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正确。”我表示同意，“不过去24楼时，您丈夫总是利用楼梯吗？”
“丈夫概不使用电梯，讨厌电梯那东西，说关在那么狭小的地方受不了。”
“那么住所何苦选在26层之高的高楼层呢？”
“啊，26楼丈夫也常爬楼梯，好像上下楼梯不怎么费劲。腿脚因此变得结实，对肥胖也有好处。不用说，往返相应花费时间。”
薄饼，十公斤，楼梯，电梯——我在便笺上写道。我在脑海中推出刚刚烙好的薄饼和爬楼梯男子的形象。
女子说：“我们的情况大致就是那样。您能接受吗？”
无需一一考虑，此案正合我意。我装出大致确认行程表并调整什么的样子。倘若求之不得似的一口答应下来，对方难免心中生疑，一位里面有什么名堂。
“今天傍晚之前正好有空闲时间，”说着，我看了一眼手表：11时35分。“如果方便的话，把我领去府上可以么？我想亲眼看看您丈夫最后置身的现场。”
“当然可以。”女子说。随后轻轻皱起眉头：“那么说您是接受了？”
“准备接受。”
“只是，我想我们还没谈费用……”
“无需费用。”
“您说什么？”女子盯住我的脸。
“就是说免费。”我淡淡一笑。
“可这是您的职业对吧？”
“不，不然。这不是我的职业，仅仅是我的志愿服务，所以用不着费用。”
“志愿服务？”
“正是。”
“可不管怎样，必要的经费之类……”
“必要的经费概不领取。既然纯属志愿服务，那么就不会发生金钱授权关系，无论以怎样的形式。”
女子仍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解释说：“幸运的是，我在另一方面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获取金钱不是我的目的。我从个人角度对寻找失踪之人怀有兴趣。”准确说来 ，是指以某种方式失踪的人。但这个说起来将使事情变得麻烦。“而且，我多多少少有此能力。”
“可有类似宗教背景那样的情况？或者New Age什么的？”女子问。
“不不，同宗教和New Age都毫无关系。”
女子瞥了一眼自己脚上 高跟鞋尖尖的后跟。如果发生什么离谱的事，说不定打算拿在手上朝我甩来。
“丈夫常说免费的东西绝不可相信。”女子说，“这样的说法或许失礼，总之他的意思是说十之八九都有看不见的圈套，不会有好结果。”
“一般说来确如您丈夫所说。”我接口道，“在这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免费的东西是不可轻易相信，一点不错。尽管如此，对我还是希望您予以相信。您不相信，事情就无从谈起。”
她拿起旁边放的LOUIS VUITTON钱夹，从中取出厚墩墩的信封，信封口封着。准确数额不清楚，但看上去颇有重量。
“出于慎重，钱我带来了，暂且作为调查费用……”
我固执地摇头：“金钱、礼品或者感谢行为我一概不接受，这是规矩。一旦收取酬金和礼品，往下即将开始的行为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您有多余的钱，并且免费致使您心里不踏实，就请把钱捐给哪里的慈善团体，例如动物保护协会或交通事故遗孤育英基金，哪里都可以，假如这样能够多少减轻您精神负担的话。”
女子蹷起眉头，长叹一声，一言不发地将信封放回钱夹，再把恢复鼓胀和沉稳的LOUIS VUITTON放回原来位置，接下去又用手捅一下鼻梁，以注视狗——即使扔掉棍子也无动于衷的狗——的眼神注视我。
“你往下即将开始的行为。”她以不无干涩的声音说。
我点一下头，把磨秃的铅笔放回笔盘。
脚穿高跟鞋的女子把我领去连接公寓24楼和26楼的楼梯部分。她指一下自己住的单元的门（2609室），然后又指了指婆婆住的单元的门（2417室）。两层楼以宽大的楼梯相连，往来即使慢走也不超过五分钟。
“丈夫决定买这座公寓里的套房，也有楼梯宽敞明亮这个原因。大部分高层公寓楼梯部分都马马虎虎。一来宽楼梯占地方，二来住户几乎不用楼梯而用电梯，所以多数公寓建造商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大厅使用豪华的大理石、设图书馆等等。可是丈夫认为楼梯比什么都重要，说那好比建筑物的脊梁骨。”
确乎是有存在感的楼梯。24楼与26楼之间的转角平台上放着三人沙发，墙上安着一面大镜子。有带垫子的烟灰缸，还有盆栽赏叶植物。从宽大的窗口可以看见晴朗的天空和几朵白云。窗是做死的，不能开。
“每层楼都有这样的空间吗？”我问了一句。
“不，每五层才有一处这样的休息场所，不是每层都有。”女子说，“您要看我们单元和婆婆单元的内部么？”
“不必，我想现在没那个必要。”
“丈夫这么一个招呼也不打就销声匿迹之后，婆婆的精神状况比以前更糟了。”说着，女子轻轻挥了挥手，“打击相当沉重。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那自然。”我予以同意，“这次调查我想不至于给您婆婆增加负担。”
“能那样就太好了。另外也请瞒着左邻右舍，丈夫失踪的失我对谁都没提起。”
“明白了。”我说，“对了，太太您平时用这楼梯吗？”
“不用。”她像受到无故责难似的略略扬起眉梢，“我通常用电梯。和丈夫一起外出时，让丈夫先下楼梯，我乘电梯下去，在大厅碰头。回家时我先乘电梯上来，丈夫随后到。有高跟的鞋上下长楼梯，一来危险，二来对身体不好。”
“那怕是的。”
我请她向管理员打声招呼，说一段时间里有个人想独自做点调查——比如说在24楼和26楼之间的楼梯上走来走去的是保险公司方面做调查的人。倘若被人怀疑偷袭空巢而报告警察，作为我未免有点为难，因为我不具有可以称为立场的东西。她答应下来，随即攻击性地奏响高跟鞋声，上楼梯消失。她身影消失以后，鞋声仍然四下回荡，感觉就像是钉不吉利的布告的钉子。少顷那声音也消失了，沉默降临，剩我一人。
我在26楼和24楼之间的楼梯往返走了三次。起初用的是普通人的行走速度，后两次慢走，边走边仔细打量四周。我集中注意力，以免看漏哪怕再微小的东西，眼睛几乎不眨一下。所有事件都将留下标记，而发现其标记就算是我的一项工作。可是，楼梯打扫得实在认真，一个废弃物都没有，一道污痕、一个凹坑也找不到。烟灰缸里也没有烟头。
眼都几乎不眨地上下楼梯上下累了，我就坐在休息场地的沙发上。人造革沙发，很难说上档次，但能把这样的东西好好地放在基本无人使用（看上去）的楼梯转角平台，这件事本身恐怕就该受到赞扬才对。沙发正对面的大穿衣镜镜面擦得一尘不染，我打量一会儿自己映在那里的形体。没准那个星期日的早上失踪的证券经纪人也在这里歇口气打量映在镜子里的自家形体来着，打量还没刮胡须的自己。
我固然刮了胡须，但头发过长，耳后那里有头发翘了起来。看上去未尝不像刚刚渡过河流的长毛猎犬。过两天得去一次理发店。另外裤子和袜子的颜色也欠协调，怎么也没找到颜色协调的袜子。即便接下来放在一起去洗，也不至于有谁为此责怪我。除此以外，看起来一如平素的我自己。年龄四十五岁，独身，无论对证券交易还是对佛教都不怀有兴趣。
如此说来，高更也当过证券经纪人，我想。但他实在想画画，一天扔下妻子独自去了塔希提。我猜想说不定……可问题是，纵然高更也没忘记钱夹。如果当时有美国运通卡，也不至于忘记带上，毕竟是去塔希提。更不会告诉妻子“这就回去赶快烙饼”之后消失不见。即使同样是消失，其中也该有适当的顺序或体系那样的东西才是。
我从沙发上立起，这回一边考虑刚烙好的薄饼一边再次爬上楼梯。我尽量集中注意力，想像自己是个四十岁的证券公司的职员，此刻是星期日的清晨，外面下这大雨，即将回家吃薄饼。如此想像时间里，渐渐馋起薄饼来了。回想起来，早上起床后除了一个小苹果还什么都没进口。
我甚至想直接去“丹尼兹”吃个薄饼再说。我想起来了，开车来这里的路上看见路旁有一块“丹尼兹”招牌，距离可以从这里走这去。并不是说“丹尼兹”的薄饼有多么美味可口（奶油品质也好枫树密味道也好都不属于理想档次），但我觉得那也可以忍受。说实话，我也中意薄饼。口腔一点一点涌出口水。然而我用力摇头，将薄饼图像从脑袋里一扫而光。开窗吹走妄想之云。吃薄饼要往后推，我对自己说，那之前有事要做。
“问她一句就好了，”我自言自语，“问她丈夫有什么爱好没有。万亿画过画也未可知。”
但我又修正了这一想法，因为喜欢画画喜欢到离家出走地步的男子，断不至于每星期日一大早就出去打什么高尔夫。能想像出脚穿高尔夫鞋的高更、凡·高和毕加索跪在十号球洞的绿地上专心琢磨草的朝向的样子吗？想像不出。她丈夫仅仅是消失了，因了24楼和26楼之间可能发生的全然始料未及的情况（因为当时他优先的安排是食用薄饼）。以这一假定未前提推进好了。
我再次弓身坐在沙发上，看表：1时32分。我闭目合身，将意识的焦点对准脑袋里的特定场所。什么也不再想，百分之百把自己托付给时间的流沙，一动不动，任凭流沙把自己带去哪里。之后睁开眼睛看表，表针指在1时57分。25分消失去了哪里。不坏！无谓的磨损。全然不坏。
我又一次看镜子，里面映出一如平日的我。我举起右手，像举起左手。我举起左手，像举起右手。我做出放下右手的样子而迅速放下左手，像做出放下左手的样子而迅速放下右手。概无问题。我从沙发上立起，沿楼梯向下走了二十五层，走到大厅。
自此以后，每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我都来看这楼梯。和公寓管理员认识了（送给他一盒糕点），得以自由进出这座建筑物。连接24楼和26楼的楼梯往返走了不下二百次。走累了，就在转角平台的沙发上休息，从窗口观望天空，审视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去理发店剪短了头发，衣服集中洗了，转而穿颜色同裤子协调的袜子。这样，被什么人戳脊梁骨的可能性应该略有减少。
不管搜寻得多少仔细，标记模样的东西也一个都没发现，可是我仍然没怎么灰心丧气。寻找关键性标记同饲养脾气不好的动物大同小异，事情没那么简单。耐性与细心——这是从事此项作业最宝贵的资质。当然还有直觉。
每天从那里通过的时间里，我得知利用楼梯之人的存在。虽为数不多，但似乎有几个人日常性地通过楼梯转角平台，或者至少加以利用。根据是沙发脚下落有糖果纸，烟灰缸里剩有“万宝路”烟头，还有看过的报纸留下。
星期日下午同一个上楼梯的男子擦肩而过。年过三十、长相拘板的小个头男子，身穿绿色运动衣，脚穿ASICS鞋，戴一块蛮大的卡西欧手表。
“您好！”我招呼道，“说句话可以么？”
“可以呀！”说着，男子按下手表按钮，长长地呼了几口气，带有耐克标志的针织运动衣的胸口部分有汗水渗出。
“您经常在这楼梯上上下下吗？”我问。
“跑步上楼，跑到32楼。但下楼使用电梯。跑步下楼有危险的。”
“天天如此？”
“不是的，上班很难有时间。周末集中往返及次，平时下班早的时候也跑一跑。”
“住在这座公寓里？”
“自然。”跑步者说，“住在17楼。”
“26楼住的胡桃泽先生，您可晓得他？”
“胡桃泽先生？”
“戴一副阿尔玛眼镜、搞证券中介、经常在这楼梯上上下下的。身高一米七三，年龄四十岁。”
跑步者略一沉吟后想了起来：“啊，原来是那个人，晓得晓得。说过一次话。跑步当中时不时擦肩而过，有时也坐在沙发上。讨厌电梯，只用楼梯，对吧？”
“对，是他。”我说，“不过日常用这楼梯之人，除了胡桃泽先生还有几位的吧？”
“嗯，有的。”他说，“倒不是很多，但的确有类似爬楼常客那样的人。有人不喜欢乘电梯。另外，除了我还有两三个常常跑步上楼的。因为这附近没有适合的跑步路线，只好代之以上下楼梯。跑固然不跑，但也有几位为保持健康而选择楼梯。这里的楼梯宽敞明亮又整洁，同其他高层公寓相比，好像比较好用。”
“那些人的名字，估计您不会晓得的吧？”
“不晓得。”跑步者说，“长相大致记得，迎面碰上时互相寒暄一声，但名字和住哪个单元不晓得，毕竟是大城市里的公寓。”
“明白了，多谢多谢！”我说，“拦您停下，很抱歉。加油跑吧！”
男子按下手表的停止钮，继续跑步上楼。
星期二我正在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从楼上下来。白发，戴眼镜，七十五六岁光景。长袖衬衫，灰色西裤，拖鞋。衣着整洁，一道皱纹也没有。个头高，姿态也好。看上去像是退休没多久的小学校长。
“您好！”他说。
“您好！”我应道。
“在这里吸烟可以么？”
“请、请，尽管吸。”我回答。
他在我旁边弓腰坐下，从裤袋里掏出“七星”，用火柴点上，熄掉火柴，投进烟灰缸。
“住26楼。”他缓缓吐出一口烟说，“和儿子夫妇同住，两人说吸烟会把房间熏出味来，所有想吸烟就来这里。您吸烟么？”
我说戒烟十二年了。
“我戒掉也可以的。反正一天才吸几支，想戒什么时候戒都不费事。”老人说，“只是，外出买烟啦、特意出门来这里吸一支啦——由于有这类琐碎的事发生，每天每日得以顺利滑过。还能运动运动身体，避免想多余的事。”
“就是说是为了健康而继续吸烟啰？”
“正是正是。”老人神情很认真。
“您说住在26楼？”
“是的。”
“那么您可认识住在2609的胡桃泽先生？”
“嗯，认识，戴眼镜的那位吧？是在‘所罗门兄弟’工作？”
“Merrill Lynch.”我纠正道。
“对，是Merrill Lynech.”老人说，“在这里说过几次话。那位先生也时不时坐这沙发。”
“胡桃泽先生在这沙发上做什么呢？”
“这——，我不晓得。大概只是愣愣地发呆吧。好像不吸烟的。”
“就是说像思考什么似的？”
“不大清楚那方面的差异。发呆——思考。我们日常性地思考东西。我们决不是为了思考而活着，却又似乎同样为了活着而思考的。这么说好像和帕斯卡的学说相反，说不定我们有时倒是为了不让自己活着而思考的。发呆——未尝不可以说是下意识地驱使那种反作用。总之问题很难。”如此说罢，老人深深吸一口烟。
我试着询问：“胡桃泽先生没说过什么吗，比如工作压力大啦家里发生矛盾啦……”
老人摇一下头，把烟灰磕落在烟灰缸里。“如您所知，大凡水都流经所给的最短距离。但在某种情况下，最短距离是水本身所造成的。人的思考同水的这一功能相类似，我总是怀有这样的印象。可是，我必须回答您的问话。我同胡桃泽先生从未谈过那么深入的内容，只是不咸不淡闲聊罢了，天气啦公寓守则啦，不外乎这些。”
“明白了。耽误您时间了。”我说。
“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语言。”老人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而与此同时，无须说，语言则常常需要我们这个中介。没有我们，语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是这样吗——从而成为永远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而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早已不成其为语言。”
“的确如您所说。”我说道。
“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价值的命题。”
“就像禅的公案。”
“正是。”老人点头。
吸完一支烟，老人起身，走回房间。
“祝您愉快！”他说。
“再见！”我说。
星期五下午两点过后，我上道25楼和26楼之间的楼梯转角平台，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儿，一边看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唱歌。刚上小学的年龄。粉色T恤，粗斜纹布短裤，背一个绿色D形背囊，帽子放在膝上。
“你好！”我说。
“你好！”女孩儿停止唱歌。
本来我很想在她身旁坐下，但又不愿意有人路过时怀疑自己不地道，便靠在窗边的墙上，保持距离和她交谈。
“放学了？”我试着问。
“懒得说学校的事。”女孩儿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
“那就不说学校的事。”我说，“你住这座公寓？”
“住。”女孩儿回答，“27楼。”
“常在这楼梯走上走下的？”
“电梯臭。”女孩儿说。
“电梯臭，一直走到27楼？”
女孩儿对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大大地点头：“不是经常，有时候。”
“腿不累？”
女孩儿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嗳，叔叔，这座公寓楼梯的镜子里边，这儿的镜子照人照得最好看，而且和我家里的照人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自己照照看！”女孩儿说。
我跨前一步，面对镜子，注视一会儿里面的自己。给女孩儿这么一说，觉得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同平时在别的镜子里见到的自己是有点儿不一样。镜子彼侧的自己比此侧的自己看上去多少胖些，还有点儿乐呵呵的。打个比方，简直就像刚吃过满满一肚子热乎乎的薄饼。
“叔叔，你养狗的？”
“哪里，狗没养。热带鱼倒是养的。”
“嗬！”女孩应道。不过好像对热带鱼没多大兴致。
“喜欢狗？”我问。
她没有回答，另外问：“叔叔，没有小孩儿？”
“没有小孩儿。”我回答。
女孩儿以充满怀疑的眼光看我的脸：“我妈妈说不能和没有小孩儿的男人说话，说那种男人当中绝对有很多是莫明其妙的。”
“那倒不一定。不过，的确最好提防陌生男人，你母亲说的对。”
“纳叔叔你怕不是莫明其妙的人吧？”
“我想不是。”
“不至于突然亮公鸡出来？”
“不亮。”
“也不搜集小女孩儿的三角裤什么的？”
“不搜集。”
“可有搜集的东西？”
我想了想。现代诗的原始版本倒是搜集的，但这种事恐怕还是不在这里说为好。“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啊。你呢？”
她也就此想了一会儿，然后摇几下头：“我想我也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
接下去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嗳，叔叔，‘炸面圈先生’里边什么最喜欢？”
“‘老年时装’。”我脱口而出。
“那不知道，”女孩儿说，“好怪的名字。我喜欢的是‘圆圆的月亮’，还有‘泡沫奶油兔’。”
“两个都没听说过。”
“里面有果冻馅的家伙，好吃着哩！妈妈却说光吃甜的脑袋不好使，不常给我买。”
“好像好吃。”我说。
“嗳，叔叔，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昨天也好像在这里了，一闪瞧见的。”女孩儿问。
“在这里照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大概像门那样的东西。”
“门？”女孩儿问，“什么门？门也有好多形状和颜色的。”
我开始沉思。什么形状和颜色？那么说来，以前还从没考虑过门的形状和颜色。不可思议。“不知道啊。到底什么形状和颜色呢？说不定也不是门。”
“没准像雨伞似的？”
“雨伞？”我接口道，“是啊，不准是雨伞的理由也好像没有，我觉得。”
“雨伞和门，无论形状、颜色还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确。不过只要看上一眼，当场就会看明白的：噢，对了，这就是正找的东西。雨伞也好，门也好，炸面圈也好，都无所谓。”
“嗬，”女孩儿应道，“很长时间一直找那个？”
“找了很久，从你出生前就开始找了。”
“原来是这样。”说着，女孩儿看了好一会儿自己的手心，思考着什么。“我也帮忙好了，帮你找那个。”“若肯帮忙真叫人高兴。”我说。
“门也好，雨伞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明其妙的东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么回事。”我说，“不过见到了马上就能知道找对了没有。”
“有意思！”女孩儿说，“可今天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练芭蕾舞。”
“那好，”我说，“跟我说了这么多，谢谢！”
“嗳，叔叔你喜欢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说一遍？”
“‘老年时装’。”
女孩儿现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声反复说了几次“老年时装”。
“再见！”女孩儿说。
“再见！”我说。
女孩儿站起，唱着歌跑上楼梯，消失了。我闭起眼睛，再次把身体交给时间的流沙，让时间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托人打来电话。
“丈夫找到了。”她劈头一句，没有寒暄话没有开场白。
“找到了？”我反问。
“嗯，昨天中午警察来了电话，说在仙台站候车室长椅上躺着的时候被监护起来了。身无分文，证件之类也没带，但姓名、住所和电话号码渐渐想起来了。我立即赶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么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说意识到时就躺在仙台站长椅上了，被站务员摇醒的。至于身无分文怎么去的仙台，二十天时间里在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吃的东西，都记不起来了。”
“什么衣着？”
“衣着和离开家时一样。长了二十天长度的胡须，体重减了十来公斤。眼镜好像在哪里弄没了。我现在是从仙台一家医院打电话过来。丈夫在这里接受医学检查，CT扫描啦、X光透视啦、精神坚定啦。不过眼下头脑功能已经恢复，身体也好像没有问题，单单记忆消失罢了。离开母亲房间和上楼梯之前记得，往下的记忆就没有了。但不管怎样，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东京。”
“那就好！”
“劳您调查到现在，深表感谢。可是看这情形，往下好像没必要再劳驾了。”
“看来是的。”我说。
“所有的一切全都乱糟糟的，费解之处为数多多，但丈夫总之是好端端地回来了。不用说，这对于我是再要紧不过的事。”
“当然。千真万确。”我说，“那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酬金还是想请您收下，收下可以吗？”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说了，酬金之类概不接受。所以，关于这点，请别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谢。”
沉默。该说明的事已大致说明完毕——便是这么一种意味的凉丝丝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种沉默，领略了片刻这凉丝丝的意味。
“那么，请多保重！”少顷，她挂断电话。话中带有未尝不可以说是同情的余韵。
我也放下听筒，随后一边把新铅笔挟在指间旋转，一边盯视着雪白的便笺。雪白的便笺使我想起刚从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单，新床单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躺在新床单上面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图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之后，我梳理记忆，把她所说的用工整的字迹一一记在雪白的便笺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电话，体重减少十公斤，眼镜丢失，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我把铅笔放在写字台上，在椅子上把身体大大向后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驳驳地沾有不规则的图形。眯缝眼睛细看，未尝不像天体图。我一面仰视虚构的星空，一面思忖为了健康或许该重新吸烟才对。脑袋里仍微微回响着上下楼梯的高跟鞋声。
“胡桃泽先生”和我对着天花板一端出声地诉说：“欢迎回归现实世界，回到被患有焦虑性神经症的母亲、脚穿冰锥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围的美丽三角形世界中来！”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个场所寻找门、雨伞、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状的东西，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
4、天天移动的肾形石
淳平十六岁时，父亲说过这样的话。虽是骨肉父子，但一来关系并未融洽得可以促膝交谈，二来父亲就人生发表哲学（想必，大概）见解是极为稀罕的事，以致当时的交谈作为鲜明的记忆存留下来了。至于因怎样的情由说到那上面的，却是全然想不起来了。
“男人一生遇上的人当中，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只有三个。既不多于三个，又不少于三个。”父亲说。不，堪称断定。父亲以轻淡而果断的语气这样说道，就像再说地球用一年时间绕太阳一周。淳平默默听着——也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他感到吃惊，至少想不出当时应表达的意见。
“所以，即使你日后同多种多样的女人相识和交往，”父亲继续道，“如果弄错了对象，那也是徒劳无益的行为。这点最好记在心里。”
后来，几个疑问浮上年轻儿子的脑海：父亲已然邂逅了三个女人不成？母亲可是其中之一？若是，同另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样的疑问不可能问父亲。如开头所说，两人的关系并非亲密到可以畅所欲言。
十八岁离开家，进入东京一所大学，自那以来同几个女性相识和交往，其中一个对于淳平是“真正有意义”的，对此他深信不疑，即使现在亦然。然而，她在淳平以具体形式表明心曲之前（他要比别人多花时间才能将什么变成具体形式，天性如此），已经同他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如今已当了母亲。因此，基本上应该把她从人生选项中剔除，必须横下心将这一存在从头脑中驱除出去。结果，剩给他人生的“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数目——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父亲的说法的话——就成了两个。
淳平每次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时都要自问：这个女人对于自己是真正有意义的对象吗？而这一提问总是唤起一个苦恼，具体说来，就是他在期待（又哪里会有不如此期待的人呢？）所遇对象是“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同时，又害怕将数目有限的卡片在人生较早阶段彻底用光。由于与最初遇上的宝贵女性失之交臂，淳平不再对自己的能力——将爱情适时适当地具体化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力——怀有自信了。归根结底，或许自己是把很多无聊的东西搞到了手，却一再错过了人生中最贵重的东西，他经常这样想道，于是自己的心每每沉入缺少光明和温暖的场所。
因此，他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几个月后，一旦发现对方人品和言行有不如意或触动自己神经的地方——哪怕仅仅一处、哪怕微乎其微——他心田的一隅都会多少宽松下来。这样，同多位女性持续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就成了他的一个固定人生模式：打探情况似的交往一段时间，抵达某个地点后即自行解除关系，分手时基本上没发生争执没留下积怨，或者不如说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同不大可能平稳解除关系的对象过多接触。如此一来二去，淳平就有了一种选择合适女性的嗅觉。
至于这种能力是先天性格所派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他本身也无从判断。不过，如果是后天的，那么说是父亲的诅咒所致也未尝不可。大学快毕业时，他同父亲大吵了一场，自此断绝一切往来，唯独父亲提出的“三个女人”之说，在未得到根据充分的解释的前提下，成为一种强迫观念紧紧伴随着他的人生。有时他甚至半开玩笑地想，或许自己该朝同性恋发展，这样就有可能从那莫明其妙的倒计数中逃脱出来。然而不知是幸与不幸，淳平只对女性怀有性的兴趣。
那天结识的女性事后才知道比他年龄大，三十六岁。淳平三十一岁。一个熟人在惠比寿通往代官山的路旁开了一家法国风味餐馆，他是应邀去参加开业宴会的。他身穿佩利·埃里思深兰色丝绸衬衣，外面套一件色调相同的夏令休闲西装。由于说好在那里碰头的好友突然来不成了，总的来说他时间多了出来。他独自坐在候客吧台的凳子上，用大号杯慢慢喝着波尔多葡萄酒。当他开始用眼睛寻找餐厅老板的身影以便打招呼告辞时，一个高个子女性手拿一杯不知名称的紫色鸡尾酒朝他走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姿态十分优美。
“在那边听说您是小说家，真的？”她把臂肘支在吧台上，这样问道。
“大体上像是那么回事。”他回答。
“大体上是小说家？”
淳平点头。
“出了几本书？”
“短篇集两本，译作一本。都不畅销。”
她再次打量淳平的外观，还算满意似的笑笑：“不管怎样，遇到真正的小说家 是生来第一次。”
“请关照。”
“请关照。”她也同样说道。
“不过，遇上小说家也没多大意思的。”淳平辩解似的说，“因为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钢琴手可以弹钢琴，画家可以来一张素描，魔术师可以表演简单的魔术……可小说家大致可以说一无所能。”
“但是，不至于不会让人欣赏到——喏——某种艺术光环那样的东西吧？”
“艺术光环？”淳平问。
“就是普通人求之不得的闪闪发光的……”
“每天早上刮须的时候都端详镜子里的自己，可一次也没发现那玩意儿。”
她温馨地一笑：“写哪个种类的小说？”
“常被人这么问，但说明种类有些难度，因为不能纳入特定的类别……”
她用手指抚摸着鸡尾酒的杯口：“那么就是说，似乎是所谓纯文学那样的东西了？”
“或许。其中可以让人感觉出‘不幸的信’那样的味道。”
她再次笑道：“对了，我有可能听过您的名字吗？”
“您看文学杂志？”
她轻微而果断地摇头。
“那么，我想不会。因为在世间完全是无名鼠辈。”淳平说。
“入选过芥川奖提名吗？”
“五年间四回。”
“但没得到？”
他只是微笑不语。她也没有征得同意，径自在他旁边的凳子坐下，啜了一口杯里剩的鸡尾酒。
“那有什么。奖那玩意儿说到底不就是圈内人的运作么！”她说。
“实际得到之人如果这么明确说的话，恐怕还有说服力。”
她报出自己的姓名：贵理惠。
“有点像弥撒曲的一节。”淳平说。
看上去，她个头好像比淳平高出两三厘米，头发剪得很短，肤色晒的甚是完美，脑形无可挑剔。穿一件浅绿色麻质外套，一条及膝长的喇叭裙。外套袖子挽到臂肘，里面是式样简洁的棉布衫，领口别一个绿松石色胸针，胸部不大也不小。衣着潇洒得体，同时又贯以鲜明的个人方针。嘴唇丰满，每当说完什么就一松一收的。因此，大凡有关她的东西看起来都奇异地栩栩如生、清新亮丽。宽额头，想事的时候横向聚起三条皱纹，想必皱纹倏一下子消失。
淳平发觉自己被她吸引住了。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漫然而又执拗地撩拨着他的心。得到肾上腺素的心脏奏出低音，像在悄悄输送信号。淳平突然感到口渴，向从身旁经过的男服务生要了法国矿泉水。这个女人对自己是有意义的对象吗？他一如往常地思考起来。莫非是所剩两人中的一人？第二个好球？该放过还是该击打呢？
“从小想当作家？”贵理惠问。
“是啊。或者不如说没想过当其他什么，想不出别的选项。”
“总之梦想成真啰？”
“怎么说好呢，我是想成为优秀作家的，”淳平摊开双手，比划出三十厘米左右的空间，“但到那里有相当长的距离。”
“任何人都有出发点。来日方长对吧？不可能刚开始就得到完美的东西。”她说，“你今年多大？”
于是两人互报了年龄。看样子她对自己年长这点丝毫不以为意。淳平也不介意。总的说来，较之年轻姑娘，他更喜欢成熟女性，而且多数情况下，分手的时候对方年长也更好办些。
“做社么工作？”淳平问。
贵理惠嘴唇闭成一条直线，这才现出认真的神情：“那么，我像是做什么工作的？”
淳平摇晃酒杯，让红葡萄酒转了一圈。“提示呢？”
“无提示。怕是很难吧？不过，观察、判断是你的工作对吧？”
“那不对。观察、观察、再观察，判断尽可能推后——这才是小说家的正确做法。”
“言之有理。”她说，“那，观察、观察、再观察，再进行想像——这同你的职业伦理不相抵触吧？”
淳平扬起脸，重新细细观察对方的脸，力图读取上面浮现的秘密信号。她直直地凝视淳平的眼睛，他也直直地凝视对方的眼睛。
“不过是没有根据的想像罢了——怕是从事某种专业性工作吧？”稍后他这样说道，“就是说，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的、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
“一语中的啊！的确并非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一如所言。不过，再具体限定一下可好？”
“音乐方面？”
“NO.”
“服装设计？”
“NO.”
“网球选手？”
“NO.”
淳平摇头：“晒的相当可观，形体又紧绷绷的，胳膊上有肌肉，应该常做野外运动才是。但不像是从事户外劳动的，感觉上。”
贵理惠挽起外套袖，把裸露的双臂放在吧台上，翻来覆去地检查。
“进展绝对理想。”
“但不能提供正确答案。”
“保有小小的秘密是很重要的。”贵理惠说，“我不想剥夺你观察想像这一职业快乐……不过么，给你个提示：我也和你一样。”
“就是说，我是把很久以前、从小就想干的事情作为职业的，就像你那样。到达这一步的路程倒是决不平坦。”
“那就好！”淳平说，“这点极为重要。职业这东西应该是爱的行为，而不像是权宜性的婚姻。”
“爱的行为。”贵理惠心悦诚服，“好精妙的比喻啊！”
“对了，我想我听到过你的名字，嗯？”淳平试探道。
她摇头道：“我想不可能。在社会上又不怎么出名。”
“任何人都有出发点。”
“完全正确。”贵理惠笑了，随后严肃起来，“不过我的情况和你不同，客观上一开始就需要完美，不允许失败。完美，或者零，没有中间。也没有返工。”
“这也是个提示。”
“或许。”
男服务生擎着香槟盘转来，她拿起两杯，递给淳平一杯，提议干杯。
“为了共同的专业性职业。”淳平说。
随即两人碰了碰杯口，杯口发出清脆的、含有秘密韵味的声响。
“你可结婚了？”
淳平摇头。
“彼此彼此。”贵理惠说。
那天夜里，她在淳平房间住下了。喝罢餐馆给的礼品葡萄酒，做爱，睡了。翌日十点多淳平醒过来时，她已不见了，只有旁边枕头上的一个凹窝呈残缺记忆的形状遗留下来，枕边留了一个纸条：“有工作要做，走了。若有那个意思，请联系。”上面有手机号码。
他用那个号码打去电话，两人在星期六晚间幽会。在餐馆吃饭，喝少量葡萄酒，在淳平房间做爱，一起睡了。到了早上，她又像上次那样消失不见。虽是星期日，她也同样留下“有工作要做，消失了”这样简洁的字条。淳平仍然不清楚贵理惠做怎样的工作，但从事一大早就开始的工作这点则可以肯定，而且她——至少有时候——星期日也工作。
两人话题很多。贵理惠头脑聪敏，善于表达，话题也多。比较说来，她更喜欢看小说以外的书——传记、历史、心理学，喜欢看那些为一般读者写的科学书籍，那些领域的知识渊博得令人吃惊。一次，淳平为她对预制件房屋的历史又有那么精密的知识感到惊讶。预制件房屋？莫非你做同建筑有关的工作？NO，她回答。“无论什么，总之我对非常实际的事情感兴趣，如此而已。”她接着说道。
可是，她看了淳平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后，说非常精彩，远比预想的有趣。
“其实我暗暗担心来着，”她说，“如果读了你的书觉得毫无意思，那可如何是好，那该怎么说呢？好在是多于的担心，看得非常愉快。”
“那就好。”淳平放下心来。在他按她的要求把自己的书递过去时，他也同样忐忑不安。
“不是奉承你，”贵理惠说，“我认为你具备特殊的素质，具备优秀作家所需要的什么。气氛虽然平静，但有几篇写得特别生动，文字也美，尤其平衡感非常好。说实话，无论对什么我都首先注意平衡，音乐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碰上有欠平衡的作品和演奏——就是说碰上质量不大好的未完成的东西——感觉会变得很糟，就像晕船晕车似的。我不去听音乐会，几乎不看小说，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