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死者，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
插着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
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最后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用自己口袋里的
小刀，后用圆规，因为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不是用铁链锁着，就是
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声称，死者可悲，均系自杀，但是但泽市内谣
言顿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说什么这些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当真怀
疑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到处议论纷纷，报纸专辟一栏，
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说，搞迷信已不合时宜，又说，
在未证明确实发生了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前，不考虑匆忙采取行动。
因此，这块绿木头仍旧是航海博物馆的珍藏品，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
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注]的管理处，都拒绝接受这个使男人发疯的东西。
博物馆管理人员短缺。拒绝关注这个木雕少女的还不仅是这些人。参观者也不
走进陈列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的大厅。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
面静悄悄的，唯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
雕像身上。尘土积存。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摄影记者们也一样，他们一度纠缠
不休，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死去，虽然是自然死亡，可是
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不再向自由邦、波
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
片销毁。他们只替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摄影，靠给飞禽展
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拍照谋生。
情况就是如此，而这时，不愿再当侍者也不想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
穿上了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老百姓称之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
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上班的第一天，我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我实
在替他担心。
“回家去，小奥斯卡。我可不能带你去呀！”可是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
站在我的大朋友面前，缠住他不放。于是他说：“好吧，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
回去，你可要听话呀！”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
走进圣灵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打发走。结果，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
口气，在售票处买了一张儿童票。虽说我已经十四岁，应该买全票，不过他们才不
管呢！
我们过了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没有人来参观，也没有人来检查。有时我敲半个
钟头鼓，有时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凝视前方，挺起两个乳房，
朝着一个目标，那可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类型。”赫伯特不屑地一挥手说，“你瞧瞧，这一道道的肥肉，瞧她的双下巴。”
赫伯特脑袋一歪，开始冥想：“瞧她的后背，像一个家庭用的小衣柜。赫伯特
更喜欢苗条的女人，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娘儿们。”
我倾听着赫伯特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瞧着他用铁铲似
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多少年来，直到今天，他所描绘的，即使用
护士服遮掩起来，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我们在博物馆的第三天，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打扫卫生—
—这个厅也确实脏透了——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
方焕然一新，真正成为“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
绿色木雕人像。要说尼俄柏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情况倒也不是这样。她体态丰
满，却不臃肿，只是过分突出自己那种美了。我们观赏她，但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
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赫伯特和我好
似两个美学家，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
材的比例。尼俄柏除去大腿稍短而外，身长正好相当于头的八倍，完全符合古典的
理想尺度标准；髓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起拇指说：“我觉得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过于主动。赫伯特在奥拉
和新航道见识过的角斗可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够
苦头的。“如果她是柳条细腰，一碰就会折断的话，别人就得当心。这样的姑娘，
赫伯特倒不反对。”
如果非把问题说穿的话，我们自然也不是不喜欢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
型。赫伯特当然知道，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不喜欢的被动性和主动性
问题，并非体态苗条优美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
没有；有的很温柔的姑娘，一躺下来就不太平；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反倒像内
陆的死水，一点也不流动。我们是故意简化，把全部问题缩减为两项，并根据原则
侮辱尼俄柏，而且越来越不留情。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
女人的乳房，直到从蛀虫洞——由于喷了防蛀药水，因此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
洞仍然不计其数——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琥珀
眼睛。它们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
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
琥珀眼珠，反映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尽管是凸面
体成像所产生的畸变。琥珀是骗人的，谁不知道呢！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
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然而我们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
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明显的冷漠无情。
我们感到自己很安全。赫伯特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
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感到一阵疼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在这个丰
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我们胡闹了好一阵子。赫伯特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
衣，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一件红
背心，戴上垂到肩背的假发，扮作海军上将的小听差。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注]，
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歼灭拿破仑的舰队[注]，绕过这个或那个海角，装扮成
历史人物，随后又装扮成当代人物。我们在尼俄柏的眼前玩着，在这个按照一个荷
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的面前。我们认为，她要么同意我们这样胡闹，要么
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今天我才知道，样样东西都在看，没有一样不被它们看在眼里，连壁毯的记忆
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
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当见证人，对我们
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十四天或者更长一些
时间。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外加危险津贴。博
物馆星期一闭馆。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赫伯特
问是什么原因。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他告诉我们说，有人
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同意。如果我留在售票处等候，
他本人并不反对，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是个鳏夫，没有工夫照管我。但要让我进
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没人对我负责。
赫伯特已经想让步了，我就推他，逼他。于是，他一方面说，售票员讲得有道
理，另一方面说我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是他的保护天使，还说，
儿童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总而言之，赫伯特已经同售票员差不多交上朋
友了，并获得他的允许带我进博物馆，不过，如售票员所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
就这样，我拉着我那位大朋友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
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上午静悄悄地过去了，下午更加静悄悄。她半闭着
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蹲在她的脚边。鼓也无声地待着。我们瞧
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
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这些船全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
来。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同它们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对这绿色闺房里寂
静无风感到害怕。我们瞧着这些船只的模型，害怕那里无风，只是为了不去瞧尼俄
柏，不为她而感到害怕。要是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好了。那就证明蛀虫
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那样，尼俄柏就
要朽坏了。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
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因此，我们唯一的解脱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
只的模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要这种花招来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我们
硬是不瞧她，使劲地忘掉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的左眼上，
使琥珀发出光亮的话，我们还真能把她忘了呢。
不过，琥珀发光并不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非常熟悉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
午阳光是怎样移动的。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便知道这时是几点钟
或者将敲几点。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来同历史性的收
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太阳是历史性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并
且我们开始怀疑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在搞什么阴谋的话，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可是，那天下午，由于我们既无兴致也无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
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照射着我们。我们心情压抑地熬过了还得
坚持的半个小时。五点正，博物馆闭馆。
翌日，赫伯特独自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但不想在售票处等候，便到
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
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不用说，台阶的另一侧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
铸铁尾巴。我很少敲鼓，可是敲起来就响得可怕，多半是对过路的女人表示抗议，
因为她们都乐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
虽然短但微微鬈曲的头发。上午过去了。在圣灵巷的尽头，在肥胖、臃肿的钟楼下，
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
里互相挤着，不断地有鸽子被挤出来，落到我的近旁，咕咕地呼叨不休。它们也不
知道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最
后会不会变成为孵化而孵化。
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饭盒里——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
上盖——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我不想吃，他机械地朝
我点头，鼓励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什么也不吃，只是抽香烟。他回博物
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他举杯饮酒时，
我瞧着他的喉结。我不喜欢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
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过了好久以后，奥斯卡的朋友赫伯特上下活动的喉
结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午的阳光悄悄爬过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它从一个上楣跳到另一个上楣，
骑在宁芙[注]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
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的人群，玩捉迷藏，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
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封为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楼
的那扇窗户。这扇窗户始终允许阳光透进去，并照亮一只琥珀眼睛，尽管时间很短。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鼓框上的漆
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好些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也许我讲了点什么情况，咕哝着哀求了几声，比划了几下。没过多久，一辆救
护车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行人围住了入口处。奥斯卡设法跟着急救人员一
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他们先找到楼梯，照道理讲，经过前几次事故，博物馆里的
门路，他们是应该很熟悉的。
一见到赫伯特时，我使劲忍住不笑出声来。他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准
是想同那木雕交配。他的头掩住了她的。他的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
膊。他没有穿衬衫，后来找到了，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
脊布满了一道道的伤疤。我念着这些手迹，数着这些字母。一道也没有少。但看不
清有新留下的印记。
跟在我后面冲进展览厅里来的救护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赫伯特同尼俄
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拉断了保险锁链，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
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当他向这个女人扑去时，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嵌进了他的
肉里。就这样，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
有了理性却始终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却未能替他的铁锚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到赫伯特的身上。这时，奥斯卡一如
往常他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他的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奥斯卡领出
“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送他回家时，这一路上，他
一直用拳头擂他的鼓。
现在，在这所疗养院里，当他要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他也不
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这些隆起的
疤痕五颜六色，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
奥斯卡像一个盲人似的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
当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布鲁诺，我的护理员，这才扛
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把鼓挂到
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
“马策拉特先生，”他劝告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响地敲下去，别处的人就会
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大响了。您是不是歇一会儿，要么敲得轻一点怎么样？”
好的，布鲁诺，我想试着对我的鼓口授下面这宁静的一章，尽管这一章的主题
是需要由饿慌了的、咆哮着的人组成的乐队来演奏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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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
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
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
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
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
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
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
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
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
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
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
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
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
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
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
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
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
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
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
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
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
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
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
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
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
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
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
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
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
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
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
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
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
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
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
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
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
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这个冲锋队员
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家。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
见到了那四只猫。
从前有个冲锋队员，他名叫迈恩。在他每天喝杜松子酒、小号吹得非凡美妙的
那段时间里，他在家里喂养了四只猫，其中的一只名叫俾斯麦。冲锋队员迈恩那一
天参加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悲伤，但已经
又清醒了，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表示哀悼。他孤单单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
猫蹭他的马靴，于是，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把猫从他的靴
子旁引开去。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全是雄猫，其中一只黑色白
爪的名叫俾斯麦。但是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因此，猫或者说公猫的气味越来越
重。要是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也许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
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因为他经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那音乐家的嘴
唇再也不沾一滴杜松子酒，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
铭便是：井井有条，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
前有一个男人，他名叫迈恩。有一天，他孤单单一个人同他的四只猫，其中一只名
叫俾斯麦，待在屋顶下他的房间里。他受不了猫的气味，尤其因为他那天上午经历
了一些使他难过的事情，也因为他家里没有杜松子酒。他心里越是难过，越是想酒
喝，猫的气味就越浓。于是，以前以乐师为业、现在是冲锋队骑兵队的乐队队员的
迈恩，从冰凉的连续燃烧炉旁抄起了一柄火钳，狠揍那些猫，直到他认为包括俾斯
麦在内的四只猫统统呜呼哀哉，尽管房间里猫的气味丝毫未减。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名叫劳布沙德，也住在我们那所公寓二层楼一个二居室的
套间里，房间的窗户朝着院子。钟表匠劳布沙德没有结婚，他是纳粹党人民福利和
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劳布沙德是个善心人，他帮助劳累的人恢复疲劳，帮助有病的
动物恢复健康，帮助坏了的钟表重新走动。一天下午，这位钟表匠坐在窗口沉思，
回想上午他所参加的一位邻居的葬礼。这时，他见到住在同一公寓屋顶室的音乐家
迈恩，扛着一只装了一半东西的土豆口袋，来到院子里。口袋底上好像是潮的，湿
漉漉的东西在往外滴。迈思接着把口袋扔进两个垃圾箱中的一个。垃圾箱四分之三
已经满了，迈恩费了好大的劲才关上了垃圾箱的盖。
从前有四只雄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这些猫是一个名叫迈恩的音乐家养的。
由于这些雄猫并没有被闭割过，所以气味特别强烈。一天，这位音乐家用火钳打死
了这四只猫，因为他出于特殊的原因，无法忍受这种气味。他把死猫装进一只土豆
口袋，扛着它下了四道楼梯，匆匆忙忙把口袋扔进院子里拍地毯的木架旁的垃圾箱
里，由于口袋布已经湿透，所以在三层楼上就开始往外滴了。垃圾箱已经相当满，
这位音乐家费了好大的劲才用口袋把垃圾压紧，关上了垃圾箱盖。他刚离开院子往
街上走去（因为他无意再回寓所，那里虽然没有猫，但猫的气味还在），被压紧的
垃圾又胀开来，顶起了口袋，口袋顶起了垃圾箱盖。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打死了四只猫，把它们埋在垃圾箱里，随后离开了寓所，
去找他的朋友。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坐在窗口沉思，看着音乐家迈恩把一只半满的口袋塞进垃
圾箱里，随后离开院子，迈恩刚走开没多久，垃圾箱盖自己掀了起来，并且还在一
点一点地掀起来。
从前有四只雄猫，由于在特殊的一天它们的气味特别强烈，因此被人打死，装
进一只口袋，塞进垃圾箱里。但是这些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还没有完全死掉，
而是很坚韧，正如猫都很坚韧一样。它们在口袋里活动，使垃圾箱盖也动了起来，
并使一直还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产生了疑问：猜猜看，音乐家迈恩塞进垃圾箱的
那个口袋里装着什么？
从前有个钟表匠，他再也不能坐着观望垃圾箱里活动的东西。于是，他离开公
寓二层楼他的套间，走到公寓的院里，打开了垃圾箱盖和口袋，抱起了四只被揍得
皮开肉绽、但还活着的雄猫，回家救护。但是当天夜里，它们就死在钟表匠的手下。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动物保护协会——他是该会会员——去告状，也向地方党
组织领导报告了这件有损党的声誉的虐杀动物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他杀死了四只雄猫，由于它们没有完全死去，便把他给
出卖了，一个钟表匠把他告发了。法院开庭审理，这位冲锋队员被判罚款。冲锋队
也讨论了这一事件，鉴于他的行为不配当冲锋队员，便把他开除了。尽管这个冲锋
队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与九日间的夜里（后来被称作“砸碎玻璃窗之夜”[注]）
表现得特别勇敢，他同另外几个队员放火烧了朗富尔米哈埃利斯路的犹太会堂，并
在第二天洗劫事先确定好的许多商店时也相当卖劲，尽管他出了这么大的力，但还
是被开除出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他由于不人道地虐杀动物而被冲锋队除名。一年以
后，他才得以加入民军，后来，民军又为武装党卫军所接管。
从前有个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关上了店铺的门，因为城里
出了事。他拉着儿子奥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
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注意不让火势蔓延到别的房
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东西都
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利用这个机会，
借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可是他的儿子见自己的父亲这样忙碌，
这样激动，便悄悄溜走，往军火库巷跑去，因为他担心的是他那些红白漆的铁皮鼓。
从前有个玩具商，他名叫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除去别的商品而外，他还卖红
白漆的铁皮鼓。上文谈到的那个奥斯卡，是买这些铁皮鼓的主要顾客，因为他是个
职业铁皮鼓手，没有铁皮鼓，他就活不成，他也不想活。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赶紧
离开起火的犹太会堂，朝军火库巷奔去，因为他的铁皮鼓的守护人住在那里；但是，
当我见到他时，他是怎样的一个处境呢？看来，他不能再继续出售铁皮鼓了，甚而
至于永远也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售铁皮鼓了。
我，奥斯卡，本以为离开了那些消防队员，却不料他们赶在我前面光顾了马库
斯，用毛刷蘸了颜料，用聚特林字体在他的橱窗上横写了几个大字：犹太猪秽。随
后，也许是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他们便用靴子的后跟踢碎了橱窗玻璃，这样
一来，他们给马库斯加上的那个头衔别人只好去猜测了。他们瞧不上店铺的门，因
此不从门里进去，而是由砸碎了玻璃的橱窗进入店铺，这时，正在那儿以他们的那
种方式玩儿童玩具。
我来到时，他们正在玩玩具。我也同样由橱窗进入店铺。有几个已经脱下了裤
子，把褐色香肠——里面还可以看到消化了一半的豌豆——压在帆船、拉提琴的猴
子和我的鼓上。他们个个都像音乐家迈恩，都穿着迈恩的冲锋队制服，不过迈恩并
没有在场；正如这些在场的人一样，他们既然在这里，别处就没有他们了。有一个
拔出了匕首。他把布娃娃开了膛，他每宰一个，都露出失望的表情，因为从丰满的
躯体和四肢里冒出来的只是锯木屑。
我只担心我的鼓。他们不喜欢我的鼓。我的鼓顶不住他们这种怒气，只好跪下
来，一声不吭。但是，马库斯却避开了他们的怒火。他们想进他的办公室找他谈话
时，并不敲门，而是破门而入，尽管门并没有锁。
玩具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同往常一样，他日常穿的深灰色上衣套着套袖。
肩上的头皮屑说明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注]，用木
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作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不会感觉到受侮辱了。在他面
前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玻璃杯，就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那一刻，他
感到口渴至极，便把杯中物一饮而尽。
从前有个铁皮鼓手，他名叫奥斯卡。当他们夺去了他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
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他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他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
因此，他在离开店铺时，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
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也正在找他。
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
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难看的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把钱放进小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