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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序
本书付梓时，我认识这位我冠以假名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女人已经十年有余了。西碧尔要我继续为她匿名。读者读了她的真实故事后自会明白这样做的理由。但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确真有其人。
我跟她首次见面，是在1962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纽约市麦迪逊大街的一家饭店里。西碧尔的心理分析家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生安排了这次会面，以便我能与西碧尔由此熟识。
西碧尔显得拘束、疏远。我知道这是她有病的缘故。威尔伯医生和她从事于精神病学病史上最复杂也最古怪的疾病的治疗---对多重人格首次进行心理分析。
当时，我知道这个病例已有几年了。我是《自然科学文摘》的精神病编辑，还写过几篇精神病学论文。因此，威尔伯医生和我的事业道路常常交叉。实际上，我所写的论文，有几篇就是论述她的几个病例。
安排这次会面，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威尔伯医生不知我是否有兴趣写一写西碧尔的故事。医生认为把这份永垂医学史册的病例刊载在医学杂志上还远远不够。因为，除具有巨大的医学价值外，这个病例对于一般公众还具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深远意义。
我希望再等一等治疗结果，然后才义无返顾地埋头写书。在这期间，西碧尔和我交上了朋友。我们在文化艺术上分享我们共同的乐趣，关系愈来愈亲密。西碧尔常来我公寓作客。她常把心理分析中发生的事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而她在我家时所发生的事也常常进入了她的心理分析之中。
逐渐地，本书的内容愈来愈引起我的兴趣。我亟想捕获这一病例中固有的戏剧性，加工成一本书。我想写这本书，还因为我同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现任肯塔基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友谊。她们在极其特殊的心理分析中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的勇气使我十分钦羡。
这样，在认识西碧尔及其化身有三年以后，我作出了写书的承诺，并正式开始为本书进行研究。我与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相互信任，我同那些化身直接接触过，但这还不够，必须系统地在整体上探讨这个病例和西碧尔的全部生活。我广泛地阅读有关多重人格的医学文献，并同威尔伯医生等许多精神病学家讨论这个病例的普遍意义。我同西碧尔在中西部家乡的小镇（我称之为威洛·科纳斯）中认识她的人交谈，与奥马哈和纽约市里认识她的人交谈，以追寻她的生活轨迹。我还追踪西碧尔化身几次出游的足迹。比如，在费城，我就计算过大森林饭店前门的台阶到底有几级。
要把一个个令人晕眩、令人不寒而粟的事件展现出来，我必须先把它们解剖清楚。我查考了与西碧尔十一年心理分析有关的全部资料。这包括威尔伯医生每天写的记录（这是她在2354次门诊中用铅笔写在处方笺上的）、西碧尔自己写的短文（是作为治疗程序的组成部分而写的）和在心理分析时留下的录音。我还研究过西碧尔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心理分析第一年的日记、来往信件、家中和医院的材料以及多塞特一家在威洛·科纳斯居住期间的城镇报纸和记录。
整整十年（其中七年我全力写书），我同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密切地联系。她们就象随时准备坐在那里由我画肖像一般，由我把西碧尔度过的生活和医生分析过的心理状况一点一点地再创造出来。
西碧尔读过书稿后说："每个感情都是真实的。"威尔伯医生评论说："每个精神病学的事实都准确无误地复述出来了。"
西碧尔的真实故事向我们提供了罕有的机会，瞥见了无意识的心灵，从而导致我们的理解。西碧尔这一病例，反映了异常的心理和心理发展模式，从而使我们对正常的心理和心理发展模式有了新的洞察力。它不仅使我们看到无意识心灵在驱动人们行动中的神秘力量，还让我们看到毁灭性的家庭关系和狭隘而执拗的宗教信仰所造成的恶果，看到了一个女孩对其家中的男子的认同（或称自居）和对本人才能充分发挥的否认。西碧尔的故事是照管孩子方面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沉痛教训。这个故事还提出了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什么叫成熟？完整的人是什么意思？
西碧尔的生活故事还阐明了无意识心灵在创造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揭示了在记忆和忘却之间的微妙关系，使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可以同时共存。它还提出了若干哲学问题，比如：现实和虚幻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我"的涵义。
在医学上，本书启示了遗传和环境在精神病疾病的发生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精神分裂和大癔症之间的区别。精神分裂症是不少医生和公众常常用以概括形形色色的精神症状的总称。而大癔症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疾病，西碧尔所患的正是这种怪病。
而最为重要的，也许是读者被西碧尔在内心世界冒险的魅力所迷住的时候，他（她）的意识而必然大量扩展。
弗洛拉·里塔·施赖勃
1973年1月于纽约市
第一部 现状
1.停摆的钟
玻璃的碎裂声使她感到头部一阵抽痛。整个房间似乎在旋动。她鼻子里灌满了化学药品的腐蚀性气味。其实她吸入不多，但气味刺鼻。这种气味好象来自久已忘却的往事。虽然距今遥远，但却十分熟悉，使人想起家乡那爿老药铺。
老药铺的玻璃器皿碎裂时，大餐厅里的玻璃器皿碎裂时，都有人厉声申斥："是你打碎的！"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把化学笔记本往自己的文件夹中一扔，便朝门口奔去。化学教授的视线、其他同学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不知怎的她感到镂心刻骨。
房门在她身后合上。她已置身哥仑比亚大学哈夫迈耶会堂的三楼走廊上。走廊很长，黑黝黝地，不见人影。她独自等候着电梯。
"太拖拉了，真是拖拉，"她一遍遍地想着。唉，要是一听到玻璃碎裂声就动身离开就好啦，真不该呆这么长时间才离开教室。
太拖拉了！这部电梯也是这样，真是拖拖拉拉。
西碧尔伸手去拿那带拉锁的文件夹。咦，不在。电梯呢，也不在。那光线暗淡的走廊也不在了。她现在正站在一条又长又窄的街上。路面铺满白雪。电梯始终没有来，她等得不耐烦。现在她正在步行。
寒风刺骨，白雪在脚下被踩得喀吱直响。她没有穿套鞋，没带手套，没带帽子。两耳冻得又麻又痛。身上这件浅灰色花呢两用装，平时穿着从公寓（座落在晨边车道）走到实验室还是挺暖和的，如今竟档不住这无情的严寒。
西碧尔想找一块路标，却找不着。她想找间屋子避寒，也找不到。有没有加油站？没有。药铺呢？也没有。
药铺、化学实验室、那条黑黝黝的走廊、电梯......，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眼前这条路灯如豆、无人居住的无名街。这是什么地方，她一点都认不出来。
街道两边排满了厚厚实实的木质建筑，有的象战舰似的涂成灰色，有的包着钢皮，十分陈旧，丑陋不堪。
这里不可能是纽约。也许是她老家威斯康星州的什么地方吧。在那里，她在孩提时就曾经历多次类似这样的暴风雪，深知怎样就易得冻疮。真滑稽！刚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梯外站着，怎么刹那间就来到威斯康星呢？这么短暂的一瞬，她哪里也去不成。也许她哪里也没有去，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但当她加快步伐的时候，那些难看的建筑物，还有那不停地落在她脸上身上的雪，使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时时要用冰凉的手抹去脸上的雪水，并颤动身子抖去衣服上的雪花。她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类建筑，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在梦境中把它们创造出来。建筑物的前门大得出奇，这并非出于她的想象，而是由于货运和贮藏的需要。她思维中的现实部分又占据了主宰地位，她明白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一个货栈区。
蓦地，街道另一边的雪地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身影。这是一个男人。但他竟象一个飘移的阴影，令人感到不可亲近，而且与道旁那些厚实的建筑物那样，绝无一点生气。他当然能告诉她这是什么地方；但她竟觉得自己难以启齿求助。她还担心如果真要向他打听，他多半会误解她的动机，往邪处猜想。所以，她听任他从自己身旁移去，让他融入黑夜之中，去到货栈以外的世界。
对西碧尔来说，似乎是既无出口，又无入口。那街垒般的建筑，同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混为一体。她觉得自己被包围，隔离，关押，堕入陷阱---无论在内心世界还是外在世界都是如此。
没有救了吗？出租汽车呢？公共汽车呢？难道就没有办法从这里脱身么？她每次乘坐纽约某一路横贯全城的公共汽车时，总有一种逡巡不前的奇特情绪，但眼下她真想坐一坐公共汽车。可是这种想法纯属胡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共汽车。什么都没有。
她又想到公用电话厅。若能找到公用电话，就不难弄清自己究竟置身何处，还可以打电话给同室居住的特迪·埃莉诺·里夫斯。她一定为自己已久久不归而担心啦。但西碧尔立刻想起：在自己动身去实验室不久，特迪也就动身去俄克拉何马州与亲属度假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西碧尔离开公寓时，特迪还劝她换一件厚实些的外套哩。但西碧尔没有听从她的劝告，因为这正是她无法听从的数日中的一日。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天气转冷的日子里，她总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和内心中一种奇怪的激动感，使她连换一件外套而在公寓里多呆几分钟也无法忍受。
西碧尔还想打电话给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生。也许她错过了与医生约定的复诊时间。如果时隔过久，医生也会为她担心的。从现在起，她恐怕会多次错过预约时间吧。
这"现在"二字实在难以捉摸。从她在电梯外等候时算起，到底度过了多少时间呢？只要她能回忆起来，一点点弄清自己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那么，一切就都明白了。而在这之前，她是无法安宁的了。
寻找电话，犹如寻找海市蜃楼那样艰难，但却可能是回到现实的最佳方法。她必须设法找到电话，脚步不停地去找。她感到自己实在走不动了，但她知道自己不敢停步。她的两条腿已近冻僵，但若停步不前，她就会冻死。美国中西部的冬天是怎么回事，她可是深有体验。
为强迫自己走动不停，她注意倾听各种声音，留神生命的迹象。但是，能听到的只是风声。一个个街区过去，就是见不到一块路标。要找电话，希望更加渺茫。
为暂时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西碧尔在一盏路灯下停住脚步。借着昏暗的灯光，她打开手提包，仔细翻找起来：她的社会安全卡①、蓝十字卡②、驾驶执照、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卡，每个证件都是自己熟识的。
在离开公寓时，她钱夹中有50美元和一些硬币；但现在只有37美元42美分。她前往实验室是走去的，一路上没有买过东西。那么，那些钱花到哪里去了呢？难道是用作路费而来到这里吗？她曾在电梯外边等候着，后来就在这儿了。她能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些。
她公寓的钥匙在这里。但吊着一个红褐色大挂襻的，是一把她从来未见过的钥匙。她把它放在冻僵的手掌上，翻来覆去地瞧着，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钥匙上的金字：1113室。
这把钥匙干吗放在她的手提包里？是一把什么钥匙呢？一般来说，应该是一把旅馆的钥匙，但又与多数旅馆钥匙不同，钥匙上没有旅馆名字或地址，也看不出是什么城市的旅馆。
归根结底，也许仍是梦魇吧？不对，这把钥匙可是实实在在的，挂襻也的确存在，路灯柱也是真实的呀。还有那些好象在斜眼嘲弄她的丑陋建筑，以及沾在她腿上和外套上的雪，也都是现实。而且她的双腿还在活动，没有完全冻僵。她一面匆匆步行向前，一面欣赏这种无目的的匆忙，体味出一种残忍的幽默感。但由于她来路不清，去向不明，她愈是向前走，愈感到慌张。
她忽然想到1113室的房门钥匙。它可以开启某旅馆的一道房门，可以由此得到温暖、食物和休息。想到这里，心中感到欣慰。
她走得飞快，每到一个路口就东张西望，希望能看到什么车辆。她肯定会找到一家旅馆的。货栈以外，定有另一番世界。
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冒了出来，把她吓呆了。如果这把钥匙是自己在街上拾到的，又会是怎样？她不记得拣拾过钥匙，但她能回忆的本来就不多。如果她曾在那间屋子里住过几天、几周、几月或几年，而由于欠帐被赶了出来，又会如何呢？以上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房间反正是被别人占了。该不该把钥匙仍掉呢？不仍掉的话,会不会惹出麻烦、自投罗网呢？
不，哪里有什么钥匙、房间、避雪处,哪里有什么世界。只有这片无人地带延绵不断。虚无缥缈的男人身影曾在这片雪地上一掠而过。使她恐惧一生的黑白相间的影像又一次涌上心头。
这些狭长的街道永无尽头。所有的屋子都漆黑无光。上了闩的窗户唤起了昔日的恐惧。不管她住在哪里，哪里都有这种恐惧，如今又跟她来到这里了。
突然，她见到了灯光。原来是一座加油站。终于找到电话了。
看了墙上的牌子，她才知道此刻身在费城。她过去来过费城多次，但从未来过这个地区。
电话亭似乎在招手请她进去。但一钻进这囚笼般的电话亭,便觉得这里并不殷勤好客。她想给威尔伯医生打长途，便塞进了十美分硬币，但电话死寂无声。
她朝油站服务员走去，问他是否允许自己用他的私人电话。"抱歉，女士，"他回答说，"真对不起。"他转身走开，劈面把门关上。她所看见的,只是他那白色上衣的后身。
她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恐惧竟然传染给他了。她决定先去大森林饭店，在那里往外打电话。这家饭店她熟悉。每次到费城，她都住在那里。
一想到自己置身于如此熟悉的费城，一想到大森林饭店，她的恐惧不由得少了三分。她不慌不忙地去了一趟厕所，还用热水冲了冲手。回到街上时，她才看到德拉威尔河以及对岸的坎姆登。
德拉威尔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有一次还用水彩画了这条河的风景，用的是印象派手法。当时那只名叫卡普里的猫，正坐在她身旁，盯着画笔的每一个笔触，时不时还用脚爪捣一下画笔杆，似乎想提醒西碧尔别把它给忘了。
路标一块块地开始露面。前街、卡洛山街、春园......。在前街上，位于卡洛山和春园之间,有高架车道。西碧尔走近拐角时,见到一辆城区公共汽车刚要驶过。车头亮着灯。
"等一等！"西碧尔狂叫一声。
面色红润的司机停了车等她。
西碧尔瘫倒在靠窗的后座上，感到胳臂腿儿酸痛不堪。不管这辆汽车往哪里开，她都无所谓了。开吧，开到任何地方，随便什么地方，开往天涯海角，都无所谓。
车上有另外四个乘客，三个男人和一个戴海狸皮帽的女人。他们在这气候恶劣的夜晚出来干吗？但现在真是夜晚吗？密云满布的天空，呈现一派中性的灰色色调，说不清是夜晚还是黎明，看上去令人不快。她也不知道今天的日期。要是去问这些同车的乘客，人家会把她认作傻瓜。
手提包里的那把谜一般的钥匙，牵着所有的线索。现在又把她的思绪缠住。难道是大森林饭店的钥匙吗？她不清楚。公共汽车是否往大森林饭店开去，她也不清楚。不过，从她上车的地方到那饭店并不很远。她急于弄清，便走到车厢前部去问司机："这车到得了大森林饭店吗？"
"最近的车站离它有三个街区，"他回答道。"到时候我叫你吧。"
透过带霜的车窗，她认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路、洛根·弗里图书馆、富兰克林研究所和费尔蒙特公园。她兴奋地想起公园里两座花岗石纪念碑。其中一个是士兵浮雕群像，上面镂着铭文："一个国家；一部宪章。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同时保证自由人的自由。"她曾画过这个战争纪念碑。她必须把全部心思专注于任何事物，除那把钥匙以外的任何事物。除那把钥匙以外，除我的生命以外。除我的生命以外---这是不是哈姆雷特③说过的话？
"你该下车了，"司机朝她叫了一声。
她双脚又落地面。大地，由于马路和人行道十分溜滑而显得很不牢靠，却又由于熟悉的标志而显得稳当可靠：美术研究院，哈恩曼医院。最后，是大森林饭店金色的穹顶。
大森林饭店那红砖砌就的十六层大楼，终于矗立在她面前。一层到三层呈菱型，有一条白色上楣。饭店对面，是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用作《费城晨报》社的古老房子。大森林饭店门前有地铁车站。有人告诉过她：这地铁在1927年就投入运行了。而大森林饭店是埃尔克斯在1923年建造的。这正是她诞生的那一年。真逗！
她早可呆在饭店之内，但却站在饭店之外迟疑拖延，这使她烦恼起来，于是，她断然决定进去。向上连跨三级台阶，便是大森林饭店镶嵌着厚玻璃的前门。这对西碧尔来说，不啻攀登埃非尔士峰④。向上这三步，是进入一无所知的世界。
在前厅里，她凝视那火炬式的吊灯，细看那黄、黑、白三色大理石地面。由于在这里住过好多次，她很熟悉这个前厅。但她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个不休,任何细节也不放过。
该不该去登记呢？她犹豫了。也许她该直接去1113室，反正她有钥匙。她跑步跨上十五级台阶，来到中央大厅。这是一个安全的迂回，否则前有服务台，后有电梯，实在是进退两难。
一扇四十英尺高的彩色玻璃窗俯视着大厅，十分美丽。底层和二楼之间的夹层楼面，就在那窗户下面。在大厅的金色顶篷上镂刻着箴言："忠诚、正义、自负、友爱---他们的美德要铭记在爱情和回忆之碑。我们兄弟的过失，则写在沙地之上。"
西碧尔注视着顶篷。在短暂的几分钟内，她由于它的美丽而心旷神怡。但当她由中央大厅慢慢地折返前厅时，这种感觉便消失了。她又要寻找新异的东西来摆脱内心的困扰，于是发现了在上次住宿以来已出现了新的变化。旅馆侍者都换了人。原先在服务台的那个表情严肃、胸脯奇大的女人也不见了。西碧尔逗留在内部商店的橱窗前，强迫自己打定主义，是前去登记，还是直奔1113室。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她就急步出门来到大街。
在饭店门前，她买了份《费城晚报》，报上的日期是1958年1月7日。她疑疑惑惑地又买了份《费城调查》，报上的日期仍是1月7日。
1月7日。她是在1月2日离开实验室的。这么说，整整丢了五天！本来害怕的是：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更为可怕的是：知道了真相。
"请告诉我现在什么时间，"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问那售报的人。
"现在九点，"他答道。
晚上九点。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候电梯的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刻。中间隔了五天，没有错。
西碧尔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又一次推开饭店厚实的玻璃大门。丢失五天而引起的慌张和自责，使她不得不急急匆匆起来。她依稀看到有人在跟她打招呼。正是服务台的那位胸脯奇大、表情严肃的女人。"喂，这儿，"那女人招呼着，探出她的大脑袋。
"你忙吗？我想跟你说几句，"那女人继续招呼道。
西碧尔好似受到催眠，不由得止住脚步。
"听着，回到你房间以后，先洗个热水澡，喝些热茶，"那女人挺严肃。"外面刮着风雪，我真为你担心。我求你别出去，你就是不听。这可不是闲荡的天气呀。"
"我没事，谢谢你，"西碧尔的回答有些生硬。
当她朝电梯走去时，那女人还在向她微笑。
西碧尔可以发誓（在法庭上，她还可以宣誓），从上次住大森林饭店后迄今已有一年没来这里了。可是，服务台的女人（前一年没有在饭店工作）也可以在同一法庭上宣誓：西碧尔在1月7日以前几天就住在这家饭店了。
两部电梯，其中的一部忽地打开了门。西碧尔忧惧地走了进去。她是唯一的乘客。
"请开到十一层，"她说。
"外边暴风雪，您还出去？"电梯工问道。
她轻声回答："是的。"
"十一层。"他按了机钮。
电梯门在西碧尔身后关上。金属的铿锵声，似乎敲击在她的脊梁上，如同化学实验室所有的视线朝她集中而使她刻骨难忘一样。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部电梯，到眼前这部电梯，在两部电梯之间，时光不曾存在。想到这里，心中又懊恼起来。
难道真有1113号的房间？房门上都有房号。1105，1107，1109，1111，预示着下一个也许就是1113。房号似乎被霓虹灯照射着，忽闪忽闪地，果真是1113！
西碧尔打开手提包，取出钥匙，略略转了一转。难道真是这房门的钥匙么？
钥匙正适合。门开了。
没有人讲话，没有人被惊扰，没有人在屋里行动。房间里真没有人吧？
她把身子紧紧贴住门框，伸手在墙上摸索电灯开关，两脚没有踏进屋里一步。一盏泛光灯亮了。她走进去，关上房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她苦苦思索，想来想去，还是认定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可是，如果这间屋子不是她的，那么，1月2日至1月7日，她又睡在哪里？她又怎会拿着钥匙来到这里？她总不能天天呆在街上吧。
她登记过了吗？从服务台女人的所作所为来看，她好象登记过了。
西碧尔脱去潮湿的外套，把它放在椅子上，踢掉湿鞋,颓然倒在窗前的绿色靠背椅上。
她不认为这房间是自己的，但从服务台女人讲的意思来看，她也不认为这房间是属于别人的。
一时间，她只是瞪着大眼，茫然望着窗外，看着那罗马天主教男子中学和《费城晨报》社占用的旧房。但总是坐在那里也没有意思，她便取出那两份报纸来。
费 城 调 查
城 市 版
适宜各阶层人的独立报纸
我眼皮累得要合上了。星期二早晨，1958年1月7日
1月7日，这意味着我丢了五天。
◇ 人被射上186英里高空 共产党人如是说
◇ 加文谈导弹发射台价格问题
◇ 85界国会 今日召开第二次会议
我不在世上时发生了那么多事！飞行员完成爬高壮举后完全降落
我的爬高也是壮举。那些街道。那些台阶。那么多街道。我丢失了时间，这就不仅仅是降落了。
费 城 晚 报
星期二，1958年1月7日
付帐。办完手续后离开旅馆。我没有登记住宿，又怎能付帐离去？我没有行李怎么住进来的？预报暴风雪持续整夜
整夜？
还是在这里呆下来吧。她把报纸扔进带花纹的金属废纸篓，然后到书桌那里打电话找服务员。她要了豌豆汤和一杯热奶。在等候食物送来的片刻，她要给威尔伯医生打电话。太拖拉了，真是拖拉，那么久才跟大夫联系。
西碧尔刚拿起受话器，要把威尔伯的电话号码告诉饭店接线员，但梳妆台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无法相信地瞧着那件东西，不由得急急挂断了电话。放在梳妆台上的，赫然是那带拉锁的文件夹。
梳妆台上，还有一付露指的女用手套，还有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电梯旁还在使用的红围巾。
她心惊胆战地朝梳妆台走去，拿起文件夹，打开拉锁。里面正是她五天前在实验室一把抄起往里一扔的化学笔记。
梳妆台的一角，还有一样她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这是在费城的一家百货商店买一套睡衣睡裤的收据。这家商店，她去过好几次，离大森林饭店不近，但坐上地铁，简直是门对门那么近。这套睡衣的价钱是6美元98美分。难道这钱是从她钱夹中支付的？
睡衣！在哪儿呢？抽屉里，壁橱里，都找不到。
她去浴室寻找。起先找不着，后来发现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象一付有罪的样子。
睡衣睡裤已经起皱，被人穿过了。是她穿着上床的？睡衣裤浅黄浅绿条纹相间，花哨而鲜艳。这不是她的风格。她总是选择单一的颜色，一般是由浅蓝到深蓝。而这套睡衣睡裤却是孩子们喜欢挑选的色调。
西碧尔回到卧室，感到双腿无力。发现梳妆台上的东西以后，她愈发懊恼。带拉锁的文件夹似乎在瞪着她，红围巾威胁着她，连那付露指的手套似乎也指点着她，仿佛它们都有自己活动、自己运行的能力。
床头小柜上还有一件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张黑白画，画着一个坐在悬崖上的孤独女子身影，面对着一座似乎要将她攫而啮之的森然大山。这幅画曾印在大森林饭店提供的信笺上。既然在这屋里，显然是作者留下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
门上敲了一声,服务员把西碧尔要的汤和奶用托盘放在桌上。"今天晚上你不太饿嘛，"瘦得皮包骨的服务员说道。他好象拿她这次要的食物与以前要的作比较。他的声调柔和,态度很体贴，似乎与她很熟。但西碧尔知道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服务员离去了。
望着托盘上的食物，西碧尔又感到一阵惊慌，但这与她在货栈区看到那些丑陋建筑时有所不同。这个服务员、那位胸脯象座小山的服务台女人、那套睡衣、绘着悬崖上女性身影的黑白画，这些都有着某种涵义，可怕的涵义。她在货栈区感到惊慌是由于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懵然无知。后来买了报纸，对发生的事有所了解，结果惊慌更甚。现在明确无误地知道了，惊慌更加大得不可比拟。那套睡衣、那张黑白画已经说明问题，无可置疑了。
西碧尔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把汤推到一旁，匆匆忙忙地穿上鞋子，穿好尚未干燥的外套，带上围巾，戴好手套。她把睡衣和收据塞进文件夹。她本来打算在这里过夜,可是，尽管她知道雪还在下着，火车也可能赶不上了，她还是必须赶回纽约。如果她呆在这里，可能要出大事。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知道，必须在她还是她自己本人的时候赶回纽约去。
2.内心世界的战争
火车，眼前这些仿佛在夜间蜿蜒的龙，使她入迷，使她神魂颠倒。过去，火车一般意味着带她逃跑。而这辆火车却带着她向前。她知道自己必须返回纽约，不是为了上课或去做化学实验，而是为了去找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努力想象在她离开纽约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与医生每天见面的固定约会完蛋了，医生可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她，更主要的是医生会猜测到什么事而对她灰心失望。
西碧尔把这些烦人的想法统统撇到一边。自从上车以来，她心境就十分平静，再不能沉溺于空想、自责和懊恼的情绪之中了。
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回想她第一次见威尔伯医生时的有关情况,想得那么专注，一直想到火车抵达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
西碧尔，1945年夏天时，年纪二十二岁，情绪绝望地与她父母（威拉德和亨莉埃塔）同住。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西碧尔来说，她的内心世界似乎也处于交战状态，不是普通说说的神经质问题，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神经质问题，那些自幼就折磨她的神经症状已经愈来愈甚。她在中西部师范学院主攻艺术,而学院当局在去年六月竟把她送回家来，并交代说：除非精神病科大夫认可，否则就别回学院去念书。学院的护士，名叫格温·厄普代克，不敢让她单身上车，还陪着她一起回家。西碧尔原先从事学术事业就难以应付，回家以后，她的父母立刻变得冷漠无情，西碧尔在处理自己与双亲的关系方面更加束手无策，结果，她的症状只能愈来愈重。1945年8月，西碧尔开始认真地寻求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牵累她一生，但，包括她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怀着这样的心情，西碧尔第一次去见林恩·汤普森·霍尔医师，这是她母亲的医生，而且去看病的是肚子发涨的母亲，西碧尔则以患者女儿的身份作陪。但在对霍尔医生谈及她母亲时,西碧尔在很短的一瞬间竟希望他能问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她喜欢这位身材高大、话语温柔的霍尔医生。而且她知道自己最喜欢他的是他把她当作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但是实情却足以令人不安。二十二岁了，她具备了成年人的资格。智商170，根据标准，也够得上聪明的水平。可是，她在母亲甚至父亲身边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在她出生时，父母双双都已四十岁。从她记事起，她就看见母亲头上有花白头发。她认为父母与自己之间存在着两代（而不是仅仅一代）的代沟。加上她又是一个独生女儿，所以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西碧尔想直接同霍尔医生联系。第一次去时，她真希望他会问她："你有什么不舒服啊？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三天后第二次去时，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但当她陪着母亲坐在拥挤不堪的候诊室内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当时医生很少），她的勇气便化为乌有了。实在没有理由认为霍尔医生会问她病情，这一点她明白。
终于轮到她母亲就诊了。由于母亲的坚持，医生在做检查时，西碧尔始终在场。当母女两人和医生走出检查室时，霍尔医生把她带过一边，说："我想在诊室跟你谈一谈，多塞特小姐。"西碧尔跟随霍尔医生去诊室时，她母亲去化妆室了。
西碧尔惊奇的是医生并没有谈她母亲的病情，他坐在转椅上，瞅着西碧尔，直截了当地问道："多塞特小姐，你又瘦又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顿了顿又问："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她盼望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但她却很忧虑。虽然她渴望有这次机会,机会真来时，又令人大惑不解。霍尔医生怎么能猜出她的愿望呢？他居然会本能地听到她紧闭心中的企求，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早就称他是聪敏的医生、奥马哈市最优秀的内科大夫，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一切。
西碧尔突然想起霍尔医生在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后，正在等着她的答复，现在没有时间容她沉思冥想。她慢吞吞地回答道："噢，我身体方面倒没有什么大的不舒服，医生。"她极度渴望他的帮助，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西碧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西碧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开了。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①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西碧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她母亲在西碧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西碧尔的父亲，更不用说西碧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母亲（自称为"伟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她不会听从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西碧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西碧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医生还很年轻，恐怕最多比西碧尔大十岁。她的目光十分亲切。不错，的确十分亲切。
可是，西碧尔内心激烈地翻腾着的，仍是她在霍尔医生诊所体验的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脱感，她终于来治疗神经质问题啦；另一方面是恐惧感，她所患的是一种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西碧尔设法掩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讲她在学院时极为神经质，因此常常不得不离开教室。
"在学院时情况很糟，"西碧尔回忆道："学校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很为我担心。学校的大夫把我转到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大夫那里去。我只去看过一次,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情况愈来愈糟。他们就送我回家，说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才能回去。"
威尔伯医生很有耐心。西碧尔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西碧尔接着道："我现在在家。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我无时无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板着面孔。我知道他们为我被学院送回家来而觉得羞耻。他们对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过我在情况好了以后是要回去的。"
医生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西碧尔接着说下去。"我是个独生女儿。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尔伯医生点了点头，她点燃了香烟。
"他们为我担心，"西碧尔接着道："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我的朋友，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我在为牧师的学术演说搞些图画说明。他在讲，我在画他所讲的野兽。画得真生动。我当时吊在舞台上方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我一般用粉笔在厚画纸上画出牧师所讲的东西。他使我忙碌不堪。他……"
"你自己觉得怎样?"威尔伯医生打断她的话。"你已经告诉我别人对你是怎么想的。可是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呢？"
西碧尔简略地谈到自己身体上的不适，如食欲很差，身高五英尺五英寸而体重只有79磅。还有慢性鼻窦炎和视力极差。"我有时觉得好象透过隧道看东西似的。"她停了停又补充道:"我的身体根本不好,但人家说我健康得很。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又病又不病。"
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医生想知道。不，她记不得。小时候做过恶梦，但也记不起来了。
医生要她谈谈自己的感情，西碧尔就发呆了。但医生坚持要她谈。西碧尔所讲的只引起医生这样一段话："你还要到这儿来。你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威尔伯医生是有把握的，但她也知道要影响西碧尔并不容易。西碧尔如此幼稚，如此不成熟，如此不谙世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