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灰眼睛目光变得格外锐利。
“大卫，我在下本钱方面从不去冒我可以避免的风险。跟你打交道又没什么大风险。你打算表示同意吗7”
“我实在一点概念也没有，”塞梯尼亚兹说的完全是心里话。
他提出一个问题：
“干吗要这样隐姓埋名？干吗你把自己的衣着搞成这样？我讨厌那只可恶的布袋！”
“我喜欢它，”雷伯微笑着说：“我不愿报纸上登我的照片。我也不想要一所房子或者任何东西。”
“你的身价想必不知已高达几百万、几千万还是几亿美元。而你还只有二十三岁！”
“你是否准备接受我的建议？”
塞梯尼亚兹站起来，走了几步，回过来重新坐下说：
“你是个奇人！”
“最近你见过乔治·塔拉斯没有？”
“好久没见了。不过，我跟他通过两三次电话。”
“他仍然什么也没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你已经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不明白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雷伯掏出自己的护照。
“这是伪造的。我托人在阿根廷弄来的，花了一千美元哩。”
“喔，怪不得你害怕出头露面，”塞梯尼亚兹极力用讥刺的语调说。
“那不是唯一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真正的原因。这样一件事我几天之内就能纠正过来。另外还有个缘故，而你应当知道。你愿意听我说吗，大卫？”
“见你的鬼去吧。”
“大卫，我看得出，你非常非常想和我讨论这另一个问题。你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我指的是你的小姨子。”
有一阵子双方都不吭声。雷伯仰望着天花板。
“我猜想，你的太太对这问题也觉得稀奇，恐怕比你更关心呢。所以，我要回答你并未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跟夏眠见面已经有好多次；我们俩甚至一起旅游过几次。我们不打算共同生活。”
“眼下她甚至不在美国。”
“她在什么地方，我很清楚。再也别提问题了，大卫。即使你提出来，我也不会回答的。如果你的太大同佩吉家族的全体成员一起问她，她也不会回答得更多。好吧，你得赶快回家去整理你的行装。”
“我的行装？”
塞梯尼亚兹如堕五里雾中。
“你我今晚就去伦敦，大卫。因为从今以后你跟我一起干了。不用你操心，我已经订了头等机舱的座位。”
当然，大卫·塞梯尼亚兹对于他和克立姆罗德并肩飞越大西洋的这几个小时，至今保留着极其清晰的记忆。那是他们两人多次在一起旅行的第一次。
他记得，当时雷伯以徐缓而平静的声调，随着时间的延续还略略带些疲倦的样子，不断向他缕述一桩桩、一件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塞梯尼亚兹从他的叙述中发现，尽管他称为“黑狗”的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这两个人已傲了大量工作（各干各的而且从不“撞车”），然而被卷进去的远远不止这两位律师。
塞梯尼亚兹还记得，有时他感到自己似乎入了幻境，开始怀疑那不可思议的长长一大串名字、公司、交易与商行，而且分布在完全不同的地区——纽约市、纽约州，还有芝加哥、波士顿，甚至加拿大——恐怕是在他的梦中出现的。在别的情况下，堆砌这么多名目会使人觉得象在说梦话。雷伯每讲一件事情，都能举出他用过的人、代他出面的人和他在一定程度上信得过的人的姓名。当时，雷伯在进行的交易至少有一百项之多，而对其中的每一项，他都能说出投入资金的淮确数字直到美元的个位数，说出全过程的确切日期、具体情况和财政状态，他还讲到，他指望巴尔的摩的九家公司、波士顿的十四家和芝加哥的二十三家……每家各为他赚多少利润，等等。
他叙述所有这些情况时，从不需要回过头去纠正任何疏忽遗漏的地方。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记忆中，每一件事都异常清晰、有条不索、一索即得——既迅速又精确。
在半明半暗的机舱里，其他乘客大都已入睡；而这几个小时内，塞梯尼亚兹简直闹不清究竟哪一点最使他自己惊讶不已；是克立姆罗德创建的那一整套庞大得吓人的机构，是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金额，还是他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大脑结构。这些迹象不管属于哪一种性质，它们只能有一个名称：天才。
离飞机应该在伦敦降落的时间还有半小时左右，塞梯厄亚兹觉得有一只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睁开眼睛，只见空中小姐给他端咖啡来了。
“我们快要着陆了，大卫，”雷伯说。“你睡得好吗？”
“差不多两个钟头，”大卫嘟哝道。
他喝了糟得可以的咖啡，然后转过身去，却意外地认出那个矮墩墩、皮肤白里泛红的阿根廷人就在雷伯背后。关于这个奇怪地长着一对黄眼珠子的人，塞梯尼亚兹只知道两点：其一，此人名唤迪耶戈·哈斯；其二，雷伯曾说过，“在迪耶戈面前，我们可以无活不谈”。
哈斯笑嘻嘻地问塞梯尼亚勒：
“到过伦敦吗？”
“嗯。”
他只觉得嘴里有一股苦涩味儿，那是睡眠不足而又突然被叫醒的缘故。他揉揉眼睛，接着又抹抹整个面孔，这才完全醒过来。透过小窗，他己能看见康沃尔（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的海岸。机舱外是大白天。
“这儿差不多是下午两点，”雷伯回答了塞梯尼亚兹行将提出的问题。
塞梯尼亚兹怀着一种与不折不扣的心力交瘁相差无几的苦恼感觉在想：“真见鬼，我上这儿来下什么？昨天我还是威塔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里一个年轻有为的律师，生活安稳妥帖，道路笔直平坦，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波折，感谢上帝！而此刻我却在一架飞往伦敦的班机里，同行的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实在叫我提心吊胆，他看起来象一名被启用的刺客。我撇下了一切，首先是我的妻子，昨晚她肯定以为我发了疯。况且，我什么时候确实表示过同意呢？”
当下他问道：“昨晚我没做梦吧？你是不是跟我谈了你的事业？”
雷旧笑了。
“你不是在做梦。”
“我就怕不是在做梦，”大卫阴郁地说。
忽然间，想到雷伯·克立姆罗德对他讲的事情规模是这么宏伟壮阔，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他几乎害怕起来了。于是他懊恼地说：
“我想，你不会指望我把你谈的每一件事都记得一清二楚吧？”
“等我们一有空，我会把一切跟你再重复一遍。那时你可以按你喜欢的方式整理归类。”
“其实，一个会计师对你更有用些。”
“你现在就象法语中所谓的‘起床时左脚先着地（注：谚语，形容心里觉得别扭。），”雷伯说。“不，我需要的不是一位精通业务的会计师。到适当的时机，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是否在什么地方保存着各种文件，例如契据、合同，等等？你不会握一下手便同那些男人和女人定下所有的交易吧？”
“在银行的保管库和各个律师的事务所里。今后你将把所有的东西集中起来。大卫，别担心，一切都会顺当的。”
此刻，他们已能俯瞰风和日丽的英格兰乡村景色。
“我还告诉过你，我们将要在伦敦干些什么：买几艘船。”
“船？”
“油轮，大卫。”
卡拉卡拉伊瀑布 —— 3
在伦敦机场上，有一个名叫尼克·佩特里迪斯的人迎接他们。那是来自纽约的一个美国人，当然，原籍是希腊。以后，大下·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正是在华尔街大调整行动中起过作用的那个佩特里迪斯。
眼下，塞梯尼亚兹只是在一辆载着克立姆罗德、哈斯和他自己离开机场的汽车里听佩特里迪斯汇报。
佩特里迪斯对雷伯说：“情况就象我已经介绍过的那样。我不再重复了……”
“要重复，”克立姆罗德道，“从头讲起。大卫，请仔细听。你还不明白底细。”
“总共大约六十艘船，”佩特里迪斯说，“其中十六艘是油轮。这批船三天后将全部在这里标卖。现已得悉所有重要的船商都将来到此地：奥纳西斯、里瓦诺斯、尼亚霍斯、古兰德里斯、路德维希和盖梯。另外还有一些挪威人、美国人、美国几家石油公司的代表，包括海湾石油公司在内。还不止这些。标卖将根据这样一项原则进行，即‘一致同意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地点在海运局。各方都用书面投标，容许对最高标加价百分之十。”
“听消楚了没有，大卫？”雷伯问道。
“清楚了，”塞梯尼亚兹有些着恼地说，但同时又感到兴趣，甚至开始产生一种好奇心。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尽量问吧，大卫。”
“你打算参加投标？”
“是的。”
雷伯的灰眼睛忽闪着，似乎觉得挺好笑。
“大卫，我是既参加又不参加。我不想自己出面通过另外一个人去干。”
“这个人是我，”塞梯尼亚兹恍然大悟。
“是你，除非你拒绝。不过，要你到伦敦来并非为了这目的。可以说我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你在此地这一点罢了。”
“假如我不到这儿来呢？”
“那就由尼克去干。其实，你们两人都去也不妨。尼克，请讲下去……”
“现在谈一谈即将标卖的这批船原来的船主，”佩特里迪斯说。“那是一个家族，英国籍，但原籍罗马尼亚，姓梅哲，那是已经英国化了的姓氏，他们真正的姓是迈约雷斯库。”
“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家史，说起来还不乎凡呢。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人于一九○七年离开罗马尼亚，当时农民起来造反。他们来到英国，入了英国籍，这个家族其余的人留在布加勒斯特和康斯坦察。就在那个时候，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俄国人开进罗马尼亚。当时，各个港口至少有四十条船属于迈约雷斯库家族，属于那位无可争议的族长柯斯塔凯和他的两个兄弟扬与尼基强尔。他们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便开始把他们的船往外发送。可是俄国人很快就到了那里，柯斯塔凯和他的兄弟被困在国内。不过，他们仍然设法把他们最后的两艘船以及所有在罗马尼亚境内的迈约雷斯库家族成员弄出去，采取的办法是自己作人质公开出现在行政当局面前，转移俄国人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注意力。”
“要不了多久，他们的计谋就被识破，柯斯塔凯和两个兄第锒铛入狱。他们至今还在坐牢。甚至在哪儿都没人知道，兴许在苏联。”
这时，雷伯一行人乘坐的黑色戴姆勒轿车正驶近海德公园。雷伯似乎并不在听佩特里迪斯的介绍。他在读摊开在膝盖上的一本书，以很难想象的速度一页一页翻过去。塞梯尼亚兹发现那是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注：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政论家，十月革命时期以记者身份到俄国，列宁认为他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是对十月革命“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
“过去十年中，”佩特里迪斯继续汇报，“在伦敦的迈约雷斯库家族——对不起，应当说梅哲家族——曾想尽办法使他们的族长和他的两个兄弟获释。布加勒斯特当局根本不予理睬。只有一次例外，他们说，‘把你们所有的船开回黑海，那时再谈。’”
戴姆勒轿车折入公园巷。
“新闻广播到此结束，”佩特里迪斯笑眯眯地说，那乌黑的小胡子使他看上去象个快活的海盗。
汽车在道彻斯特大饭店（注：伦敦著名的一家五星级饭店。）门前停下。
“你感到意外吗，大卫？”雷伯问道。“难道你要我在白教堂贫民区租一间屋子给我们四个人住？你要去同一批亿万富翁打交道，目的是买下一支六十艘船的商船队。你需要一个与你的身份相称的住处。”
两个套间已经预定好了，用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和尼古拉斯·H·佩特里迪斯的名字，两人均来自纽约。克立姆罗德或哈斯的名字都没提。哈斯已经不知去向。几个搬行李的服务员面无表情，略带病容，仿佛是从墙壁里边出来的，就象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幽灵（注：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戏剧家和诗人，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这里指的是他于1887年发表的小说《坎特维尔的幽灵》中的情节。）。他们简直是诚惶诚恐地提着箱子。不一会，塞梯尼亚兹已经身在自己那套房间的起居室里，和他在一起的雷伯凝视着窗外葱茏的树木。
雷伯慢悠悠地说：“我第一次来伦敦是一九三七年，当时我九岁。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来吧，大卫，把你的那些问题一个个都提出来……”
“难道你真的打算把那些船都买下来？”
“当然不是。那些希腊船主相互间都有些沾亲带旧，不是郎舅就是什么姑丈内侄之类，对付他们，对付盖梯或路德维希，我可没有那么广大的神通。现在还没有。”
“那你搞这些名堂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后再回答你；这一点请你原谅。我倒不是信不过你，大卫，不过眼下我对一切都还没有把握。”
“那么，我的角色是？……”
“你要认真争取买下那些船，用一家公司的名义。我己经自作主张给它起了个名儿，就叫黛安娜海运公司，希望你不要见怪。为我创立的那些公司命名，我有时觉得挺伤脑筋。有关的各项文件尼克会提供给你的。现在就来谈谈尼克：我建议你在他面前口要紧些。他知道我在华尔衔一带做过几笔房地产的交易，但大部分他都不知道。我在其他方面做些什么，他也不清楚。我甚至觉得他以为我代表着某个人、某个团体，还可能是黑手党。以前你也这样怀疑过我。我想来它个将错就错。你已经知道的情况比他多一百倍，有朝一日还会多一百万倍，你永远比别人更了解情况。你比他高，大卫，而且以后还会更高。”
“你要我监视他？”塞梯尼亚兹用讥俏的语调问。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依旧深不可测。
“为什么不，大卫？我对尼克·佩特里迪斯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象我对你那样信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就这么回事。”
“你生活在一个相当冷酷的世界里。”
静场。过了一会儿，雷伯点点头儿。
“也许我无缘见识这世界不冷的一面，也许我生来如此。”
他突然微微一笑。
“还是回到我们伦敦之行的目的上头来吧，怎么样？”
“是不是要我用密封的方式投标？”
“正是这样，除非你让尼克一个人去干。我再说一遍，我请你跟我来，不是要你做稻草人。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要你做稻草人的。”
“那我来干什么？监视佩特里迪斯？”
“这可以算是一个目的。但不是真正的目的。我向你提出了建议。我希望你能接受，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同意的话，世界上将只有你——除了乔治·塔拉斯和迪那戈·哈斯可能知道的情况外，——只有你一个人了解有关我的事业的全部内情，即使不是全部，也相差无几。这才是你的伦敦之行的真正目的。如果你同意的话，将来你可以一直处在幕后，不出头露面。我知道这符合你的性格、口味和素质，而你的这些品质比你自己估计的要棒得多。不过，我希望，至少这一次你要到台前去。我想我把自己的意思都讲清楚了，大卫。”
他又微微一笑，还是那种异常热情的笑容。
塞梯尼亚兹再次感到迷悯、苦恼，似乎被一股洪流不知卷往何方。但与此同时，一阵奇怪的激奋之情又使他无法自持，几乎使他热泪盈眶，并因此而觉得手足无措。他的感情一向是很有节制的。
最后，他说：“我是不是马上就得给你答复？”
“绝对不是这样。不忙。你需要多久，我就等你多久。”
“那么你呢？在我假装想买这些船的时候，你将干些什么？”
“我将跟迪耶戈一起去旅行。”
“为别的买卖，还是为这一桩？”
“为这一桩，”他笑了，“也为别的买卖。我喜欢好几桩事情同时进行。”
“我敢肯定我的问题是再幼稚不过的了，可我还是要问。你就要着手干或者你可能已经着手于的事，现在或将来是不是违法的？”
“绝对不是。我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成功。这是一宗相当……特殊的交易。但肯定不是违法的，也不是不道德的。”
又一阵静场。塞梯尼亚兹六神无主地瞧着他。
“你对于我会接受你的建议有绝对把握。我说得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答道，笑容比刚才更开朗。
“你这家伙啊，”塞梯尼亚兹说，“有时候真叫我恼火。”
那双浅灰色的眼睛，衬着黑黑的睫毛，在大卫看来委实跟魔鬼一样地在闪闪发光。然而，这目光又充满了欢乐。
卡拉卡拉伊瀑布 —— 4
当天夜里，雷伯·克立姆罗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飞机抵达巴黎。这两个人按既定计划互相分手。雷伯并不告诉迪耶戈他要去哪儿，迪耶戈则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来到乔治五世大饭店。经通报后，他很快来到两个十分明显属于女性的人面前——她们大概是法国人，无疑应归入举止轻佻的一类。
“这个当儿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小流氓？”坐在两位女性中间的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可要提防金头发的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话回答。“这人有穿异性服装的怪癖，其实是个男的。”
对方脸上现出不大放心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迪耶戈说着在那位金发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多舅舅。妈咪塔怎么样？”
“你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简直发疯了，她感到痛苦、愤怒、绝望而又羞愧。有好几个星期她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你总算发善心从魁北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她。”
“是从蒙特利尔寄的，”迪耶戈瓮声瓮气地纠正道。他探头到金发女郎的裙子里边去核实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那里终年积雪，到处都是北极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说；经过核实，金发女郎不是男的，于是他放心了。“说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约会你给我安排好了没有？”
“Claro que si（注：西班牙语：当然），”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他五十多岁年纪，长着跟他姐姐一样的鹰钓鼻、一样的眼睛和一样的嘴；然而，这副五官如果说赋予妈咪塔的是一种堂皇的气概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她弟弟脸上却随着年岁的递增而变得线条柔和了。尽管他很富有，祖上传下的家产相当可观，不过，据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此时，他瞪着眼睛注视自己的外甥，力图保持一点长辈的尊严。
“你到底来干什么？”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没有问您，您跟这两位小姐在一起干什么？几时到巴黎来的？”
“前天，”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见到过她没有？”
“你母亲？”
“不，”迪耶戈耐心地说，“不，不是妈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尔特，不过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总统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电影和广播明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若干年前，还是奥斯瓦尔多舅舅帮她弄到了贝尔格拉诺广播电台记者的饭碗。
“是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说，“我见到她了。我把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她那点该死的所谓善心，量她也没有勇气拒绝。那么信呢？那个蠢货签字了没有？”
“迪耶戈，别忘了你是在谈沦我们敬爱的总统和本世纪最受爱戴的女人。”
“谈论我的屁股，”迪耶戈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鼻子埋在金发女郎的衬衫里。
“他签了字。但是，你母亲要是知道我在帮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谈话，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
迪耶戈的脑袋，还有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好几层簌簌作声的花边中间开路。他再次瓮声瓮气地说：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妈知道你跟那个黑发女郎在干些什么，她还会挖掉你一些别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和雷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儿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忧郁，仿佛蒙着一层翳，目的显然想掩盖从他身上透出的杀气。
“你这位朋友象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对雷伯说。“看起来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铺里的货色。”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那人道。“我能听懂、也能说西班牙捂。”
“那么英语呢？”
“也行。”
“拉普语呢？你能说拉普语吗？”
“请闭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给你们介绍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维奇。”
“是的。我一定不开口。”
迪耶戈从来不知道安涅列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波兰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馆工作）。至于雷伯和他是怎么相遇，在什么时候，迪耶戈同样不明白。事后，还是乔治·塔拉斯最早确定，一九五○年在巴黎出现的这个安涅列维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经在纽伦堡和年轻的克立姆罗德作为纳卡姆小组的成员一起活动的那个安捏列维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们很快就谈完了。”
他们俩又开始用波兰语交谈，也可能是用依地语。迪耶戈反正对两种语言都不懂，顶多依地语的少数几个单词因为有点儿象德语，也许是例外。迪耶戈如约在民族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见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迹从来到过这一带地方。昨天飞机到伦敦时欢迎他们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后变成了潮乎乎、灰蒙蒙的阴冷天气。
二十分钟后（这二十分钟内，迪耶戈象破译密码似地在读一份法文报纸，努力想看懂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酌消息），雷伯说：“我们走吧，迪耶戈。”
“我饿了。我一直不开口，可是我饿了。”
“到了机场咱们再吃东西。”
雷伯拖着他走，并且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在上车之前，迪耶戈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名叫安涅列维奇的人仍坐在那里，用一双令人神经紧张的黑眼睛目送他们离去。蓦地里，迪耶戈无缘无故打了个寒颤，这和阴冷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的一架班机，把他们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暂停留后再飞往赫尔辛基。他们的阿根廷护照频频换来北欧人的笑脸，在欧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游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记得的是，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自始至终颤栗不已。他们下榻的旅馆与一座带有绿色圆顶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远。此后，他的时间就被雷伯干的事或说的话占去了。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尔辛基已有三个人在等侯他们。第一个名叫哈伦，是个七十来岁的爱尔兰人，来自爱尔兰共和国（注：不是英国的北爱尔兰。）。第二个是俄国的高级官员，一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冷冰冰的，此人姓费奥多罗夫。第三个是迪耶戈初次遇见的乔治·塔拉斯。
“你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抽打自己，”塔拉斯对迪耶戈说。
他看到这个矮小的阿根廷人脸上大吃一惊的表情，不由得放声大笑。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芬兰蒸汽浴吗？”
“在阿根廷我的家乡，”迪耶戈说，“连母牛也接受蒸汽浴。它们只消呆在户外太阳底下就行了。”
他脱去身上所有的衣服，走进一间小屋子。令人窒息的热气熏得他脚步踉跄。他在板凳上坐下，心想：“淋点儿抽，放点儿盐，洒些胡椒粉，再加些香料，三分钟之后我就有七成熟了。但愿这些家伙喜欢吃不太熟的肉。”他转脸问跟他一起入浴的那位：
“是美国人吗？”
“是的。”塔拉斯笑容满面，“雷伯干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明白，是吗？”（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想从我口中套出有关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话来，没门儿！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生，也永远不会出生，”他暗自思付。
“你不必紧张。我不想问你任何问题。相反，是雷伯要我趁他在跟哈伦和那个俄国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介绍一下情况。你知道哈伦是什么人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迪耶戈说，“一无所知，这是令人惊讶的。”
“哈伦是个职业革命家。他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顺便告诉你，他曾和一个名叫拉扎鲁斯……或奥谢的人在一起，反正叫什么名字因时而异。这些名字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迪耶戈说，“我谁也不认识。”
“哈伦还在爱尔兰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革命活动。举个例说：他和一个姓乌里扬诺夫的人关系很密切，不过那人更为大家所知道的名字是‘列宁’。你听说过列宁这个人吗？”
“哦，哦！”迪耶戈发出这样的声音。
“哈伦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这纯粹是巧合。我让哈伦与雷伯取得联系，哈伦准备帮助雷伯尝试做一笔交易，这是雷伯自己想出的点子，不过我可不愿押这个宝……”塔拉斯顿了一下，开始用桦树枝条狠狠地抽打迪耶戈的胸部和两肩。“你别怕疼，我的朋友！……那件事我连一毛钱的赌注也不愿下。迪耶戈，你知道雷伯想要干什么？”
“不。”
“你知道得很清楚。雷伯想买下那些油轮，就是属于梅哲或迈约雷斯库那支船队里的十六艘油轮。要是他走正常途径，也就是在伦敦参加投标的话，他是不会成功的。哪怕他出几百万、几千万美元，那帮希腊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路德维希，或者盖梯，或者挪威帮或英国帮的船商都会加价百分之十压倒他。他决无希望。”
“是吗？”迪耶戈横下一条心，决不就任何一件事发表任何看法。在他当时所处的状态，即便有人问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也要考虑考虑再回答。
“雷伯已经尝试过买几艘油轮。过去几个月，我代他走遍了全世界。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一个时期，你只消花一辆罗尔斯轿车的代价，就可以买一艘油轮，即使当废铁卖也划算。希腊帮和路德维希等人当时曾买下几百艘，那样的好日子早巳过去了，年轻的迪耶戈。今天想弄到一般油轮，唯一酌办法就是造船。雷伯也试过了。我曾到瑞典、挪威、德国去走访过几家造远洋轮的船厂。这个办法也不行。他们不干。你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自会明白。”迪耶戈说。
“因为那些希腊人比我们先下手，已经到那里去过。西德基尔的一些造船厂在为奥纳西斯干活。因为造一艘油轮是一项长期的投资，目前雷伯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没有一家银行答应给雷伯这样的贷款。银行家们愿意借几千万美元给他，但不是造油轮。从银行家的角度来看，风险太大了。迪耶戈，你应当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在你不需要钱的的候，银行家才会借钱给你。如果你真的需要钱（注：此处缺半页内容）。目前欧洲实际上每年要消耗七千万吨石油。雷伯相信石油的消耗量将增加，油价将上涨，所以石油的运价也将提高。你也许会说……不，你这个人说话不多，不是吗？你也许会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考虑，石油公司也会考虑这件事的。你也许会向我提出问题——我透过蒸汽汽从你的黄眼睛里可以看到这个疑问，是的，是的，看得出你好奇得心痒难熬，——你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油公司明知自己将十分需婴运油的船，他们为什么不把船队抓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他们宁愿去帮助发展私人的船队？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迪耶戈？”
“绝无此意。”
“我可以回答你，也就是告诉你，石油公司宁愿让希腊人、挪威人去干这事，反正别人无论谁干都行，因为说到底，投资搞一支船队是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一艘船滞留在码头上无货可运耗费更大的了。因为石油公司自己在石油勘探和精炼等领域已卷入庞大的投资计划。我亲爱的迪耶戈，一家炼油厂的价值实际上相当于一艘T2油轮的五倍。我想，你当然知道T2是什么吧？”
“是不是两边各有两支橹的那种船？”
“这是一万六千吨的船，就象美国海军在战争中使用过的那种。请不要再抽我了。咱们现在出去滚一身雪。”
“不——不——不——不——！”迪耶戈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喊叫。
但他再喊也是白搭。两个身材魁梧的芬兰人从蒸汽中出现，把他架起来象扔一只小鸡似地扔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
“明天咱们到了莫斯科，”塔拉斯光着屁股坐在雪上暗暗发笑，“你对那里寒冷的天气就能适应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哈伦说，“大约七点钟左右，我在扎戈罗德内大街上看到两千名赤卫队员高唱《马赛曲》走过去。他们举着血红的旗帜，在天寒地冻的夜里，黑风卷动红旗哗喇喇地飘……”
“很好，”雷伯·克立姆罗德说。
哈伦直盯着他瞧，目光咄咄逼人。
“你读过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本书吗？”
“没有，”雷伯说。
哈伦恶狠狠地晃晃脑袋，说：
“如果你说读过，我可以起誓一定把你撂在这儿不管，再也不要听你的荒唐的故事。”
“算我走运，”雷伯镇定地说。
“约翰·里德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外行。再说，他是个美国人！他能懂些什么？一想到他们居然让他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我就！……无非因为那个白痴得了斑疹伤寒！倘若他得的是腮腺炎，他一定死在明尼苏达州弗格斯福尔斯自己家里的床上，临终还祈求上帝保佑他买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行情看涨。跟我比起来，他有什么了不起！”
费奥多罗夫走在后面，保持几步距离，他脸上的微笑并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那双冰冷的眼睛始终盯着克立姆罗德或迪耶戈·哈斯，仿佛生怕他们会突然插翅飞走。再隔几步，另有三个人尾随在后，就象传统的侦探盯梢时一样，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一行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上漫步。
两小时以前，一架仿DC—4型的伊柳辛客机，把他们从赫尔辛基送到莫斯科。这里天气冷得够呛，但并非无法忍受。地上还有积雪，然而天空是万里无云。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彩色圆顶灿烂辉煌。参观列宁陵墓的人排成整齐的长队。哈伦按他自己的速度走在前头，一边不住口地说话。
“我遇见约瑟夫——就是斯大林——的时候，”他说，“他还是彼得格勒的民族委员。在这以前，他和列夫·加米涅夫（注：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派领袖，十月革命胜利时，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大清洗时，遭斯大林阴谋杀害。）都是《真理报》的编委。你知道列夫·加米涅夫是谁吗？”
“不知道，”克立姆罗德说。
两辆“胜利”牌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哈伦还在唠唠叨叨地回忆当年。汽车靠路边停下，司机从车上下来，把门打开。就在同一瞬间，国家安全部的几个人立即围拢来，这一着非常突然。
“哦，妈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儿子在此地跟红党在一起，不知会作何感想！”哈伦和费奥多罗夫上了第一辆汽车；迪耶戈和雷伯钻进第三辆。车窗上都有窗帘遮着。
迪耶戈用西班牙语低声说：“咱们还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还想说下去，但这时他的目光遇到了与他们同车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麦装上我的这艘货船以及另外几只船。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费劲得很。”
“小麦将运到苏联黑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咱们用小麦换的是画，有拉诺诺夫的，马列维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罗德钦科的，两幅娜塔丽亚·冈恰罗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尔的，两幅拉宾的，还有几幅索波洛夫的等等。这还不算。他还答应我几幅塞尚和马蒂斯的画，且不说两三幅毕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罗佐夫买下的，我估计你很可能听到过这两位俄国大画商的名字，当初他们买下这些画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在哈伦帮助下发动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间起事。不过，末了这项诺言，他是不会履行的，迪耶戈。”
“不会？”
“不会。他可以声称对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绘画深恶痛绝，但他不是个傻瓜，有人会告诉他——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这位有病的老人，——说一幅塞尚或毕加索的画在咱们这些西方疯子眼里跟黄金一样值钱。然而，迪耶戈，他已经吩咐要给我——给我个人——一幅尼柯·皮罗斯曼施维里的画。这位画家是格鲁吉亚人，和他自己一样。顺便告诉你，乔治·塔拉斯也是格鲁吉亚人。”
迪耶戈望着雷伯。刚才雷伯滔滔不绝地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也许恰嘎尔和康定斯基是例外，当然还有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关于绘画，迪耶戈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也不把画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了解这个人的沉默和几乎完全缄口不语的状态，即使不是几个月，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然后他的感情会一下子如火山爆发（就象现在那样子），只要有什么触动了他，促使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迪耶戈从不试图打断他的话。归根到底，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稳安详、心底里藏着一团火的真相显露出来时，雷伯才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说着，迪耶戈静静地听着，两人无穷无尽地穿过赫尔辛基冰雪覆盖的方形街区，该城的市中心设计得象国际象棋的棋盘，具有俄罗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