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将出75万，希望能够在200万左右达成协议。”
“什么！你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弗拉纳根说着，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你以为会是多少？”
“太多了。”卡伦直截了当地说，把那份授权书推了回去。
弗拉纳根顿时怒火直冒。“如果低于这个数，罗思是不会答应协商解决的。”
“为了那么多钱，我们应该努力打下去。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他摇了摇头。“可你是会有损失的。你投保的最高赔偿限额只有300万。如果原告得到的裁决数目比它大，你就得自己兜着。”
“我决定冒这个险。”
弗拉纳根用威胁的口气说：“这可是为你好，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卡伦没有答腔。
“医院方面没有你也可以单独协商解决。”
“让他们解决去吧。那样，罗思就没有理由继续与我作对了。”
“不幸的是，事情不会那样简单。他会继续和你打官司的。到那时他已经得到了医院的钱——那会使他如虎添翼。实际上，那将增加他把官司打下去的可能性。”卡伦站起来，顿时觉得头部像炸裂开一样疼痛难忍，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对不起，可是我真的很难受。我听到了你的话，可——200万，太多了，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理解。”弗拉纳根安慰道。
“我得考虑考虑。”
“当然，这是一项重大决定。可是不要耽误太久，离庭审的时间越近，协商解决的金额就越大。”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卡伦说罢摇摇晃晃地出了办公室。当时她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离开那个地方。
卡伦坐在办公楼门厅的椅子上，又吞下了一颗止痛片。看来，她每次都是在痛苦之中离开弗拉纳根的办公室的。要么是精神上的，要么是肉体上的，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过了一阵，她感觉好了一点。她走向地铁车站，搭上了一辆拥挤不堪的地铁。她望着窗外隧道里模模糊糊的灯光，心里反复考虑着：是否应该协商解决，恢复自己原来的生活？
人们自然会把协商解决视为承认自己治疗不当。哦，他们嘴里是不会这样说的——他们会大谈法律的漏洞，大谈陪审团制度的弊病，大谈律师们贪得无厌的本性。可那只是他们的看法。而罗思呢——他一定会大肆渲染协商解决方案，《华盛顿邮报》也肯定会加以报道。
不过，现在她明白了人们为什么用协商的办法来了结官司，即使在自认为有理的情况下也仍然会这样做。放下官司的包袱将会令人感到多么轻松，再也不用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考虑有关官司的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没有其他烦恼了，例如婚姻问题等等。她与朱利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最好的朋友刚刚有了第二个孩子，而她心里清楚朱利安对此非常嫉妒——而且大动肝火。他盼子心切，然而……她却没有同感。对这样的事情她如何才能让步妥协呢？这问题的中间地带在哪里？她无法只生半个孩子。
他俩相处时没有欢笑，没有快乐，甚至没有说过任何亲热的话。这样的日子大概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他的情绪反复无常，动辄就会发火。而他的愤怒往往弄得她非常反感，使她作出反击，可是事情一过，她又很快觉得后悔。
有时，他甚至暗示他们将分开过，不过她知道他心里并不这样想。好了，等到案子的压力消失以后他们就可以把一切都纳入正轨。
她回到公寓时已经是12点30分了。她吃惊地发现朱利安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午餐。
“嗨，”他招呼道，“我11点30分的那个胆囊手术已经取消，今天我没事了。要色拉吗？”
卡伦在他对面的一个凳子上坐下。“我不能待在家里，得回到急诊室去——1点钟要和马克·弗拉格勒见面。我吃一点蔬菜就行了。”
“你觉得自己可以回去工作了？头痛还没有缓解就去工作？”
“我没事，感觉好多了。”
“和律师见面的情况怎样？”
卡伦拿起一把蔬菜刨刀，然后动手刨胡萝卜。“哼，非常奇怪。我给他讲了发生在克罗姆公司的事情。”话音刚落，她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种似曾经历过的感觉——和在弗拉纳根办公室里的一样——觉得他说的话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她摇了摇头，试图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朱利安慢慢地说：“你还给他讲了你的设想，认为那次交通事故是人为的？”卡伦皱了一下眉头，不喜欢朱利安那样的说法。“是的，不过看来他并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她说，“他想协商解决。”
朱利安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什么？”
“他说他们向克兰德尔夫人出价75万美元，而且甚至愿意出到200万！”
朱利安点了点头。“依我看，他认为你很有可能在法庭上败诉。”
“他说这件案子很棘手。”
“你是怎样对他讲的？”
“我要仔细考虑一下。”
朱利安舒了一口气。“嗯。”他继续切着黄瓜。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上次谈这事时，我已经给你讲了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没有变。”
她的话脱口而出：“在我毫无过错的情况下你却认为可以花200万协商解决？”
“毫无过错！”朱利安大声叫道，把刀子嘭的一声扔在厨台上。刀子跳了几下，落进了水槽。他两手扶在厨台上，眼睛盯着她。“你是否觉得自己有可能——哪怕是很小的可能——出差错？”他逼问道。她还没来及开口他便接着继续说：“哦，当然，我不应该用这样的字眼。在你的词汇中没有‘差错’这样的字，对吧？因为你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向你母亲承认，对吧？而你是至死也不会认错的！”
“‘我母亲’！”卡伦反驳道，“你口口声声‘我母亲’！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吗？”
“我没有问题，是你有。”
卡伦真想揍他那狗脸一拳头，可是嘴里却说：“是的，我是有。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这一句击中了他的痛处，他把头转向一边。两人一声不吭地对坐着，后来朱利安用温和的口吻说：“这么说，你要仔细考虑考虑。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有可能同意协商解决？”
“是的，不过我得通盘考虑一下。”
“与此同时，你会使自己离克罗姆公司远远的？”
“我不能把——”卡伦刚要说出“克罗姆”这三个字，心里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当时觉得弗拉纳根的话不对头。“他怎么会知道克罗姆公司的事情？”
“什么？”
卡伦激动地说：“你刚才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当我告诉弗拉纳根我怀疑车祸是有人故意搞的，他问我克罗姆公司那样干有什么动机。”
“那又怎样？我碰巧和他的看法一致。他们并没有动机。我告诉过你——”
“不，不，不，问题不在这里。我没有告诉过他我去找的公司的名称，他是怎么知道克罗姆公司的？”
朱利安皱着眉头。“一定是你搞错了。你可能提过，可是却忘记了。你吃了那么多药，这是很有可能的。”
卡伦想了一下。当然，有那样的可能，可是她当时怎么会立刻感觉到他说的不对劲儿呢？不，她没有搞错，她的直觉是对的。那就意味着——
“在弄清这一点以前是不能协商解决的。”她在说这句话时心里已经作出了决定。
“你说什么？”朱利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因为弗拉纳根知道克罗姆公司的名称你就不愿意协商解决？”
“我不知道！”她把手里的胡萝卜放在厨台上，然后站了起来。“我得走了，再见吧。”
她离家的时候朱利安一句话也没有说。
马克·弗拉格勒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他示意卡伦在旁边的椅子上就座，然后停下笔，抬起头来问道：“怎么样，卡伦？你看上去精神不好。”
“我没事，只想回来工作。”
“嗯，这我可说不准，你先见见哈维·詹森。”
詹森是神经科主任。“好的。”她说。她觉得见见他也没什么关系。她的症状全都是主观感觉上的，只要她不提，他会让她工作的。“我跟你说过了，我感觉良好。”
他摇了摇头。“去见见詹森医生吧。如果他同意你上班，我就给你安排工作。”他笑着说。
“谢谢。”她出了弗拉格勒的办公室，站在门口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然后，她下了楼梯，来到病理部。
梅格·赖因霍尔特正在一个实验室里弯腰用显微镜观察着什么。她身材高大，长着暗红色鬈发，身上散发着甲醛溶液的气味。她和卡伦同一天开始当住院实习医生，两人相交甚厚。然而，卡伦近来很少和梅格见面——或者说很少和任何人交往。卡伦热情地向她表示问候，然后建议她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
在餐厅里，她们闲聊了一阵，谈到了各自的生活。几分钟以后，梅格神情严肃地说：“卡伦，谢谢你来看我，可是你干吗不告诉我有什么事情呢？”
“你看得出来？”
“嗯。”
卡伦做了一个鬼脸。“事实上，今天上午律师向我摊了牌，希望协商解决案子。”
梅格瞪大了眼睛。“说下去。”
卡伦向她解释了自己面临的问题。能有机会和别的人——和一个善解人意的人，而不是朱利安——谈谈自己的心事使她觉得好受多了。
卡伦讲完以后，梅格说：“真令人感到吃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能理解，那也是我的感觉。”
“你确信是克罗姆公司的人有意制造了那次车祸？”
“确信？不。我只是希望那件事情可以说服弗拉纳根进行调查。”
“而他看来知道的比你预想的要多。”
“对。”卡伦犹豫片刻以后问道，“你认为我该怎么办？”
梅格仰身望着天花板，然后说道：“你不会喜欢这个主意，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我认为你应该协商解决。”
“你也这样看，为什么？”
“因为这对你来说是上策。我得告诉你，我并不同意克罗姆参与了某种阴谋活动的看法。我觉得你只是在不恰当的时间里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可弗拉纳根——你怎么解释他是怎样知道克罗姆公司的？”
“我同意朱利安的看法——你可能不经意地提到过，或者别的什么人给他讲过。胡乱猜测这是谋杀或阴谋之类的东西对你的健康不利。你不觉得你说的非常荒唐吗？这个案子搅乱了你的生活。人生苦短，尽快把这讨厌的案子了结了吧。”
卡伦站起来。“我不能，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就是不能。”她突然感到异常疲倦。“我还是回家去躺着吧。谢谢你，梅格。”
她驾车回到了公寓。等停放好汽车，上电梯时，她已经忘记了案子的事情，心里想的是如何与朱利安言归于好。
卡伦关好房门，挂上外套，以为会在起居室里见到朱利安。他不在那里，于是她走进卧室。
大衣橱的门开着，抽屉一个个被拉在外面，里边全是空的。床上摆着一只装了一半的箱子。朱利安转身面对着她，手里拿着内裤和袜子。“我要走了。”他宣布说。
卡伦有一种奇怪的梦幻感，在梳妆台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我不明白。”
朱利安仔细地摆放好内裤和袜子，然后回答说：“我不愿意和你一起去折腾。案子了结以后——不论以什么方式都行——我们或许能再试一试。在找到公寓之前，我住在杰克那里。明天我来拿剩下的东西。”他说罢伸手去取叠放在箱子旁边的衬衣。
“你这样干是因为官司的事情？你离开是因为我不愿意协商解决？是吗？”
“不！”他一把将衬衣扔在床上。“那只是表面现象。”他长叹一声。“听着，我不愿再重复了。我们看事情的方法不同。你要事业，我也要事业，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行。”
她知道下面的内容，于是激动地说：“我告诉过你，我要生孩子——总有一天会要的！可现在肯定不行，在完成实习之前，在没有结束案子之前肯定不行！”
“完成实习以后，你又要往后推迟，要等你取得专业证书，要等你开业行医，要等你立稳脚跟。到那时，又会出现新的借口，没完没了的借口。我不会相信你的话了。我总算明白了——”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你从心眼里不希望要孩子。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觉得你会转变的，可你太固执了。案子的事情说明了这一点。你是一个死不回头的臭娘们，卡伦，我可不愿意再等了，我要孩子。”
“也许我是要孩子，也许只是不愿意和你生孩子！”她不假思索地回敬道，这想法像气泡一样直接冒了出来。
朱利安往后退了一步，舔了舔嘴唇，低声说：“这样看来，我的决定是对的。”
她想伸出手来，收回自己刚才的话，然而已经太晚了。太晚了。“朱利安——”她只说了三个字。
他拉上箱子的拉链，没管散落在床上的东西，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卡伦没有去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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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原告举证期
不能兼听的法官，即使秉公执法，也难以作出公正的裁决。
——〔罗马〕塞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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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95年8月。
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大楼和别的建筑没有什么两样，其内部是现代写字楼的格局，宽大冰凉的混凝土空间内点缀着浇水过多的植物。
第41号审判室是一个使幽闭恐怖症患者望而生畏的房间：位于大楼的内部，四周没有窗户，墙面上可见混凝土板的沟槽，地面铺着工业用地毯，硕大的橡木制法官席雄踞于房间的前半部。
卡伦坐在法官席下方的一张半圆形桌子后面，正对着陪审团席。另一张半圆形桌子是给原告准备的，两张桌子之间是一个小讲台。坐在她旁边的是以医院代表身份出庭的亨利·安托万。弗拉纳根坐在桌子靠近小讲台的一端，面前摆放着若干卷宗袋。在他和卡伦之间的是弗拉纳根的助手比尔·伊顿，他的作用显然是防止卡伦过多地向弗拉纳根提问。
原告席上，罗思坐在他的助手与克兰德尔夫人之问。卡伦尽量避开克兰德尔夫人的目光，可是却无法不注意罗思。她的一生中对人从来没有这样厌恶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下手势都像是对她的直接侮辱。
法庭的听众席和记者席上都坐满了人。卡伦的目光扫过记者席，发现梅格·赖因霍尔特坐在听众席上。两人的目光相遇，卡伦的心里顿时一热，朋友的支持使她十分感激。
在医院工作的其他几位朋友也提出要来，然而卡伦觉得他们那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主观愿望，于是礼貌地谢绝了。她母亲也主动提出前来助阵，但是卡伦使她相信那样做没有必要。使卡伦略感奇怪的是并没有花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她。
她得不时地提醒自己：这是真正的法庭审判，她本人就是被告。人们看她的眼光好像在说他们知道她做错了什么事情。时间已是9点30分了，大家等待着法官就座开庭。
伊迪斯·莫顿法官踱进法庭时，在场的人全体起立。她看上去将近50岁，瘦窄的脸颊略带灰黄，稀疏的灰发挽成一个圆髻。如许多在最高法院供职的法官一样，她也曾经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过律师。照弗拉纳根的说法，她是一位“原告法官”，审案时往往青睐原告。
首先，开始对陪审团备选成员进行voirdire。经过弗拉纳根的讲解，卡伦昨天才知道voirdire是一个法文术语，表示法律意义上的资格审查。不同的法庭和法官进行这一程序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一名法庭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本案陪审团的备选人员鱼贯而入，大约有40位。卡伦注意到的第一点是，他们几乎清一色是黑人或者拉美人。他们有的好奇地观望着诉讼当事人，但是许多人眼里都流露出疲惫而厌倦的神色。
法庭工作人员分别递给弗拉纳根和罗思一份电脑打印名单。弗拉纳根把他的那份放在自己和伊顿之间，两人开始用笔作出标记。卡伦看见上面包括陪审团备选成员的姓名、年龄、地址以及职业。
伊顿低声对她说：“我们在设法弄清哪些人是最佳选择，哪些人可能的话应该被清除出去。”
“单凭一份名单，你们怎么知道呢？”
伊顿笑了。“非常简单。他们的住址和职业可以大致说明其经济状况。我们肯定不想要低收入的人，他们会同情原告而不会向着我们。当然，在这里是不可能完全避开他们的。”
卡伦饶有兴趣地问：“从这名单你们还能知道些什么？”
“如果是白人，我们通常还可以从名单上了解到他们的种族背景。”
“那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着呢。同情原告的陪审员往往是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同情被告的是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俄国人。而且职业也有关系。如果这里面有会计师，罗思肯定会把他们弄出去，因为精于计算的人往往对索赔的一方不利。而我们不愿意陪审团里有干体力活的。当然，”他轻蔑地吸了一下鼻子继续说，“从华盛顿特区弄来的人中我们的选择余地不大。”他指著名单，“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工作的。”
这时，莫顿法官用尖细的声音向陪审团备选成员讲解了审判的情况——可能需要的时间以及其他一些事项。接着，她问他们是否通过报纸或者电视听说过这个案子。有几位举起手来，其中包括三名白人。
两名白人声明他们已经事先知道了一些情况，因此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于是莫顿免去了他们的资格。
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以后，莫顿向罗思点了一下头。“原告律师，你可以开始审查了。”
罗思站起来，走到观众席的木栏杆前面，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助手和克兰德尔夫人。使卡伦感到惊讶的是，他接着把克兰德尔的三个孩子也领了进来。三个孩子模样可爱，两个男孩有10到12岁，一个女孩只有9岁，他们神情严肃得使人觉得滑稽。
伊顿低声说：“他们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我们本可以对此表示抗议。不过，那会引起陪审团对我们的反感。罗思干得漂亮。”
在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里，罗思和弗拉纳根分别审查了陪审团备选成员，询问有关他们的职业及个人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甚至连他们看什么电视节目也没有放过。
后来，伊顿和弗拉纳根重新审阅手里的名单，考虑将要除去的人选，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质问的疑点。与此同时，陪审团备选成员在他们身后不安地窃窃私语。卡伦觉得弗拉纳根更多地是在根据直觉进行挑选，在某些名字前面作了表示反对的简便记号。
法官从备选人员中请出14位来担任本案的陪审团成员，备选名单上那位唯一的白人不在其中。原告和被告双方均有机会使用或放弃使用多达三人的最终否决权，弗拉纳根否定了两名，罗思否定了一名。接着，另外请了三位备选成员来取代被否决的那三名。
“糟糕。”伊顿低声说。补充的三位都在被告方面的否决名单上，而他们只剩下一次否决机会了。弗拉纳根立刻使用了唯一的否决权，而罗思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脸上露出了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弗拉纳根力图以“诉讼原因”否决其中的一名。由于弗拉纳根是走到法官席跟前进行说明的——那称之为“席前会商”——而且法庭的工作人员打开了防止偷听的白噪声装置，所以卡伦没有听到他提出的原因。然而，当弗拉纳根和伊顿坐下时，伊顿摇了摇头。
审查程序就此结束，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另外加上两名候补的。
卡伦打量着那些将要决定自己命运的人。12位正式的陪审团成员由7男5女组成，其中10名是黑人，剩下两名具有拉美血统。男性中有5位失业者，两位退休的——一位以前在邮政局供职，另一位曾在卡车公司工作。
5位女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个身体肥胖，其貌不扬，那样的人卡伦在急诊室里不知见了多少。她们当中有一名教辅人员，一名药店售货员，一名市政雇员，一名财政部的打字员。陪审团成员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最大的已经69岁了。
正是这些人将要听取专家提供的证词，将要决定她对病人的治疗是否符合职业规范。
真是荒唐得令人觉得滑稽。
卡伦和梅格跟着弗拉纳根和他的随行人员——她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及医院方面的代表——到了最高法院底层的咖啡厅。空余的桌子不够，卡伦和梅格与两位负责其他案子的陪审团成员共用一张桌子喝冰茶。卡伦觉得非常紧张，没有心思吃自己的那份金枪鱼三明治。
梅格低声说：“嗯，我看这和你所预料的差不多。”
“嗯。”
“你感觉怎么样？”梅格握着她的手。
卡伦强作笑脸。“我没事。案子开始审理，我的感觉实际上比原来好一点了。至少，这事总会有个了结。”
“他是不是——”梅格朝旁边和伊顿坐在一起的弗拉纳根点了一下头。“还在劝你协商解决？”
“是的。今天上午，我们和法官商谈了协商解决的事情，我使他们明白我绝不会让步。”
梅格咂了咂舌头。“我是不会赞同你的做法的。你没能查到有关克罗姆公司的任何东西，可是却——”
“问题不仅仅是那一点！我没有造成医疗事故。好啦，可能是我太固执，不过我决定要把这官司打下去。否则，我会觉得后悔的。”
梅格叹息道：“唉，我只是不信任那帮陪审团的人。”
“我知道。”卡伦苦笑道，“好一个与我地位相等的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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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陪审团成员进入法庭就座，其中几个看上去像是刚刚起床，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莫顿法官解释说，双方律师的开庭陈述不是法庭证据，其目的只是使陪审团成员了解证据的类型，熟悉审判中将要涉及哪些问题。接着，她把视线转向罗思，罗思站起来说：“如果法庭允许的话。”莫顿点了点头，他随即开始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这件案子中将向各位证明，由于被告首都大学医院及其雇员卡伦·穆尔医生的疏忽——”他转身指着卡伦，“陆军部长贾斯廷·克兰德尔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卡伦觉得嗓子一阵巨痛，于是用力吞了一下口水。记者席上出现了一阵骚动，响起了钢笔在本子上写字的刷刷声以及手指敲击键盘的嗒嗒声。她心里想，幸好法庭内不允许使用照相机。
“审判期间提供的证词，”罗思说着走到陪审团席的木栏杆前面，“将向各位显示，在去年7月的一个天气炎热的早上，贾斯廷·克兰德尔在洛克里克公园内慢跑时突然中暑昏倒。”
卡伦望了一眼陪审团成员，罗思的话已使他们听得全神贯注。卡伦顿时意识到，他身手不凡，具有一种气派，一种出乎她预料的感染力。
这时，罗思往后退了几步，转过头去似乎在考虑措辞，接着又转而面对陪审团成员低声说：“但是，在进一步往下陈述之前，我认为简单地介绍一下克兰德尔部长的情况可能有助于诸位了解案情。贾斯廷·克兰德尔生于……”
他用颇具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贾斯廷·克兰德尔这位真正美国英雄的业绩。卡伦显得坐立不安，瞟了一眼梅格，梅格耸了耸肩膀。
罗思叙述了克兰德尔的生平以后，让话题回到了克兰德尔去世的那一天。他向陪审团一一说明了克兰德尔早上的活动，谈到了发生在公园里的意外，然后仔细描述了克兰德尔被送到医院时的情形。
“正如我刚才谈到的，这位身材魁梧、健康状况良好的男子——”他略微停顿以后继续说道，“这位身材魁梧、健康状况良好的黑人男子，被交给了被告治疗。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我将让诸位看看患者的病历，上面记载着对这位黑人男子的初步诊断。他当时身穿慢跑服装，晕倒在一条众所周知的慢跑路线附近以后被人发现。然而，穆尔医生作出的诊断却是吸毒过量。”他再次稍作停顿，然后意味深长地望着陪审团成员。“所以，在本案审理中诸位应该思考的一个简单问题就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位黑人男子被认为是一个吸毒过量的人——”
弗拉纳根笨拙地从座椅上站起来说道：“法官大人，我极不愿打断罗思先生的开庭陈述，可是却不得不表示抗议。罗思先生的语言属于论说性质，不应该作为开庭陈述。”
戴着眼镜的莫顿法官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嗯，同意你的意见，原告律师的话离论说性质非常接近。”她转过头对罗思说，“只能陈述你将要证明的东西。抗议有效。”
罗思点了点头，嘴边闪过了一丝笑容。“谢谢您，法官大人。”他说道，好像她帮了他什么忙似的。
他转身面对陪审团，继续介绍发生在急诊室里的情况。他不时走到放在陪审团席旁边的一面黑板前，用大写字母写下一两个医学术语，接着向陪审团成员仔细地讲解那个术语的意思。
卡伦觉得，他所列的事件时间表相当精确。陪审团成员看来听得很仔细，当他讲到克兰德尔夫人前去辨认丈夫尸体的情景时，陪审团中一位女士已经是热泪盈眶了。
罗思又一次富于戏剧性地停了下来，随后降低声调说：“现在各位已经了解了克兰德尔部长的遭遇，下面我将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说明被告玩忽职守的行为。”他介绍了为原告方面提供证词的专家波拉德医生的情况，谈及了证人将要提供的证词。然后，他扼要地介绍了其他证人、医院的救护车工作人员、病理学家以及克兰德尔的家人。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提供的事实将向你们说明，在克兰德尔部长被送往医院的那个7月的早上，他失去了生存的唯一希望。他可爱的家人——各位今天上午已经见到了他们——从此失去了慈祥的父亲和体贴的丈夫。而且，美国也失去了一位非常难得的公职人员。非常谢谢各位。”
卡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罗思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弗拉纳根站了起来。他的脸颊显得异常红润，腹部从皮带上方冒了出来。当他走向陪审团席时，几位陪审团成员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
他开始用缓慢而严肃的语气讲话，提醒陪审团他代表医院和卡伦，说到他对这一重大任务的看法。接着，他仔细地谈了卡伦的生平，甚至包括她上大学时的各科成绩。他讲话的过程中，陪审团成员一直盯着卡伦，那样的耻辱使她觉得简直难以忍受。
接着，弗拉纳根从卡伦的角度讲述了7月15日那天的事情。他向陪审团成员介绍了为被告方面作证的专家的情况，谈到了他们的知名度，说明他们一致认为治疗失当的指控不能成立。
他后来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对各位有一个请求。按照本法庭的规定，原告方面首先提供证据。可能要经过一个星期以后，你们才能听到被告方面的第一次陈述。在此期间，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请记住你们听到的只是单方面的意见，如此而已，我要求的只是起码的公正。请各位在作出判断之前以同样的态度考虑其他人的意见，请各位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等着听到全面的证据。”
“如果各位那样做了，我保证你们是不会失望的。而且我知道，当你们进陪审员室作出裁决时，你们将会公正地对待我的委托人。谢谢各位。”
卡伦觉得，这是一个言辞得当而且合情合理的开庭陈述。它切中了要害，令人相信被告方面至少拥有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然而，当她观察陪审团成员时却发现，他们看来不大会满足弗拉纳根提出的请求。
莫顿法官斜眼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已经快要到4点了。“律师，我认为今天应该到此休庭。罗思先生，你明天上午可以开始。”
“明白了，法官大人。”
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一位记者挤到卡伦跟前问：“你认为第一天的审判进行得怎么样？”
弗拉纳根一步跨到卡伦前面说道：“无可奉告。”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领着她绕过围着罗思的人群。罗思正在那里详细地回答着同样的问题。
卡伦进电梯间时仍然听得见罗思的声音。
卡伦、弗拉纳根和伊顿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准备第二天的庭审。弗拉纳根预计卡伦将是罗思的第一位证人。
“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叫我作证。”她说道。
“当然，他也许不会，因为他可以朗读你在取证会上提供的证词。但是，那样做会显得乏味。听着，他得找到一些事实作为他专家证词的引子——”
“波拉德。”她不屑地说出了他的名字。
“对。叫你出庭作证对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可以迫使你在听到全部证词之前明确你的答复。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能造成一个好印象，陪审团成员就会从此对他抱怀疑态度。所以，那是一个判断问题——”
“可是，难道他不必告诉你他要找谁作证吗？”
伊顿回答说：“他应该告诉，只不过是从总体上说。他已经把你列入证人名单，所以用不着通知什么时候找你。不过，我认为他首先会叫你。”
弗拉纳根冲着伊顿使了一个不快的眼色。卡伦常常觉得，从他对他年轻助手的态度来看，伊顿在他眼里不是一名律师，而是一个行为过分热情的笨蛋。可是，她喜欢伊顿，他看来真的关心她的事情。
“我也有此同感，”弗拉纳根说，“因此，我希望你作好准备。我们要再看一遍你的证词。你离开这里以后，我希望你再读一读。反复阅读，行吗？”
“我明白了，好的。”
“那么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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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你是卡伦·穆尔吗？”
罗思站在距离证人席两英尺远的地方，但是稍稍偏向一侧。这样的位置使陪审团成员能够看到他对她每一个回答的反应。
卡伦缓缓地向外呼气，努力控制自己的心跳速度，将颤抖的双手放在大腿上以免让人看到。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这么多人关注的焦点。与此相比，急诊室的紧急抢救任务就显得轻松多了。她像念咒语一样反复告诉自己：我已经读过了自己的证词。
“是的。”她从嘴里挤出两个字。
“你是贾斯廷·克兰德尔的遗产继承人所起诉的这件案子中的被告吗？”
“是的。”
“穆尔医生，你是何时取得哥伦比亚特区的行医执照的？”
“两年以前。”她吃力地吞了一下口水，觉得口腔和嘴唇发干。
“你也获得了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行医的执照吗？”
“是的。”
“你现在是首都大学医院急诊室的住院实习医生吗？”
“是的。”
“你的年龄？”
“28岁。”
“你在何处上的医学院？”
“芝加哥大学。”
“你没有经过急诊医学委员会认定，对吗？”
“没有，我要完成住院实习以后才有资格。”
罗思重复了在取证会上向她提过的那些背景性问题。与此同时，陪审团成员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对话，察觉到两人之间的紧张状态。
接按接接接着，他走到讲台前面，瞟了一眼自己的笔记本，然后回到了原地。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去年7月12日开始的那一周。你那周的工作日程是什么？你在哪一段时间值班？”
“我每值48小时以后休息24小时。”
“那么，到7月15日早上7点为止，你已经工作了多长时间？”
“48小时。”
“其间没有休息，对吗？”
“正如我在取证会上告诉你的，罗思先生，我们不是连续地工作，只是在当班时必须待在医院内，以便需要时到场。我在住院医生值班室里小睡了几次。”
“明白了。可是，你知道那天外面的气温很高，非常之高，对吧？”
“对。”
“接着，在那天早上7点左右，有人通知你说，救护车正载着一名昏迷不醒的病人回医院来，对不对？”
“对。他们告诉我是一名吸毒过量的病人。”
由于卡伦是一位对方或者叫做“敌对”的证人（她的确带有敌意），罗思只能问答案为“是”或“不是”的引导性问题。但是，她决定尽可能地完整回答。
罗思笑了。“对，我正要问这点。是护士长告诉你的，是吗？”
“是的。”
“而她是从医疗助理那里得到的消息？”
“我不清楚。”
罗思看来有一点吃惊，但是却没有追问下去。“护士长还讲了关于这位患者的其他情况，是吗？”
“是的。”
“事实上，她告诉你患者是一位中年黑人男子，对吗？”
“是的。”
“而医院没有特别的理由一定得告诉你这位男子属于哪一个种族，对吗？”
“在那种情况下用不着。但是，在某些病例中，患者的种族背景可能和诊断相关。了解患者的种族是医院的标准做法，不仅仅我们医院这样做，所有的医院都是这样的。”
她对取证会上自己的证词倒背如流，几乎可以猜到罗思心里在想什么。在承认患者是不是黑人无关宏旨时，她的回答与在取证会上的略有不同——而且持更加肯定的态度。但是，弗拉纳根曾经告诉过她，罗思不会违反盘问的基本原则，绝对不会问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罗思停顿片刻以后继续问道：“显然，所有的医院都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它的正确性，对吗？”
“抗议！”弗拉纳根说着站立起来。“那是争论性提问。”
“抗议有效。”莫顿法官说。
罗思点了点头以后继续问：“那么，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治疗方案——比如说心脏病发作的治疗方案——对黑人或者是白人都是一样的？”
“总的说来是的。”
“那么，那天早上送来的病人是本案原告的亡夫，陆军部长贾斯廷·克兰德尔？”
“是的。”
“他后来成了你的病人，对吗？”
“对。”
“他被送到第二治疗室，你在护士的协助之下对他进行了诊断和治疗？”
“是的。”
“你打算自己独自全面地检查病人，观察他的生命特征和症状，是吗？”
关于这一点她有许多问题需要阐述，可是弗拉纳根曾经使她确信晚些时候——等到被告方面发言时——她会有机会的。于是，她简单地回答：“是的。”
接下来，罗思像在取证会上的做法一样，简要地问及了对克兰德尔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情况。卡伦意识到，陪审团成员对这些内容大概都不甚了了，于是在回答时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罗思紧紧抓住她的证词，没有给她任何详细阐述的机会，一直采用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的提问方式。他力图把自己需要的事实找出来作为证据，同时给陪审团成员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卡伦没有对克兰德尔进行全面检查，甚至联想也没有想过应该那样做。然而，她对此毫无办法。
令她感到吃惊的是，罗思并没有像弗拉纳根预计的那样，绕过有关克兰德尔心脏复苏的问题。他差不多让她以正常的方式回顾了当时的情况。她瞟了陪审团一眼，想看看她是否赢得了他们的同情。
罗思问道：“接着，大约在7点57分左右，你宣布他已经死亡，对吧？”
“对。”
他停顿了一下，以便让听众充分理解，然后接着问：“穆尔医生，你同意——难道你能否认——你最初用于诊断的吸毒过量的印象是错误的？”
她心里明白，这一点不能轻易让步，于是说：“像我们得到的许多印象一样，那一点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当时那样的判断是合理的。”
罗思摇着头。
“你记得你在取证会上提供的证词吧，在进行神经系统检查时，你发现克兰德尔的瞳孔大小均等而且对外界刺激有反应？”
“是的。”
“假如克兰德尔部长吸食了过量的鸦片制剂，他就会像吸海洛因过量的病人一样瞳孔收缩，对外界刺激失去反应，对不对？”
“是的。”
“那么，你可以排除吸食鸦片过量的可能？”
“是的。不过正如我对你说过的，毒品的种类非常之多。”
“对，我肯定陪审团的各位清楚这一点。”他冷冰冰地说。
“抗议！”弗拉纳根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