月内性欲最强的时候。但情形已经好很多了，我的丈夫很温柔，他说：‘我不是为了性而娶你，不要紧。’我想，只要我不再是刚结婚时的那个疯婆子，他就已经很庆幸了。我们的生活又稳定下来，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优点——精神的安全感又回来了，温暖又回来了。我是个空虚的人，而他填满了我的空虚，而且他也喜欢依偎的感觉。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好人，我又开始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幸福。他爱我，现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如今我们的关系，至少有八成以上的时间是美满的。”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4)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糟糕。当我减少十毫克药量时，忧郁又会乘虚而入，而且非常烦人、混乱，难以忍受，不过我可以赶走这些情绪。我发现我依然需要药物来保持情绪不致滑落。我觉得不踏实，如果我感觉还算安全，就会停止服药，但我没有安全感。我发现要区分忧郁的我和不忧郁的我愈来愈难，我想我心中忧郁的倾向甚至比真正的忧郁情绪还强，忧郁不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和最极端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愿一辈子都躺在床上受苦。身染忧郁症而最后却能成功的人，都有三个条件：首先，他们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们接受这是一生都摆脱不掉的事实；然后，他们会想尽办法超越自己的体验，从中成长，跨出自己的世界，走入现实人群中。一旦过了了解和成长这两个阶段，就会领悟到，你可以和世界互动，继续过日子和工作。你不再是个残障者，而且可以感受到战胜的感觉！可以把小事丢一边的忧郁者，会比放不开的忧郁者好过多了。刚开始了解自己这辈子都得面对情绪起落时，我非常非常痛苦。但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全无希望。这已经成为我的人生重心，该如何从中得到成长？或许它现在会伤害我，但我该如何从中学到东西？”克劳蒂亚·薇佛抬起头斜向一边。“我知道，我运气不错。”
就是这种追求的精神，可以和各种实验的疗法一样，让她战胜挫折，过上完整的人生，虽然眼前还有这么多难关。
病友团体疗法(1)
在我研究的各种群体治疗里，我觉得其中最不可思议，最能够让人成长、打开封闭心胸的，就是以伯特·海宁格的方法为基础的治疗法。海宁格的一位弟子雷格哈德·李耳于1998年来到美国，引进一种强力的疗法，我本来抱持着天生的疑心参加这项治疗，后来渐渐为其着迷，改持尊敬的态度。李耳的疗法对我颇有效果，我也发现它在团体内的其他人中也产生强大的作用。和眼动心身重建疗法一样，海宁格法对身心受到重创的人特别有效，但对李耳来说，所谓创伤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好比说，“我妈妈讨厌我”）而非特定时间内发生的某一事件。
团体由二十多个人组成，大家聚在一起，借由一些基本的仪式来建立互信。然后李耳要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经验编出一个故事。我们分享大家简单的故事，接着每个人都要从团体中挑出几位同伴来扮演故事中其他的角色。雷格哈德·李耳就以这几个人来编出一种复杂的舞蹈，把他们当成人体标牌，一个个排列站好，依着故事主题移动，更清楚地把故事重说一遍。他称这种形式为“家族星座”。我选择以母亲的过世为我忧郁来源，有人扮演我母亲，有人扮演我父亲，有人扮演我弟弟。李耳说他希望再找人来扮演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四位亲人我以前只见过其中一位。他调整我们位置时，要我面对着这几个角色说话。他说：“你会对你母亲的爸爸说什么？他在你母亲还小时就过世了吧。”在所有我接受的忧郁治疗中，这大概是最依赖权威领导者来决定的疗法。李耳可以激发出每个人巨大的力量，当时我在那二十分钟里，跳了他的舞步，说了许多话，我真的觉得在跟母亲对话，告诉她我心中所想的事和感觉。后来魔咒解除了，我回到新泽西州一座会议中心的研讨室里——但我觉得那天有种平静的感觉，好像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也许这只是我对心中的力量——不在世间的祖父母和已过世的母亲——讲出我从未说过的话所造成的结果，但我深深为其过程感动，觉得有神圣的力量在其中。它不能治好忧郁症，但可带给你某种程度的平静。
忧郁发作时，你很难说出口，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一样，所以忧郁症病友支持团体治疗法直觉上似乎不可行。不过，随着忧郁症造成的事件渐渐为众人承认，和治疗补助金的降低，这类团体也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以往我从未参加过病友支持团体——因为我自大、冷漠、无知和想保护隐私——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是参加了。美国和全世界有数百个组织成立了病友支持团体——大多数是医院设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忧郁症与相关情绪障碍协会”，开设了六十二个不同的病友支持团体，建立一对一的伙伴系统，并出版一份相当不错的内刊，叫做《一帆风顺》。位于纽约的“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是全美最大的支持组织，每周开设十四个病友支持团体聚会，每个团体约有一百五十多位参加者，一年服务七千多位加入者。他们出版一份季刊，寄发给六千多位读者。情绪障碍者病友支持团体的集会在许多地方举行，我最常去的是每周五晚上七点半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那场，忧郁症者在这个时间大多数没有别的约会。要参加这个团体，得先付四块美金，然后领到一张没写上姓氏的名牌，参加集会时挂在身上，每次有十多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首先，每个人要自我介绍，并说明自己来这里希望能得到什么。接着是综合讨论。大家说出自己的故事，并对别人提出意见，有时候像在玩“比谁最惨”的游戏。一场集会下来要两小时，中间过程总是让人悲痛万分，参与者多是拒绝治疗和被遗弃的人，个个都有满腹辛酸的人生故事。许多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被病症摧毁，失去家人和朋友，这些团体试图弥补医疗系统的缺失——现行医疗制度对个体的照料越来越匮乏。
集会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我走进一个有着醒目荧光灯的房间，看到十个人等着讲自己的故事。忧郁症者不大会打扮，而且嫌洗澡太累人，这群人的外表大多和他们的内心一样褴褛。我参加了七次周五的聚会，最后一次去的那回，是由约翰先发言，因为他喜欢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十年来他几乎每周都来参加，是位“老鸟”。约翰几乎从来不缺勤。他不想用药物治疗，但尝试使用草药和维他命，他觉得自己会好起来。黛娜今晚忧郁得不想说话，她把下巴靠在膝盖上，保证下次会再试着说说看。安妮有一阵子没来病友支持团体，她曾有过一段悲惨的日子：服用速悦（一种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重吸收抑制剂——译者注）来对付忧郁，改善了不少，然后她提高剂量，造成偏执，“发疯了”。她觉得黑手党要找她麻烦，于是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最后进了医院，服用“所有药物，每种都试”，因为都没有效果，只得接受电气痉挛疗法。她回想不出多少当时的情形，电气痉挛疗法会抹掉许多记忆。她以前是个很有能力的白领，如今靠帮人喂猫过日子。她今天丢了两个客户，而且是很不客气地被辞退，她觉得很屈辱，因此决定参加今天的聚会，双眼充满泪水。“你们都是好人，愿意倾听别人的话，”她说：“在其他地方，没人理你。”我们试着安慰她。“我以前有很多朋友，现在都离我而去。但我在努力克服。在不同的猫咪之间走动是有好处的，这使我保持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