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变动标志着他和白尼适的分手。后者离开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如今他专门从事破坏铁路和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的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雷伯的外型条件——淡咖啡色的头发、浅灰的眼睛、白哲的皮肤，——加上他在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任职，使他有理由经常外出而不引起怀疑，伊尔贡已越来越多地利用他打进英国人的圈子，开展具有军事规模的城市恐怖活动。
也是从那时起，他差不多一直同铎夫·拉扎鲁斯搭档。
波哥大的烛台 —— 2
吉普车由一个名叫哈尔蒙的人驾驶。他原名赫尔蒙(Herend)，为了使之英国化，他把字母e改成了a。他曾加入英国军队在非洲和意大利打过仗。事实上，他还是当年那支四百人的分队中的一员，该分队曾在比尔哈凯姆的自由法国柯尼希部附近以牺牲百分之七十五队员为代价把意大利阿里埃特师足足堵住十天。他穿的这身军装的确是他自己的：他在第六空降师服服役。对于他的英国上级来说，表面上目前他正在休假。
铎夫·拉扎鲁斯坐在哈尔蒙旁边，佩带着少校的识别符号。他们后面坐着雷伯·克立姆罗德，穿的也是军服，上面的道道标明是下士，他的脚搁在几只装有爆炸物的帆布袋上。一辆卡车跟在古普车后面，车上载有十五人，外加一名司机和一个蓄着漂亮的红色小胡子的军官。这十五人中，十个打扮成阿拉伯人，腕上套着手铐，另外五个全身战斗装束，头戴钢盔，充作押解犯人的警卫。
离警察署将近二百米处，拉扎鲁斯示意哈尔蒙把吉普车减速，然后停下。但是卡车仍继续前进。
这个地方名叫雅古尔，位于海法到拿撒勒的中途。警察署是一座三层楼的方形建筑，围着两道带刺铁丝网。四名哨兵把守在入口处，另外四名守在用沙包垒起护身堤的屋顶上。署内大约另有二十来名士兵，外加警察，此刻不一定穿着制服，但身边肯定有武器。那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凌晨三点。
“一分钟，”拉扎鲁斯宣布。
他们从停在暗处的吉普车上可直接望到入口处。他们见卡车开到警察署门口停下。留小胡子的军官下车和岗哨班长讲了些什么。班长象是被说服了，现出同意的样子。卡车进入了警察署的布防阵地。伪装的警卫人员押着伪装的阿拉伯囚犯下车，囚犯的长袍里藏着斯坦和布伦式轻机枪．
整个行动小组都走进了那座房屋。
“两分钟，”拉扎鲁斯说。
哈尔蒙大致想象得出警察署内发生的情况。突击小组正在把英国人一个一个缴械，先是楼下的，然后是楼上的。为了不惊动任何人，特别要避免惊动屋顶上那些随时可能用机枪开火的哨兵，这一切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之后他们将把武器库搬空，放走警察署里的囚犯，那位留小胡子的假军官会出现在门口，以脱帽为号，于是他——哈尔蒙——就十分自然地把吉普车开到入口处，让同他一起坐在车上的那两个人下车。那两个人的名字他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当时他已经知道他们携带的炸药足够炸毁半个雅古尔城。
“三分钟。动作太慢了……”
拉扎鲁斯的声音挺开心似的。哈尔蒙一只手放在排档上，只等一声令下，一秒钟内车就可以起动。他迅速地朝拉扎鲁斯投了一瞥，接着又从反照镜中瞅瞅另一个人瘦削的、毫无表情的脸。他记得，这一对搭档绝对镇定的神态和截然不同的外表曾使他大为惊异：一个矮胖粗壮，已经上了年纪，另一个非常年轻而又非常之高，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却仿佛憧憬着一个梦。
“注意……”
拉扎鲁斯以平静得出奇的语调发出警告后仅一秒钟，就冒出两件事来，把一切计划全部打乱。一是两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出现在他们右方近百米处通往拿撒勒方向的公路上；二是紧接着从警察署内响起了尖叫声、警铃声、枪战声。在这以后，一切都照例发生得很快。事先给哈尔蒙的命令非常明确：万一出现严重意外，他必须立即撤离。于是他把变速档扳到倒档上，准备掉转车头。
“慢着。”
拉扎鲁斯用自己毛茸茸的爪子按住哈尔蒙的手腕子。
“听着，宝贝，”他面带笑容说，“看样子装甲车打算堵住他们的退路。他们甚至会脱不了身。”
正在此时，只见那两辆装甲车突然加速，占好了警察署门前的位置，而署内的枪声已达到高峰。哈尔蒙瞅见一个假阿拉伯人从房子里跑出来，但立即被屋顶上的机枪火力所击倒。
“完全被堵住了，”拉扎鲁斯说，现在他的笑容甚至更加明朗。“雷伯，怎么样？跟我去不，小伙子？”
“我完全猜不透他们想干什么，”哈尔蒙事后说，“即便知道，我也不敢肯定自己有勇气跟他们去。但他们俩都镇定得异乎寻常。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捂，原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想超过对方。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达两个都是疯子。”
哈尔蒙把吉普车恰好停在两辆装甲车中间。“好极了，”拉扎鲁斯说完便下车，向装甲车上的英国人点点头表示赞许。那些英国人正瞅着他，不免感到惊讶，心里直纳闷儿，他是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干得好，”拉扎鲁斯操着略带一点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说。“你们把这伙狗杂种堵住了，真他妈的漂亮。把那道门控制在你们的火力线内，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跑。我进去看看能不能抓活的，我要活捉他们。”
这时，他好象刚刚发现，有一个在门外站岗的哨兵听见第一阵枪响就趴倒在地，几乎就在他脚边，并且用自动步枪瞄准着严阵以待。
“这是打吨儿的时候吗，我的孩子？干吗不爬起来到那个角上占好你的位置。我记得那儿还有扇门，这伙狗杂种可能想从那里逃出去。把它封锁起来。今晚谁是值勤军官？”
“帕内尔中尉，”那个挨了上司热辣辣一通挖苦的年轻士兵回答说。
“又是一个爱尔兰人！”拉扎鲁斯感慨地说，“要是没有我们，我不知道大英带国还能干些什么。”他转过半个身子，向屋顶上正在用机枪寻找目标的哨兵打了个亲切的手势，然后对雷伯说：“还有你，巴恩斯，在等什么？干吗不把尊臀从吉普车上往外挪一挪，跟我来？……”
他慢条斯理地通过第一道铁丝网，径直朝房子那边走去，屋内仍有自动轻武器噼噼啪啪的响声传出来。就象有时会发生的那样，枪战突然出现停顿，拉扎鲁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帕内尔！”他高声喊道，“我们已经把他们围困在这里了，但我要抓活的！你听到了我的话没有，帕内尔？”
回答是一梭子弹在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开花，可是一点也没有碰着他。于是哈尔蒙明白了两点，一是枪弹来自他的伊尔贡伙伴，他们被困在底层；二是他们已听出了他的声音，认出了他的模祥。
二楼上探出一个脑袋，那是个仪表颇不整饬、衬衫仅仅套上两只袖子的年轻军官，手里握着一支普通手枪。拉扎鲁斯咧着嘴冲他笑道：
“是帕内尔中尉吗？我是康纳斯少校。愿上帝保佑爱尔兰。这伙狗杂种已经在咱们手中。现在要设法让他们开口。我打算用他们那种龟孙子的话去跟他们说说。请你命令你手下的人暂停射击，好吗？”
接着，他扯开洪亮的嗓门，用希伯来语带着比平时更重的爱尔兰口音说话。即便在这股英军中碰巧有人能听懂他的话，他也不冒任何风险。他向这些伊尔贡的成员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他对他们说，他准备进屋去，他们已经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除非当俘虏，如果这样的话，他个人将担保他们得到政治犯的待遇。
这时候，雷伯·克立姆罗德背着两只沉甸甸的帆布袋来到他身旁。最后一声枪响过后，突然出现一片寂静。在寂静中，他们都听到一辆坦克开来的隆隆声，后面跟着好几辆卡车，全都满载着伞兵。这些增援部队展开队形，把房子团团围住。拉扎鲁斯向他们瞟了一眼，点点头，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满意。
“绝对不可能冲出去，”他先用英语说，然后用希伯来语重复了一遍。“我进去瞅瞅。”
说完，他就朝屋里走——他和克立姆罗德一道进去。哈尔蒙坐在古普车的驾驶盘旁目瞪口呆，看着他们消失在警察署内，那时的感受据他自己说是“紧张万分”，只觉得伞兵部队的包围圈正在他四周越收越紧。
警察署里有一个英国人被打死，另有三人受伤，突击队方面的损失是二死三伤，其中一人伤在腹部。
后来哈尔蒙才知道，突击队失去时间是出于一个荒唐透顶的原因；竞没有人发现武器库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一两分钟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过去了。这时候拉扎鲁斯又开腔了。
“是帕内尔吗？你可以下来了。他们愿意投降。快通知那些英勇的增援部队，说战斗已经结束。”
哈尔蒙后面由头戴钢蓝的士兵组成的包围圈开了一个口子。一名上尉和两个便衣向前走去，这三人都属于今人谈虎色变的C．I．D．（刑事调查局）。他们打哈尔蒙旁边经过进入警察署。
拉扎鲁斯对着新来的几位笑脸相迎，就在这一瞬间，他一定意识到这三人中至少有一个认出了他，或者马上就会认出他来。他拉住帕内尔的一支胳臂；迎着他们走去。他并不转过脸来，就这样对雷伯说：“让他们瞧瞧，小伙子。”
克立姆罗德用左手打开两只帆布袋，露出一包包裹着黑色油纸的东西，并有电线从包裹里拖出来。
“每一只袋里装有十五公斤TNT，”拉扎鲁斯解释说。
“那小伙子胳肢窝里夹着的是一只感压电雷管。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紧贴着身子。只要他把胳臂甩开，哪怕是打一个喷嚏，轰！咱们都得在硝烟中飞上天。我可以担保，你们的警察署将被彻底炸毁……”
克立姆罗德目光游移不定，他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的地点。爆炸力会因此而进一步增强……”
“一点不错，”拉扎鲁斯表示赞赏，他喜形于色，就象老师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刚刚正确无误地回答了提问一样。透过无边眼镜，他那双浅篮色的眼睛忽闪着无情的凶光，让人确信他是杀人不眨眼的。他接着说：“总之，如果算下来死掉四五十个人，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小伙子，去站在那个系着蓝色领带的家伙身旁。他是C．I．D．的。我估计他认出了我……”
直到此时，他才亮出他的牌来。
原先载突击队员来的那辆卡车，仍把他们带回去，他们只留下两具自己人的尸体，在这以前先经过一番检查，看有没有留下任何证件或遗物可能导致迅速确定死者的身份。他们取道通往海法的公路，按原计划在离此朝东北五公里处和三个人会合，这三个人的任务是掩护他们撤退，所以准备了好几罐汽油，万一有敌人追击，使用来洒在公路上，可以筑起一道火墙。
事先估计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至于哈尔蒙，他利用C．I．D．人员到达之后几分钟内出现的局面，悄俏地溜走了。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很快就消失在雅古尔的大街小巷中，他至今仍不免心有余悸地回想起骑自行车赶回拿撒勒的那次跋涉之苦，因为他名义上在那里度假和家人团聚。后来，他及时返回在塞得港的所属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知道这次事件是怎样收场的，直到很久以后才了解。
詹姆斯·帕内尔眼看伞兵部队的包围圈张开一个口子，让载着突击队的卡车开走。在他们离开之前，这些恐饰分子——在他眼里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先已小心地把在警察署办公室内找到的所有文件全都烧毁。但是，根据讲好的条件。他们没有碰他这里的任何—件武器。这是唯一使他感到满意的事了。其余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他精神振奋，他发现自已连同那两个C．I．D．的代表以及另外五个人（全是警察，没有一个士兵），都成了那个自封的康纳斯少校和他的年轻伙伴的人质。
帕内尔从来没有问及爆炸物是真是假（疑问是后来产生的，知道答案则要晚得多）。对于年纪较大、爱尔兰土腔十足的那一个，他立即产生强烈的反感，还有恐惧。但另外那一个有着一双奇特眼睛的高个儿小青年，在某种意义上更使他慌乱；那种咄咄逼人而又深不可测的目光委实叫他胆寒。
那个后来成为新闻记者、并多次重返以色列的帕内尔，和其他人质一样，被强迫爬上卡车的后厢，双手交叉枕着后脑勺躺在那里。戴眼镜的恐怖分子坐在司机旁，一手拿着手榴弹，一手握着史密斯与韦森手枪。凭着一种叫人惴惴不安的心理战本领，他亲自挑选一名五十多岁的警察开车，这是最没有可能想点子和做出拼死举动的人。
他的年轻同谋爬进卡车后厢，既无表情，也不吱声，一支胳膊贴紧身子，另一只手握着自动步枪。
伞兵又一次让他们通过。卡车离去时开得相当慢。帕内尔认为他们是要做到确信后面没有追兵，不过他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卡车朝拿撒勒方向行驶。帕内尔预料：在由此向南几公里的地方有一道军事路障。但三四分钟以后，车改变了方向，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停下。他听见那个戴眼镜的人说：
“统统下车，除了C．I．D．的两位专家以及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爱尔兰人之外。”
他们把释放的人质留在一片荒漠中，然后继续上路，这一回叫帕内尔开车，让那两个C．I．人员戴上脚镣手铐躺在卡车后厢。车在一条简直无法通行的路上爬行了一个小时。
于是车又停下来。帕内尔被捆在车前的挡板上。他懂得一点希伯来语，可以听懂这时在那两个恐怖分子之间进行的对话——其实是争论。年纪大的那个无论如何要把两个C．I．D．人员就地干掉。“杀了他们之后，他还要来杀我，”帕内尔这样想。“哦，我的天哪，谁叫我是爱尔兰人呢？”
加利利的黎明细雨蒙蒙。帕内尔以为自己每一秒钟都可能听到枪声。不料那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走到他跟前，弓身替他松了绑，以出人意表的柔和平静的音调对他说：“不要轻举妄动，好不好？否则，我对你的生命安全不能负责。”
“好的，”帕内尔说着，由衷地感到极大的宽慰。“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那对灰眼珠的目光在帕内尔脸上一掠而过，还是那样莫测高深。
他们在早晨六点三十分抵达阿克的圣约翰。卡车驾驶室内只有帕内尔一人。二十分钟前，他的两个对手已换到后厢去，年轻的那一个告诫他不准转过头去，并且把反照镜也砸了，这样他就看不见他背后在发生什么事。
汽车到达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在指定的目的地圆柱旅馆附近慢慢停下。持续很久的静默消除了他的疑虑。不用说，他后面的车厢里已不见人影，只有那两个C．I．D．人员怒不可遏，但是活着。
波哥大的烛台 —— 3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抵达开罗。他和拉扎鲁斯是分开走的，但他们在埃及首都会合。
对于王一生中的那一个时期，约尔·白尼适是最直接、最经常的见证人。据他说，克立姆罗德，尤其是拉扎鲁斯，被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列为恐怖分子中首要的缉拿对象。这与雅古尔事件有很大关系。那几个C．I．D．人员已经得到很好的机会仔细观察他俩的相貌，而克立姆罗德的身高使他很容易被认出来。
袭击雅古尔警察署只不过是伊尔贡和斯腾一起发动的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中的一段插曲。三月一日下达了总攻击令，拉扎鲁斯的使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法、雷霍沃特、的尔诺斯—哈纳，耶路撒冷各主要干线和地区、特拉维夫和佩塔提克瓦等地的军营都遭到袭击。甚至在耶路撒冷的第六空降师驻地也挨了炸。
说到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前往开罗、后来又去欧洲的原因，白尼适认为肯定是与拉扎鲁斯有关。象伊尔贡这样一个搞军事活动不愿让外界知道的组织，对于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又和北美的暴徒集团有交往的拉扎鲁斯，不免怀有戒心；那种几乎毫无道理的暴戾作风，不能不使他们皱眉头，因为这和他们的政治目的有时是抵触的。
至于克立姆罗德，白尼适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开巴勒斯坦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白尼适说：“一度我甚至以为他接到了什么新的命令，兴许是莫萨德从欧洲发来的。直到八九月间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要走。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担忧。单是他曾经和铎夫措档这一点，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的估计还是有点道理的……”
娜佳·哈基姆住在开罗杰济雷岛的一座别墅里，那里周围都是住宅区。这位前英军妇女辅助部队的工作人员，同哈基姆银行家族的一个儿子结了婚。身份的改变丝毫也没有影响她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秘密活动。
她接到通知，说有两个人要来，请给予帮助：先是他们在开罗期间要她照应，然后帮助他们去欧洲。她让拉扎鲁斯和克立姆罗德在美国大使馆后面她以前住的公寓里下榻，还为他们弄到了护照——一份爱尔兰护照给拉扎鲁斯，一份法国护照给克立姆罗德—于布雷希。
她给他们订了船票，于是这两个人就在三月三十日到达马赛。
四月八日，雷伯·克立姆罗德只身来到纽伦堡。
“纳卡姆，”布尼姆·阿涅列维奇说。接着他用短语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希伯来语“报复”的意思。”雷伯回答。
他们冒着冰冷的菲菲细雨在纽伦堡郊区两排被毁的房子之间散步。他们俩身材相仿，克立姆罗德略高三四厘米。阿涅列维奇二十九岁，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邃而忧郁，老是那么暗淡朦胧。
“我不喜欢你的伙伴，”过了一会儿阿涅列维奇说，
“首先，他太老了。我们这些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但主要是因为他给我一种职业亡命徒的印象。他的模样象一个美国暴徒。”
“他极其能干。比我能干。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也很重视实效。我最讨厌那种言必引证犹太教法典的空论：在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开还是关一扇门之前，那些人可以就一百二十七条理由引经据典讨论个没完。可是对于我们所需从事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来说，实效在我们所要求的质量中是居第二位的。我不需要任何职业杀于，雷伯。我需要的首先是……”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纯正。我们要杀人，尽管我们憎恨杀人。据说，报复是弱者的武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惩罚那些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罪行不会被忘记。人们已经开始淡忘了。作恶的人有的目前正在这里受审。报纸也在谈论此事。可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应该让全世界知道，这样的罪恶册应该在两三年内就被忘记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真的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雷伯做了个又像点头又像摇头的动作，他的两只大手插进已经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组织的成员遍布全欧洲。此外，在华沙和莫斯科我还有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维夫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们，甚至可能想消灭我们。他们动不动就抬出犹太教法典，可以接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却没有行动。至于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全都调查过了。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个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关过，他记得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他愿意为你担保。”
“可是不为铎夫·拉扎鲁斯担保。”
“不为拉扎鲁斯担保。不过我们可以用他。不久我们就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无沦哈葛那、莫萨德还是伊尔贡或斯腾的那些假仁假义的无赖，都不想为我们提供一个子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有一个联络网，从事黄金和药品的走私活动……我知道，我们追求的纯正与非法贸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需要——不过我是反对的——拉扎鲁斯可以在我们组织的这一方面做点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美国，他接触了一大批被称作“黑手党”的人，跟纽约的犹太帮歹徒勾结在一起，直到目前他还跟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西西里朋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还是来谈谈你的事吧，对你来说，参加我们下一次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来不及了。但你会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好，这我明白。这次任务结束后，打算让参加行动的人转移到法国去。我希望由你来负责安排这次转移，你先去法国给他们准备好安身之处。你能不能担当起来？”
“我需要一些饯。”
“钱会给你的。现在你先看看这个。”
阿涅列维奇把一只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见前面有座建筑物，他以为是个工厂，门口有警察守卫，还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阿涅列维奇却摇摇头说：
“不，这是一所机械化的面包房。那里边做两种面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谁也不会弄错：白面包是给美国、英国和波兰士兵吃的。当然，我们不去碰它。黑面包是绘囚犯吃的。这些囚犯关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战俘营，共有三万六千人，都是党卫军，盟军宪兵搜集了他们的罪证。我们希望至少把他们干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这项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执行的。那天夜里正赶上狂风暴雨，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尽晋在行动前的几个星期内已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纳卡姆小组的两名成员不提及自己是犹太人，已在战俘营中找到工作，一个当司机，一个管仓库。纳卡姆组织内的化学人才配制成功一种砷基混合物，用它涂在面包上，无论浓度还是色泽都跟德国面包师洒在他们的产品上的扮完全一样。另外一些人还在面包房内找到了工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堆放待造的面包的仓库底下挖了个藏毒药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药是藏在热水袋中揣在怀里夹带进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时候，三个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职工全都离开之后才出来。在这个天气坏得出奇的风雨之夜，他们戴上手套面罩，开始在面包上加“浇头”。风越刮越猛，把仓库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闻声赶来，可是仓库里没发现什么人，他们便以为有人企图偷窃，这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并不罕见。翌日，他们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但纳卡姆小组的行动已不得不半途而废。
十六日，纽伦堡的报纸刊登了警察发现暗室以及五千名党卫军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个曾经是纳卡姆成员的法国籍犹太人梅齐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罗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个设计这次纽伦堡事件的人在那里藏了十天。他们还在为这次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计划要给一万四千只面包涂毒药，结果只涂了两千只。
一星期后，阿涅列维奇亲自来到里昂，与梅齐埃和克立姆罗德见面。他要克立姆罗德陪他去比利时和德国，同时充当他的向导和译员。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梅齐埃送他俩坐上他们为本组织购买的一辆汽车离去。之后差不多过了五个月，梅齐埃才重新只到那高个儿年轻人。当时克立姆罗德把他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里，那就是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草叶集》。
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铎夫·拉扎鲁斯也一起来了。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苏珊·塞梯尼亚兹很爱她的孙辈。尽管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够她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饱受孤寂之苦。她深爱大卫，甚至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春天居然决定到波士顿去住，可见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孙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度过，那里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后，于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电话中向那人建议：既然你是大卫的朋友，那就请你上我这儿来吧。”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请。
雷伯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画上，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红木书橱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墙上，俯临着一张软垫长椅。它是用油画原料和色胶画成的，可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画面上除了一只蓝色盘子里盛着两尾赭色的鱼外，其余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静物。
“这是保尔·克莱（注：保尔·克莱（1879—1940），法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雷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幅，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们在维也纳住过。”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间，他的整个面貌变了祥。在这以前，他的脸倒不是毫无表情，而是象一个人在凝神沉思，况且他那双明亮的浅灰色眼睛和一对又大又深的瞳仁越发加深这样的印象，但是经过他一笑，一切都改变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丽堂皇。”他说，“家父看见了一定会说：首饰匣确实配得上它里面的珠宝。他喜欢用这种赞美的言气或许是为了表明他毕竟具有维也纳人的气质吧。”
他很少带有外国人的口音，完全充得过一个从东方来的法国人。苏珊·塞梯尼亚兹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象她的孙子和乔泊·塔拉斯先于她所感到的那样。她以为这位来访者的年龄在二十一岁上下，其实还不满十八岁；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衣着十分质朴，实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个气质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与他的外表是那样不相称，同样给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问了一些有关她孙子的事，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的。雷伯回答说，大卫和他是在“奥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见的，那是在盟军部队胜利到达之后不久，当时他——雷伯·克立姆罗德——正处在“困境”中（这是他的原话），是大卫给了他帮助。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营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苏珊·塞梯尼亚兹只有一次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还唯恐失于冒昧而有点犹豫，雷伯回答说，他不久前曾有过一个家，他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一点苏珊·塞梯尼亚兹认为是正常现象。她以为来客的父亲也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在第三帝国的军队里打过仗，想必是死在战场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着德军制服参与过战争行动，因为她把雷伯的年龄估计错了。直到后来，听了大卫向她介绍他与克立姆罗德相遇的真实情况，她才感到分外震惊：一是对事实本身，二是对她自己的错误判断，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后者。为此，她还哭了一场。
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老太大才想到，也许他在巴黎、在法国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家。由于不好意思贸然给他钱，老太太简直费尽心机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才好，后来在一阵冲动之下邀请对方第二天来与她共进午餐。她见雷伯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说他很“乐意”再来。他走到门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双奇妙的灰色眼睛专注而庄重地望着女主人。老太太骤然产生一种腼腆的奇怪感觉，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话把它掩饰过去。
“我保证不企图勾引您。”
“已经来不及了，”他双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这种场合想必会说‘我的堡垒在您面前已经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轻轻擦了—下，然后离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简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体工整，秀气中带有明显的下倾趋向。雷伯请她原谅不能前来赴约，他当天就要离开巴黎。
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大卫说：“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不论需要还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尽管去做，大卫。我有一个感觉，好象他目前的境况相当困窘，尽管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罗德重新出现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国老祖母家去这件事，使大卫·塞梯尼亚兹大为愕然，原先他满以为一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音信了。他在复信中告诉祖母说，他自己也对这个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要求祖母，“如果他再来的话，”务必设法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大卫本人也很想再见见他这位“奥地利朋友”。
波哥大的烛台 —— 4
在丹吉尔法兰西广场的巴黎咖啡店里铎夫·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悠闲的叹息，舒舒坦坦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
“来一杯马丁尼（注：用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苦味药酒调和而成的一种鸡尾酒。）？”
雷伯摇摇头。
拉扎鲁斯自己要了一杯粉红色的马丁尼——他最近才改变习惯喝起这种酒来，——给他的伙伴要了一杯薄荷茶。他开始谈到黄金，用的是依地语。他说，黄金在丹吉尔正日益增多；整个欧洲，甚至瑞士的黄金纷纷流到这里来——归根到底，俄国人目前在维也纳，可是谁能说瑞士的中立地位能永远把他们挡住在那里？何况，巴黎和伦敦的黄金市场已经停止交易，加上通货膨胀……
“小伙子，你知道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雷伯漠然回答。
在坐“神仙”号从马赛来丹吉尔的途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到这里以后，拉扎鲁斯在闵扎旅馆定了两个房间。趁他的伙伴有—个约会，雷伯独自沿着巴斯德林荫道走了一遭。他站在了望台上，从那里可以饱览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拉巴塔角的宏伟雄姿；他还一直走到格兰索柯。
“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照。而咱们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船长吗？刚才我们正在谈论，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去向那里的小妞儿们挥手致意。至于别的船员，有一个马耳他人和三个西西里人。”
“还有咱们。”
“对，还有咱们。总共八个人。带九百箱咱们人手可能不够，但是到了那儿会有一批人来帮忙。”
“咱们准备去哪儿？”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个海湾。你有没有不同意见，小伙子？你大概以为咱们会老是玩这种小孩子游戏？如今咱们可要干真格的了。来吧，我要带你去见见那两个荷兰人……”
亨利·阿尔特已经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岛的一名海关官员，他正以一位专家的身份在出很多点子，教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阿尔特看见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到来，并且坐在几步以外两个背对着他、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旁边。他看见克立姆罗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滞不动，一度还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罗德做了个古怪的动作——弯着腰，脑袋几乎完全钻到桌子下面，把一条并没有松开的鞋带重新系一下。然后坐起来，又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阿尔特向拉扎鲁斯—奥谢膘了一眼，意识到他也已经有所察觉。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两个陌生人才起身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