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碧尔真诚地愿意再来，但她在外屋付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若不先同父母长谈的话，是不可能再来就诊的了。她仍感到自己如果能继续与医生合作，是可以好起来的。
她对医生讲得是否太多了？电梯自六楼迅速下降时，西碧尔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她明白：她不敢说的事并不曾出口。走出大厦，来到八月的阳光下面时，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把自己应说和能说出来的个人情况告诉威尔伯医生，永远不会。
3.兽穴和巨蛇
西碧尔没有发生什么波折，便第二次来到威尔伯的诊所。等她步出大厦时，忽然想起母亲还在邻近的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她哩。海蒂·多塞特由于不能陪女儿去见医生而灰心丧气，竟把女儿一直送到大厦的电梯边。
"我在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你，"海蒂在电梯门口嘱咐道。这是历来如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西碧尔迈着缓慢的步伐，顺从地走进布兰代斯百货公司，一眼就看到母亲瘦瘦的身材、高傲的仪态和满头的白发。母亲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夫提起过我吗？"虽然是询问，可带着查问的口气。
"她什么也没有说，"西碧尔答道。
"好，走吧，"她母亲烦躁起来。
"我想去一下图书馆，"西碧尔说道。
"可以啊，"她母亲同意道，"我也想借一本书哩。"
在哈尼街的图书馆，西碧尔和母亲分赴不同的书架，后来在借书台相遇。西碧尔拿了一本西德尼·霍华德写的《银索》。
"你这是什么书啊？"母亲问道。
"是个剧本，"西碧尔答道。"威尔伯医生要我看的。"
这天晚上，西碧尔做晚饭，后来又洗盘子，她母亲一直坐在那里看《银索》。看完以后，她评论道："我不明白威尔伯医生为什么要你看这东西。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威拉德·多塞特在其妻女两人讲话时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琢磨几个问题。他很勉强同意西碧尔去做治疗，因为自从西碧尔被送回家来，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么事。尽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愿意试试。然而现在他疑惑了，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
治疗是在8月10日开始的，每周一次，1945年整个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疗。对多塞特一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观望和担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尔从威尔伯医生诊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贪婪的秃鹰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说我们一些什么话？"他们有时争先恐后地问，有时异口同声地问，"她还说了些什么？"但从来不问："你现在好吗？"或"情况怎么样啊？"也从来不象西碧尔衷心希望的那样---哑口无言，一语不发。治疗本身就够痛苦的了，何况还有家庭的审问。
"你把自己打倒啦，"医生告诉西碧尔。"你很少想到自己。这种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责备别人不喜欢你。"
另一个主题是："你是一个天才，但过于认真。太认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
还有一个主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发脾气呢？"
威尔伯医生劝告她："离开家，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人。走吧。"
西碧尔希望自己能办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疗开始后已经益发变本加厉了。
医生认为西碧尔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的那番评论，把她的母亲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亲在知道以后轻蔑地宣告道,"这几年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诊断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把钱统统给我，让我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呢？"
西碧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总而言之，西碧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她母亲，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亲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但她父亲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西碧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可是，西碧尔很快就发现她父亲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亲反复警告道："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西碧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西碧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西碧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
西碧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西碧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还有几次，西碧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有时西碧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西碧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西碧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西碧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西碧尔有神经质。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西碧尔企图解释。"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合辙压韵地说道。"寄放儿子①，寄放女儿。"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西碧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西碧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医生觉得西碧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西碧尔。"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西碧尔入迷。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兽穴和巨蛇呀。西碧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②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西碧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西碧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在上帝和圣经中的巨蛇之间作出抉择。上帝对那些选择他的人负有全部责任，能把他们带到天堂。反之，选择魔鬼的人将走另一条道。
威拉德·多塞特怕把女儿托付给魔鬼，并由此把自己也搭上。所以，当西碧尔要求他放她去芝加哥做心理分析时竟然无法置答。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西碧尔说，"我得跟韦伯牧师商量一下。"
牧师本是一个果断的人，如今碰到了威拉德·多塞特提出的难题：精神分析究竟是否有利。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牧师深知多塞特是个有本事的建筑承包商，便聘他来建造他们这个宗教派别的教堂。多塞特的工作地点正是一所尚未完工的教堂。他们两人在这个工地上商量，而牧师的态度一点都不明朗："我不知道啊，多塞特兄弟，我真是不知道，"他重复了好几次。
沉默了半晌以后，还是多塞特自己评说起来："如果芝加哥心理分析家与我们同一信仰，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怕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的大夫会用麻醉剂、催眠术和其他我坚决反对的技术方法去作践她。"
牧师在铺好的教堂地面上踱来踱去。他沉思良久，仍是茫然不知所措。当他终于开腔时，只有这样几句话："你只能自己作主了，多塞特兄弟。我衷心地想帮助你，但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轮到多塞特来回踱步了。他担心地说："如果祷告和赞美上帝不是治疗的内容之一，他们要把我领到这条道儿上来可不容易。"
"是啊，"牧师附和道，"就象在密苏里州把一头骡子牵进新谷仓，你得先蒙住它的眼睛。"他停了很久才补充道："我主张思想自由、意识和信仰自由。多塞特兄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有说服力的，甚至使人不可抗拒。但我所使用的唯一方式是同人们谈话。我一辈子从来不强迫人。心理分析会不会强迫人，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并不反对西碧尔去芝加哥。这个决定不该由我来做。主意，得由你和她来拿。"
威拉德·多塞特把他同牧师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西碧尔。他苦于找不到出路，便叫她自己来拿主意。"我仍是要去芝加哥。"这是西碧尔坚定的回答。
下一个安息日③，西碧尔在教堂同牧师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她凝视他的黑衣和他锐敏的褐色眼睛。在暗淡的光线中看去，真是很有意思。这是一幅恐惧的图象,暴露得一览无遗。牧师感到她的凝视。他柔声说："你父亲和我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问题的。我们承认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如果你确实要这么做，我们不应反对。"
西碧尔的决定一直未变。她在等候克拉克森医院的住院通知和芝加哥方面的回话。她把不久即将发生的事，看作是朝那"可怕的事物"所发动的一次强化冲击。在她父母和她自己多年踌躇和拖延以后，终于采取了首次行动，的确使人慰安。在年纪还轻时无法显示的坚毅果断，现在终于能充分发挥出来了。
突然，一切都变了。原因是她在患咽炎的同时又患了肺炎。其实，肺炎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手段。她感到剧烈的头痛和咽痛。她想起床给威尔伯医生挂电话，取消10月6日预约门诊，但头晕和衰弱得实在不行。西碧尔请她母亲打电话给威尔伯医生。
西碧尔听见海蒂·多塞特把医生的号码告诉接线员，跟大夫的秘书说了几句，便同医生本人通了话。"是的，我是多塞特夫人，西碧尔的母亲，"海蒂一口气不停地说下去。"西碧尔病了。10月6日不能见你了。是啊，好象每个人都嗓子痛，但她还得了肺炎。反正是她叫我打电话找你的。谢谢。"
咔嗒一声，她母亲挂断了电话。
"大夫怎么说？"西碧尔问道："她说什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她母亲回答。
"没有提到下一次预约时间？没有提到住院？"
"一句也没有。"
火车已经到达特伦顿，但西碧尔的白日梦仍在继续。
她母亲话语的回声还不能停歇。她在奥马哈所说的话似乎是现在说的。她粗声粗气的嗓音，清晰得犹如她坐在西碧尔邻座一般。火车向纽约行进。她的回忆，按照她的假设，是依着其自身的逻辑，一个个自动地显现出来。发动这一切的是那位医生，她如今去寻找的那位医生。
西碧尔听见母亲说威尔伯医生一句也未提到以后的预约门诊后，很快就排斥了失望的情绪，认为医生一定以为自己在康复后会打电话联系的。但当她完全恢复健康后打电话时，对方却告诉她威尔伯医生已经离开奥马哈市，不再回来了。西碧尔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
经过家中多次苦斗，经历了说服父母同意她治疗和住院的极度痛苦，如今，这一条康复之途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她觉得，象自己这样感情脆弱的人，哪怕最最勇敢，也不能经受这一次打击。
她离开电话桌，软弱地坐在床上。她想她母亲又该大加嘲笑，她父亲又会默默地表示不满了。她想到威尔伯医生，想到她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呢？她把医生得罪了吗？医生会不会以为她不是真病，便停止了治疗？这些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
现在又是什么？一封来自芝加哥的信。信中声明心理分析家的时间已约出了两年，所以眼下不接受新病人。这一来，心理分析完了。失去威尔伯医生，克拉克森医院和继续治疗也完了。于是，在她宁静的卧室中，西碧尔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她不得不单独一个人干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由于威尔伯医生离去，由于芝加哥之行一笔勾销，她反倒更加可以随心所欲。而她心中最主要的愿望是回学校去。
她身体怎么样？她心中无数，但威尔伯医生的治疗可以作为复学的手段。不管怎样，她已经见过精神病大夫了。
她给厄普代克小姐去信，表示希望返校。厄普代克小姐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来玉成此事。在这同时，西碧尔继续在初中执教，而且绘画。她所画的"城街"和一幅铅笔画在奥马哈一家画廊中展出。但那不可名状的可怖之事仍然纠缠着她。有一天，她感到未被它所纠缠，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委婉地写了一句"今天一切都好。"1947年1月，西碧尔回到学校。
在第一个星期，厄普代克小姐惊奇地知道了实情。当西碧尔告诉她整个课程可以听下来而没有内心的紊乱（要是在过去，她就非离开教室不可）时，厄普代克小姐好象十分高兴。西碧尔在194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最近很好。"在1947年1月8日，西碧尔提到那不可名状之事时在日记中写道："我如此自豪，如此欣慰---我居然能象昨天那样同厄普代克小姐谈到这件事，且维持在这水平上。一直没有"倾向性"。我盼望了多久呀。上帝一定听到了我的恳求。"
可是，这不可名状之事，这种"倾向性"，并没有停歇。她的日记是那"倾向性"存在与否的确切标志，因为当西碧尔还能把持整个处境时，她总是记上一笔的。但即使在她自认为"最近很好"的时期，日记中仍然有些天是没有记载的。事实上，在1月9日，即在她十分乐观地夸耀后的次日，就没有记载。一般来说，是好几天，坏几天。
对西碧尔来说，好日子仍是不少，使她完成了近三年的学院课程，胜利地进入了四年级第二学期。但在1948年，在上学期结束前不久，西碧尔接到父亲的电话，要她去她父母现在居住的堪萨斯市。她母亲患脾脏癌④,已离死亡不远。她坚持非要西碧尔前去护理不可。"如果这是你母亲所要求的，她就应该得到它。"威拉德·多塞特告诉女儿。
西碧尔来到堪萨斯市时，不知是什么命运等待着她。昔日的恐惧又来临了。但海蒂·多塞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和通情达理。在此危机存亡之际，母女二人竟相处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真是荒谬绝顶了。
事情就出在这异常宁静的背景之下，令人啼笑皆非。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海蒂·多塞特当时不感到疼痛的折磨，正坐在那把红色的大安乐椅中，傍着小台灯，读一本《妇女家庭杂志》。西碧尔端着晚餐的托盘走进了这间起居室。这时，海蒂·多塞特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我根本没有打。"
"打什么？"西碧尔柔声问她，以为她又在追悔往日什么事。
"我根本没有打那电话。"海蒂·多塞特说。
"什么电话，母亲？"
"给威尔伯医生的电话，"母亲解释道。
"你打过了，"西碧尔坚持道："你忘啦？我听见你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听见了。"
海蒂·多塞特在回答时镇静自若，"噢，我一直按着电话按钮。我根本没有打那个电话。"
西碧尔把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可能性。她母亲如此坚决破坏她康复之路，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她母亲竟使她自1945年10月以来的近三年时间中陷于命运不定和对医生的疑惑之中，简直不可思议。
在那么短暂的治疗时，这里有一丝揭露，那里有一点醒悟，就足以维持内心的平衡，使她返校复学。威尔伯医生那天看见西碧尔朝窗户冲去的那个不可名状的事，在奥马哈，在学院和在堪萨斯市，都一直持续下来。正是她的母亲，培育着她那怪诞的秘密，并用中断治疗的手段，着意地塑造了她的命运。
多么恐怖，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可是，没有控诉，没有人批评海蒂·多塞特。没有人对她发脾气。愤怒，就是魔鬼呀。
海蒂吃着晚餐。西碧尔把托盘拿回厨房。母女二人都没有再向对方提起那次电话，也没有再提起威尔伯医生。
可是，这一次揭露彻底改变了西碧尔对那医生的态度。事实显然是：那位医生根本不知道西碧尔生病，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她逃避治疗,连说一声今后不再来的话都难以启齿。所以医生离开奥马哈而不用电话告诉她一声。感到大失所望的不应是西碧尔·多塞特，而应是科妮莉亚·威尔伯医生。
未知真情以前，西碧尔故意不去想威尔伯医生。可是现在，医生的形象再次突出地显现出来，而西碧尔感到内心的希望象一阵波涛突然汹涌。回去找她，是恢复联系并彻底痊愈的美梦。但这次决不能让那条巨蛇插手干预。美梦的实现必须推迟，推迟到西碧尔自己有能力支付自己的治疗费用。
西碧尔从一本精神病大夫姓名地址录中得知：威尔伯医生是纽约的一位心理分析家。西碧尔决定去纽约。
1948年7月，海蒂·多塞特离开人间，葬于堪萨斯市一家公墓。以后两个月，西碧尔为她父亲管家。到9月，她回到学院。1949年6月，她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这时，她父亲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与韦伯牧师在一起。还是西碧尔的一位老师，把她父亲说服来参加学位典礼。这一天下午一点西碧尔跟随父亲去了丹佛。
随后数年，她与父亲同住，在学校教书，并以职业治疗家⑤这项工作为生。威德拉·多塞特的建筑计划使他经常搬家，西碧尔随他一起迁居。但到了1954年夏天之前，她已存够了钱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学位，并去威尔伯医生那里恢复治疗。她父亲只知道女儿去纽约念书，便开车把她送到纽约。
西碧尔来到纽约的日子是1954年劳动节⑥。但她一直拖到十月份才去找威尔伯医生，一方面生怕医生会拒绝她，一方面又担心医生接纳她。 拒绝，是合乎情理的，因为西碧尔似乎是那样傲慢地中断了治疗。但可能性更大的是医生记不起她了。这更使人伤心。西碧尔本就为自己不公平地责备威尔伯医生不辞而别而感到内疚。如今在害怕自己被拒之门外的感情中又掺杂了内疚之情。
接纳，又是另一种可怕的事。如果她被医生接纳，她就得告诉医生她在来纽约前住在底特律三年快结束时所感到的那种山穷水尽的情绪。她在教书的时候，似乎一切良好，但有时人在教室而不复记得。然而在她离开教室的时刻---回想起来实在可怕---出现了奇怪的、莫名其妙的事。这些事并不新鲜，实际上在她三岁半的时候就出现了，而且在十四岁时被自己所察觉。但在底特律，这些事不仅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愈来愈吓人。她不敢告人的秘密，已成为可怕的负担。她常常要拼凑理由来隐瞒自己的秘密并且装作正常，这更成为负担。对此，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
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坚持说他们认识她。她去参加野餐，隐约地觉得自己以前来过这里。一种她没有购买的衣服，可能挂在她的壁橱里。她开始绘一幅油画，后来发现有人完成了这幅图画，风格与她的迥然不同。睡眠就是梦魇。她吃不准什么是睡眠。她往往觉得自己在白昼和夜间都睡觉。她还往往觉得在夜间上床和早晨起床之间没有一个分界线。在许多场合下，她没有去睡，却醒转过来，或者在睡后醒转时并不在翌日早晨，而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刻。
如果威尔伯医生接纳她，这些事情就要和盘托出。这一次,她立志要告诉医生。否则，就象自己得了癌，但告诉医生自己只是伤风感冒。
可是，西碧尔却不能肯定她能否使自己讲出真情。她知道，若不讲真情，治疗就脱离现实。因此，她怀疑恢复治疗到底是否明智之举。她犹豫了六个星期，才断然行动。
在火车上，往事渐隐。突然面临的，是现实，是她从费城仓卒迁移的现实。自从她三岁半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都好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都好象是第一次。自从她十四岁起对这种情况开始察觉以来，每次有这类事件发生，她都告诉自己一切重新来过，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在底特律，有过许多许多次发作，但即使这样，她仍打起精神，把每次发作都当作是最后一次。
可是，这一次要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恐怖。她感到这次在费城的发作必将卷土重来。
火车嚓嘎一声，停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西碧尔拿起文件夹，离开火车，急匆匆钻进出租汽车。她终于感到自己摆脱了对费城之事的烦人的忧虑和懊恼。出租车将要拐进晨边车道,驶近那褐色沙石建造的住宅区了。她在1955年9月，同特迪·里夫斯一起在这里租了一个二层楼的公寓。她觉得自在了，安全了，但首先是控制自己不去回想，才能安宁。
公寓的门一打开，安宁便消失了。卡普里这头猫，瘦得眼睛大大地，用嘶哑的嗓门向她迎候。这哀婉动人的猫嗓子，不啻是控诉。西碧尔没有给它留下水和食物，便把它扔下了。卡普里是她唯一的伴侣，唯一的财富。西碧尔不会有意亏待任何小动物的，至少不会亏待她的宝贝卡普里。但她已经亏待它了。她扔下自己所爱的小猫，正如她自己在过去反复多次被自诩爱她的人们所扔下一样。
4.化身
西碧尔躺在床上，烦躁不眠。一到早晨，她就非得把她经历过的事告诉医生不可了。但要走这一步，将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回想自己当初来纽约后第一次见到威尔伯医生的情况。
由于热切的期待和焦躁，西碧尔在1954年10月18日那一天黎明之前就早早地醒了。这里是以惠蒂尔的名字命名的小小的宿舍。屋里光线昏暗。她朝四周一瞥。靠近书桌的椅背上是她那件海军蓝的华达呢上衣。梳妆台上，是她那海军蓝的皮质手提包、海军蓝的丝质手套和海军蓝的帽子。帽上还有一小块海军蓝面纱。椅子下面端端正正地摆着的，是她那双海军蓝的浅口无带中跟皮鞋。鞋里塞着灰色丝袜。这一套衣装是在昨天晚上煞费苦心地配合到一起的。
室内的东西在逐渐明亮的光线中变得清晰时，异地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她思量着要对威尔伯医生说些什么。这次可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
西碧尔脸朝着窗户和黎明的天空，伸了伸懒腰，便仔细地、慢吞吞地穿起衣服来。在戴她那小乳罩时，她发现双手哆嗦不停。为稳住身子，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用一种机械般的准确性戴上帽子。她自知不用照镜端详便已穿戴得堂堂正正。海军蓝正在风行一时，而那小小的面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
西碧尔朝窗前走去。惠蒂尔宿舍庭院中的树木早被秋风刮得一叶不剩。她脸朝太阳，一时晃了眼，便从窗前走开。六点半，时间还早。跟大夫约定的时间是九点。
时间。唉，她永远拿不准时间。笨鸟先飞吧。她戴上手套。
她跨下宿舍台阶，越过阿姆斯特丹大街，朝东南角的哈特利药铺①走去。整个世界好象还沉睡未醒哩。
药铺里面，除了一位出纳员和一位店员以外，不见人影。为等待人类自己醒来，出纳员正用砂纸板修理指甲。身穿白色上衣的店员在大理石板后面摞盘子。
西碧尔在柜台前坐下，要了一块丹麦点心②和一大杯牛奶，然后脱下手套，神经质地把手套卷弄不休。在细嚼慢咽时，她明白自己在有意消磨时间。这消磨二字使她有些畏缩。
七点半，她离开药铺，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等了等公共汽车，然后决定不等了。公共汽车总是使她感到糊里糊涂的。今天早晨，她必须头脑清醒。
经过谢默霍恩图书馆和圆形的圣保罗教堂，她几乎认不出这些建筑了。一直到116号街，她才认出哥伦比亚大学的模样。通过116号街上的大门，她能看到远处的洛氏图书馆、它的混合性建筑、它的爱奥尼亚型③大柱以及前台阶上那座阿尔马·马特的骄傲而又带几分忧郁的塑像。她注意到洛氏图书馆与罗马的万神殿非常相像，只是后者略小一些。
113号街上的圣约翰天主教堂引起她的兴趣。她在教堂门前逗留了足足十分钟，研究它的歌德式建筑,想到它似乎是一个多次不断修建的作品。嘿,她可不能不断地走下去呀。于是她停步等候出租车，但一直等到八点一刻才等到一辆。
司机操着布鲁克林口音，递给西碧尔一份《纽约时报》。她感激地接了过来。在车辆拥挤的高峰时刻，出租车走得极慢，使她神经感到紧张。她警告自己：每当心里急于到达目的地，结果可能反而晚到，哪怕自己早就动身也仍然如此。她读着报纸,觉得好受一些。今天，1954年10月18日,没有头号标题。第一版上没有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或麦卡锡议员。标题简洁而有克制。她一条一条地读着，发现还有一条没有印出来的标题,无所不在:医生还记得我吗？
出租车突然停了下来。西碧尔付钱时，司机说了声："祝你今天走运。"今天走运？她觉得难说。威尔伯医生的住房和诊所都在公园大街和76号街拐角的米黄色建筑内，她沉思着走进大门。8点55分，她站在通往公寓4D的私人门厅中。
门一直开着，使患者不用打铃就能进门。西碧尔来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候诊室。室内有一张小小的撑墙桌、一盏铜座台灯和几幅配着浅色木框的照片。该坐下吗？威尔伯医生进来了。"进来吧，多塞特小姐。"她招呼道。
她们走进一间阳光充足的诊室。两人都记起差不多十年前在奥马哈的最后一次见面。
西碧尔觉得医生变了。她头发比以前更加明亮。她显得更为女性。但她的眸子、她的微笑和她点头的样子丝毫未变。
同时，威尔伯医生也在想：她跟以前一样，还是那样苗条、虚弱。一点都没有见老。我哪儿都未见过这样的脸：形状象一颗心、翘鼻子、花蕾般的小嘴。这样的脸，你在纽约街上难以见到。这是一张英国人的脸。尽管有微微几个小凹痕，还是英国女人的一张气色良好而又朴素无华的脸。
医生没有请西碧尔坐下，但她有这样的意思。坐哪儿呢？那张绿色长沙发椅（一头还放着一个小小的三角枕，显然是供患者安放其痛苦的脑袋用的）并不招引人。一把"俯视着"三角枕的椅子，显然是这位精神病大夫的"第三只"耳朵④。唯其如此，那张绿色长沙发椅更没有吸引力了。
西碧尔不管那把长沙发椅,朝着诊室另一头的写字台和椅子走去。她踩着宽幅的地毯，动作缓慢而有些紧张。一边走，一边数着地毯上的玫瑰花环。她停住脚步。青灰色墙上的顶层书架，有一支黑色钢笔，系着金带，嵌在玛瑙底座上的一个金色笔架中，有一个绿色的小铅笔架和一个有绿叶花边的绿花瓶。里面插着各种绿色植物。医生不用假花，西碧尔对此很高兴。
西碧尔从写字台下小心地拉出一张红木椅来，僵硬地坐在椅子边儿上。给人的印象是简洁、真实、缺乏感情。似乎是在雇主的办公室呈递一份简历，而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后如今怀着强烈的意图回来找医生深谈的样子。她开始讲话，大学毕业呀、教书呀、在职业治疗领域中工作呀、绘画展出呀、没有按威尔伯医生的建议去做心理分析呀、甚至母亲之死呀，在这冰冷的一小时内，都被提到了，一点不带感情色彩地提到过了。
西碧尔在介绍斯坦利·麦克纳马拉此人时也是冷冰冰的。他是一位英语教师，是她在底特律教书时的同事。虽然他俩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他开口求婚的地步，她提起他的时候仍是冷若冰霜。她回避自己同他的真实关系，避而不谈亲昵行为或她自己的感情，只讲他一半是爱尔兰一半是犹太血统，只讲他父亲遗弃他的母亲，而他母亲后来又遗弃了他。这份"报告"还包括她的观察所得:斯坦⑤是在孤儿院中长大的,经过个人奋斗终于在学院毕业，而且有了自己的地位。
其实，威尔伯医生有兴趣的并不是西碧尔对斯坦的介绍，而是她在介绍中没有讲到的有关斯坦的东西。但医生并没有敦促她讲。一小时快过去了。她只问了一句："你要我干什么呢？"
"我想在职业治疗领域内工作，"西碧尔答道。
"我想你早已从事这项工作了。"
"我想我愿意同斯坦结婚，但我又不十分肯定。"
医生问她还想不想回来复诊。西碧尔害羞地低下了头，从眼缝中向外窥视,胆怯地说："我想回来请你做心理分析。"
威尔伯医生高兴了。西碧尔·多塞特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对象---聪明伶俐,天资较高，能够胜任，但是比较孤僻、冷漠而且害怕。她的瞳孔由于焦虑而扩张到虹膜本身的大小，这一点也没有逃过医生的眼睛。
随后几周中，心理分析逐渐成为西碧尔生活中带有关键性的东西。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她几乎专为星期二上午同威尔伯医生的约会而活着了。为准备参加约会，西碧尔会举行一个仪式来决定：到底穿那灰色上衣配以玫瑰色毛衣，还是穿海军式上衣配以蓝色毛衣，还是穿灰色裙子配上鸭蛋青色的毛衣。与此同时，西碧尔热衷于经常去谢默霍恩（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图书馆）"朝圣"。她在那里简直是浸泡在心理学文献之中，特别对病历更为着迷。她学习有关症状的知识，并非完全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她对其他患者的症状了解得愈多，她认为在隐瞒自己症状方面就愈加内行。从表面来看，把她原先来纽约要揭示的东西继续隐藏起来，这已迅速成为她固执不移的目的了。
一个患者，有时甚至在初次诊病时，就使医生对其有所了解。可是西碧尔这位患者，已与医生接触了近两个月，却仍把自己埋藏着，只露出轮廓的边缘，威尔伯医生悲哀地思索着。在那轮廓的外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克林格博士，西碧尔的美术老师。对于这个人，西碧尔有不同的意见。另一个是斯坦。这个人，西碧尔想与之结婚，但在心理分析中出现了呆板的、呆头呆脑的形象。通过患者西碧尔的试探，才使医生终于查明：尽管用词含糊，他所提议的是一种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按照西碧尔的用词，叫做柏拉图式。
为什么一个聪明的姑娘甘心与一个显然没有性欲的男人纠缠在一起呢？这是一个从来不知有爱而且不能给人以爱的弃儿呀。如此低下的性欲，还要建立婚姻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
男方性欲低下，女方自我克制加强。起初，医生曾把这种自我克制归因于西碧尔严格的教养。可是，这不能说明她冷淡态度掩盖下的恐惧的眼神。"她在干蠢事，"医生思索道。"她对我并不坦率。"
12月13日，西碧尔终于弹出一个新调子："我担心圣诞节假期。"
"为什么？"
"假期使我讨厌。"
"怎么会呢？"
"有那么多事要做。我不知应该先做哪件事，于是我什么也不做。我全搞乱了。真是无法描述清楚。"
"在假期内，你为什么不一星期来三次呢？"医生建议道。"这样，我们可以多谈一些，也可把紧张的心情松弛一下。"
西碧尔同意了。
到1954年12月21日（这时，心理分析刚进行三个月），她们在约定的时刻见面。起先十分乏味，后来西碧尔说道："我想让你看一看这封斯坦的来信。我今天早晨刚收到。"于是，威尔伯在看清西碧尔·伊莎贝尔·多塞特的真面目的过程中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这天早晨，西碧尔的心情好象颇为平静。她讲到斯坦的来信时与平时一样没有激情。但在打开手提包时，她立刻慌张起来。信只留了下半截，截边呈锯齿状。
她没有撕。谁撕的？
她在手提包里仔仔细细地找了一遍。另半截信不在。
她把早晨收到的另外两封信放在腿上。这两封信完整无损。当时看完后怎样放进信封的，现在仍是原样。但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斯坦的信也是完整无损的呀,也是放进信封的呀。现在另半截信连找都找不到了。谁拿的？什么时候拿的？拿的时候她在哪儿呢？她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样的事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事居然随着她跟到这里来了,到医生的诊所来了。这个阴影跟随着她，无处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