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七低头不语，像是在思考我的话。名单上有“早上十点、铜锣湾裁判司署、真”的字眼，如果那是“爆炸时间”，那昨天职员在十点十五分才发现爆弹便不对了。更何况名单上有两个地点注明了“假”字，假炸弹根本没有“爆炸时间”嘛。
“所以。”阿七抬头瞧着我，“你认为杜自强、苏松，郑天生和姓邹的本来打算分头行事？”
“这也不对。虽然他们有四个人，每人负责一个炸弹，想来好像挺合理，但我听到苏松跟邹师傅谈及‘执行细节’，所以他们应该会共同行动。”
“那即是还有更多同党。”
“虽然这也是可能性之一，但我还有一点搞不懂。”
“搞不懂什么？”
“今天是星期六，政府部门在周六只有上午办公吧。”我指了指墙上的日历。“为什么他们会选下午到政府大楼放炸弹？既然要冒相同的风险，自然想得到最大的成果啊？他们要放炸弹，对付政府官员，应该在周一至周五，或是周六早上动手，效果才明显。”阿七微微露出讶异的表情。员警近期没有休假，忙得要死，大概连今天是星期几也忘了。
“那么，你有什么想法？”阿七问我。他的表情比之前认真，似乎觉得我言之成理。
“我怀疑那名单是假的。”
“假的？”
“郑天生是饵，用来误导警方。”我说：“他知道你们每天这个时间会经过这儿，于是特意在你们面前出言冒犯，再让你们发现那张写上假情报的字条。”
“如果这是真的话，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掩饰真正的目标。如果今天警员和拆弹专家都在名单上的地点戒备，联络和调动人手自然比平时更麻烦，其他地点的防备便松懈了，而这个真正的目标跟以往不一样，他们不会在炸弹旁留下明显的警告，纯粹意图利用爆炸制造恐慌，‘震得港英心惊肉颤’。邹师傅对郑天生说过‘辛苦你了’，郑天生的语气也像是准备牺牲似的，苏松亦说过郑天生处理的是，另一方面，我想，这是苦肉计加上声东击西，牺牲一名同志，换取行动胜利。”阿七脸色一沉，沉默片刻后，迳自走到电话前，提起话筒。
“等等！”我喊道。
“什么？”他回头问我。
“你要打电话通知上级吗？”
“当然啊，还要问吗？”
“可是我们刚才说的，只是一种猜测啊。”阿七把手指搁在电话号码盘上。
“万一你通报上级，重新调配人手后，我们才发觉弄错了，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真的发生爆炸，那么你便会惹上大麻烦。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确定这推理正确。”我说。
阿七眉头一皱，将话筒放回电话机上。他应该觉得我没说错吧。
“你有什么建议？”他问。
“嗯……先找一下证据吧？”我往上指了指，“他们说过把杜自强的房间当作基地，也许会留下线索。反正那是我家，你去搜查，万一遇上他人，可以推说是我邀请你作客。”
“我不是’杂差，，搜证调查不是我的职务范围……”
”但你至少是员警啊！难道要我一个人当侦探吗？”我说。这家伙真是死心眼。
阿七沉默了好一会，再说：“……好吧。从这边的楼梯上去吗？”
“你一身军装，怎么看都是在执行职务，现在上去会打草惊蛇啦！”我嚷道，“而且我现在要顾店，不能离开，何先生说他十二点左右回来。”
阿七瞧了瞧士多墙上的时钟，说：“我十二点半下班，到时换上便服再来。一点在街角等，你带我上去？”
“好。最好你戴顶帽子之类的，万一碰上杜自强或苏松，我怕他们认得你。”阿七每天巡逻，有不少街坊认得他样子。
“我尽量想办法。”他点点头。
“记得换鞋。”我再说。
“鞋？”
“你们员警的黑皮鞋太显眼了，即使服装和样子做上工夫，一看鞋子，便知道你是警员。”警员都穿同款的皮鞋，因为经常要步操，鞋子特别订造，跟一般皮鞋不同。
“好，我会留意。”他笑了笑。想不到我居然像他上司，命令起他来了。
阿七离开不久，何先生便回来。我跟他说下午有点私事：他没过问便让我请半天假，一点正，我前往街角的药行门口，可是不见阿七踪影。一个白领模样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似要跟我搭讪。
“……啊！”我瞪着对方的脸，看了几秒才发现他是阿七。他换上白色短袖衬衫，结领带，胸口口袋插著一支笔，右手提着一个黑色的公事包，就像周六中午刚下班、在洋行工作的文员。最夸张的是他的脸，他戴上一副眼镜，用发蜡弄了个“三七分界”，跟平时判若两人。
“我们走吧。”他似乎对我诧异的表情甚为满意，我们经过士多时，何先生还说了句“这是你朋友吗”，我隐约看到阿七嘴角带笑。
我谨慎地打开大门，以防跟苏松或杜自强碰个正著，露出马脚，但客厅里没有人，虽然今早我看到他们外出，他们回家必须经过士多店前，但难保我看走眼，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杜自强和苏松的房门外，仔细倾听，再到厨房和厕所，确认无人后示意站在玄关的阿七可以进来。
板问房的房门没有门锁，这给予我们很大的方便，我轻轻推开杜自强房间的门，里面跟平时看到的没有分别。因为房间没有锁，我们会把贵重的东西锁在抽屉，不过老实说，我们这些穷光蛋根本没有“贵重的东西”，会打我们主意的小偷一定是笨蛋中的笨蛋。
“我以为你会拒绝这种非法搜查哩。”我左顾右盼、张望房间的每个角落时，揶揄阿七道。
“紧急法令下，警员可以主动搜查任何可疑人物的居所。这不是我的职务范围，但我有权力这样做。”阿七语气平淡地说，他似乎没意识到我是寻他开心。
杜自强的房间没几件东西，就是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木椅、一个抽屉柜。床靠在房间右边的墙，正好贴着我和大哥的房间，捕屉柜就在床头，书桌和椅子在房间左面。墙上有几个挂钩，挂著两件衬衫。我们这些穷鬼，只有“单吊西”o，衣橱什么的，都是得物无所用，自然不会出现在房间内。
书桌和抽屉柜上，放著不少书本，也有好些笔记簿，我猜是他当记者时的工作资料。书桌上还有一盏棱灯、一个笔筒、一个暖水瓶、一个杯子，以及I些放杂物的铁盒D抽屉柜上有收音机和闹钟，而第一层的抽屉有锁孔，我伸手拉了拉，发觉上了锁。
“让我看看能不能打开。”阿七说。
“我猜，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吧。”我退后两步，说。
“为什么？这抽屉上锁了啊。”
“杜自强或许会把重要的东西锁进抽屉，但我想那个姓邹的不会。”我边说边跪在地上，探视床底下，“假如我之前说的没错，郑天生被捕是苦肉计，他们准备声东击西，使用这种诡计的人才不会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锁上的抽屉里，因为那太明显了。万一杜自强被盯上，员警要搜查，那个抽屉大概是第一个会被破开的目标。我猜里面应该有一堆煽动性传单之类，但绝不会有跟炸弹相关的线索。员警搜到传单，已有足够理由去起诉犯人，便不会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对我点点头。
“有道理。我看看书桌上的书册和笔记簿有没有线索。”他说。
我检查了床底下、床板间。都没有看到可疑的东西，阿七逐本书翻看，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他只摇摇头，我们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除了一些破旧的内衣裤和杂物外，没有任何异样。
“你听到他们讨论阴谋时，有没有什么特别发现？”阿七问。
我努力回忆前天听到的每一个细节。
——“总之阿杜和阿苏从北角出发，我会在这个据点等候。”
我记得姓邹的说过这句。
“啊！是地图！”我灵光一闪，嚷道。
“地图？”
“邹师傅说过，他会在‘这个据点’等候杜自强和苏松。我那时以为他说的是这个房间，但现在细心一想，那句话大有问题。如果他叫杜自强他们在这儿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过来他在这儿等他们，实在很奇怪嘛！我和房东夫妇都没见过那个邹师傅，杜自强和苏忪让一个客人留下来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看地图，邹师傅嘴上说的”这个据点“，其实是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
单吊西：俗语，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装’。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罗衣后敬人”的观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装。社会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场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装（例如经纪），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换句话说，地图上很可能记下了他们计画的细节。”阿七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地图在哪？我翻过那些书，没有地图。”
我再细心想当天的每句话，可是没有再找到线索。
“没有，我想不……啊！”我边说边离开床边，却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间有两张椅子，他们有四个人，自然有两人坐在床边，当苏松和邹师傅讨论完“做饵”和“动手”等细节时，他的声音变小，如果当时他手拿着地图，讨论完准备藏好，那么他的声音变小，便是代表他离开贴着我房间的床。
而在房间另一边的，是书桌。
我走到书桌前，蹲下细看，没在桌下看到任何东西，再探头看看桌子和墙壁之间的隙缝，亦没有发现，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时，却留意到那盏槌灯的底座有点大，我举起台灯，用手指甲试着仪开底座的底部，“哢”的一声，圆形的底盘掉下，那个底座的空间中有一张折好的地图。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兴奋地说。
我们打开地图，放在桌上。那是一张香港地图，上面有好几处用铅笔标示的地点，有些地点还附有数位。在铜锣湾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个“X”，旁边还写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点”，而在尖沙咀员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分别标示著“1”，“2”、“3”、“4”，却没有日期和时间。反而在中环统一码头附近的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画著一个圆圈，并且写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另外在九龙油麻地佐敦道码头亦有一个圆形。我记得苏松他E：提过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愿的记号，只在北角清华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铅笔戳下的点。在统一码头和佐敦道码头之间，有一条直线，线上上也有一个“X”。除了以上这些之外，没有其他符号或记认。
“这足以当成证据拘捕杜自强他们了……”阿七喃喃自语。
“可是现在发出通缉令，也阻止不了他们。”我指著中环的圆圈，说：“上面写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已是两个多小时前的事，他们应该已开始行动，杜自强提过什么‘一号目标’，会不会就是德辅道中这个地点？这儿写着，第一一。”
“不对吧。”阿七说：“租庇利街与德辅道中交界是中环的老牌茶楼‘第一大茶楼’，开业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没去过吗？”
我摇摇头。坦白说，我真的没去过，我跟大哥只光顾过这儿附近的“双喜”和“龙门”，中环的茶楼我除了“高升”和“莲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难得几回上茶楼，平时顶多到附近的廉价茶居吃饭罢了。
“这板‘第一茶楼’可能是他们的‘据点’。”阿七瞧着地图，说：“姓邹的十一点在茶楼等候，跟杜自强和苏松会合后，便出发经统一码头前往佐敦道码头……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码头或渡轮吗？”
“也许，一号目标是指”统一码头“、‘渡轮’或”佐敦道码头“’？中环至油麻地的航线是港九海上交通要道之一，如果设置炸弹，足以瘫痪交通，造成的影响不下于在沙田火车站引爆炸药。”我说。
“搞不好不是统一或佐敦道，而是统一和佐敦道——他们要一口气炸毁两个码头，统一是一骁，佐敦道是二号，观塘和北角等等便是三号四号，码头被炸掉，港九之间便缺乏汽车渡轮服务。”
我倒抽一口凉气。“统一至佐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汽车渡港航线，如果两边同时遇袭，修复需要不少时间，汽车只能靠“观塘至北角”航线和两年前刚开办的“九龙城至北角”航线横过维多利亚港，犯人若再在这些码头施袭，车辆便不能有效地来往港九。邹师傅提过“第二波”。
“第三波”行动，统一码头很可能只是开端，这是用来拖延警方人员调动的战略？瘫痪码头后，再来便是袭击警车，减低警方的陆上行动力？
他们打算发动全面战争？
我把猜想从脑中驱走，对阿七说：“既然你已找到证据，那我能帮忙的部分也到此为止了。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你们能尽早制止他们吧。”
阿七面无表情地瞄了我一眼，似在盘算什么，然后将地图折回原状，塞到台灯的底座，将台灯放好。
“咦？”我对他的行动感到奇怪，但又不敢过问。
“你刚才说得对，现在发通缉令已来不及了。”阿七说：“加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亦不能确保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是不是真的有炸弹，随便通报上级，误调人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先把证物放回原位，等杜自强和苏松回来后来个人赃俱获，而目前只有靠我们去调查，找出真正的目标，通报拆弹专家处理。”
我没想到阿七居然也有这种脱线的想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吗？还是因为阿三不在，所以他敢放肆了？似乎我灌输了一些不得了的思想给他啊……
慢著——他刚才说“靠‘我们’去调查”？
“你说我们一起去调查？我只是个普通市民……”我说。
“但你的头脑很好，全靠你我们才找到这地图。”阿七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单靠我一人一定无法做到什么，我除了循规蹈矩，听上级指示外什么都办不到，而你不一样，你的想法粗中有细，留意到很多我看不到的线索，况且你是听到杜自强他们对话的关键证人，只有你才能找出破绽，制止他们。”
我本来想拒绝，但在这情况下，我有点骑虎难下。
我叹一口气，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阿七露出满意的笑容，可是他没有跟我一起离开杜自强的房间，反而转身往抽屉柜的方向走过去，他打开其中一本书册，我探头一看，他从中取出一幅照片。
“刚才我找线索时，看到这些照片。我没认错的话，这便是杜自强吧？”阿七将照片递给我，相中人的确是杜自强。我点点头。
“有照片的话，打听消息会较方便。”他边说边把照片收进口袋。
我本来想问他这样算不算盗窃罪，但他大概会以“紧急法令”做理由，解释他的行动如何合法吧。这个时势，员警就是比我们老百姓高人一等，可以巧立名目，为所欲为。
4
我们之后也搜查了苏松的房间，但没有发现，我想这也正常。大约一点四十分，我跟阿七离开寓所。他沿着春园街往告士打道的方向走，我不敢过问，只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而他竟然带我到湾仔警署。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虽然“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是过时的说法，但我还是对平白无端走进“衙门”有点抗拒。
“我打算开车到中环嘛。”阿七回头道。“如果你不想进来，在对面街口等我吧。”
他似乎了解我的想法。
为了防止暴徒冲击警署，警署周边守卫森严，架设了钢铁造的拒马，拉起带刺的铁丝，入口还堆叠著沙包。看来在警署附近更容易感到山雨欲来之势，我站在街角一间冰室门前，不知道居民每天看着这种充满压迫感的景象，会有什么感受。
两分钟后，一辆白色的祸士甲虫车o驶到我面前。阿七仍是一身文员打扮，他在驾驶席对我招招手，示意我上车。
“你竟然有车！”我刚上车，便说，虽然说警员收入稳定，但要买私家车，还是相当困难吧？当然，如果靠包娼庇赌收取“外快”，别说大众，就连“捷豹”o跑车也买得起，只是我认为阿七不是这种人。
“这只是二手……不，三手的旧车。我很辛苦储了两年钱才勉强买得起，现在还要每月还款。”阿七苦笑道。“这车子更不时抛锚，有时要狠狠踢上两脚，引击才能发动……”
我不大懂得车子的款式，是新是旧、一手二手也不清楚。对我来说，私家车就是奢侈的玩意，搭电车只要一毫，便可以从湾仔到筲箕湾，开车的话，汽油钱都不知道要多少。
因为中环中网银行总行和木球场西附近交通挤塞，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差不多雨点半才到达租庇利街。我猜，因为警方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楼附近戒备封路，经中环的汽车都要改道，导致大塞车。虽然阿七在车上一脸平静，但从他不断敲著方向盘的手指，我知道他其实很心急——毕竟犯人这刻可能已离开茶楼，将炸弹放置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场所。
阿七将车停好，便跟我匆匆横过马路，前往第一茶楼。茶楼二、三楼外墙有一个两层楼高、巨型的绿色招牌，顶部有一个竖拇指的图案，下面写着“第一大茶楼”，要不是旁边“中原电器行”的招牌比它更大，这个位于街角的牌子一定能抓住每个路人的目光。
茶楼一楼是卖外带糕饼的柜台，我们便沿楼梯走上二楼。
“先生几位？”一名提着茶壶、约有四、五十岁的企堂ⓧ向我们问道。
“我们找人。”阿七说。那企堂听罢便没理会我们，继续招呼其他客人。
虽然已是下午两点半，茶楼内的茶客仍很多，喧嚣的食客几乎坐满每一张桌子。点心女郎捧著附肩带的金属盘子，盛着一个个堆叠如小山、热气腾腾的蒸笼，在桌子之间游走叫卖，茶客们纷纷向她们招手。
“杜自强他们可能仍未离开。”因为环境嘈杂，阿七在我耳边嚷道：“他们如果准备动手‘干大事’，要冒被捕的风险，姓邹的可能会请他们好好吃一顿。你找这一层，我找三楼，如果你发现他们，便到三楼通知我。我改变了装束，杜自强应该不会认出我，万一他发现你，你便说约了朋友饮茶，找借口离开。”
我点点头。我走在桌子之间狭窄的通路上，不断张望，找寻杜自强或苏松的脸孔。我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
我仔细打量每一桌的食客，留意没有同伴的男人—也许，杜自强和苏松不在，邹师傅独自一人正在等待他们。即使机会很渺茫，我觉得仍有一丝可能，大部分茶客都结伴成行，我经过他们的桌子时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像那个姓邹的。
ⓧ大众甲虫车：即德国生产的大众金龟车（Vokswagen Beetle／okswagn
Type l ）。
ⓧ擒架：即英国汽车生产商撞豹（Jaguar ），犊架为粤语音译。
ⓧ即今天香港中环遮打花园。一九七五年之前，原址岛香港木球会的草地球场。
ⓧ企堂：即茶楼侍应。
独自一人的男人不多，只有四个，当我正在想方法搭讪，听听他们的声调时，其中一个呼喊一名企堂，叫对方替他冲茶，说著一口潮州口音的广东话，声音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余下只有三人。
我分别向那三个男人搭话，一个我假装成认错人，一个我问对方有没有看到我之前还失的物件，最后一个，因为他左手戴着手表，我便借故询问时间。他们三个人的声线语气都跟我前天听过的不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成真，现在只能期待阿七在三楼有收获。
我刚要走上三楼，却看到阿七步下楼梯，他对我摇摇头。
“喂，你们还未找到朋友吗？”刚才那个企堂以不友善的语气问道，他大概看到我俩站在梯间，怀疑我们没钱饮茶，只是瞎撞充阔的地痞流氓。
“员警。”阿七淡然地从口袋中掏出警员证。
“啊、啊！原来是长官！多多冒犯，是两位吗？请到三楼雅座……”企堂看到警员证，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腰也弯了起来。
“我问你，你刚才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向对方出示杜自强的照片。
“唔……没有，长官要找这个人？我可以替你问问其他伙计……”
“不用，我们自己会问。你别妨碍我们就好。”
“是、是！”
就像太监遇上皇帝老子，那企堂恭敬地走开，员警的身分真是方便，即使只是普通的巡警，对一般人来说已是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或许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正是火上加油，激发起左派分子辱骂警员做黄皮狗，反抗政府的理由之一？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如果阿七不是员警，那企堂一定会把我们撵走。
“员警，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后，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将警员证跟杜自强的照片抓在手里，向侍应和点心女郎一一询问，回答都是“没看过”，“没留意”和“我不知道”。我们到三楼重复这做法，但结果也是一样。
“长官，客人像走马灯般转来转去，眼花撩乱，我们怎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呢？如果是熟客我们当然能够一眼认出，可是这男人我完全没印象，对这种生客我们爱莫能助啊。”一位年长的点心女郎—或者我该称她为点心大婶——对阿七说。
“我们会不会误解了地图上的文字？”我们无奈地回到二楼，我问道，阿七正要开口，那个一脸阿谀奉承的企堂主动走过来，说：“两位长官，没找到人吗？”他把我当成员警了。
“没有。”阿七答道。
“你们有没有问过楼下卖糕饼的好姐？她在门口工作，或者会见过你们想找的人。”企堂以讨好的语气说。
阿七想了想，说：“你可以带我们问问她吗？”
“当然可以！这边，请！”
我们跟着那企堂步下楼梯。在卖糕饼的柜台后，有一个上了年纪但打扮时髦的女性，正和一位顾客笑着谈话。
“咦，阿龙，你又关小差？老板知道一定炒你鱿鱼。”那位女性对那企堂道。
“好姐，这两位长官有点事情想问问你。”企堂阿龙堆著笑脸道。我想他平时一定不是这模样。
“啊？啊？”’好姐一脸错愕，就像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却被老师抓的学生的样子。
“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阿七将照片放在柜台上，“他可能在今天十一点后来过。”
好姐似乎松一口气，盯着照片看了几秒，说：“这个年轻人啊……有，有，今早十一点半左右，他跟另一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一起来。因为他们在门口探头探脑，又是生面孔，所以我认得。”
“探头探脑？”我问。
“他们好像没来过，所以这副样子吧。”好姐说。“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同行还有一个四、五十岁、有点胖的大叔。离开时那大叔还买了几个老婆饼，我便想他们是不是吃不饱。”
“那两个年轻人来时，手上有没有拿着东西？”我再问。
“这个啊……好像有？其中一人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但我或者记错。”好姐皱着眉说。
“那么，他们离开时有没有仍带着那侗袋子？”阿七问。我猜，他想确认一下杜自强他们没有把炸弹放在茶楼内。虽说茶楼一向不是袭击目标，但万一他们在茶楼里放计时炸弹，一旦爆炸便死伤惨重。
“应该有吧……啊，对了，有，有。我记起来了，跟这个年轻人一起的青年，他来和离2e都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我卖老婆饼给那大叔时，还在想他会不会把饼放进手提袋里，回到家饼都可能给压扁了，因为我看那个袋子沉甸甸的……”
我心下一凛，我猜阿七跟我一样，今早九点我看见杜自强和苏松离家时两手空空，但他们十一点到茶楼时却提着手提袋。换言之，他们在这个两个钟头的空档里，拿到那个沉甸甸的袋子。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哪个方向走？”阿七问。
“不知道啊，天晓得他们要开车到哪儿。”
“开车？”我问。
“他们离开俊，坐上对街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私家车……就在那辆白色车子现在的位置。”我从茶楼大门向外一看，好姐说的白色车子，竟然巧合地正是阿七的大众。
“你认得那是什么款式的车子吗？有没有看到车牌号码？”阿七紧张地问道，知道款式和车牌号码，员警便较容易找出他们。
“隔了一条马路那么远，孙悟空金睛火眼也看不到车牌号码啦！至于款式什么的，我对车子全无认识，总之是一辆不大不小，有四个轮子的黑色车子……”
虽然好姐的描述完全无法让我们了解那是什么车子，但这样说，杜自强他们开车到统一码头乘汽车渡轮到佐敦道码头便合理了。
“好，谢谢你。”阿七向好姐道谢后，转身对我说：“虽然现在追一定来不及，但我们可以去码头看看……你未吃午饭吗？”
冷不防地，阿七这样问我。我好像不由自主地注视著柜台的糕饼，也许我露出一副很饿的表情吧。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阿七回头向叫阿龙的企堂说：“你给我打包几笼点心，虾饺、烧卖之类的，最好有糯米鸡或叉侥包。”
“是，是！长官！”阿龙一溜烟地跑上楼梯，不到一分钟，捧著五、六个纸盒下来。
“这么多！我俩怎吃得下？”阿七失笑道。
“长官办案辛苦，自然要多吃一点。”阿龙仍在赔笑脸。
阿七打开其中一盒，我瞄到里面有十数件点心，挤得满满的。阿七说：“给我们三盒就够了。多少钱？”
“这是我们茶楼一点心意，钱便不用付了。”阿龙笑着说。
“多少钱？别要我再问一次。”阿七板起脸孔，狠狠地瞪着阿龙，我想，阿龙应该没料到会遇上这种牛脾气长官吧。
“嗯……嗯……四元二毫。”阿龙战战兢兢地说。
阿七付过钱，接过三盒点心，走出茶楼。我赶紧跟着他。
“我没钱付我的一份……”刚上车，我使对他说。
“我硬要你来帮我，如果连午饭也没得吃，未免说不过去吧。”阿七除下眼镜，解开领带，笑道，“我们当员警的，有时要挨饿工作，为了追捕犯人可能连半滴水都没得下肚，但你是市民，没道理要你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没吃午饭，如果我一个人追查，我便会跳过不吃，这顿饭算是你带挈我的。”
我本来想说句谢谢，平时我一餐顶多花一元，今天简直是豪华大餐；但一想到明明是他办案，却拉我下水，我便觉得我应该吃得心安理得。反正我一介平民，抓到苏松他们，领功的只有阿七，这四块钱实在太便宜了。
“我开车到码头，你先吃吧。”阿七扭动车匙三次，车子引擎才传来运作的声音。
从德辅道中驶往统一码头不过是一个街口的距离，我只吃了两只虾饺，车子便到了。第一茶楼的点心意外地好吃，看来这个“第一”之名不是盖的。
车子来到码头外，通往汽车渡轮上车处的入口排了长长的车队。也许因为周末的关系，不少上半天班的人要回海港对面的家，所以如此挤迫。看样子，光是排队等候上船也要等三十至四十分钟，不过，阿七没有把车子开到伫列中，反而停在路边。
“你继续吃，我去码头问问职员，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如果犯人在码头放炸弹，这儿会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阿七说罢便往码头走过去。
我一边用牙签吃着美味的点心，一边打量著阿七的车子。车子内部颇为朴素，没有什么装饰，在我面前的挡风玻璃上贴著一张纸，上面有香港员警的徽章，我猜那可能是方便进出警署的通行证。我把目光移到仪表板，再往下看，看到收音机的按钮。我打开收音机，调节频道，喇叭传出英文歌。
就在我把一整盒点心吃光时，阿七回到车里，“似乎没有任何异样，职员也说中午后没有任何特别事情发生。”
我把一盒点心递给阿七，一边扭动收音机的旋钮降低音量，一边说：“即是说，他们应该开车上渡轮，到九龙去了？”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半，距离杜自强他们离开茶楼已有两个半钟头，搞不好已经如姓邹说过的情况，“完成任务”，解散了。
阿七捡起一个叉烧包，两下便把它全塞进嘴巴里，含糊地说：“很、很可能是。但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沿途收、收集情报，我将杜自强的照片给、给职员看，他们都说没见过他。”
“我其实有好好想过……”我打开另一盒点心，也抓起一个叉烧包，说：“我想，码头应该不是目标。”
“为什么？”
“你记得地图上的那个‘X’吗？”
“你说铜锣湾裁判司署那个？”
“那是其一，另一个在统一至佐敦道的直线上。”我边吃又烧包边说：“我想，那个”X“会不会代表了真正的炸弹？”
“真正的炸弹？你指连同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的那两个预告？”
“不，不，那两个我说过，可能是幌子。名单是用来误导员警的，地图上才是他们真正的计画内容。昨天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真炸弹，地图上便有一个‘X’，那么，海面上的那个，X”也应该是真炸弹。”
“所以你认为他们目标是要炸渡轮？”阿七问。
“总不会是把炸弹丢进海里，炸‘白炸’@吧。”我说了一个很无聊的双关语。
“但炸沉一艘渡轮有什么意义？”
我耸耸肩，摊摊手，表示不清楚。
“嗯，我们先排队上船，期间再慢慢想吧。”阿七边说边开车，驶往车队后方。
在轮候上船的三十分钟期间，我们不断讨论地图上每个符号的意思。我认为尖沙咀员警宿舍等四个地点上只有编号而没有时间便是作为陷阱的佐证，苏松他们是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浪费警力，以及掩饰真正的目标。
“所以，统一码头可以剔除。因为如果他们在统一码头放炸弹，在美利楼和中央裁判司署的警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赶到。”我提出这点时，阿七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我们之后便无法推论犯人的下一步。我只能猜测，他们口中的“执行细节”很可能在船上进行，实行某种诡计，姓邹的要杜自强他们做诱饵，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渡轮上的水手可能会留意到什么。可是刚才阿七已问过码头的职员，他们都说没有任何不寻常事件发生，我们的结论便是，要上船亲自问问水手。
大约四点，我们等了两班船后，终于能开车上渡轮，这艘拥有两层甲板的汽车渡轮叫“民定号”，我约略估计，大概每层可以容纳二、三十辆汽车。我虽然不时搭渡轮过海，但坐私家车上汽车渡轮还是头一遭。在船上，有些司机和乘客留在车厢中打瞌睡、读报、听电台或闲聊，但更多人离开车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
我跟随阿七向水手们问话。
“员警。”阿七出示证件。“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今天十二点四十分后，有没有见过这个青年？”
几名在甲板工作的水手聚集过来，仔细看杜自强的照片后，纷纷摇头。
“那有没有遇上什么奇怪的事情？”阿七再问。
“没有啦，长官。今天只是一样人多车多，没有什么特别事。”一名长胡子的水手说。
“我们这艘是没有事，但我刚才换班，听到民邦号那边好像发生了小纠纷。”旁边一名年约四十岁的水手说。
“小纠纷？”阿七问。
“好像说，一个半小时前从中环开往油麻地的航班上，有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而开骂，水手们都怕他们大打出手，可是闹了一阵子，他们却和好了。真是不能理解这些小伙子在想什么。”
“我有没有办法问问民邦号的船员详细情形？”阿七问。
“当然可以，不过我们刚离开中环，民邦号应该刚离开油麻地。你们在佐敦道下船后，要多等半个钟头才等到他们泊岸，到时你们便可以上船查问了。”
我们应该会在四点半下船，换言之，民邦号大约在五点正靠岸。
“我说，杜自强他们的目标，会不会是民邦号？”回到车上，我对阿七说。
ⓧ白炸：粤语，即水母。
“又回到炸沉渡轮的假设了？”阿七反问。
“炸沉渡轮的确没有意义，但别忘了渡轮是运载车子的啊。或者他们要对付的，是某个开车搭渡轮的人，他们想制造海难。”我皱起眉头，说：“这么说来，杜自强他们的对话便容易理解了。杜自强和苏松在船上假装发生纠纷，邹师傅趁船员们不注意时，在机房或渡轮上某特别脆弱的位置装设炸弹。杜自强说过目标不易对付，大概是指船上耳目众多，而邹师傅说目标比想像中脆弱，是因为船上各人都没料到会有炸弹。在闹市中想暗杀一个人，未必能成功之余，逃走亦很麻烦，但渡轮在三十分钟的航程内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水警轮和消防船要救援有点困难，而船上的救生用具也不见得齐全。最重要的是，犯人一早已逃走了。”
“糟糕了。”阿七立刻跑出车厢，我紧随其后，他跑到刚才问话的胡子水手跟前，说：“我要用无线电联络民邦号。”
“长官，这我可没权处理，你得亲自跟船长说。不过你要问民邦号的船员有没有见过你要抓的人，还是等泊岸吧，照片又不能经无线电传过去……”
“不，我只要通知民邦号一句话。”阿七抓住胡子水手的手臂，“告诉他们搜索可疑物品，我怕有人在船上放了炸弹。”
一众水手同时露出错愕的表情，互望数眼后，胡子男问：“长官，真的？”
“我不知道，但有这个可能。请民邦号的船员在不惊动乘客之下搜索。”
“明白了，你们请在这里等一下。”胡子水手点点头，往驾驶室走过去。船长在胡子男陪同下来到我们跟前，阿七向他说明情况，船长便说回去驾驶室联络民邦号。我和阿七坐在船头一个给船员们休息的角落等待回复，虽然海港的景色很漂亮，迎面吹拂的海风很凉爽，但我们现在没心情享受。
“那便是民邦号。”一名水手指著海上另一艘迎面而来的渡轮，对我们说。看着那艘船，我不由得幻想它突然在我眼前爆炸沉没，乘客和水手掉进海里的地狱情景，心底冒起一份寒意。
不过民邦号没有爆炸，它只是悄悄地在我们不远处驶过。
我跟阿七在船头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渡轮快到佐敦道码头，胡子水手匆忙地跑回来，对我们说：“长官，民邦号的船员说没有发现。”
“没有？”
“他们已搜了两次，但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物件。长官，你的情报可靠吗？对方的船长说，可以在中环泊岸后停航，但如果只是误报，他会惹上大麻烦，这责任他担当不起。”
阿七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似乎无法下决定。
“不用停航，请通知民邦号如常行驶。”我插嘴装出权威的语气道：“民邦号应该在四点半到统一码头，再出发至佐敦道码头，约五点正靠岸吧？我们在佐敦道码头等候，到时我们亲自上船调查。不过请船员们保持警惕，炸弹狂徒可能会在下一班船才放置炸弹。”
“明白了，长官。”胡子水手再次跑回驾驶室。
“我们在车子里等，有任何消息请通知我们。”我向着其余的水手说，他们点点头。
回到车上，阿七以不快的表情对我说：“你为什么让民邦号继续航行？万一水手们看走眼，待会在海上发生意外，怎办？”
“但我们没有实证，确认船上真的有炸弹啊！”我不客气地嚷道。我发觉我已习惯跟阿七相处，甚至自觉跟对方平起平坐了。“贸然停航，后果可能很严重，可不是你丢掉差事便能了结，而且我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所以才想，也许我们真的弄错了。”
“奇怪的地方？”
“刚才水手说，民邦号上的纠纷，是一个半小时从中环开往油麻地的航班上发生吧。”
“对。”
“那即是两点半的航班。中环至油麻地航程约半个钟头，来回要一个钟头，根据刚才我们轮候上船时我看到的班次，这航线该有四艘汽车渡轮服务，每十五分钟一班。第一茶楼的好姐说杜自强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轮候上船需时约半小时的话，他们本该乘一点十五分的班次，但他们没有，他们一直等到两点半才上船。这不是很可疑吗？”
“他们可能要针对民邦号啊？”阿七反问。
“如果要针对民邦号，他们也可以上一点半的航班。”
“或者，他们真的上了一点十五分或一点半的班次，只是在佐敦道码头下船后再上船，然后在中环再乘两点半的班次呢？”
“不可能，因为下船后要重新轮候，时间上来不及啊。如果没下船，沿线折返，刚才你问有没有不寻常的事情时，水手们一定会提起这件怪事，更何况船员们应该不允许乘客这样做吧，轮候上船的车子那么多。”
阿七没回答，似在思考当中的过程。
“而且，现在想起来，刚才的假设有一点问题。”我继续说：“虽然制造海难，掩饰杀害某人的假设满合理的，但实际上难以操作啊！因为犯人无法确保目标上哪一班船嘛。所以我有新想法了。”
“新想法？”
“汽车炸弹。”
陶七果然瞧着我。
“如此说来，这一切便说得通了。”我指了指我们身旁的其他车辆，“犯人的目标是某位元英国人，他们在码头附近等待，对方的车子现身，他们使开车跟踪，上同一班渡轮。在船上杜自强和苏松假装吵架，引哄目标人物视线，邹师傅便在对方的车上装设计时炸弹。”
“为什么是英国人？”
“姓邹的说过，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所以很可能是英国人。”阿七跟我再次找胡子水手，要他向民邦号的船员查问一下。
“长官，船要靠岸了，我们的工作很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