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华尔街的一些人认为索罗斯极具影响，但这类看法对索罗斯本人而言远不如华盛顿对他的认识令其关注；他也的确相信，他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内具备的才识应引起首都的决策者们的兴趣。可令他吃惊的是，他发觉他们对于作为“对外政策专家”的乔治·索罗斯并不那么看得上眼。
1994年初在国会的银行委员会面前的表现使索罗斯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他开始自己确信，也许那些讲求事理的人们最终会倾听他的意见。不过，令他不能理解的是，位居那些高做自大的金融组织顶端的都是一些根本不想被人一一一当然不仅仅是被一个乔治·索罗斯——告知应如何去做的人。想起像德意志联邦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索罗斯就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对此，纽约的《格兰特利率观察》的主编乔治。格兰特先生评论道：“假如你是英格兰银行的高级人士。拥有三个学位，又写过不少内容广博的著作，而你一年半以来满眼看到的都是乔治·索罗斯先生说你们都是笨蛋，你会怎么想呢？索罗斯先生已煽起了全世界政策调控圈中的人对他的敌意’。”
索罗斯也明白他尚未获得他的同行的充分尊敬。“他在对政策施加影响方面有问题，”巴伦·维恩承认道，“他发表了一通意见，却觉得‘他们依然不听我的，他们并没有照我告诉他们的去做。…
索罗斯也完全知道应避免在那些他并无多少专业知识的领域发表意见。可是一旦他在某个方面有了某种个人的体验，而又可以和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聊天的话，他就觉得自己的观点应该被听听。他相信，西方对于开启东方封闭的社会并无非常充分的兴趣。他还认为，尽管西方国家曾经认识到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威胁并作出了回应，但在这些威胁已经消失的90年代，西方反而陷于榜惶之中。“我们甚至未认识到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去替代冷战的必要，“他在1994年7月说，“或者说未认识到不这样做，世界就会陷于混乱之中。”索罗斯让人听起来似乎改变这种松懈的使命落到了他身上，他说：“我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么一种奇特的形势中：某个个人在争取一个开放的社会方面比多数政府还要做得多。”
他还提到，在他声称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并不明智之后，市场上的德国马克就开始下跌；可是，当他批评欧洲国家对波斯尼亚的政策时，他“或被置之不理，或被告之呆在自己的本行之内”。有时，索罗斯也靠近了权力的堡垒，但还是差那么一点未能抵及。比如1994年7月，他在华盛顿参加一次国际地议，却未有机会和总统会面，也未能和国会领导人相聚。
这种会见正是索罗斯需要的。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和记者们聊聊了。他敦促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就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货币汇率的新的协调体制达成一致。“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中。不仅在金融领域，也在政治方面。 他说，他还言道，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国家间的团结已缺少足够的粘合剂，“我们如今没有任何（协调政策和稳定汇率的）体制”，“所有的汇率制度部有其缺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效，然后就失灵了。所以你必须一直保持灵活性并调整制度。
简而言之，索罗斯所要求的就是权力。他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并很喜欢这种体验。“权力令人陶醉”，他说，“而且我获得的权力已超过了我当初之想象，即使它只是在硬通货的供给极为紧张时将它们花出去的权力。
但这种动用大笔金钱的权力并不会令索罗斯满足，他要求更多。“我希望人们会更多地倾听我的观点。除了我通过我的基金会所做的一些事之外，我对于西方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的影响少得可怜。”他曾如此说道，“很奇怪，为什么白宫不动用我这个它所拥有的珍稀资源呢？”
在索罗斯的密友巴伦·维恩看来，很明显，这位投资家期望呼吸到白宫的中令人飘飘欲仙的空气。他说：“乔治也许想成为伯纳德·巴鲁克（1870一1965年，美国金融家，靠在华尔街做投机交易发迹，后曾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译注）。伯纳德·巴鲁克是一位成功、睿智的人士，而且罗斯福总统愿意从他那儿汲取思想。乔治也认为克林顿可从他身上得到灵感，或者沃伦·克时（克林顿第一任政府的国务卿——译注）这么做。
在1994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件事情，它似乎把正走近6岁生日的索罗斯感到的失望都蕴含到了其中。在这一天，匈牙利向索罗斯颁发了匈牙利共和国中十字勋章，这是匈牙利次高级奖授索罗斯是因他对匈牙利的现代化的贡献而获此荣誉的。不过，一位政治家荣获了大十字勋，而中十字勋章是授予“普通人”的。
一个普通人！这可不是自孩提时代起就相信自己是上帝的索罗斯所期待的认可。那么，他究竟会如何看待他的出生国给他的这种待遇呢？当然是感到自豪。他自1947年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他把其中的一部分奉送给了他的祖国，而后者如今向他表达了尊敬之意。只是，这并非他一直追求的那种荣耀，他压根不希望被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