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列奥纳多的继父，阿卡塔布里加了解不多，他在列奥纳多早年的生活中只是个朦胧的影子——可能比他自己的生身父亲和祖父还要模糊。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乡村的贫穷、手工劳作，还有“硬汉子”的粗鲁——等待着这位自己无法逃脱此命运的私生子降生。
阿卡塔布里加大约死于1490年，60岁出头。他死之后，卡泰丽娜的生活又出现了最后一场冒险——这是后面章节的内容。
“最初的记忆”(1)
列奥纳多最早的记忆明显不是他母亲，也不是他父亲，也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一只鸟。几十年后，列奥纳多五十岁出头时，他写了一些有关鸟儿飞翔的说明——他著名的永恒的主题——特别是对尾部分叉的红鸢飞翔样式的说明。不知是什么东西触发了他的记忆，在页面的顶端，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简短的话：
像这样特别写到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因为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就好像是它。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鸢向我飞了过来，用它的尾巴敲开我的口，在我嘴唇之间拍打了多次。
这段奇怪的短文所写的是一段记忆还是一个幻想，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如果是一个幻想，那还将有争论——至少是列奥纳多精神问题研究的方面——看这到底属于他生命中的哪一部分。这真是来自他的童年吗？还是早些时候的一个梦或是噩梦，如此真切以至于现在看来像是一个真实的回忆？或是他成年时的一个幻想，投射在了他的童年时代？而这幻想与写这段短文时的列奥纳多（中年时的列奥纳多，大约1505年）的关系比与在摇篮时的婴儿关系更紧密吗？
芬奇镇上空，阿尔巴诺山上升气流中鸢展翅翱翔是常见的景象。今天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可以看到。你绝不会把它们认错——长长的分叉的尾巴，优雅舒展而又略微拱起的翼展，翅末尾羽上浓密柔和的黄褐色在天空的映射下闪闪发光。这种鸟的轮廓和旋转飞行到英国转化成了人造的风筝，而在意大利它们被称为鹰。在所有猛禽中，鸢是最适应人类社会的：它们是食腐动物，野营的追随者。它们曾出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这在莎翁的作品中可以证实。今天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镇和乡村人们仍能觅其踪迹。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称它们为“该死的鹰”。据英国放鹰捕猎者杰迈玛·帕里·琼斯所言，鸢“利用任何可能的时机捕捉食物”，“它们以俯冲下来从盘中偷取食物的习惯而著名。”最后这段评论表明，列奥纳多记忆中的事情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经历。一只饥饿的鸢俯身猛冲下来以寻找小猎物，结果惊吓了摇篮中的婴儿。但是，这段记述中最奇怪和值得注意的部分——那只鸟把尾巴伸进了他的口中，而且还敲击他的嘴唇——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因此这是幻想的一部分，是记忆中无意识的一个细节。
列奥纳多自己的话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虽然他把这段称为记忆，但是它本身就包含一种模糊的特质，表达了人们对早期记忆的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其不确定程度足以让人们认为这是杜撰出来的故事，而不是重拾起来的记忆。他最早的记忆是“好像是”一只鸢飞了下来，语气中带着点犹豫不决。他描述的是他头脑中十分强烈的东西，但是从理性方面而言却不是很清晰。他认为这发生了，但是又可能没有发生。在开头他已经用了“好像”这个词：研究鸢“好像是我命中注定的”。这里“命中注定”一词也颇有些意味，因为根据上下文判断它表明其含义有我们称之为“强迫”或“固定”的意思。他说是什么东西驱策他去研究这鸟，不断地去“特别”描写它。“命中注定”表明，这不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一些隐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奥纳多关于鸢的想法正与他在1505年左右重新燃起的对人类飞行的兴趣紧密相连。现在珍藏于都灵的《飞鸟手抄本》的小抄本就是在那个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声明：“这只大鸟将会从大切切诺山开始它的处女之行，世界会为此惊讶不已，它的芳名也将永垂历史，并给其诞生之地带去无上荣耀。”这大概是表明，列奥纳多当时正在计划让他的飞行器或“大鸟”从位于佛罗伦萨以北靠近菲耶索莱的切切雷山顶做一次尝试性飞行。抄本同一页还有一段话，记录匆匆，表明1505年列奥纳多正在菲耶索莱。所以当他全神贯注地思考人类飞翔的可能性时，这段有关鸢的记忆就涌进头脑，使得他正在思考的飞行有了个性化的渊源。当他还在摇篮里时，这只鸢飞翔而下，告诉他“命中注定”的东西。
第一次对列奥纳多鸢的幻想进行心理研究的是弗洛伊德1910年出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弗洛伊德把这个故事当作是梦进行研究的，分析了其中的无意识含义，以及隐含其中的记忆。他认为，其关键在于列奥纳多婴儿时期同他母亲的关系。其言论在这一点上有些站不住脚，因为他是以与兀鹫的联系为基础来讨论他与母亲的联系（弗洛伊德用的是一个有错误的德语版本，该版本将那只鸟错译成了兀鹫）。这里我们有必要剔除弗洛伊德所作的有关埃及兀鹫符号学方面的研究附录，扔掉其他一些对传记作者来说过于“弗洛伊德式”的东西。但是除此之外保留下来的基本理解——即列奥纳多的这个发生在摇篮中的十分特别的梦或者说是幻想与他对母亲的感情有关联——是从心理分析学上做出的深刻见解，非常有价值。
据弗洛伊德理解，鸢把尾巴放进婴儿的嘴中就是列奥纳多埋藏在内心的对哺乳的记忆：“这个幻想所揭示的正是吸奶的记忆——或者是喂奶的记忆。这是人类最美丽的场景。像很多美术家一样，他要用画笔来描绘。”（这里弗洛伊德指的是列奥纳多15世纪80年代末在米兰画的那幅《哺乳圣母》。）吃奶“是我们生命中最初的快乐来源”，这印象“在我们头脑中难以磨灭”。但是认为鸢的尾巴代表了母亲的乳头也未免有些离谱，因为这个幻想不仅仅或者甚至只是婴儿安全感的一种表象，其感觉与之不太相同。这只鸟的行为似乎有胁迫性，入侵性，同时伴有强而有力的冲击。这或许意味着列奥纳多对母亲的感情本身就是模棱两可。母亲拒绝他的神情或不友好态度使他萌生的恐惧以这种更为压抑的暗示表达了出来。人们想到了1454年卡泰丽娜的第一个女儿降生，当时列奥纳多只有两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很容易感到新婴儿的诞生对他将会是一种灾难，会剥夺他的母爱。不然鸢的尾巴就是阴茎——这更是弗洛伊德的研究专长，代表了来自他父亲的胁迫性的竞争。
“最初的记忆”(2)
弗洛伊德把这些想法应用到了他所知道的列奥纳多的成长故事中。尽管安东尼奥的地籍册在1910年早几年时已经出版，并且提供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的信息，整个故事的轮廓也已经相当清晰，但是当时人们对列奥纳多故事的了解还远不如我们现在了解得多。弗洛伊德说，这个幻想“似乎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生命中最初的关键几年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而是与他贫穷的遭遗弃的生母一起”。在婴儿这段关键时期，“某些印象得以固定，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方式也得以确立”，同时确立的还有他与父亲的隔阂与冷漠。塞尔·皮耶罗不呆在这个家里，远离母子这个亲密的关系圈，但是他同时又是这种关系的威胁，一种潜在的瓦解因素。所以这个幻想表明了母亲带来的舒适和父亲带来的威胁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为后来的紧张状态设置了场景：“没有哪个孩子想让母亲离开，让自己委身于父亲。在他的想象中他无法与父亲认同，无法将取得支配权作为自己人生的任务。” 1504年——接近于鸢的故事的写作时间——列奥纳多的父亲去世，或许其意味更加深长。一些弗洛伊德分析的评论家们指出，这些分析在原本就堆得很高的推测故事上又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心理分析。他们所言极是，但是这些分析与之前的推测是一致的。有关列奥纳多童年，我们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听一听弗洛伊德博士所作的推测。
列奥纳多还写过一段与鸢相关的话，属于同一范围，不过显然弗洛伊德对此一无所知。在这段话中，列奥纳多引用了一个把鸢和嫉妒联系起来的神话故事：“有人在书上读到说当鸢看到巢中幼鸟过于肥胖时，出于嫉妒它们会啄幼鸟的肋骨，拒绝给它们喂食。”这段话出自他的《动物寓言集》，这是一本收集有关动物的格言和故事的集子，记在他15世纪90年代中期在米兰使用的一个小笔记本里，也就是说这比写作刚才提到的鸢的回忆早几年。这故事回应了13世纪修道士托马索·戈扎迪尼所著的广受欢迎的杂集《德之花》中的一段。据知，列奥纳多就曾有过这本书。尽管较之前的那个出名的回忆来说，这段话与列奥纳多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个人联系，但是其关联也好像颇为有趣。这里又有鸢和婴儿的关系（这里是鸢和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主调是父母亲爱的冷淡。本该是舒适惬意令人难忘的形象——鸟在巢中喂养它的孩子——但是却成为一种敌意的象征：鸢用它的喙“啄”孩子，就像是记忆中它用尾巴“撞击”孩子一样。人们既可以把这一点看成是对母亲的恐惧，因为她由一名哺育者转化成了一名破坏者，又可以看成是父亲作为竞争对手对母亲之爱的占有。鸢又一次把我们引进了童年的恐惧和紧张之中。
另一段弗洛伊德肯定会感兴趣的记述出现在列奥纳多的预言集里——各种谜语和文字游戏以预言的模式风趣而幽默地呈现其中。其魅力之一在于除了答案之外，它们还传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含义。例如有个谜语这样说道：“羽毛将会把人类带向天堂，就像会把鸟儿带向天空那样。”该谜语所说的答案是“羽毛笔”，它可以写出振奋人心的文字，擢升人类心灵。但是其隐含的答案也可以是“人类飞翔”。相似的还有：“飞翔的东西可以用它们的羽毛托载人类（答案是羽毛床）。”而其中一则谜底是“梦”的预言谜语最具吸引力，这无疑是列奥纳多对困扰自己的梦境的记述：
好像，人类将在空中看到未知的破坏物；好像，人类正飞向天空，接着从空中火焰涌出的地方惊慌逃窜。人类将会听到各种动物用人类的语言说话。人们的身体无需移动而滑向世界不同的地方。在黑暗里，人们看到最最壮美的光辉。啊，人类的奇迹啊，什么样的狂热使得你们这样？你将会同各种动物说话，它们也会用人类的语言与你交流。你将会看到自己从高处降落而毫发未损。洪流将卷你而过，你将融进它们的激流之中……
后面一行字由于纸上的泪痕难以识别，能看清楚的有“Usera[i] car[……]n madre e sorell [……]”。卡洛·佩德雷蒂推测这句话是： “Userai carnalmente con madre e sorelle”，即“你将会和你的母亲和姐妹们性交”。他对比了动物寓言集中关于骆驼淫欲的一段：“Se usasse continuo con la madre e sorelle mai le tocca……”这样这些“飞向天空”和“同动物说话”的梦想奇怪地和与母亲乱伦的幻想纠缠在一起。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弗洛伊德对那个鸢的幻想中所作的分析领域之中。
这些潜在的心理含意在列奥纳多最著名的油画之一《勒达与天鹅》中也清晰可见。尽管这幅画现在已经丢失，但是可以从列奥纳多的初稿和学生或追随者临摹的复本中部分构建起来。现在所知，这幅画最早的素描大概创作于1504－1505年，与那段鸢的描写处于同一时期。其主题来自经典神话故事：朱庇特或者说宙斯爱着斯巴达公主勒达，于是他化身一只天鹅，使勒达怀了孕。他们的结合生下了（在画中严格意义上讲是“孵化”出）两对双胞胎：卡斯特和波吕刻丢斯以及海伦和克莱登妮丝特拉。这鸟，母亲，以及画中前景部分正从蛋壳中孵化而出的半鸟半人的孩子们似乎又使我们回到了那个鸢的幻想中。就像那个幻想故事一样，这幅画与列奥纳多那个时期专注于飞翔有着明显的联系。“切切诺山”即“切切雷山”，这个列奥纳多1505年计划在此放飞他“那只大鸟”或飞行器的地方在佛罗伦萨方言中就是“天鹅”的意思。
“最初的记忆”(3)
另一幅画《圣安娜与圣母子》给这个鸢的故事加了一个古怪的脚注说明。这幅画大概创作于1510年末，但是现存的一个版本——与原件大小一样的一幅底图——画于1501年，所以宽泛地讲这幅画是属于列奥纳多五十几岁时的作品。这幅画显然也是关于母亲这个主题的。圣安娜是圣母玛丽亚的母亲，虽然人们常说列奥纳多把她描绘得与玛丽亚年龄相仿，这又一次反映了列奥纳多童年时那些纠缠复杂的关系，有卡泰丽娜、阿尔比拉和卢西亚——母亲、继母和祖母。要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奥斯卡·普菲斯特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或许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了。普菲斯特发现“一只隐藏的鸟”潜藏在玛丽亚的长袍或者说是披风中。这个发现发生在1913年。普菲斯特沿承了弗洛伊德的衣钵把这只鸟叫做兀鹫，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如果你把这幅画转到一边去，那这只“鸟”便清晰可见。曾有人指出，它（这只鸟）好像就在那里，但是（就像他童年中的记忆一样）真的在那里吗？普菲斯特是这样看的：“这只兀鹫在画面前端这位女性（即玛丽亚）臀部的蓝色衣料里清晰可见，一直伸向大腿前侧和右脚踝处。我们可以看到它突出的头部、颈部和身体曲线。”他看到鸟的翅膀沿着衣服一直延伸到玛丽亚的脚部。衣服的另一部分“向上延伸，搭在她肩上和孩子身上”，普菲斯特在这里看到了这只鸟“伸展的尾巴”，还有“辐射出来的线条就像是羽毛的轮廓”。并且最为奇怪的是，“就像列奥纳多童年那个奇怪的梦一样”，这尾巴“正好伸到孩子的嘴里，也就是列奥纳多的嘴里”。
对于这个“画谜”，普菲斯特指出解释可能有三。其一，列奥纳多故意把一只鸟放在画中。其二，他不知不觉地将这只鸟的形状投射在了有关母亲的画题创作中。其三，这只鸟根本就是由画中线条和阴影造成的，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无非是画中布料和颜料的演绎——是列奥纳多苦苦磨练三十年方能达到的精湛画艺。如果我们不想再就此事纠缠下去，那么最后一种解释最为保险。
如此说来，这些年他最初的记忆——鸟儿“俯飞”到摇篮中他身上的记忆——与拥有母爱和丧失母爱所产生的种种情感，还有一直吹嘘的机械飞行的野心纠缠在一起，并且不断地折射在他的生活中，就好像他可能会在空中再遇到那个半记忆半幻想的访客一样。
与动物交流(1)
人类具有说话的伟大能力，但是他们所说的大多既无实际意义又荒谬无理；然而动物说话的能力尽管微乎其微，但是它们所说的有用而真实。
——巴黎手稿 F 96v
一只躺在旧绵羊皮上睡觉的狗，葡萄园中的一张刚刚结好的蜘蛛网，山楂林里的黑鸟，正搬运着黍粒的蚂蚁，一只被鼬“围困在小窝里”的老鼠，一只嘴里含着坚果正飞向高高的钟楼顶端的乌鸦——这些美丽的乡村意象在列奥纳多于15世纪90年代早期创作于米兰的寓言集中都可以找到。这些寓言收录了大量的乡间故事。从特点上看有些伊索的风味——从列奥纳多的一个书单中我们知道他有一本伊索寓言集——但是从其个性和措词上看应该是列奥纳多的原创。故事叙述明快，有些只有几行。其中出现的动物、鸟类和昆虫都会开口说话，给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与列奥纳多的梦有关，就像“预言书”中那个鸢的故事那样——“你将会同各种动物说话，它们也会用人类的语言与你交流。” 这个鸢的幻想似乎就属于寓言故事中的万物有灵世界中的一部分——要是把这故事倒转过来从鸢的角度叙述，可能就会是这众多寓言故事中的一个：“一天，一只鸢从空中向下探望，发现一名婴儿正躺在摇篮里熟睡……”至于故事如何继续，我们可想而知。
对于一个在乡下长大的有些孤寂的孩子来说，与动物关系密切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一旦这些动物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如果长时间没有它们的伴随，他就会感到不开心。列奥纳多“爱”动物这一点应该是真的，瓦萨里说：他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以伟大的爱心和耐心对待它们。例如，当他经过卖鸟的地方时，他会把它们从笼子里拿出，不管卖主要价多高他都会照付，然后把它们放飞空中，重新给予它们一度丧失的自由。
众所周知，列奥纳多是一名素食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与他热爱动物有关。（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列奥纳多一生都是素食主义者，但是他在晚年肯定是。）1516年，一名在印度的意大利游者，安德烈亚·科萨利在一封信中把古吉拉特人描写成“性情温顺的人……他们不吃任何有血的东西，也不允许人们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就像我们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列奥纳多的密友，古怪的托马索·马西尼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不会以任何原因杀死一只跳蚤；他喜欢穿着亚麻衣服而不是穿一些用死去的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
列奥纳多的寓言集和预言故事表明，他对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异常敏感，但是并没有因这种对动物的尊敬而形成感伤。他的解剖手稿中有很多动物习作，从熊掌到牛的子宫种类不一，这些显然都是基于自己的实际解剖。里面还有“相貌奇怪”的蜥蜴，是有一天蒲柏的园丁送来的。列奥纳多把这只蜥蜴放在盒子里用来“吓唬他的朋友们”，起初他还用“一种水银混合剂”给它“粘上”翅膀、触角和胡须。至于这只蜥蜴是否喜欢这样的游戏列奥纳多倒没有记载。这段逸事有种孩童时的恶作剧的味道，瓦萨里却是在记述列奥纳多在罗马时讲的这个故事，而当时列奥纳多已经六十几岁，所以故事可能系瓦萨里杜撰，当然也可能是真的。
瓦萨里说，列奥纳多“一直养”马。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除了最贫穷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养马——所以人们认为，瓦萨里这么说还有另一层意思：列奥纳多是一位非同一般的马匹鉴赏家。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他写生簿上众多优美的习作中推断出来。其中最早的作品绘制于15世纪70年代末，是为《牧羊者崇拜》绘制的准备稿。《牧羊者崇拜》这幅作品要么已经丢失（可能性很大），要么就是一直处在计划阶段而根本没有绘制。这幅骏马图保持了此类主体惯有的家庭风格，表现的是农场上熟悉的马匹形象。画面上一匹马背向我们，正在啃草，这匹马瘦骨嶙峋，甚至有些难看。与这幅马的素描一起的（纸张类型也一样）还有一幅牛和驴子的草图，同样以现实基调绘制。稍晚一点的是为那幅未完成的《博士来拜》（1481－1482）而作的习作，其中的马匹形象更显生气，也更为浪漫。“马和不用马鞍的骑手” 这幅素描是列奥纳多早期习作中的一幅，以前珍藏于罗德岛纽波特市的布朗收藏中，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素描。2001年6月在克里斯蒂拍卖会上以一千二百万美元的价格平了前一年米开朗基罗的《升起的基督》素描创下的世界纪录：列奥纳多的素描，有明信片大小，每平方英尺的价格接近一百万美元。后来列奥纳多还创作了其他一些马匹习作——为弗朗西斯科·斯佛萨画的骑马像（1488－1494），《安加利之战》的壁画（1503－1506），以及雇佣军队长詹雅科莫·特里武尔齐奥葬礼纪念碑上所作的习作（1508－1511）等等，但是早期在佛罗伦萨创作的素描应该是最美的，这些都是拉货车的马和童年时在农村看到的马，而后来创作的马都是按要求创作的战争中的骏马和军马。
列奥纳多画马往往信手拈来——温莎城堡中的“军事战车”一画足以证明这一点。这幅画的关键是这辆令人生畏的战车，带着锯齿状的车轮和古炮炮弹连枷。尽管马匹不是此画的重点，但是列奥纳多还是给拉这辆战车的两匹马赋予了个性，其中的一匹耳朵竖起，眼睛警觉，好像被什么不期而至的东西所惊吓。但如果你把这辆战车盖住，你会发现这两匹马其实就是正拉着货车或犁的农用马而不是战马。
与动物交流(2)
在英国博物馆还有一幅狗的素描，清新自然，所以我忍不住想说这只狗——显然是一只母狗——就是列奥纳多自己的狗。这是一只小猎犬，身材矮小、毛发光滑。现在这种类型的狗在意大利仍随处可见。画家完美地捕捉到了它身上的特点：这只狗顺从地坐着，但并非出于自愿，耳朵讨好似的耷拉着，嘴巴像是在微笑。除了对主人命令的暂时服从之外，眼神里还透露出对外面精彩世界的警觉。列奥纳多在其他素描中也描绘过类似的狗，不过显然不是同一只。在一本袖珍笔记中——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5世纪90年代——列奥纳多用红粉笔绘制了一幅狗的侧面素描，因为绘制的年代与英国博物馆里那只顺从的狗的绘制年代相距大概有二十年，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是同一只狗。
列奥纳多有其自己的轻松一刻，而我最喜欢的他的那一刻也与狗有关。在巴黎手稿F（他大约在1508年使用的一本中型大小的笔记簿）中有一篇短文，说的是他的一个科学“验证”或是“结论”，但是短文的标题是“为什么狗情愿去嗅同类的屁股”。（我喜欢“情愿”这个词。）他给出的解释是，它们正在证实有多少“肉汁”。解释如下：
动物的排泄物总是保留一些所吃原物的汁液……狗类的嗅觉灵敏，它们能用鼻子判断残留在粪便中的肉汁。如果通过嗅觉它们了解到一只狗吃得很好，那么它们就会尊敬它，因为它们因此判断出它的主人必定有权而富有。如果它们没有嗅到多少肉汁的味道，那么它们就判断这只狗没什么价值，它的主人贫穷而低微，因此它们就会咬它。
这段话中的准确性（狗确实是通过嗅觉获取信息的）和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的微妙性，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
列奥纳多在早期和晚期的绘画作品中很青睐猫，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猫是列奥纳多自己的猫，要么至少是他画室里一直饲养的捕鼠猫。如果他为《蒙娜与带猫的孩子》这幅画（另一幅丢失或是被遗弃的画作，创作时间大概是15世纪70年代末）所作的一些绝佳的素描是来自生活的话（它们看起来确实来自生活），我们可以推断画中的这只猫不仅是一只真实的猫，而且还是一只备受主人信赖的猫。它被孩子们拥抱挤压和戏弄，从某些角度看，这只猫极不情愿，但是它忠诚可靠没有去伤害孩子们。在1494年的一个简短注释里，列奥纳多曾提到了画室中的另一只猫：“如果夜间你把眼睛放在灯和猫的眼睛之间，你将会发现猫的眼睛像在着火。”温莎城堡中那页著名的群猫图——或者是一只猫的不同角度图——是列奥纳多晚期的作品之一，可能创作于1513－1516年他居住在罗马的时候。仔细观察，其中的一只猫就像是一只小型的龙。
这里我斗胆给瓦萨里提出这样一点补充：像“一直养”马一样，列奥纳多也“一直养”狗和猫。动物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第一批画作(1)
1472年夏，20岁的列奥纳多注册成为佛罗伦萨画家组成的协会——“圣路加公会”的会员。协会的帐簿上称其是“列奥纳多·迪·塞尔·皮耶罗·达·芬奇画家”，他总共交了32索尔多的入会费，其中16索尔多作为每年的捐款，从1472年7月1日开始按月分期支付，10索尔多用于公会每年10月18日庆祝圣路加节的经费。圣路加曾画过圣母玛利亚画像，他是画家的守护神。与列奥纳多同一年注册登记的画家还有韦罗基奥、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多梅尼科·吉兰达约、波莱沃洛兄弟和菲利波·利比。这一批人是15世纪70年代早期佛罗伦萨画界的精英。
“圣路加公会”创建于14世纪中期，这个组织比较松散，画家不分画派皆可入会。锡耶纳和米兰也设有分会场，后来巴黎、罗马和伦敦都相继建立了分支机构。（伦敦那家名叫“圣路加俱乐部”，也叫“大师俱乐部”，是由安东尼·范戴克于1638年创办的，俱乐部的活动主要在舰队街的玫瑰酒店里进行。）最早的佛罗伦萨的“圣路加公会”带有几分宗教色彩，但基本上还是艺术家的“俱乐部”，气氛也自然是轻松热闹。它与画家行会——“美第奇药商行会”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组织，它们只是具有一些相同的行会功能而已。“圣路加公会”的许多会员也同样隶属于这家行会，但这并非强制性的，比如菲利波·利比的名字出现在“圣路加公会”1472年的登记簿上，他那时大约刚满15岁，年纪尚小，因此还不能加入画家行会。实际上，画家行会对会员管理不善，日趋衰落，因此许多艺术家都不愿入会。画家行会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艺术家们总是跑到各地寻求赞助。行会都有非常排外的地方势力，而艺术却日益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市场。我们不清楚列奥纳多是否也是“美第奇药商行会”的会员，因为该行会的记录只是一些片断而已，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入过此会。
“圣路加公会”留下的资料也并不完整，但现存的资料显示那些画家竟然是在同一年入会的，对此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也许该协会早期的活动曾一度中断过。然而，列奥纳多在该协会的记帐簿中的出现却是他艺术生涯中一件笼罩在阴影中的事情：直到1472年6月，他还不过是个实习画匠。
这一时期，列奥纳多都独立创作过哪些画呢？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多种可能性（这里我们不考虑他参与制作的那幅韦罗基奥画的《多比亚司与天使》，他画的部分虽然生动传神，但只是画的局部而已），其中最确定无疑的就是《天使报喜》，现藏于乌菲奇美术馆。该画很可能是为奥利韦托山上的圣巴尔托洛梅奥修道院所作，这个修道院位于佛罗伦萨西南方的山丘间。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18世纪末之前此画肯定是放在那里。1867年，乌菲奇美术馆将其购入馆中。画板背后的标签表明，之前画是挂在圣巴尔托洛梅奥修道院的圣器室里。整幅画呈长方形，这个形状告诉我们它可能是放在圣器室的家具上面，因为朱利亚·达·迈亚诺画过一幅与之尺寸相仿的细木镶嵌图《天使报喜》，该画就挂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北圣器室里。1472年，圣巴尔托洛梅奥修道院的部分房子被重新装饰过，米凯洛奇建造的大门上就标有这个日期，也许此画就是修道院为重新装修之用而委托列奥纳多画的。如今，昔日的修道院已改建成军用医院。
在迁入乌菲奇美术馆之前，这幅画被认为是出自多梅尼科·吉兰达约之手。是乌菲奇美术馆1869年的目录最早将其归为列奥纳多的作品。如今人们几乎已经普遍接受了这个说法，但其中仍然有一两个疑点需要澄清。其中一个疑点是这幅作品的风格很难与列奥纳多的风格联系起来。这是列奥纳多年轻时的作品，仍明显带有韦罗基奥作坊里采用的形式与技巧的影子。大卫·A·布朗颇为中肯地评论道：“这幅《天使报喜》一方面构思新颖，富有诗情，另一方面也有模仿的痕迹和明显的瑕疵，它出自一个才华横溢、同时又稍显稚嫩的艺术家之手。”模仿的痕迹明显表现在玛利亚脸部的刻画和色彩的搭配上；还有她举起的一只小指，带有典型的韦罗基奥的风格；画中修饰华丽的诵经台则是模仿韦罗基奥完成于1472年的圣洛伦佐教堂的美第奇石棺。此画的瑕疵主要表现在对透视学的运用上。举例说明，右边的柏树似乎与其他柏树同处在一个平面上，但是按照这个思路再仔细看图的话，右边柏树旁边向后延伸的墙竟难以置信地变长许多。更为严重的是，玛利亚与诵经台之间的空间关系并不符合逻辑。若由底座向上看去，诵经台与玛利亚相比离观者更近，但如果从她的右手向下看的话，诵经台则要离观者远一些。这种空间距离的不确定性致使圣母的右胳膊竟被拉长了。两处结构性的错误都出现在画的右侧。而画的左侧——包括天使、花园、远处延伸的风景——似乎要比右侧更为丰富饱满，技巧更显娴熟。人们一直猜测，画的左右两边可能不是同时绘制完成的。整体而言，此画模仿痕迹太重，显得有些拘谨、呆板。其过人之处在于天使表现出的阳刚之美和马丁·凯普所谓的对细节的“近视般的关注”。
“天使报喜”是文艺复兴艺术中常出现的绘画题材之一，几乎每位稍有名气的画家都尝试过这个题材。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天使加百列来到年轻的玛利亚面前，告诉她即将产下耶稣基督，成为圣母的故事（《路加福音》，26－38）。评论家和牧师对这个主题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诠释，力图说明路加口述中所列举的玛利亚的五大“品质”，即“忧虑”（“她倍感烦恼”）、“沉思”（她“想知道天使这种致敬是什么意思”）、“疑问”（“这怎么可能，我跟一个男人都不熟？”）、“服从”（“快瞧上帝的这个女仆”）和“身价”（描述了天使走后她身份的提升）。不同的“天使报喜图”所要表现的玛利亚品质的侧重点也不同。菲利波·利比的《天使报喜》（藏于圣洛伦佐教堂）清楚地表现了玛利亚的“忧虑”，波提切利的《天使报喜》（藏于乌菲奇美术馆）也表现了这一品质（列奥纳多批评过画中圣母的姿势过于夸张，换句话说，玛利亚太过忧虑了）；而安吉利科修士的《天使报喜》（藏于圣马可修道院）则着重表现了圣母的“谦卑”。这些作品表现了神学与作坊的绘画之间存在着一种颇有趣味的关系。但列奥纳多的《天使报喜》则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定性。画中玛利亚举起的左手表明她心里有些忧虑，而她那张柔滑、表情木然的脸却表明她想要表现得“谦卑”。这里隐约表现出列奥纳多的心理因素或精神领域的活动，他在《最后的晚餐》和《圣安娜与圣母子》等成熟作品中都企图表现这一点。我们感到这个故事并没有展现在我们面前，画图的前前后后都有一些故事秘而不宣。这一点同样也是由那只有问题的右手传达给我们的：玛利亚就要用右手翻开书的那一霎，天使驾临面前。这使这则原型故事带有了某种唐突的意味：天使的突然来访打扰了玛利亚的生活。
第一批画作(2)
那本书本身就是“天使报喜”这个题材的一个传统象征：在产下基督之前，玛利亚正在读《 旧约全书 》中一部“先知书”。书上的字好像是“希伯来文”，却显得有些凌乱，满是字母的胡乱组合，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你会看到其中有一行写着“mnopq”。作品前景中生长繁茂的春天的鲜花和青草也同样是该题材中常会出现的景物。天使报喜节发生在3月25日，这个节日常常会跟春天联系起来（在《圣经》中，发生天使报喜的地点是拿撒勒，该城在希伯来语中是“鲜花”的意思）。天使手中的百合花也恰恰反映了这个节日，百合花在佛罗伦萨艺术作品中常会出现，佛罗伦萨的盾形纹章上就雕着百合花。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奥纳多对这个主题显然表现得并不合乎传统标准。罗伯托·卡拉乔洛牧师曾称画家“可以随意给天使加上翅膀，以表明自己凡事都走在别人前面”，但似乎天使身上有翅膀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列奥纳多给天使添上了一对短而有力的翅膀，一对真正的鸟的翅膀，但后来一个无名氏却狠心地将这对翅膀加长了。加长的部分是用灰暗的栗色颜料涂抹在颜色较深的风景的平面上，后来涂加的颜料的痕迹如今仍依稀可见。
在15世纪70年代早期韦罗基奥作坊出品的形形色色的圣母子作品中，有一幅极有可能是出自列奥纳多之手。它就是《手持康乃馨的圣母》，现藏于慕尼黑美术馆。画中的圣母带有韦罗基奥作坊的特点——苍白的、北欧人式的脸；金黄色的鬈发；双眼望着下方。她与列奥纳多的《天使报喜》中的圣母有几分相似。她们穿了一模一样的暗蓝色的衣服，衬以红色的衣袖，两人身上还披着毫无二致的金色斗篷。圣母身上似乎发出黄宝石光泽的胸针在列奥纳多后来作品中经常出现，比如《伯努斯圣母》和《岩间圣母》。也许，最能反映个人特色的地方是圣母身后穿过凉廊的风景，那是一排崎岖不平、犬牙交错、怪石嶙峋的山峰，这个风景与其他作坊作品中有些呆板的托斯卡纳的风景大不一样，这一特点也出现在列奥纳多日后的作品中，如《 圣母与卷线轴 》、《 圣安娜 》和《 蒙娜丽莎 》。
此画前景中摆着一瓶花，圣母的肘部几乎就要碰到花瓶。这瓶花证明该画就是瓦萨里在讲述列奥纳多的时候所提到的一幅“十分精美的”圣母图，圣母旁边放着“装满水的卡拉夫瓶（caraffa），瓶里插着几朵鲜花”。画中的大肚玻璃瓶就是一个“卡拉夫瓶”。瓦萨里对这幅作品恭维有加，称赞花上的“滴滴露珠画得惟妙惟肖，比实物还要逼真几分”。然而，如今这幅画已有些破旧，让瓦萨里叫绝的那些露珠已经不见踪影。瓦萨里笃定该画就是列奥纳多的作品，归作列奥纳多跟韦罗基奥学徒时期的作品。他还说该画后来被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收藏。克莱门特是洛伦佐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私生子。朱利亚诺是韦罗基奥的赞助人之一，很有可能该画的委托人就是朱利亚诺。肯尼斯·克拉克认为此画“毫无美感”，但他相信它肯定是列奥纳多的作品，称其“具有尚不成熟的天才的不讨人喜欢的活力”。
画中列奥纳多风格的特点、与《天使报喜》的相似性，以及瓦萨里将之归为列奥纳多的作品，这些因素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手持康乃馨的圣母》是列奥纳多15世纪70年代早期的作品。另一幅带有韦罗基奥风格的圣母子画像也曾被认为是列奥纳多的作品，它就是《石榴圣母》（藏于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又名《德雷福斯圣母》，“德雷福斯”是早先收藏此画的人的名字。此画给人一种十分甜蜜的感觉，但是画中没有一个地方能与列奥纳多联系起来。克拉克认为它是洛伦佐·迪·克雷迪早期的作品，而该画线条柔和，轮廓饱满，不禁让人想起利比，并再次体现了波提切利对韦罗基奥风格形成的影响。
韦罗基奥与列奥纳多合力创作的《基督受洗》也是出自这一时期，此画充满戏剧性，现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它是专门为圣萨尔韦教堂绘制，韦罗基奥的哥哥西莫内·迪·乔内当时是那里的修道院院长，他也许为韦罗基奥拿到这份订单起到了一臂之力。瓦萨里称之是韦罗基奥一生中画的最后一幅画：
在安德烈亚绘制的圣约翰为基督行洗礼的木板画中，列奥纳多画了一个捧托长袍的天使。尽管他乳臭未干，可是那天使画得比安德烈亚的人物要好得多。安德烈亚从此封笔，一个孩子竟然比他画得好，他好似受到了奇耻大辱。
这个故事不够严谨，其真实性令人生疑。该画完成之时，列奥纳多可能已经21岁了，已不再是个“孩子”。可以肯定的是，除天使之外，背景深处带有朦胧之感的风景画也是出自列奥纳多之手，因为画左边的风景与列奥纳多的素描《雪中圣母》（藏于乌菲齐美术馆）中的风景如出一辙。此外这幅素描创作于1473年8月5日，这跟《基督受洗》的创作时间也相差不大。
人们大都持有下面这个观点：列奥纳多画的跪着的天使是《基督受洗》中最精彩的部分，远远超越了老师的水平。这一观点首先是瓦萨里提出来，后来不断被人添油加醋，但笔者对这种观点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完全是出于对列奥纳多的个人崇拜。韦罗基奥画的两个主要人物都带有鲜明的特点——施洗者身体消瘦却又坚忍不拔，基督则显得谦恭，有些平庸（基督的脸形是借鉴了荷兰画派的画风，韦罗基奥画的各种金发圣母图也受到了这个画派的影响）。我也同样惊讶于基督双脚之美丽不俗，仿佛是凭借施洗河的折光映透出来的，或者画中流过他双脚的是一条小溪，淌过铺满红褐色石头的河床。诚然，列奥纳多笔下的天使画得非常精致，一头金色的鬈发和他机警的动作不禁让人称绝。在表现线条和动作方面，他细致入微，这一点已经远在韦罗基奥之上，因为韦罗基奥还是用制作雕塑那一套来塑造人物。（画中施洗者的形象与他为奥尔桑米开莱教堂创作的基督铜像十分相似。）但在表现人性、悲剧性的暗示，以及伟大力量受到极大考验的感觉方面，韦罗基奥还是在列奥纳多之上。韦罗基奥画的人物形象虽然缺乏技巧，但必须承认他所表现的场面充满了震撼力。此外，列奥纳多的天使似乎是光彩照人，但缺乏一定的深度，可以看作是一位年轻艺术家合格的毕业论文。
第二部分
龙(1)
《天使报喜》、《手持康乃馨的圣母》和《基督受洗》只是韦罗基奥工作室众多精心绘制的作品中的三幅而已，但每一幅都是经过年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之手。早期的传记作家也提到列奥纳多在第一佛罗伦萨时期创作过其他作品，但它们现在业已失传。最令人感到痛心的一件作品是安诺尼莫·加迪阿诺提及的“一幅亚当与夏娃的水彩画”。据瓦萨里记载，列奥纳多是在完成《基督受洗》中的天使之后接下这份订单的。瓦萨里说那是“为一张挂毯绘制的草图，此挂毯是绣金丝织，产自佛兰德，描绘的是亚当和夏娃在尘世中过着罪恶的生活”。这两位传记作家都认为列奥纳多这幅草图“现在”（指16世纪40年代）应该是藏在奥托维亚诺·德·美第奇的府邸中。瓦萨里对这幅作品的描述应该是第一手材料，其中最吸引他之处是列奥纳多对伊甸园的描绘：
列奥纳多使用的是明暗对照法，亮部用铅白，草原上草色青青，牛羊成群，绘影绘声，笔法工整，真乃神工鬼斧。画中的无花果树及其按透视法缩短的叶子和纷披的枝杈，可爱至极。人们不禁自问：一个人怎能有如此的耐心。还有一棵棕榈树，枝叶如冠，惟列奥纳多的耐性和智慧才能画得如此妙不可言。
瓦萨里后面又补充说这幅画后来由列奥纳多的叔父送给了奥托维亚诺·德·美第奇。送画之人决不可能是弗朗切斯科叔叔，因为他早在1507年就已经去世，而且他根本不可能会跟美第奇家族的人打过交道。送画的应该是菲耶索莱镇的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阿马多里的教士，他是列奥纳多第一位继母阿尔比拉的哥哥。列奥纳多一直都跟他保持着联系，甚至到阿尔比拉1464年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还互有往来。列奥纳多晚年的时候心里还惦念着他，想知道“亚历山大·阿马多里教士是否还健在？”列奥纳多大概是1482年在阿马多里离开佛罗伦萨之前将《亚当与夏娃》的草图交给他的，就像他将尚未完成的《博士来拜》拿给朋友乔瓦尼·德·本奇一样。这幅草图的技法——采用明暗对照法，亮部用铅白——与《博士来拜》中采用的技法颇为相似，《博士来拜》中也画有一株挺拔的棕榈树。
还是这个时期，列奥纳多创作了“一幅头上饰有一条毒蛇的美杜莎头像画”，这显然是他第一幅关于古典文学主题的作品。安诺尼莫和瓦萨里都曾提到过此画（不过瓦萨里只是在《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第二版中提及此画）。也许它就是美第奇家族约于1553年的收藏作品目录中介绍的那幅“木板画，画着地狱复仇女神，作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无任何装饰”。如今该画已不知踪影，人们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将卡拉瓦乔的美杜莎原型画当作这幅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