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那时，他并没有财产。因为贫困，他窘迫，难堪。但是，乔治·索罗斯感觉到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学业需要财政资助，他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但是，救济委员会将他拒之门外，并称救济金只向有报酬的雇佣工提供，不向学生发放。在索罗斯看来，这种差别毫无意义。
后来，在一个圣诞节假期，他去当了一种夜间换班的铁路搬运工，不小心折断了腿。他仍然需要钱。但这一次，他干的是铁路上的工作。现在，他有资格了。“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那些杂种那里要点钱了。”
重返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他决定提供一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他说他已陷入绝境，折断了腿，但是，由于那是不合法工作，他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事实上，他仍是一名学生。救济委员会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一点帮助。为了筹点钱，他不得不拄着拐杖，在三层楼的楼梯间爬上爬下。
然而，救济委员会按时停发了索罗斯的救济金。因此，他写了一封“十分伤感”的信给救济委员会。他说，他虽然不会饿肚子，但是，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急需帮助的犹太人，这给他的伤害实在太大。
他收到了救济委员会的回信。
他的信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给他每周的津贴又恢复了。而且，最让人高兴的是，现在救济金通过邮局寄来，不需要他很费力地去办公室领取了。他很高兴地领到了一笔钱。但是，为了发泄当初饱受侮辱的怨气，在腿上的夹板取下后不久，他便搭乘便车去了法国南部一一一而没有通知救济委员会可以停止发放他的救济款了。救济委员会对他的态度，使得后来所有的慈善机对索罗斯造成痛苦。在70年代后期，他建立自己的慈善机构之前，他不得不克服这种“不可忽视的隐讳”。
伦敦经济学院的智慧帮助索罗索战胜孤独。他依然贫穷，但他似乎更醉心于自己这种生活了。一个夏天，当他中断学习后，他在伦敦的一个较为贫穷的地区找到了一份室内游泳池侍者的工作。在那里很少有游泳者光顾，这使索罗斯有充裕的时间去拜访附近大公共图书馆。他度过了一部分美好的夏日，读书，思考，在思维的世界里漫步。他后来称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他的职业目标尚未确定。但他乐于沉醉在思维的王国，并喜欢写作。也许他会成为一个社会哲学家或一名记者，只是他不能确定这一切。
他很容易地想象自己可以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成了一名学者，也许是像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如果他的思想能拓展得像波普那样，或能以一些深刻洞见超越别的人，像弗罗伊德或爱国斯但那样，该多好啊！在另一些场合，他梦想成为一个新的约翰蒙纳德·克尼斯，达到像英国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那样的思想境界。
这是索罗斯向智慧进攻的开始，也是他的生活和事业的主题之一。
不幸的是，索罗斯的成绩不够好，他的学术抱负似乎失败了。1952年末和1953年初，他思索着诸多哲学问题。他特别关注学识和现实之间的突破。在某些观点上，他得出了他认为是有名的哲理发现：“我认为，从根本上看，所有我们的世界观都有点缺陷或扭曲，尔后我就专心研究这种扭曲的重要性。”
他开始写一本小册子，名曰《意识的重负》。在书中，他阐述了开放和封闭的社会的概念。由于信心不足，手稿就被搁置了。在后来的10年里，他希望着重做那个工作，但当他“摸不到昨日所写内容的头尾时”，渐渐地放弃了它。
索罗斯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看来他成为一名教授的可能性不大。索罗斯把他的未能完成的写作与放弃学习哲学联系起来，这样有利于对金钱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