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信那些胡说，”塞梯尼亚兹说：“那个年轻人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样子要老练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是他们最好的情报员之一。凡是他对你们说的，请全部照办。”
直到挂上电话以后，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问题：是什么驱使他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该向塔拉斯说些什么来为自己撒这个弥天大谎辩解？年轻的克立姆罗的置身于这样不寻常而又危险的境地结果又会怎样？
其实，雷伯见到的第四个人就是卡·海·洛塔尔。他是个红脸盘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却长着一双简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这并不罕见。尽管石头房顶透出一股冷气，他却仍然大汗淋漓。他吓坏了。
从一九四○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两个奥地利摄影师在哈尔特海姆城堡工作过。其中的一个至今还活着，健在林茨。威森塔尔事后查明，他叫布鲁诺·布鲁克纳。
另一个摄影师就是卡尔·海因茨·洛塔尔。对他来论一切都是从一九四○年的十月中旬开始的。那时他四十七岁。林茨的州纳粹党部把他叫去，问他是否能胜任“某些特殊的摄影任务”并且绝对保密。他们表示可以给他每个月三百四十马克。洛塔尔同意了，他们就用汽车把他接到哈尔特海姆城堡。那时，这地方已经称为“疗养院”了。
当时，该机构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后来，作为对他在哈尔特海姆工作成绩卓著的一种嘉奖，他被任命为波兰的贝乌泽茨、素比波尔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弗朗兹·施坦格尔接替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职务，后来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职务。疗养院的医疗事务由林茨城的鲁道夫·雷豪埃尔医生主持，格奥尔格·伦诺医生协助（雷豪埃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杀，伦诺于一九六三年被捕归案）。
维尔特向洛塔尔解释他们期望这位摄影师做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们正在一些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洛塔尔必须尽可能清晰地拍下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这些试验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杀人方法，并使这一领域内采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术更趋完善，同时绘制出有科学依据的精确图表，以显示一个人的肉体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够承受多大数量级的痛苦。
洛塔尔的任务是：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下试验对象头盖骨被仔细切除后展现出来的大脑图像，焦点集中在临死一刹那发生的看得见的变化。
这就是哈尔特海姆“疗养院”的第一项使命，但还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莱在汪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杀人营的设想（注：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政府各部和党卫军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在柏林郊区的汪湖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原文1941年有误。），其实在这以前即已规划好了。哈尔特海姆城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的训练中心，预定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将分配到那些杀人营去。更有甚者，哈尔特海姆并不是唯一这样的机构。另外还有三处。
洛塔尔常常不得不通过窥测孔在用煤气做试验时进行现场摄影，工作并不顾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呕的焚尸的气味使他很不习惯。算起来，在哈尔特海姆被杀死的三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摄了影。
唯一使洛塔尔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三万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被送到哈尔特海姆，是因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残疾或不治之症，根据一项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订、由马丁·鲍曼（注：马丁·鲍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书，赫斯逃往英国后，鲍曼任纳粹的副领袖。）监督执行的计划，这些人属于应予消灭的部分；或仅仅因为他们年老，开始列入无用人口一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死在哈尔特海姆、格拉芬内格、哈达马尔或佐能什坦，是仅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种殊荣。
“不过，当然喽，”埃泼克对克立姆罗德说，“你的父亲确实是死在哈尔特海姆的。你那么强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话，”雷伯用一种心中无数、犹豫不决的音调说，“他还活着。”
埃泼克淡然一笑。也许，他的真名并不叫埃拨克。他的头发颜色极淡，眉毛几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肤浑然合一；他说的德语带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口音。他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没有从一名好学生那儿得到他期望听到的回答。
“他还活着，”雷伯重复了一遍，口气比刚才肯定。“你在撤谎。”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个陷于疯狂的少年，这他的身量也仿佛缩小了。他半瘫软地倚在地上，一支吕格尔的枪口仍抵着他的太阳穴。他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在洛塔尔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一点点。洛塔尔冒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他背后是一扇装有两根铁条的小窗，窗玻璃蒙着不少灰尘，然而还没有模糊到望不见外面的程度。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埃泼克说。
“在我父亲留给我的信里……”雷伯突然顿住，好象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埃泼克暗淡的视线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么信？”
“我父亲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
“什么信？”
透过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盖以下的部分，虽然听不见往来走动的声音。那个足登伞兵靴子的人已经走过去一次，现在又发现了，仅从那双脚的前后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穿伞兵靴的人即使不是面向这扇窗，至少也是面向着此刻雷伯与那四个人所在的房屋。
雷伯垂头丧气。
“我把信留在维也纳了。”
“维也纳的什么地方？”
“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犟孩子的口吻。
埃泼克看着雷伯，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并不转过身子，摇摇头说：“洛塔尔，你能不能找到他父亲的照片？”
那胖子用他的一双姑娘般的小手擦去额头和满脸的汗。“只要你知道日期，就能找到。”
埃泼克朝雷伯微微一笑。“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号左右。”他又露出笑容。“看了照片，你可以告诉我关于那封信的事了。”
地上有六只铁盒子，洛塔尔跪在其中一只盒子的前面，把它打开。盒里是放得整整齐齐的照片和底片。洛塔尔的手指从排成一线的标签上摸过去。雷伯始终耷拉着脑袋。屋子里继续保持沉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洛塔尔说。
一阵纸被翻动的声响。
“克立姆罗德？”
一只粗暴的手托住雷伯的下巴，迫使他拾起头来。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睁开眼睛，紧绷着脸，这一回可不是做假。
“睁开你的眼睛，小子。你去过莱歇瑙，又从维也纳赶到萨尔茨堡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雷伯伸出一只手接过照片。照片共有三张，是通过窥视孔拍摄的整个身体。
雷伯看到了他的父亲，赤裸的身体、萎缩的两腿，在地上爬，拼命用指甲抓水泥地。这些照片想必是在十五到二十秒的间隙中拍摄的。它们记录了一个人窒息致死的过程。从最后的一张上，虽然是黑白照片，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口中涌出的血，以及受刑者自己咬断的一截舌头。
托住雷伯下巴的那只手松开了。雷伯跪倒在地上，下巴垂到胸前。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把前额贴到冰凉的石壁上。
“把这些劳什子烧掉，”埃泼克说。
另外两个假救护人员砸去铁盒上的挂锁后，开始往那些盒子里浇汽油。
“我亲爱的洛塔尔，”埃泼克用肉麻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自己要开始收集资料吗？”
埃泼克的话音未落，几乎紧接着就是一枪，正好打进洛塔尔口中。九毫米口径的手枪近距离平射的冲击力，把摄影师朝后摔出去。他跌倒在一只已经着了火的盒子上。
“让他和照片一起火葬吧，”埃泼克说，“现在轮到你了，小子。你为什么不把那封信的事全告诉我？”
他举起吕格尔的枪管，用它抵着雷伯的眉心。可能是这个动作送了他的命。盟国宪兵透过玻璃小窗看见埃泼克举枪，误会了他的意思。他们用机枪开了火。至少有两梭子弹打穿了埃泼克的身体，这时，汽油燃烧的黄色和蓝色的火舌，很快把屋子照亮。埃泼克倒在雷伯的身上，宪兵们的枪法显然很准，雷伯没有中弹，只是右肩擦破了一点儿皮。
至于另外两个人，一个想逃，结果被枪弹击倒在门口，还激起一串清脆的铃声。另一个把拿在手里的一罐汽油朝窗口扔去，顿时燃烧起来，然后他开枪还击。他利用铁盒烧着前冒起的浓烟作掩护，独自一人把宪兵挡在外面有好几分钟。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及至烟散人现，他已变成一支活的火把，还是别人发慈悲把他解决了。
雷伯被拖到屋外。起初，宪兵们对他很粗暴，但在一个法国军官干预后，对他的态度稍微客气了些。雷伯浑身是血，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血。那个法国军官通过奥地利译员向他问话，得到的只是模糊含混的回答，不知所云，雷伯那双迷离恍惚的灰色大眼睛一个劲儿地凝视着他们。
刚才，他到萨尔茨堡宪兵队去求援时(这一着导致塞梯尼亚兹接到了那次电话)，谎称自己奉林茨的塔拉斯上尉之命行事，并说他发现了一些战犯的行踪。他向一个法国军官报告此事并非纯属走运，当时，在三个西方大国中，对于搜捕第三帝国的高级成员，法国比英美两国都远为热心。
开火之后五个小时，塔拉斯上尉赶到了萨尔茨堡。他决心为塞梯尼亚兹圆谎，为此不惜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林茨的负责人奥马拉上尉舌战了一场。塔拉斯照例凭他出色的挖苦人的本领控制了局面。此外，事态的发展也帮了他的忙，对卡尔·海因茨的住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家里没有女人的这个摄影师，当天一早就被三个陌生人带走了，这些陌生人同时还抄了他的家——无疑是要找现已烧成了炭的那些盒子里的东西。
“你们还抱怨什么呢？”塔拉斯问萨尔茨堡的军政当局。“情况很清楚。我们那些亲爱的纳粹先生渴望得到这个洛塔尔积累的证据材料，巴不得把它们销毁。他们这样干了，应该说，干得很有水平，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洛塔尔也杀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我的老天爷，即使警察也应该理解这一点。至于我的那个年轻的情报员，他的行动确实超出了我向他交待的调查任务的范围。不过，你们应该了解他的遭遇：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死在波兰一个集中营里，他本人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报仇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都看得出来——他刚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请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塔拉斯把雷伯·克立姆罗德带回林茨，让他住进了医院。说真的，塔拉斯也尝试着想问他一些问题。但是，那少年仍然衰竭不堪，变得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心，已经到了勉强支撑的极限；更糟糕的是，他眼睛里的火焰——曾经使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暗暗吃惊的那股桀骜不驯的光焰——不见了。他似乎渐渐染上了大多数幸存者都患有的集中营综合症。他们被解放以后，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会突然感到，费了这样大的力气得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变得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精神一蹶不振。
雷伯从萨尔茨堡回来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记得自己也曾到他的床前去探视过两三次。塞梯尼亚兹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对这个少年如此关心。雷伯仍然不愿谈话。不愿谈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愿谈险些把他杀死的那几个人。好象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提埃立希·施泰尔以及他自己心中正在酝酿的复仇计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8
一九四五年五月末，厄列泽·巴拉济尼上尉（他曾作为一名突击队员与英国人一起在利比亚作战，领有英国军衔）来到奥地利。他的使命简单而又明了：招募过去的集中营囚犯，并把他们秘密运送到巴勒斯坦去。明显的倾向是最好招募男女青年，很年轻的，这些人在战斗中随时可以发挥从焚尸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潜力。巴拉济尼出生于巴勒斯坦，他的个儿又瘦又小，待人接物非常客气。
他第一次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说实话，当时他对雷伯并没有十分注意。克立姆罗德不是一个犹太姓氏，何况刚从萨尔茨堡来到此地的这个少年，身心两方面都处于一种怪可怜的状态，因此，巴拉济尼本来不考虑把他运送出去，尤其是秘密运送，准备过几个星期乃至过几个月再说。
那天，代表犹太旅招兵买马的巴拉济尼，心日中另有两个准备送出去的对象，其中的一个就住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是波兰犹太人，凑巧名字也叫了雷伯——雷伯·约尔·白尼适，他是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季接近尾声时到达毛特豪森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有三干名囚犯（其中包括西蒙·威森塔尔和一位拉吉韦尔公爵）从布痕瓦尔德被押往奥地利北部的这个集中营，白尼适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三千人中只有一千人活着到达毛特豪森。一九四五年，白尼适十九岁。
白尼适躺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右边的床上。他和巴拉济尼用依地语（注：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言，是在古日耳曼语基础上吸收各种现代语言中的词汇构成的）交谈了很长时间。
在英国第七军的坦克开到毛特豪森之前两天，白尼适给一名党卫军用步枪的枪托打断了髋骨和股骨，送进有“死人棚”之称的六号棚A室。
巴拉济尼上尉对当时躺在他们旁边的雷伯·克立姆罗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这个病殃殃的少年对他和白尼适的交谈丝毫不感兴趣。另外，巴拉济尼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注：犹太人宗教，文学和世俗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英语，使用依地语却挺费劲，故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了。
白尼适很快就接受了巴拉济尼的建议，并且同意一俟身体状况允许立即动身。
巴拉济尼临走时说，他过两个星期再来。
他果然来了。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这话是用希伯来语说的。巴拉济尼转过身去，起先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医院的走廊里空荡荡的，似乎阗无一人。接着，他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在他自己刚从那儿进来的门口角落里一根柱子旁边缩做一团。巴拉济尼并不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张脸。然而，那双凝聚着非凡的力量的眼睛却使他大吃一惊。
“你是谁？”
“雷伯·米歇尔·克立拇罗德。我的床位在约尔·白尼适旁边。”
他的希伯来语十分纯粹，但说得很慢，带有一点点几乎听不出来的法国口音。他在用某些词的时候，往往要想一想，仿佛在说一种差不多已经忘记的语言。他想必看见了巴拉济尼眼光里的疑问，所以主动补充道，“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她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出生在利沃夫。她和我的姐妹在贝乌泽茨关过。我父亲教我法语，母亲教我希伯来语和依地语。我还能说意大列语，西班牙语也会一点。现在，我正在学英语。”
他非常缓慢地走过来，一只又大又瘦的手从背后移到胸前，手里拿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他的眼珠却没有转动，依然凝视着巴拉济尼的眼睛，目光专注，咄咄逼人。巴拉济尼感到有点不自在，脱口提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第一个问题：“你多大了？”
“九月十八日我将满十七周岁。”
此刻，巴拉济尼有一种他无法描述的感觉。
“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想和白尼适一道走，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离开这儿。”
克立姆罗德年龄虽小，倒并不使巴拉济尼为难。对于“以色列家园”运动的许多战士来说，十七岁可以算是大的了，至少在“伊尔贡”和“斯腾”的秘密小组里是如此。引起巴拉济尼戒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有这么几秒钟功夫，他想象着这会不会是英国人采用的渗透战术？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其目的在于阻挠伦敦的那些政治家所担心的大批移民前拄以色列。（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在中东实行扩张，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鼓励各国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中东的旧有势力，怂恿阿拉伯各国反对犹太人。）
“你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呆过？”
“是的。”
“我要核实一下。你说的情况我都要核实。”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连眨也没眨一下。“如果不加核实你会犯错误的。你也不必马上答复我。如果有人在几分钟内便吸收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觉得这是不严肃的。再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宜远行。”
“什么时候你才能远行？”
“和约尔·白尼适一样，再过两个星期。”
巴拉济尼进行了调查。他特地去找林茨犹太人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其中之一就是威森塔尔。他们没有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只有一个人记得曾经在集中营里见过此人——“他给装扮得象个女人，陪伴着一群党卫军军官”。
他设法找到了至少十几个从利沃夫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现在正在利昂丁等待遣送。这些人中间谁也没有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见过一个名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到利沃夫。
七月二十日前后，巴拉济尼向他的上级、未来的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阿谢尔·本·纳坦作了汇报，后者当时负责把奥地利美占区内的犹太人集中起来这项工作。巴拉济尼把自己的疑虑向他谈了。
“这个少年身上有一种气质使我感到不安，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
“他很聪明？”
“他吗？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好象他是大人，而我是一个智龄不过三岁的孩子！他的思维速度要比我快两三倍。我简直无法把自己的话说完，还来不及提出问题，他已经给了我回答。”
“也许，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吧，”本·纳坦说着笑了起来，“那也会使我感到不安的。”
他们两个商量决定，巴拉济尼应该相信自己本能的感觉。
七月三十日，巴拉济尼义来与约尔·白尼适和雷伯·克立妈罗施见面。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们两个将在八月六日夜晚一起动身。
巴拉济尼最后想出了一个在他心目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由白尼适对克立姆罗德的行动留点儿神，这是第一步预防措施。同时他又采取第二步保护性措施：他向特拉维夫方面捎了个信儿，特请铎夫·拉扎鲁斯对雷伯·克立姆罗德多加注意。
雷伯仲出手去搀扶臀部和大腿直到现在还有点僵直的白尼适。雷伯把他拉上卡车。车上已经有十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年纪大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所有的人都不作声。有人推上车后的尾板，并且锁起来，再把黄褐色的车篷也扣好，这样就遮断了一切光亮。车外有人低声说话，接着引擎启动，卡车开走了。这时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凌晨一点。
为了赶到约定地点，雷伯和约尔在午夜以前就离开了医院。他们穿越林茨城，绕过市中心，到达了第一个集合地点，那是在多瑙河沿岸各种码头设施中间的一个货栈附近。在那里，有两个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与他们会合，但根据事先作出的安排，他们不应结伴而行。他们步行前往南郊。对于约定地点、集合时间、同伴身份、出发情况等，雷伯一无所知。
在以后的旅程中，雷伯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打听任何事情。出林茨城以后，卡车走了四个多小时，途中有个女人间或用依地语曼声唱歌，她的脸却看不见。路上曾作过一次停留，时间很短，让大家解手。天色刚刚破晓，曙光照亮的山峦雷伯不知其名，白尼适更说不出来，他对奥地利一点儿也不熟悉。但有个男人用波兰语说，这是克拉姆山口，位于巴特加施泰因之北。
白尼适温和地笑道，“他也懂波兰语，别费心了……”
他们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奥地利夏天刺目的晨曦透过帆布车篷的空隙漏进来。
八月七日的白天，他们是在离伊格尔斯不远的一个独家村里度过的。天黑以后，他们又继续赶路，在十一点钟左右穿过了因斯布鲁克。这时，雷伯听见有两个男人在说法语，想必是当兵的，其中一个的南方口音悦耳动听。此后，雷伯就认识路了，那是米滕瓦尔德的铁路隧道，还听得见因河的激浪翻腾。一九三八年夏天，他的学校（雷伯比他那个年龄组的学生提前两年学业）组织过一次到圣安东去的旅行，这些地方雷伯记得十分清楚。
雷伯以为，他们的目的地大概是瑞士，但卡车在兰德克朝左拐弯了。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停下，卸去所载的人以后，掉转头来开始下山。
他们跟随一个从黑夜中出现的小青年步行前进。那个小育年用德语告诫他们绝对不要出声。在山间森林中攀登了大约三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一家几乎没有灯光的客店。他们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通过一架梯子登上二楼的蒂罗尔式大阳台。那里已经有二十人的另一抵移民，这些人如此害怕出声，他们把鞋也脱了，免得惊动楼下的客人……
……而楼下的客人也谨慎非凡。雷伯一行到达一小时以后，他从一扇窗里往外看去，见又有一群男人抵达，大约十五个左右，有些是中年人。这些新来的虽然穿着华贵的便服，携带高级手提箱，但从他们的举止和组织性可以感觉到一种军人的气质。他们在屋外一直保持静默，到了里边，却引起一片欢呼，说的都是德语，不过很快就被制止。
客店的伙计穿梭般往来于楼上楼下之间，应付裕如。
约尔走到雷伯身边。
“你是不是在想我现在想的问题？”
雷伯点点头。
隔着楼板，他们听得见楼下的人们正在作过夜的难备。雷们和约尔如果愿意，可以把肚皮贴在楼板上听楼下的低声交谈。有几秒钟功夫，一种憎恶的表情把约尔清秀的面貌都拧歪了。他是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幸存者。“纳粹们在逃命！”他悲愤地哭了。
八月八日，整整一天都在仇敌为邻这种奇怪、反常的状态下度过。
毛特豪森及其他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和曾经对他们施加毒刑、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那些人，同时住在离雷申山口不远的这家客店里，双方相隔仅在咫尺之间，由同一个店主供应伙食，由同一帮走私贩带路越境——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埃立希·施泰尔不在其今。过塞梯尼亚兹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期不符。
但他走的也是这条路，这是肯定无疑的。
第二天晚上，他们越过了奥地利与意大利接壤的边界。前后间隔两小时。党卫军先走，他们有优先权。
到了意大利境内，有一批卡车显然是来接雷伯·克立姆罗德和他的同伴们的。他们加上前几天夜里越过雷申山口并在一些意大利农家找到栖身之所的好几批先行者，已经超过一百人。
约尔·白尼适生就一副快乐的性格和一种简直令人叹为现止的本领，什么事情他都等闲视之。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时，他曾不下二十次冒着被立即处死的危险，模仿某一名看守走路的步态或面部的习惯性抽搐。这次从山口下来，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哼着歌曲，或者以近乎粗鄙的不敬态度再现一个叫史洛依梅莱的人的特征，这个史洛依梅莱是白尼适在卢布林附近的故乡全村的骄傲，他是一位拉比（注：犹太教教士和教授犹太法学的老师。），或者差不多是一位拉比。
然而，当他们看到在等候他们的卡车和士兵制服时，连白尼适也楞住了。毫无疑问，卡车和军服都是英国的。他们这才认识到，原来他们属于“英王陛下的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凭着这些军车军服，尽管英国人进行严密封锁，他们还是将被全部送到意大利南部，并从那儿渡海去以色列。
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名叫耶胡达·阿拉济的人灵机一动的产物，此人是“莫萨德·阿立亚·贝特”组织在意大利的领导人。由哈葛纳派于一九三七年创立的这支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地的自卫武装力量，正通过移民努力巩固这些殖民地的地位。
当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加紧缉访阿拉济的时侯，他却在意大利登岸，正好来到盟军的背后。就在这些盟军中间，也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零星分布在英国部队内部。
里边有四名中上，其中之一名叫伊里亚霍·科亨，人称“本—胡尔”，他在犹太人聚居区建立了一个名叫“帕尔马”的哈葛纳派武装组织，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核心。
阿拉济和那四名中士十分周密地制订了一项利用英王陛下部队的物资和各种补给品的计划。阿拉济还建立了一套从安特卫普经过巴黎、马赛、雅典到那不勒斯的通讯系统。他们在米兰城外约二十公里的一个镇上设立了一座广播电台，保持着哈葛纳派领导人与特拉维夫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部分被占领的国家里，阿拉济拥有卡车、能说道地英语的人员、穿正规制服的军士。他实际上创建了一文虚构的部队，有伪造的花名册，有真正的营房：米兰市中心一座很大的汽车库，这个车库曾经被英国军队正式征用过。除了这一切，他还设立一个伪造证件的工场，专门签发能使宪兵上当的命令，同时也为到此中转的难民提供假护照。所谓“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就是这样形成的。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一计谋才被英国人识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批三十五人的非法移民在巴厘登上一艘二十五吨的渔船“达林”号——实际上是“天狼星”号，它真正的登记港是莫诺波利，位于由此往南四十多公里的亚得里亚海岸上。
过了七天，战后第一艘秘密移民船安抵以色列的凯撒城遗址，没有遇上任何意外。雷伯·克立姆罗德和约尔·白尼适都在这条船上。
波哥大的烛台 —— 1
雷伯手执匕首，用拇指紧紧按住，以确保武器的方向对准目标。他从近两米处纵身一跃，右脚抵住对方的腘窝，左手击向齐眼高的部位，而握着武器的另—只手同时从顶端到底部朝对方猛砸下去。当他感觉到刺中卫兵的刀刃及于腹上部时，他的手腕做了个弧形动作。这就叫卸喉宰杀。他用难以想象的速度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然后，他倒退两步，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他已砍下人形靶的脑袋。
“不坏，”铎夫·拉扎鲁斯用他沙哑的嗓音说。“不算太坏。前提是这个哨兵必须既聋又醉。如果再加上他睡得很香，那就更好。所有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你才能有一次机会，在他的喊叫声把方圆四百公里的英军全部惊动之前割破他的喉管。我说的是一次机会，决不会有第二次。”
那天他招摇地蓄着一撮短髭，微笑时他的一口洁白的阔板牙便在小胡子下面闪亮。这胡子好象是一夜间长出来的，前一天他还没有。铎夫·拉扎鲁斯年近五十，体重八十五公斤，身高却只有一米七十。他于本世纪开始前不久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佩塔提克瓦（意即“希望之门”）。这块殖民地是由那些逃避俄国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在雅尔空河两岸建立起来的。他的父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之友”的成员，一八八二年，他们穿着俄罗斯衬衫和靴子到达这里。铎夫不化装时，肤色极谈，头发黄中透红。他那肉墩墩的身材，他那亲切的笑容，他那无边眼镜后面讨人欢喜的近视目光，构成一副引起人们莫大错觉的外表。事实上，他是个只相信暴力不相信其他的人，他的一生始终被一种不祥的排他性欲念驾驭着。约尔·白尼适相信铎夫·拉扎鲁斯在爱尔兰生活过一个时期，并曾在柯林斯的爱尔兰共和军中作战，还在美国呆过几年，到过南美，甚至到过远东。按照白尼适的说法，雷伯·克立姆罗德生活中好些片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间，拉扎鲁斯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的各种联系。
拉扎鲁斯生活的方向是在一九三三年他第二次遇见大卫·本—古里安之后转变的。一九○六年，他在雅法第一次看到本—古里安，当时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未来领袖刚从波兰到达那里，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毛孩子。一九三三年，本—古里安为在欧洲犹太人的心脏地区进行竞选而周游欧洲，那时这两个人在法国重逢。被本—古里安称为“会走路的定时炸弹”的拉扎鲁斯，终于得其所哉，开始为有价值的事业工作。拉扎鲁斯把本—古里安当作偶像崇拜。
现在，他对约尔·白尼适说：“该轮到你了。尽可能干得好些。把人形靶的脑袋放回原处。记住，这是个你要割破他喉管的人。”
按照巴拉济尼的要求，这批从奥地利来的新移民由拉扎鲁斯亲自负责。他在伊尔贡内部的主要任务是把新来的人训练成影子战士。作为非恐怖主义运动的伊尔贡始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秋，它的领袖是个出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一九四二年才来到巴勒斯坦的人，名叫梅纳希姆·沃尔福维奇·贝京。
“可悲，”拉扎鲁斯说，“可悲得使人不敢相信。你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位英国哨兵具有伟大的幽默感上。在那种情况下，一阵狂笑肯定会送掉他的命。”
他站起来，象个影子似地走过去，站在人形靶旁。“把我当靶子试试看，约尔。你来想办法割我的喉管。你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把鞋脱掉。你得动真格的来杀我。”
白尼适脱掉鞋，犹豫了一下。他手里那把匕首象剃刀般锋利，刀刃长二十四厘米。
“给你一分钟时间杀死我，”拉扎鲁斯说时转身背向白尼适，面朝着一所房屋的粉墙，这房屋坐落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区和亚美尼亚人区之间的一条狭街上，靠近大卫塔。约尔对雷伯瞅了一眼，后者点点头。
白尼适一个箭步蹿上去……
……不过三四秒钟功夫，匕首已倒过来点在他自己的脖子上，把他喉咙下面的皮肤极其轻微地擦着一点点，他左边的胳膊和肩膀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静默。
“能让我试试吗？”克立姆罗德问。
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白尼适记得，沉默。铎大·拉扎鲁斯笑了笑说：
“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来自毛特豪森的这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真正的行动。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抵制造硝化甘油，即把甘油一滴一滴——要求手不发抖——注入同等份量的硝酸和硫酸（浓度在七十波美度以上）；从牛棚和马厩的墙上、有时甚至从墓穴中挖取硝土，制造传统的黑色火药。他们还学会了操作军用爆炸物，这些爆炸物通常是在突击队袭击英军驻地时缴获的，如三硝基甲苯(TNT)、C-4炸药等。
一开始，约尔·白尼适就显示出他是个技艺超群的炸药配制者，他的特长毫无疑问在于制作一种燃烧炸药，配制方法是往三份氯酸钾内加入等量的一份松香和一份糖粉。最后这一种成份使他兴致勃勃，不禁想起烹任指南来。
这是最初的情况。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把这事交给雷伯·克立姆罗德去干。雷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所畏惧的特点，刚来就表现出来。凡是由铎夫·拉扎鲁斯训练出来的队伍，无论是为伊尔贡训练的，还是为斯腾训练的，从来都不乏勇气，有时简直是在横冲直撞。雷伯可不一样。这不只是因为他对危险满不在乎。贝京的突击队中有许多队员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往往还是各自家庭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们视死如归，有时候这种战斗还是他们得免于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从中认识到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雷伯就和他们一样。不过还有别的：他从来不参加关于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讨论。在这一点上，他象铎夫·拉扎鲁斯。对拉扎鲁斯来说，政治是个抽象概念，他活着只是为了行动。当然，雷伯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开始，他俩之间就形成一种彼此竞争而又相互配合的关系，说起来会令人惊讶，然而确是事实。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任务，是在阿什克伦东北十二公里处的公路上伏击英军一支不大的车队。十五人参加这一行动，由一个白尼适只知道名叫伊利亚霍的人指挥。命令要求着重摧毁敌人的装备，其次才是消灭英国土兵，然后在发出第一个信号时立即撤离。这实质上是一次骚扰性行动，按贝京的说法，目的在于让英国人感觉到自己“坐在蝎子窝上”。
五辆卡车在一辆吉普车带领下开来了。按预定计划，伊利亚霍的机枪首先开火，扫射车队的右侧。应当把吉普车炸毁的氯酸盐燃烧瓶只在车篷上蹦了一下，毫无效果。这玩意儿无非是在威士忌空瓶里装进氯酸盐、糖粉和松香，再用一块圆形的毡封口，最后配上一只盛硫酸的薄玻璃小瓶。在扔这种燃烧瓶之前，先得弄破小瓶，让硫酸透过毡块渗入瓶内。而且，最好一点也不要耽搁时间。
约尔见雷伯在他右边十来米处站了起来。约尔从没有瞅见他着过忙，雷伯的动作都是在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淡漠状态中完成的。只见他跨出四大步就到了公路边。他跃过低斜的路脊，径直朝车队前头正对吉普车的方向走去。这时机枪仍在扫射，想必弹道在离他极近的地方经过。他那只很大的左手提着四五只燃烧瓶的瓶颈，就象格林青格花园酒店的女招待为客入送上新酿的葡萄酒似的。在离吉普车不到几米时，他砸碎一小瓶硫酸，耐心地数到三，然后把一只燃烧瓶对准吉普车两盏前灯中间的格栅扔去。吉普车一下子就着了火。雷伯已经闪开。他跟着对付第一辆卡车，如法炮制将它炸掉。然后依次地干，其时所有的机枪一直在不停地扫射。
他连皮也没擦破一块。这次行动为时很短。从机枪打响到伊利亚霍发出撤离信号，前后不过两分钟。突击小组按计划撤退，到离公路和燃烧的车辆约四百米的地方重新集合，接着解散，而英国人还在那里打枪，其实压很儿没有目标。白尼适和克立姆罗德卸掉了他们的那些宝贝武器。
现在一下子只剩他们两人——更确切地说是三个人——在一步一步地通过一片红沙地。那第三个人是伊利亚霍，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和他们同行的。他们一起走了两个钟头，直到瞧得见特勒阿硕德。伊利亚霍才停下步来。
“咱们就在这儿分手，”他说，“想必有人告诉你们该往哪里去和怎么个走法。”
伊利亚霍在犹豫。他个子比克立姆罗德小得多，甚至比白尼适还矮些。幽暗中他正谛视着克立姆罗德的脸。临了，他晃着脑袋说：
“我的机枪少说有十次可能把你报销。”
“你并没有把我报销，”雷伯接茬道。
“你要是偏右或偏左两步，或者稍稍靠前到我的火力命中线。你知道吗？”
“知道。”
伊利亚霍又晃了晃脑袋。“我相信你是知道的；这正是让我十分吃惊的。你多大啦？”
“大概一百岁，”雷伯说，“只有几个星期的出入。”
“是谁教会你这样使用燃烧瓶的？是不是铎夫·拉扎鲁斯？”
那双在黑夜里显得目光炯炯的灰色眼睛下垂着。
“我不知道有谁叫这个名字的。”
伊利亚雷笑了。“答得好。”他迈步走开去，可是没走多远又停下，转身说：
“当心可别一下子被打死。”
“会小心的，”雷伯说，“我向你保证。”
雷伯和约尔同行。一辆犹太人合作农场的卡车按计划在清晨四点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往阿硕德以北。车经过好几道关卡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路上他们吃着夜间采摘的果子，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特拉维夫。
同一年，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和十一月，他们参加了十多次行动，其中一次任务把他们带到沙漠地带，持续六天之久。目标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炸毁英国和伊朗联营的一条输油管。
除了执行这些使命外，其余时间他们就住在特拉维夫，伊尔贡组织在那里给他们找到了住所和作为掩护的公开职业。约尔·白尼适成了小老板，在艾伦比公路上摆一个货摊卖各种小摆设。雷伯·克立姆罗德则在本·耶厚达街一家咖啡馆里当侍者。这家店的常客大部分是律师。雷伯在英语方面的进步着实可观，使约尔也惊讶不迭，尽管约尔自己在学习语言方面也颇有天才。除了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外，约尔的波兰语、德语和俄语都说得满流利，而且不久也能讲英语了。那时，雷伯一有空就上电影院，那里经常放映美国原版片。白尼适记得，这高个儿维也纳人往往会把某一部影片一连看上十几遍，如《公民凯思》、《巴丹巡逻队》、《目标缅甸》，《我亲爱的克蕾门汀》和马克斯兄弟演的《往西走》。他能活灵活现地模仿《马耳他之鹰》中的亨弗莱·鲍嘉和《费城故事》中“温文尔雅”的加利·格兰特。即便格鲁乔·马克斯那种无法形容的鼻音怪腔他也学得维妙惟肖。他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书，但现在读的大部分是英文版。
雷伯通过他每天在咖啡店里招待的那些律师，获得了进入非一般性图书馆的许可，他的这种“贪读症”和发生在十一月底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可否认的联系。克立姆罗德与白尼适拆档了，他们都成了杰出的爆破专家，继续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己显得力量过剩。当时，伊尔贡正以法国抵抗运动为榜样进一步健全组织，贝京的突击队也开始加紧活动。那个时期的宣传品上提到英国人时称他们为“占领军”，还说伊尔贡的成员并不比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更象恐怖主义者。“情况就象法国游击队与德国入侵者之间存在的情况一样。”
十一月底，雷伯·克立姆罗德接受一项新任务。首先他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根据他拿到的证件，现在他是皮埃尔·于布雷希，一九二六年生于巴黎。这个化名以后他至少还用过两次。为他设计的履历指明他母亲是犹太人，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失踪，父亲是职业军官，选择了站在自由法国一边战斗的立场，在叙利亚遇难。皮埃尔是取道西班牙来到叙利亚的。尽管所有这些身世上的细节都是确凿可信的，却与雷伯·克立姆罗德本人没有什么相干，但能说明他之所以通晓法语以及粗通阿拉伯语的原因。
说到他的新工作，这份证件使他得以进入特拉维夫商业中心的一家银行，即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它的总行设在贝鲁特。最初雷伯在那里只是跑跑腿、送送信。哈基姆兄弟中有一人是伊尔贡的隐名资助者，但这不是雷伯很快得到提升的唯一理由，而是因为让他干跑腿的差使有些可惜。约在十二月中，他当上了代办短期借款的经纪人。当时他才十七岁，尽管根据他的护照推算已有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