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死得早，结果中学没念完便得找工作，这几年间打遇不少短工，可是自从五月那场“风暴”爆发后，工作便更难找。所有工会都呼吁罢工，抗争，即使我想在工厂找份普通的工作，也遇上重重困难。这阵子，我只能在房东的士多ⓧ替他顾顾店，或者当当跑腿赚点零用。
房东姓何名禧，大约五十多六十岁，跟老婆在湾仔春园街经营一间叫“何礼记”的小士多，何太太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每天看到招牌上那三个斗大的字，我也很可能忘掉何先生的全名，毕竟我只称呼他们做何先生和何太太，或是“包租公”和“包租婆”’ⓧ。士多在一栋四层高房子的一楼，二楼是何先生的住所，因为他们的子女已迁出多年：两夫妇便把偌大的寓所弄成几间板间房：出租给我们这种单身的年轻人。虽然房间“冬寒夏暑”，蚊虫又多，厕所和厨房共用，早上大伙儿都争先恐后，不过看在便宜的租金分上，我毫无怨言，甚至自问比他人幸运百倍。房东何先生和何太太人很好，从不催缴欠租，逢时按节更会请我们吃饭，即使外表看不出来，我猜想何先生其实有点稹蓄，不愁衣食，他每天开店闭店只是习惯，并不在意店子赚蚀。
何先生常常说，年轻人要有大志，别打算一辈子当工人，或者在小店打零工，我很清楚这事实，大哥也有叮嘱我，有空要多进修、多翻字典学好英文，将来便能出入头地。有时美国水兵来土多买汽水啤酒，我也会试着跟他们用英语交谈，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明白我在说什么。
ⓧ板间房：香港的高楼空间大，五十年代起不少户主利用木板将空间分隔出一个个小房间出租，这些房间称为板简房。
ⓧ难兄难弟：一九六○年香港喜剧电影，霹演为秦剑，其后多次重拍及改编成电视剧。
ⓧ吴聚财、周日清：“吴聚财”粤语谐音音“唔众财”即是“无法累计财富”，“周日清”戏谑“每天都清袋（花光口袋里的钱）”。
ⓧ士多：主要贩卖零食、饮料、杂货的小商店，译音自英文“Store”。
ⓧ包租公、包租婆：粤语中对男房东和女房东的别称。
其实每天读报，在招聘广告中找合适的工作时，我总会想到一条出路。我可以去考员警。虽然俗语说“好仔不当差”田，但既可以打抱不平，教流氓忌惮惮三分，又有稳定收入，婚后更提供宿舍，员警这职业不是相当理想吗？有人说当警员要被英国人上司颐指气使，然而，即便我在中环当个文员，搞不好大老板也是洋人，什么民族志气，在这个社会上根本是空谈。可是，大哥一直不赞成我去考员警，他说员警命贱，政府出钱买的是死士、是肉盾，警员不过是英国人高官的保镳，万一港英政府遇上什么风波，员警只是可以放弃的棋子。
我没想到，大哥竟然说中了。
现在回想，事情的开端不过是j件小事。四月时，九龙新蒲岗有一间工厂发生劳资纠纷，雇主订定一些苛刻的规定，像是不允许工人请假等等，于是工人提出反对，双方谈不拢，雇主更找借口解雇代表劳方谈判的工人，结果变成工潮。部分工人集会声讨无良雇主，阻碍工厂运作，警方奉召清场，工潮变成暴动，工人以石头和破璃瓶子袭击员警防暴队，警队便以木弹ⓧ还击。政府宣布东九龙实行宵禁，而香港各大工会组织加入战幽，趁著中园大陆的革命狂热，跟港英政府对立，原本一桩简单的劳资纠纷，急遽演变成政治斗争。
之后情况便失控了。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不和，在一个月之内，上升至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国家级纷扰。获北京支持的香港左派工人成立简称“斗委会”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包围港督府，指责政府是法西斯，残害香港的民众，以独裁手段逼迫左派分子；香港政府却摆出丝毫不让的态度，派警员镇压示威骚乱，出动能泪弹驱散群众，动用武力拘捕“刁民”，为了抗议，工人们发起罢工罢市，左派学校罢课，不少市民警应，而政府以宵禁还击，香港岛自二十年前的二次大战后再次实施宵禁。
七月初，一群中国民众越境进入香港边境禁区沙头角中英街“支援”香港工人，集会抗议，驻守的香港员警开枪驱赶，不料这引来中国民兵还击，双方爆发激烈枪战。死守的警员弹尽被困，在英军派兵增援时，已有五名医察殉职。
“大陆要提早收回香港吗？”我记得，那天我在士多听收音机新闻时，何先生这样说过。
虽然我曾听说，香港的“租约”在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才到期，但天晓得毛主席会不会叫解放军进攻香港，赶跑英国人。一九九七和一九六七，不过相差一个数字而已。
枪战发生数天后，不少人说英国人准备撤退了，撒手不管香港了。香港有大量英国人居住，如果真的爆发中英战争，他们要跑，员警便是确保他们顺利逃走的弃卒。那时候虽然大哥没提起我想申请当员警的事，但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在说：“看，我早说过嘛。”
纵使今天距离事件接近两个月，中英双方的军人再没有爆发冲突，但“共产党打算解放香港”的想法仍不时在我们心中冒出。港英政府在七月二十二日发布紧急法令，不单收藏武器火药违法，就连身处蔽有违禁品的场所的人、跟身怀武器者同行的人也会一同被起诉。持有具煽动性文章的单张，宣传反政府的海报一律犯法，而只要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便会被视为非法集会。除了获北京直接支持、英国人不得不顾忌的大报外，好几开小规模的左派报馆被查对，报纸被勒令停刊，什么“法治精神”、“新闻自由”，这时候统统是屁话。
只是，二个巴掌拍不响“，左派工人也用上极端手段”反英抗暴”。
ⓧ好仔不当差：“当差“是“任职员警”的俗语。香港以前普遍认为，员警不是良好职业。
ⓧ木弹：防暴武器的一种。六○年代香港防暴队配备一种由催泪弹发射器改装成的“警棒枪”，能发射直径三点五公分、长一一十二公分、重约二百克的木制“小警棒”（木弹）。木强攫到地面后会以不规则的方向反弹，但高度不到一公尺，所以只会击中暴徒的双腿，并不致命。
左派分子先用鱼炮和镪水做为武器，袭击警员，而当香港员警联同英军出动直升机突袭左派工人和斗委会的据点，拘捕工人领袖后，左派发动了炸弹袭击。近一个多月，满街都是真假炸弹，他们为了令员警疲于奔命，在街道上布置“真假凤梨阵”ⓧ。这些炸弹外表看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铁盒或纸箱，但有些是混合金属碎片和泥土的假货，有些却是具杀人威力的真炸弹。这些炸弹不单放在政府机构门外，连电车站、巴士上，非左派的学校都被波及。ⓧ
只要你走在街上，便有可能被炸死炸伤，我本来挺同情工人的，可是，如今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左派说，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恶”，要对付英团人，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我实在无法理解，伤害自己应该保护的人，有什么“值得”。
我们是人，不是蚂蚁。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氛围下，我们只能消极地祈求自身安全。
大哥因为工作关系，尤其令我担心。他是一位经纪，替相熟的公司搭线，赚取佣金。他没有固定收入，不走运时只能靠我替房东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过妈然谈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楼，还要上三楼，真奢侈固。为了找客户，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龙，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弹的机会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说要小心一点，他总会回答：“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话便赚不了钱，赚不到钱，咱们便会饿死。横竖都要死，还怕什么？人要冒险，才能得到世间财嘛！”
虽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来往港九各区，但有时也要替何先生送货收货，离开店子。为了察觉危险，我已习惯眼观四处，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时，都会留意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会在炸弹放置位置贴上反政府的标语或口号，就像新春在大门贴春联似的，左联“红烧白皮猪”，右翳“生炒黄皮狗”，横批“同胞勿近”，不过用的是白纸，我可能该说“像灵堂的挽对”才贴切吧，“白皮猪”指英国人，而“黄皮狗”便是“为虎作伥”的华人员警。我想，对左派支持者来说，甘愿替英国人卖命的中国人跟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无异，都是背弃了民族大义的卖国贼。
而华人警员似乎比洋警官更愤怒，更痛恨这些左派。
我见过不只一次，员警铁腕对付市民。
在这个非常时期，一般大众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祸。如果被员警盘问，千万别出言顶撞，因为一个不留神，被对方盯上，下场便是被抓进监牢。“五月风暴”发生前，员警已有不少特权，像何先生的货物稍稍占用了大街的路面，便会被员警发告票，不过如果事前有打点一下，付一些“茶钱”给巡逻警员，这些小问题便能私下解决。然而，暴动发生后，员警有权拘捕“可疑分子”，“妨碍警务人员办公”、“拒捕”、“参与骚乱”、“非法集会”等等，都是单凭警员一面之词便能定罪的指控。
想不到，以“莫须有”入罪，会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出现。
在湾仔春园街，我经常遇到两位巡警，一位的编号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编号是四四四七。他们的号码有够碰巧的，我暗中称他们做“阿三”和“阿七”，看样子阿三年纪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辈。上个月我看到有人派发反政府传单，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连到。阿三不由分说，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赏对方两三记警棍，打得对方头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没有反抗，阿三犯不着下重手，不过这时候无人愿意为那人作证——你敢开声，便会被当成同党，一同落难。
ⓧ凤梨：即凰梨，香港人对炸弹的俗称。
ⓧ一九六七年香港骚乱期间，警方共发现八千三百五十二个懊鞑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个是真炸弹。
ⓧ香港六○年代的茶楼，楼层愈高，茶价和食品愈卖，有“有镂楼上楼，无钱地下踎”的俗谚。
虽然阿七从不插手阻止前辈，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们两人经常在巡逻时到何先生的士多买汽水解渴，阿三不会付钱——何先生说过这点小钱不必计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项。我有次跟阿七说，老板说不付也可以，没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板收入减少，万一令你失业，你沦为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他的语气跟大哥有点相像。
街坊们都知道阿七是个好员警，只是办事有点过于死板，对前辈的命令言听计从。看到阿七，我便会想员警似乎是个不错的工作，当然，那是在暴动爆发之前的事。在今天这个风头火势，选择当员警相当不智，英国人一走，“黄皮狗”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挂上木牌游街示众，清算“罪行”。
不过，闻说因为暴动，警队招聘的门槛降低不少。有些华籍警员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国人为伍，自行离职不干：也有一些人担心遇上类似沙头角枪战的事件，或是在暴动中被暴徒所杀，于是向上级请辞。何先生在湾仔住了很久，跟一些医长相熟，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个月来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时候命，在家一收到电话便要出动，而除了本来的工作外，还要到防暴队值班。政府为了稳定军心，员警加薪百分之三，还调高加班费，甚至提供免费伙食。何先生说负责分发薪水给下属的医长的公事包里，有时会有一叠叠厚厚的钞票哩。
政府以金钱利诱员警留下，其实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罢工，失去收入，没饭吃自然没能力谈什么“斗争”，工会领袖会接济罢工工人，每月发放津贴，付一、两百元给他们，让他们去示威集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会有这么多钱，有人说是中国政府暗地里拨下的“革命”资金，我只知道，这场对抗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还牵涉到不少金钱利益，可能这就是现实。
罢工工人获得资助的情报，是我亲耳听来的——跟我和大哥为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间房的，正好有两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间板关房，一间住了我和大哥，旁边一闻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强的记者，另一问的租客叫苏松，是一位纺织业工人。
苏先生在五月尾响应工会号召罢工，旋即便被老板解雇，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给何先生，我好奇一问，他告诉我“工会领导”有给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务更有酬劳，他劝告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革命成功的话，我们这些“思想纯正”、“及时区分敌友”的同志便能担当领导工作。我没有明言拒绝，只说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会把我当成“反动分子”，将来有什么后果我真的谈不上来。
相比起态度强硬、满腔热血的苏先生，杜自强反而像是个“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来在报馆工作，负责经济新闻，可是因为他工作的报社是被政府查对的左派报社之一，他无辜地被牵连，失去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好加入斗争，一来工会接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来斗争成功，报馆重开，他便能再次受雇。他跟我说这些时一脸愁容：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政府会让步，报纸会复刊。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吊诡。我每天担心着大哥和自己会被炸弹炸死、治安日坏、政府倒台、社会瘫痪、城市陷入战争，而我每天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替房东顾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邻居道早安，卖汽水给代表“法西斯”的警员。电台播音员大骂左派为祸社会、破坏安宁，亲中的报纸社论痛斥港英军警“疯狂迫害”爱国组织。双方都自命正义，而我们这群民众束手无策，在强权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约是二百港元。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继续这种无奈的生活，直至暴动平息，或是英国人撤走。
我没想到，我偶然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卷进漩涡，置身险境。
2
“‘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天屈服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之下……”说话的男人嗓门很大，虽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这人应该是苏松的“同志”，一个叫郑天生的青年。苏先生曾介绍我们认识，说他也是被纺织厂辞退的工人之一。
“阿郑，话倒不是这样说，英帝奸狡，我们要小心行事，别给敌人有机可乘。”这声音我从没听过。
“邹师傅说得对，我们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苏松说，那个邹师傅是谁我完全摸不著头脑，不过听他语气，应该是其他三人的“领导”。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姓邹的说。“会合之后，我们便依计行事，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执行细节如何？”是苏松的声音。
“你跟阿杜做饵，由我动手。”
“邹师傅，你一句‘做饵’说得简单，但我们毫无头绪啊。”
“到时见步走步，实际情况我也说不上来。”邹师傅说：“我只要半分钟就好，这不算难吧。”
“但我们真的能如此简单得手吗？一号不易对付吧……”
“阿杜，你放心，我再三确认了，目标比想像中脆弱，那是盲点，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到炸弹爆炸时，一定目瞪口呆，惊讶于中国人的智慧，震慑英帝国。”
ⓧ夜冷：即买卖二手货品的商店，语源葡萄牙文Leilao ，意即“拍卖“，经过厦门及汕头等地的方言，传到广州时音变成”夜冷”。
这一刻，我才赫然察觉我听到不得了的事情。邻房的四个人，大概在策画炸弹袭击。虽然天气很热，但我冷汗直冒，不敢移动身子半分，怕老旧的床会发出声音。我连呼吸都尽量放轻，万一他们发现我听到他们的计画，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民族大义之名杀人灭口。
“另一方面便要看阿郑了。”苏松说。他的声音比之前小，我想他之前说话时靠在墙边，现在走开了。
“毛主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时时刻刻铭记于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狠狠给敌人迎头痛击，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斗争。”
“阿郑你放心，事成之后，领导不会亏待你。”
“奖赏于我若浮云，哪怕被法西斯逼死，我都会斗争到底。”
“说得好，阿郑真是我们爱国同胞的榜样。”
“可是……”是杜自强的声音，“我想说，放炸弹真的好吗？万一伤害到平民百姓……”
“阿杜，你这话便说错了。”苏松说：“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以炸弹还击，不过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对：来而不往非礼也‘’白皮猪用子弹射杀我们的同胞，诬陷无辜者暴乱伤人，对付我们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以‘凤梨’对抗，还不及那些法西斯暴虐手段的十介之一。我们放炸弹不是为了伤人，而是要瘫痪港英军警，这是聪明的游击战略。如果我们真的要杀害平民，我们为什么要在炸弹旁写上‘同胞勿近’？”邹师傅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阿杜，你忘了领导们的最高指示吗？如果牺牲几个平民，换来英帝投降，那些平民的死便十分值得了，他们可不是白白牺牲，是用血汗令祖国大胜一场，是为了同胞、为了国家捐躯啊！”这次说话的是嗓子大的郑天生。
“对耶。你想想被白皮猪枪杀的蔡南，想想在警署里被活活打死的徐田波，我们不反抗，说不定下一个死的便是你或我。”苏松接着说。
“可是……”
“不要可是了。阿杜，你自己也曾亲身经历报馆被查封，那些黄皮狗肆无忌惮闯入报馆，殴打记者，安插罪名，难道你没半点愤怒，不想报一箭之仇吗？”
“你说得没错……”
他们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将杜自强的意见压下去。
“总之，后天便是第一波行动，”邹师傅说：“当第一声炮响，震得港英心惊肉颤，我们大后天、大大后天的第二波、第三波行动便能叫英帝屈服。澳葡已经认输，港英的末日还会远吗？”
澳门去年十二月发生警民冲突，澳葡政府实行戒严，警方枪杀多名华人市民，广东省政府抗议，多番谈判后，葡国向包括中方的华人各界“道歉、认罪和赔款”，这应该给左派打了一支强心针，既然澳门的华人能够成功“反葡抗暴”，英国人败阵自是指日可待。
“阿苏、阿杜，我们今天解散后，便不要联络，直至后天开始任务，”姓都的继槙说：“有必要时，我们以阿杜的房间做基地，我家已被黄皮狗盯上，不甚安全。”
“反正邹师傅住得近，互相照应也容易。”苏松笑着说：“你别给黄皮狗跟踪到这里来便行了。”
“哈，我才不会这么大意！”墙后传来邹师傅的笑声，“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在行动前惹上黄皮狗吧！”
“哼，我总有一天要牠们夹着尾巴逃，再把牠们弄成狗肉锅！”郑天生骂道。
“既然各人也明白任务，我们今天便散吧，这儿有些特别任务赞，你们拿去，这两天找点好的吃，喝喝酒壮壮胆。阿郑，辛苦你啦。”
“邹师傅，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我跟你们一起，怕连累你们。我先走一步，你们最好多待一阵子才出去吧，万一被人看到，也可以跟我撇清关系。”
“好，好，邹师傅，后天见。”那是苏松的声音，墙后还传来开门声。我悄悄地离开卧床，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杜自强他们三人跟邹师傅道别。板问房跟客厅之间的木板墙顶都有通风窗，门板上有毛玻璃，我只能蹲在房门旁，以免他们从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动。他们三人之后没有回房间，在客厅中闲聊，在讨论哪一间茶馆便宜又好吃，半个钟头后，三人也离开外出。
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松一口气。
我想，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吧。我谨慎地打开房门，探头察看，确认房子里只有我一人后，才急步到厕所小解。我憋尿憋了很久，差点想找个瓶子解决。
回到房间，我仔细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如果现在杜自强或苏松回来，我可以辩称刚回家，他们该不会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那些“机密情报”。
那个姓邹的，听声音似有四、五十岁，可能是某个工会的干部，杜自强、苏松和郑天生只有二十多岁，满腔热血，对现况的愤怒无处宣泄，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们的理念正确，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抵抗社会的不公义，但用上炸弹，便是愚蠢的行为。邹师傅的话说得铿锵有声，可是，依我看，苏松他们跟他们口中的“黄皮狗”差不多，一样是“消耗品”。
权力便是这样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钱作为诱饵，叫下方的卖命，人不是想找个伟大的目标生存，便是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提供足够的诱因，便甘愿为奴为仆，如果我跟姓苏的这样说，他一定会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伟大的党和祖国才不会把他们这些爱国同胞置诸不理，但我敢写包票，他这些小角色只会被人遗忘，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假如英国人最后没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关进监狱的人，出狱后大概会一时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战士”，但长远而言，他们会被照顾、安顿生活吗？我很怀疑。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视，你以为自己放一次炸弹，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却不知道跟你一样的死士有上百上千个。
因为现实中，权力和财富永远只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
晚上，我跟杜自强和苏松碰面，苏松的态度和平时没分别，一见面便游说我加入“工会”，不过杜自强显得比平常拘谨。何先生夫妇似乎没察觉异样，而我没有跟大哥提起事件，虽然告诉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担一下，但秘密一旦说出口便不再是秘密。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苏松他们的“行动”，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翌日，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东的士多工作。纵使换了新冰箱，街头仍旧冷清，行人稀少，顾客自然不多。何先生坐在柜台后读报，我则坐在门口旁，一边搧著扇子，一边听着收音机广播。电台中那位播音员再次大骂“左仔”搞乱社会秩序，是“无耻无良、下流贱格”之徒，语气刻薄幽默，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一笑置之，但对左派来说相当刺耳吧。
大约十一点时，一个男人走近。我觉得他有点脸熟，细想一下，发觉他便是我昨天听到的声音的主人之一——他是苏松的同伴郑天生。
“一瓶可乐。”他放下四毫，说。
毫：港币一毫即一角（十分）。
我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给他，收过钱，便回到椅子装作看报纸。何先生十分钟前说有点事要离开一会儿，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顾店。我举起何先生留下来的报纸，眼角却瞄著郑天生：心想他是不是要来找苏松。他站在士多前，左手插在裤袋，靠着冰箱喝着可乐，眼睛往街角瞧过去，一副无所事事的散漫模样。拜托，快快喝完离开吧，我知道阿三和阿七差不多是时候经过巡逻，天晓得这个姓郑的会不会跟他们起冲突。
当这念头还未消失时，我便看到那两个员警出现了。他们一如平时，并肩缓步走着，经过街角的面店、药行、裁缝店，再走到士多前。
“麻烦你，一瓶可乐、一瓶哥喇。”阿七说，他就像老样子，放下三毫，为自己的份付款。
我从冰箱取出两瓶汽水，交给他们，他们边喝边谈，不知道我正为情况担心——在他们身边，正好有一个“炸弹暴徒”，喝着相同的汽水。
“十一点新闻报导。”收音机传来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炸弹，警方目前对锁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进入。今早十点十五分，裁判司署职员发现大门放置了可疑物品，于是报警，警方目前正在处理，暂未知道炸弹真伤。”
我看到郑天生嘴角微微扬起。该不会是他放的吧？
“下一则消息。英国皇家空军副参谋符利将军今农抵港，进行五天的访问。符利将军下午会跟港督会面，明天预定到皇家空军基地慰劳驻港英军，并出席驻港英军与员警部联合设置的晚宴。符利将军表示，他赞同之前访港的远东英军总司令贾华将军的意见，认为维持香港安定的第一道防线是香港市民，第二道是员警，第三道是英军，英军会在必要时支援政府……”
“哼！放屁的白皮猪！”
这句话传进我耳朵时，我顿时起鸡皮疙瘩，我错愕地抬头向郑天生望过去，只见他一脸轻蔑，喝着只余下半瓶的可乐。
而跟他距离不远的阿三和阿七，则一脸诧异地瞪着他。
“喂，你说什么？”阿三向郑天生喝道。
“我有说什么不好？”郑天生头也不回，自顾自地继续喝可乐。
“我刚才听到你骂‘白皮猪’。”阿三再说。
“哦，我看你肤色挺深的，原来你也是白皮猪吗？”郑天生没有退缩，还跟阿三耍嘴皮子，我想，这回糟糕了。
“放下瓶子，给我站到墙边！”
“我犯了哪条法例吗？你凭什么命令我？”
“我看你游手好闲，怀疑你藏有武器或煽动性物品，现在要搜你身！”
“不过听到人家骂一句白皮猪便小题大作，正一黄皮狗！”郑天生不为所动，直骂道。
“死左仔，你够胆再说一次？”
“黄、皮、狗！”
说时迟那时快，阿三抽出警梶，一下子往郑天生脸上挥过去。郑天生手上的可乐瓶飞脱，掉到地上，玻璃碎满一地。他整个人往右边倒，阿三随即挥出第二棍，往对方胸口揪打过去。
“呜——”郑天生失去平衡时，抽出口袋中的左手，似要抓住阿三的领口。不过，我被另一件东西分散了注意——一张约有手掌大小的纸从郑天生的裤袋掉出，落在我跟前。因为就在我的脚边，我本能地弯腰拾起，然而瞥了上面的字一眼，我却惊觉自己不该多管闲事，连忙将字条递给眼前的两位员警。
ⓧ哥喇：Cola的音译。可乐指可口可巢，哥喇指屈臣士汽水。后者较便宜。
接过字条的是阿七。幸好是他，如果换成阿三，可能会硬指我跟郑天生是同党，不由分说地揪我回警署。
阿七瞄了字条一眼，眉头紧皱，他小声地跟仍在殴打郑天生的阿三说了几句，将字条放在对方眼前，阿三的表情立时出现变化。
“电话在哪？”阿三停下手，紧张地问我。我指了指挂在墙上的电话机。
阿三替血流披面的郑天生扣上手铐，让阿七代为看管，拾起话筒拨下号码。他只说了几句便挂线。不一会，一辆警车驶至，车上还有几名员警，他们把郑天生押上车，而阿三和阿七也一同跟上去。
事件扰攘期间，附近的店员店东都探头偷看，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奇，而是担心发现炸弹，看看要不要逃跑。警车离开后，现场回复平静，我收拾好碎玻璃，回到原来的位子，继续顾店。何先生回来时，我只简单报告一下，说员警抓了个出言冒犯的男人，打破了一个瓶子9。何先生叹了一句：“唉，这个时势还是别乱说话，烦恼皆因强出头，保持沉默才能活得长久啊……”
的确是这样吧？保持沉默才能活得长久…不过，会不会沉默下去，到头来默默地遇害呢？
我发觉我知道得太多了。
刚才郑天生掉落的字条，我瞧了一眼，但已记得纸上的内容。
原来有时记忆力太好，并不是优点。
那张纸上，写着几行文字：
18/8
X.lO：OOam 铜锣湾裁判司署 （真）
19/8
1.10：30am 尖沙咀员警宿舍 （假）
2.01：40pm 中央裁判司署 （假）
3.04：OOpm 美利楼 （真）
4.05：OOpm 沙田火车站 （真）
下午电台仍在报导位于电气道的铜锣湾裁判司署的炸弹事件。英军派出拆弹专家，引爆炸弹，确认该炸弹具有足够杀伤力，是“真凤梨”。
这跟郑天生的字条内容吻合。
字条上，无论日期、时间或地点都跟现实相符，而那个“真”字，就像指出那个土制炸弹是真货，虽然那个“X”的意思不明，但任何人也能联想到，这字条是左派分子的“任务”分配指示。
今天早上十点，在铜锣湾裁判司署放真炸弹。明天，则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环亚毕诺道的中央裁判司署、沙田火车站，以及作为政府总部建筑之一、位于中环的美利楼放置真假炸弹。就算阿七和阿三巡逻途中没办法收到上级通知铜锣湾发现炸弹，但他们肯定听到收音机的新闻，所以当阿七看到字条内容，便立即明白郑天生跟炸弹案有关。
ⓧ六○年代汽水玻璃瓶会被厂家回收，在士多喝汽水必须当场喝掉，如要带走，需要多付瓶子押金（例如雨毫），之后将空瓶交回士多方可取回。
纵使铜锣湾的炸弹不一定是郑天生放的，他身上的字条亦足以证明他和犯人有联系。换作以前，这字条无法证明什么，毕竟上面没有明确写上“炸弹”或“袭击”之类，郑天生大可以反驳说那只是巧合，但在紧急法令执行的现今，即便没有时间和日期，光一句“铜锣湾裁判司署”，亦足以令员警对他严刑拷问。
而阿七和阿三大为紧张，当然是因为字条的后四行。预知袭击的地点，便能布下天罗地网，守株待兔。
不过，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从字条内容来说，那四个袭击目标很合理，也跟左派一向针对的地点吻合，员警宿舍是“黄皮狗”的住所，中央裁判司署是用来进行不公义审讯的无耻法庭，美利楼更是“白皮猪”的办公室。沙田火车站不是政府公务建筑，但对左派来说，“愈乱愈好”，火车站人多，一旦发现炸弹会造成严重的混乱，打击港英政府的威信。
然而，我觉得不对劲的原因基于一点。
我昨天听到的对话，邹师傅和苏松他们提到“完成后立即在佐敦道码头解散”。
名单中，完全没有“码头”啊？
3
八月十九日，星期六，早上十点，我呵欠连连、睡眼惺忪地替何先生点算士多的存货。我昨晚噩梦连连，半夜惊醒了好几次，虽然我嘴上说不蹬姓杜和姓苏弄出来的这浑水，但心里总是觉得不插手不行。
昨晚回家后，我一直留意著杜自强和苏松两人，看看他们得知郑天生被捕后，会不会有什么行动。苏松完全没有异样，跟平常的态度一样，而杜自强明颠坐立不安，今天早上九点我在士多帮忙时，便看到他们两人一同外出，苏松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有留意他们有没有拿着可疑的手提袋，但他们两手空空，看来炸弹不在他们身上。
我心不在焉地点好货品后，回到店面替何先生顾店——他说他约了很久没见的朋友饮茶，中午十二点左右回来。
我盯着店里的时钟，想着字条上的内容。
还有十分钟便到十点半，这时候，警方是否在尖沙咀员警宿舍，准备拘捕疑人？假如苏松或杜自强真的要去放炸弹，他们会不会看穿员警的布局，及时中止计画？抑或是，郑天生被捕的消息已传到他们耳中，于是领导临时改变计画？
令早大哥跟我说，他下午约了客户到新界看地皮，成事的话佣金很高。他说今晚会在朋友家留宿，叫我不用等他。我想起郑天生字条中提及沙田火车站放置真炸弹，可是我又不想提及昨天的事，于是叫大哥别搭火车，说这阵子交通工具和车站不时发现“凤梨”，要他小心提防。
“我的客户有私家车：你不用担心啦。”他笑道。
我打开收音机，一直留意著新闻。但新闻没有提及炸弹，只在说那个英国空军参谋访港的事，以及在北京被软禁的英国记者格雷的最新消息e。十一点多，穿着整齐制服的阿七经过，跟我买汽水。
ⓧ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及多名记者自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先后被捕，北京指港英政府无理迫害左派新闻工作者，对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Anthony Grey）采取报复行动，将格雷骏禁，北京、伦敦和香港政府三方角力，陷入外交困局，各方曾考虑互相交换“人质”，但并不成功。最后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香港所有左派记者获释后，格曾重获自由。
我将瓶子递给他后，想了想，下了一个决定。
“长官，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我说。我不知道在这时势跟员警搭话是不是好事，但至少今天阿三不在，阿七不会胡乱抓人。
“对，人手不足，所以今天我只好一个人巡逻。”阿七态度一如以往，简洁地回答。
“是……到尖沙咀员警宿舍戒备吗？”我语气谨慎地问道。
阿七放下瓶子，转头瞧着我，虽然我曾有一丝担忧，但看到他的表情，我想我的话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
“你果然看到了。”阿七说。他话毕继续喝汽水，完全不把我刚才说的话当作一回事。我没看错人，他比阿三友善得多，换作阿三，我可能已被狠狠吆喝，给当成“死左仔”看待。
“我……我看到字条上的内容。而且我认识那家伙。”我大胆地说。
“哦？”
“那家伙叫郑天生，本来是个纺织厂工人，但响应工会罢工，加入了那些组织。”
“你也是组织的人吗？”阿七的语气没变，这反而令我有点吃惊。
“不，不是。我跟他们毫无关系，只是那个姓郑的跟我一位‘同屋住’ⓧ朋友，我之前见过他几次。”
“原来如此。所以，你有情报告诉我？”
“有……”我有点吞吞吐吐，不知道如何说才能确保自己不惹上官非，“我前天巧合地听到郑天生跟同伙谈论策动袭击的事。”
“前天？那你为什么没有立即通知警方？”
糟糕，他好像要把罪责怪到我头上来了。
“我，我不肯定啊，我只是睡午觉时，朦胧中听到只言词组，如果昨天我不是瞄到那张字条，以及知道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炸弹，我都不敢确定我听到的是事实。”
“那么，你听到什么？”
我将我听到的话大略复述一次，再交代一下自己的身分和住处。当然我把那些“白皮猪”“黄皮狗”删掉，没有转述。
“即是说，那个”邹师傅“、记者杜自强和工人苏松应该跟事件有关？好，我会通知杂差房ⓧ的伙计，他们会拘捕嫌犯。”阿七边说边用笔记下名字。“那个记者我以前碰过几次面，但姓邹的和姓苏的没有印象……”
“长官，你误会了，我说出来不是为了举报他们啊。”我摇摇头，“你不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吗？”
“古怪？”
“我听到他们说，佐敦道码头”什么的，但昨天的字条上都没有。”
“字条上写了什么？”
“就是铜锣湾裁判司署、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
“你记性挺好啊。”阿七的语气带点嘲弄。他是不是怀疑我是郑天生的同党，正在用诡计骗他？
ⓧ同屋住：粤语，即室友，但尤指住在套房或板间房的邻居。
ⓧ杂差房：六○至七○年代刑事侦缉处的俗称。
“我平时替何先生送货，一次要记四五个位址，所以才会看一眼便记得。”我解释道。
“那么，你认为因为名单里没有跟‘码头’相关的地点，所以有古怪吗？”
“对。”
“如果犯人真的依照名单放置炸弹，船是必须采用的交通工具，自然会提及码头嘛。”阿七轻松地说。“杜自强和苏松跟你住在这儿，苏松又说过姓邹的‘住得近’，他们要到九龙尖沙咀放‘假凤梨’，便要乘渡轮过海，事实上，如果按名单上的地点和时间，他们还要来回港岛九龙两次，因为他们在尖沙咀放炸弹后，还要回到中环，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楼动手，之后再远赴新界的沙田火车站。”
“这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记得那名单上还写了时间吧。”我说。
“记得。那又如何？”
“在中环美利楼动手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在沙田火车站动手是五点，一个钟头之内怎可能从中环跑到沙田？光是渡轮便要花上半个钟头了。”
“那可能不是动手时间，而是炸弹爆炸的时间啊。”阿七反驳道：“炸弹在四点爆炸，很可能在两点便放好了。名单上前一个地点是中央裁判司署，跟美利楼相距不过十数分钟行程。”
“不对。那一定是‘动手时间’。”
“为什么你如此肯定？”
“因为铜锣湾裁判司署的炸弹没在昨天早上十点爆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