铎夫用依地语低声说，“别装腔作势在我面前演戏，小伙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
雷伯张开搁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对它们看出了神。最后他说：“至少其中一个不是荷兰人。”
“哪一个？”
“兰根。”
铎夫的双目象两颗寒气森森的蓝色钻石在眼镜片后面闪灼。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上付了账，站起身来。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两个月以前，他买了一辆双色帕卡德折蓬汽车。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往马拉巴塔，雷伯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车到达灯塔时，拉扎鲁斯关上引擎，下车向可以同时眺望丹吉尔、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游廊走去。
他的动作之快，好象根本没有做过某个动作，但是原先他用左手提着的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现在已到了他的右手掌中。他打了一枪，一只正在飞翔的海鸥应声中弹落下。铎夫面露笑容。
“咱们刚到丹吉尔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跟阿涅列维奇那个白痴有没有杀过人？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他以几分钟前已经显示过的那种令人咋舌的敏捷性再次摆好射击姿势，而这时又有一只海鸥在他的手枪射线上。但这一回他没有扣动扳机。
“你想杀死那个兰根吗，雷伯？”
“我不知道。”雷伯平静地说。
铎夫的手一动；那支科尔特已经回到他的茄克衫里边原来的地方，插在他右股后面的腰带上。
“回去吧，小伙子。咱们就跟德格罗特和你那个朋友兰根一起去跑一趟西西里海岸。我现在认为，八成连那个德格罗特也不会是荷兰人。他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兰根在丹吉尔说他是荷兰人，可是你以为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或者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卷进去的。甚至在荷兰也有党卫军……”
自从他们相处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年轻人如此亲热，他搂住雷伯的脖子，带着他回到帕卡德折篷车前
“小伙子，相信我的话，你无论如何不能在丹吉尔杀死他。有人看见过你我和他在一起，而丹吉尔又不是一个不大的地方。相反，一个人在西西里被杀死就不稀奇了……”
他把车发动起来，脸上笑眯眯的。
“你可以在那里把他干掉，雷伯。”
波哥大的烛台 —— 5
那条船叫“野猫”号。栎木的船身长二十六米，超重量为七十吨，装有全套马可尼公司的船具和一台一百八十五马力的内燃机。它载运六百六十箱“菲立浦·莫力斯”、二百箱“切斯特菲尔德”和六十箱“骆驼”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船离丹吉尔，二十三号黄昏时分看到了卡斯特拉马雷湾西端的圣维托角，距离巴勒莫约五十公里。五十海里以内肯定没有任何意大利海关的巡逻小快艇。此外，舱单和提单都没问题，开列的货物也与所载相符，注明的终点港是希腊的科孚岛。
按照指示，德格罗特停机等待。十一点左右，岸上一盏黄灯亮了三次，表明这一带海岸没有障碍。“野猫”号向岸边驶去，在接到另一信号后又停下。不久，他们听到波浪的拍溅声，那是由十来条大渔船组成的一支驳运队正在靠近。渔民们开始移载，有两三个海关人员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可以赚每箱—千意大利里拉的外快。来回驳运几次就够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登上货轮时，带来了几桶希腊葡萄酒（如果你相信上面的商标的话）。—个西西里人把船单和提单撕毁烧掉，取出另外的舱单和提单证明“野猫”号在科孚港装了货正在返航途中。
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进入巴勒莫港，要求自由停靠，即不装卸货物的停留。他们在海上差不多已有八天，并末遇上一点点麻烦。这趟买卖成功了。
“咱们的意大利客户对我们非常满意，特地请咱们全体去吃午饭，”铎夫·拉扎鲁斯宣布。
他以犀利的目光向雷伯看了一眼。当然，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他们从巴勒莫郊外的蒙德洛出发，沿着盘旋的公路驱车上佩莱格里诺山，在离观景楼还有一段距离时，他们折上一条道旁种着桉树的小路，那里有一座带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车共有两辆，都是美国货；铎夫·拉扎鲁斯、兰根和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美籍意大利人（本书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坐一辆，另一辆上则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德格罗特、“野猫”号的两名西西里水手以及司机。
汽车停在台阶脚下。司机留在车上，水手们落在后面交谈。其余的人登上敞廊，至今仍在那里的一棵高大的紫藤在夏天也许能遮蔽整个敞廊，从这里眺望巴勒莫湾景色绝佳。
兴许直到此时，那两个所谓的荷兰人方始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房子里根本没有午餐准备看，只有两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除白衬衫外全身黑服，既不戴硬领，也不系领结。他们每人手里执有—支“卢帕拉”——西西里人打狼用的猎枪。但他们并不介入；曼库萨同样如此，他在背后袖手旁观。
那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时已经象变戏法一般出现在铎夫·拉扎鲁斯手中，他说：“你叫兰根？这个小伙子和我从丹吉尔开始就在为一件事纳闷儿：你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兰根回答说，这正是他的真名，说他确实是荷兰人而不是其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拉扎鲁斯摇摇头。
“得啦，别来这一套……关于这个小伙子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各种数字或一本书。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兰根：一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只消读一遍，听着，确实如此：他就永远把它记在头脑里了。他记面孔的本领同样了不起。既然他说曾在特雷布林卡看见过你……”
“在贝乌泽茨，”雷伯纠正道，他的声音如发自空穴，眼睛朝下。
“对不起，小伙子，的确是在贝乌泽茨。兰根，既然这小伙子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见过你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在你们杀害他的母亲和姐妹的时候，既然他这样说，他决不会弄错。那是错不了的，任何人都……”
“话不能这样说。我可能搞错，”雷伯悄声低语。
“任何人，甚至这小伙子本人，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会搞错。跪下，兰根。跪下，否则我一枪准把你的纳粹Schlong（鸡巴）打飞。我问你：‘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依地语怎么说？兰根？莫非你在上西天之前真的想要吃足苦头不成？”
“Sara sheyn veter haynt，”兰根说。
“他的口音不是呱呱叫吗，小伙子？”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感叹。
他拔出另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与此同时想必注意到另一个所谓的荷兰人在他背后开始移动位置，所以他头也不回，心平气和地说：“德格罗特，只要再挪动一步，我就朝你的屁股开枪。”接着，他向雷伯笑道：
“你该把他干掉了。请立即动手，咱们不打算为这档子事花去半天工夫。这划不来。快把我这支玩意儿拿去，小伙子。拿去！”
手枪易了手。
“别对准他脑袋开枪。还是往嘴里打进去好。他可以看到你的手指扣动扳机，你懂吗？瞧，你得这样……”
他把着手儿教雷伯，枪管深深插入兰根口中。
忽然，他用依地语高声喊叫：“干吧，雷伯！他杀了你的母亲和姐妹！他是怎样对待她们的，雷伯？他是把她们活活烧死的，对吗？宰了他！宰了他，这狗娘养的！”
静默。
“0．K，小伙子，你走开，”拉扎鲁斯温和地说，这回用的是英语。“你只管走开，这儿的事你不用管。”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又说：“吮吮这玩意儿，兰根……吮吮这支枪，就当它是一只肥美的犹太Schlong……对，正是这样……好极了，兰根……”
最后那句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拿着的另一科尔特杀了德格罗特，一枪打在脑袋上，正中太阳穴。
铎夫·拉扎鲁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来到奥地利林茨蓝德街三十六号西蒙·威森塔尔家。亨利·阿尔特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事，后来由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他现在是“野猫”号的船长——告诉他，说他们跟那两个荷兰人吵了架，在意大利耽搁了一阵。
威森塔尔问克立姆罗德是否属于什么组织，雷伯回答说不属于任何组织，他是单独行动的。
“另一个呢？”威森塔尔问，“等在街上的那一个是谁？”
“朋友，”雷伯简单地回答。
雷伯要打听得两个人一个叫埃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另一个叫威廉·霍赫赖纳。
威森塔尔对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他的名单上—个也没有．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初，有关死亡营管理当局人员的情况或—九四五年五月后他们的下落了解得非常之少。威森塔尔刚刚在开列一份曾与阿道夫·艾克曼（注：阿道夫·艾克曼（1906—1962）——“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密切合作的附逆分子名单，他根本不知道艾克曼是否还活着。对于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那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敖得萨联络网”，他更是—无所知。“我这里有几个姓施泰尔的，不过没有一个名叫埃立希·约阿希姆，你说他出生在格拉茨，什么时候？……”
“一九○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
波哥大的烛台 —— 6
上午八点十分，一个相当肥胖、但身段还不太难看的高大男子，从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萨尔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来。他竖起大衣的狐皮领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开他的车库门。那里停放着他引以为骄傲的一辆梅塞德斯轿车，擦得铿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盘后，听引擎发出轻柔的颤动声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动排档。
“请不要动。”
这声音十分温和而有礼貌，所以他并不感到惊慌。及至转过头来认出了那双眼睛，—阵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顿时瘫倒。
“这不可能！”
“可惜这是事实，”雷伯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将出来，你要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对你也没有好处。我将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杀死，然而我不想这么做。现在，请照常驾驶吧。”
“米歇尔……”
“请开车。”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车库，缓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两个裹着红蓝羊毛围巾的孩子走出来。他们看到父亲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显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经有二十个月象疼孩子那样爱护我。来，上车，我们把你们送到校门口。”
两个孩子笑着向他问话。雷伯告诉他们说，他叫米歇尔，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爸爸这样叫他，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哦，他说，这另个挺古怪的外国名字，他们可以问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他们到了学校门口，雷伯向驾驶梅塞德斯的那位说：“称应该亲亲你的孩子。他们怪可爱的。”
孩子走进学校去，汽车开走了。
“米歇尔，我的上帝……”
“咱们去达豪，”雷伯说，“请往那儿开。毛特豪森太远，而且还得越过边界。将就一下去达豪吧。”
“米歇尔……”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请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们发生车祸。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开口。听你说话……只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懂吗？”
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章，铎夫想必也考虑到这—层，他从原来的岗位上退后几步，也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来调节焦距。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
“他在巴斯德林荫道上买了一只大小和那幅画一样的布袋。据我所知，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离开丹吉尔时携带的唯一行礼，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里装着那副画，还有他一直带来带去的两本书……”
波哥大的烛台 —— 7
那个时候阿卡迪奥·阿尔梅拉斯五十六岁。当初他害怕成为一个画家，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曾经跟埃米利奥·佩托鲁蒂学过绘画。他还远涉重洋去柏林会见克莱。至于康定斯基，阿尔梅拉斯记得很清楚自己曾到魏玛去拜访过他三四回。那是在阿尔梅拉斯还希望自己能有一点点、一丁点儿才华的时候。“然而连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一片戈壁荒漠。”
他问道：“照您看来，这是谁的画？”
那个高个儿年轻人耸耸肩膀。
“名字象是孔定伊基。不过它值很多钱，我敢肯定。至少一千美元。”
他的西班牙语完全合乎规范，尽管说的时候有些犹豫。
“您是法国人？”
“比利时人，”年轻人说。
阿尔梅拉斯把画拿到店门口，在阿根廷冬天苍白的阳光下仔细察看。这是常有的事，画家签名时把“康定斯基”(Kandinsky)中的s这个字母写得象个j，这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打从他开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里达街的画廊门前经过，阿尔梅拉斯冲她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子。
“这是康定斯基，这是一位俄国画家，前不久在巴黎去世。您说得对；这画值很多钱。至少超过一千美元。您真的有意把它卖掉？”
“我需要钱。这画可不是我偷来的。”
他出示了若干单据，这些单据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只是证实此画是一年前在马德里一个名叫毛勒尔的那里合法买来的，并且合法地从马德里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梅拉斯说：“这上头提到了另外几幅画……”
“还有四幅，”年轻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把它翻到某一页给阿尔梅拉斯看，上面写着：“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马德里。从柏林的京特·毛勒尔那里购得五幅画：克莱、F·马尔克、孔定伊基、F·马尔克、A·马凯。价一千二百美元。”
“您真的只花一千二百美元就买到这五幅画？”
“他要价五千美元，但他急于脱手。”
阿尔梅拉斯闭上眼睛。“一千二百美元就卖掉一幅克莱、两幅马尔克、一幅康定斯基和一幅奥古斯特·马凯！那些欧洲人的的的确确发疯了！您是否愿意考虑把它们全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