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无法弥合的裂痕 难以医治的创伤
——读丹尼尔·斯蒂文的《最后的补偿》
严忠志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文坛更加关注现实，推出了许多透析社会现象、探讨社会问题的优秀小说。丹尼尔·斯蒂文1996年3月出版的《最后的补偿》堪称其中的一部力作。这部小说紧紧围绕一桩医疗赔偿案，情节曲折紧张，跌宕起伏；场面动感强烈，精彩纷呈；人物真实可信，栩栩如生。作品通过叙述男女主人公对案件真相的调查，以犀利的笔触点评了美国社会生活的若干热点问题，使人读后不禁掩卷长思。
《最后的补偿》的情节主线颇似侦探小说的结构：身居高位的黑人陆军部长贾斯廷·克兰德尔昏迷后被送进医院抢救，急诊室的医护人员将他作为吸毒过量病人处理。克兰德尔不治身亡，死者家属指控医院治疗失误，将主治医生卡伦·穆尔送上法庭。参加过越战的律师艾略特·罗思备受生活的困扰，此案给了他一个弃旧图新的机会。穆尔不甘听任政客和律师们的摆布，决心自己进行调查。罗思和穆尔察觉到克兰德尔案件的种种可疑迹象，后来共同发现并且挫败了案件幕后的巨大阴谋。最后，哈克将军领导的美国爱国联盟土崩瓦解，他们制造的致命生化武器V-5被罗思全部付之一炬，罗思、卡伦和克兰德尔夫人都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小说反映了9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越战留下的创伤和种族冲突。
近30年以来，有关越战的作品在美国文坛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最后的补偿》不落俗套，以内省的方式着力反映越战给老兵们带来的永久性伤害，说明它对当今美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小说里的两个主要角色罗思和哈克在越南战场上都负过伤，至今仍备受着巨大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者挨了“敌人”的明枪，后者却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对哈克来说，那样的伤害是无法修复的：他从此失去了性能力，尽管官运亨通，大权在握，却一直过着“中性人”的生活。
除了生理上的伤害以外，罗思和哈克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多年以前留下的阴影。罗思回国以后落拓不羁的生活方式，哈克对黑色人种刻骨铭心的敌视，这一切都可以在越南战争中找到答案。这部小说中的几名军人都是战争伤害的活见证，作者借用兰迪的话说，他们“还在西贡”。这就是心理医生所说的“战争创伤压力综合症”。在美国，这样的现象不仅仅见于从越南回来的军人，二战老兵、朝鲜战争老兵，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军人也有类似的问题。近几年，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探讨这一题材的作品颇多，国内观众熟悉的美国电影《勇闯夺命岛》就是一例。
罗思曾经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战争留下的痕迹将会渐渐消退，他能够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但是，离开军队以后，他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无法适应。他一度充当海员——与其他男人呆在一起，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以便间接地保持军队的生活方式。时间可以减弱他对战争的记忆，但是却无法医治其心理上的创伤。罗思的情绪失控、精神忧郁、婚姻失败以及酗酒、吸毒等毛病均源于此。尽管罗思一直努力使自己摆脱越战血腥噩梦的困扰，但是却无法消除内心的耻辱感和犯罪感，总觉得自己对黑人士兵克劳利被炸死负有责任。“他做的梦都是一样的：克劳利踩上了地雷。克劳利和他的骨头。”每当他精神紧张时，克劳利被炸的情景就会重复出现。作者以罗思反思的方式告诉读者，“正是这些恶梦，这些回忆，这些使人感到压抑的东西，这些充满血腥的暴力毁掉了他的婚姻，使他差一点失去和自己儿子见面的权利”。这是战争幸存军人常有的生存犯罪感和杀戮犯罪感。
困扰哈克的是另外一种噩梦，另外一个阴影——他被黑人士兵炸伤，失去生殖能力的那一幕。小说的作者采用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创伤理论来解释哈克的心理变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哈克也是越南战争的受害者。哈克认为，他当时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要黑人士兵遵守军纪，可是却受到残酷的报复。“时至今日，他仍旧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他曾经憎恨上帝，为什么会让那样的厄运降在自己的头上。”后来，这种怨恨转变成了一种自大狂心态。他以为“那样的痛苦和牺牲是完全必要的：他必须经过如此磨难才能成为上帝的仆人”。从表面上看，他到德特里克堡重操旧业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内心深处的欲望其实是向黑人复仇。“他本人就是在最佳时机，处于最佳位置来接受这次挑战的最佳人选。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虽然他也会实现这一点——更是为了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越战早已结束，但是其可怕的负面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老兵们现在已经步入中老年，正在对那场战争进行反思。尼克松政府当年发布的一纸命令撤回了侵略军队，可是却无法挽回给成千上万美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那些军人们留在异乡的不仅是战友的生命和自己的血泪，而且还有他们心底被击得粉碎的理想与追求。他们的余生将受到“西贡情结”的困扰，世世代代的美国人翻开历史这黑暗的一页时也会感到羞耻和悲伤。马丁·路德。金当年指出：“在越南投下的炸弹引起了国内的震荡，它们毁掉了人们把美国建设成为美好家园的希望和梦想。”《最后的补偿》告诉读者，越战破坏了传统的价值体系，激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它促使6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用批评的目光对待生活，审视现存制度，看到被歌舞升平所掩盖的种种深刻危机。
《最后的补偿》表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种族歧视。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紧张，出现了一系列广为关注的突发事件，如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案，加州的亚裔人骚乱等等。在《最后的补偿》里，克兰德尔案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主要也是因为涉及了种族矛盾（尤其是白人与黑人的矛盾）这个敏感问题，反映了白人对丧失统治地位的担心。这部以华盛顿市为背景的小说反复强调了所谓“多数”与“少数”的问题：美国现今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但是在首都华盛顿，城里三分之二都是黑人。在黑人侦探杰基的眼里，美国的社会制度是替白人说话的。“所有的法庭，所有的审判，所有的人身伤害案件，这一切都是由白人搞的，都是为白人服务的。然而，华盛顿的法庭里有一半法官是黑人，几乎所有的法庭工作人员都是黑人，陪审团也主要由黑人组成。小说作者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克兰德尔案件庭审时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情景，刻画了穆尔、弗拉纳根和其他白人对黑人的不信任心态。其实，他们担心的是怕失去“白人至上”的地位。作者通过兰迪之口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再过几年，白人在这个国家里就会变成少数民族了。是我们建起了这个国家，难道你不认为白色人种值得拯救吗？”
在“白人至上”论的信奉者哈克身上，个人恩怨和种族仇视搅在一起，使他对黑人有着难以名状的恶感。杀害黑人“使他感到兴奋”。在镇压骚乱时，他竟然从背后朝一名十五六岁的黑人孩子开了枪，并且“找到了自己毕生的追求”。他觉得最终必须了结一次，“他的事业、他的经历、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无以伦比的辉煌瞬间”。哈克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恢复白人的绝对统治，用“最终了结”的方式来实现“最后的补偿”。在他看来，白人要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数量上占多数，所以他费尽心机，搞出了具有种族灭绝威力、专门用于对付黑人的致命毒剂。这使人不禁联想到50多年以前发生在欧洲大地上的悲剧：当年的希特勒不正是鼓吹“雅利安人至上”，采用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残害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冯？作品通过揭露哈克这样的极端分子，给人们敲起警钟，抨击了欧美国家某些人所宣扬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仇视的言论。
与之相反，作者笔下的罗思是赞成种族和解的。罗思是一名具有犹太人血统的白人，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种族大屠杀时幸免一死，但是身体却被彻底折磨垮了。作者为主角安排这样的种族背景本身就暗示了交流和融合，使其具有跨文化的视野，用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有色人种。最初，罗思在种族问题上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传统的文化教育使他难以彻底摆脱种族歧视的影响，对黑人有诸多成见。他对黑人参政的看法和对黑人得到伤害赔偿金的言论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偏见，并且“对此感到羞耻”。这流露在他和杰基的恋爱关系里（两人甚至做爱时都“带着一丝敌对的色彩”），反映在他与兰迪的争论中。他在越南时对．黑人士兵颇为反感，总是抱怨排里的那些黑人干的事情——他们演奏的音乐、他们说的土话、甚至他们取的名字。然而，黑人士兵克劳利之死使他大为震动，由此产生的内疚感在他回国后越来越强烈。罗思炸毁了船上的V-5，这既是对克劳利的一种补偿，也使他“有一点将功赎罪的感觉”。作品通过追溯罗思在种族问题上的转变过程说明，只要平等相待，种族和睦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肯定的是，小说作者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做了进一步探索。在作品第11章的结尾，他安排了黑人妇女杰基与罗思进行了发人深省的对话。按照杰基的观点，黑人并非天生就处在社会的下层。在美国，是否受到过良好教育，是否能讲地道的英语，“把黑人分成了两半”。显然，主要的不是种族渊源而是社会制度加剧了种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罗思那里，读者看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前景：黑人的蓝调音乐是帮助他摆脱里梦困境的良方，为他驱赶了心中的痛苦和烦恼，使他恢复平静的心境。“他心里感叹道，布鲁斯音乐的魅力真是神奇。在某些方面，它比毒品还要灵验。”对罗思这样的瘾君子来说，吸毒是缓解心里的压力和焦灼，使自己进入迷幻状态，进而逃避现实的最佳途径。他对黑人音乐的这一番评价或许带有某种象征意义——不同种族的文化具有互补性，黑人文化蕴涵的潜在魅力还远远没有为人们所认识。
越战的枪声早已消失，南方之星号上的浓烟也已散尽。《最后的补偿》揭示了当今美国社会中无法调和的种族矛盾，表现了存在于人们心灵上的种种难以名状的创伤。彻底消除它们需要若干代人的积极努力，正如作品开头引用的约翰·弗莱切在《爱心历程》中的一句名言所说：“就医比罹病更加令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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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1968年4周。
华盛顿市在燃烧。
陆军中校朱巴尔·哈克跨上国会大厦的阶梯，几名头戴钢盔、手握机枪的卫兵向他敬礼。他举手示意。卫兵们惊惶不安，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国会山北面的熊熊大火。哈克转过头，只见一股股火焰腾空而起，划破了月色笼罩的夜空。
这次骚乱的激烈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黑人与军人对垒，与警察对垒，与白人对垒——所有这一切发生在距白宫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自由世界的中心仿佛是某个遭到围困的拉美共和国的首都。
哈克虽然身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制服，可是却深感无能为力，就像当年古罗马人眼睁睁地看着高卢人一步步逼近首都的城门。
这时，有人在身后叫他：“朱巴尔！朱巴尔·哈克，是你吗？”他转过身去，发现了昆特·马伦。
“昆特！”哈克问道，“那是你的部队？”
“没错，”马伦得意洋洋地说，“是我的第二营。”马伦矮小壮实，两个肩膀支起一颗脑袋，看上去好像没有长脖子。他上过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比哈克早几年毕业。
马伦把目光移向哈克的腹部，似乎想发现他缺少了什么东西，随即又把目光转向他的面孔。“我听说了在越南的事情。”他说。哈克转过头去咕哝了一声，可是马伦仍穷追不舍。“他们没让你退役？”
哈克勉强地笑了笑，回答说：“估计是因为我太有价值了。”
马伦轻蔑地哼了一声。“是有价值。现在在哪个部队？”他打量着哈克的作战服，想找到部队的徽章标志。
“我在德特里克堡，那是我永久性服役的地方。”
“噢，对，我想起来了。那你怎么又去了越南？”
“我是自愿的。”
“哦。”马伦听后并不感到意外。每一个职业军官都明白，战斗经验是晋升的先决条件。马伦问道：“那么，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的直属连奉命来此增援。”
马伦把手指向闹市区。“你相信吗？”
哈克攥着双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城里三分之二都是黑人。”
马伦又点了点头。“噢，对，你说得对。”他掏出一盒骆驼牌香烟，递一支给哈克。哈克摇了摇头。马伦把烟点燃。“这个星期的事可真多，对吧？先是停止轰炸，接着是约翰逊宣布放弃竞选，然后金又被暗杀了，一件接一件。”
“没错。”
这时，一名年轻的上尉从指挥所走上前来敬礼。“上校，”他对马伦说，“我们接到了命令。”
“去哪儿？”马伦问道。
上尉朝亮着火光的方向抬了抬下巴。“巡逻制止抢劫。”
“妈的，”马伦诅咒说，“本来还指望他们不需要我们。你看，我们连防暴服都没有！”
哈克吼道：“你怕什么？那些平民不会把我们怎样的。”他接着说：“我可不可以跟着去？”
马伦与他对视片刻，脸上露出了赞赏的神色，然后对他说：“你知道的，这事看来不好办，除了自卫我们是不能开枪的。”
哈克爽快地点了点头。“好吧，要是你有多余的防毒面罩，我去了以后会奉命行事的。我讨厌在这里闲混。”
马伦耸了一下肩膀。“你觉得那里好玩就去吧。”
第二营的人这时都上了卡车。身高6英尺的哈克跟着马伦上了指挥吉普车，十分吃力地挤进了后座。部队在吉普车的引导下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然后到达拉斐特广场。白宫的上空烟雾弥漫，华盛顿市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连守卫在大门前面。士兵们荷枪实弹，步枪还插上了刺刀。
第二营分出一个排以加强白宫的守卫力量，然后掉头返回宾夕法尼亚大道，接着向北进入第7街。他们在那里看见了几部民用车辆。
吉普车的仪表板上装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马伦打开开关，转动调谐钮，找到一个播送新闻的电台。
“警察局长助理声称，由于警员不足，导致控制不力，昨天下午发生的抢劫波及广泛——”
“真是乱弹琴，”马伦骂道，“命令他们不要搅和进来的——”
“嘘，”哈克打断了他的话头，“我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今天晚上，”播音员接着说，“黑人激进人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他的街道指挥部说——”他们听到摆弄录音机的声音，然后是卡迈克尔缓慢而柔和的声音：“回家去拿枪吧！白人来了是要杀死你们的。我不愿看到黑人的鲜血洒在街道上。我已经有了一支枪，你们回家拿上自己的再到这里来吧——”
“有消息报道说，”播音员接过了话头，“卡迈克尔先生后来出席了在霍华德大学为金博士举行的追悼会，他随身带着手枪——”
哈克低声骂道：“那还用说！”
马伦伸出手来猛地关掉收音机，忿忿地说：“我不听这样的废话！”
“快看！”有人大声叫道。
他们进入了骚乱地带，到处都是建筑物焚烧后留下的废墟。巡逻车队停止前进，伞兵们一个个全都跳下了车。
第二营的军官们查阅了现场工作站提供的地图，然后带领士兵们往各处散开。哈克先站在旁边查看，后来和一个排的士兵一起向第7街奔去。
他们一行到达弗农山广场的北面，戴上防毒面罩，翻过一道破损了的警方设置的路障。接着，他们沿被烟火熏烧得黑糊糊的街道向前推进，一路上躲避着扔来的砖头和瓶子，不时向骚乱的黑人发射催泪弹。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枪声。
在H街，映入他们眼帘的只有已被抢劫的店铺和断垣残壁的公寓。人们冲入砸破的商店橱窗，见到什么抢什么，然后逃进黑暗之中。路灯已经被人砸烂。哈克站在街沿上，脱下头盔，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
突然，他听见前面的士兵大叫一声。他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就觉得头上遭到重重的一击。他向后一退，险些栽倒在地，木呆呆地看着那块砸了自己的石头在地面上滚动，最后停了下来。有人把他拽到了街道中央。
哈克昏昏然抬起头，看见了二楼的一个窗口上出现几个模糊的人影，几个黑人正张开嘴巴，恶狠狠地瞪着他。他挣扎着解开枪套，拔出手枪想射击。可是，窗口上的面孔早已无踪无影。
时光似乎停止了流动。哈克闭上眼睛。在剧痛和黑暗之中，一幅影像出现了。那是一个敞开的帐篷门，蒙着防虫的纱网，一把刺刀割破了纱网。接着，一只长着长指甲的黑手从那破口处扔进一枚手榴弹。
有人摇动着他的肩膀，他听见一个声音问：“长官！长官！你没事儿吧？”那名士兵通过防毒面罩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哈克睁开眼睛，用一只手擦了擦太阳穴，凑在眼前一看，满手都是血。他晃动了一下身体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那名伞兵观察了一下他的伤口，然后告诉他：“看起来不算太糟。不过，有可能是脑震荡，最好还是叫卫生员看看。”
“不！”哈克说，“用你的急救包，找什么东西包扎起来就行了。”
伞兵耸了耸肩膀说：“好吧。”排里的其他人等着他为哈克缠上绷带，然后继续巡逻。哈克和士兵们一道，用摧泪弹驱散一群群四处抢掠的人。那些人暂时躲藏起来，等到巡逻队一走过又重新出现在街道上。
后来，排长停下来守护一家已经被抢劫过的男士成衣店。哈克取下防毒面罩，在污浊的空气里喘息着，想控制一下自己的激动情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场仇杀竟然跟着他跑了半个地球。他心想，那帮家伙要杀掉我，他们是不会罢手的，那些杂种。
他内心涌起一阵愤怒，这给了他信心和力量。他望着空空荡荡的街道，意识到这是下手报复的最好机会。他心里觉得好多了。
他顺着街道走进了一个门洞。在他身后大约100码处，两名黑人男子抬着一台落地式电视机走出一家电器商店破碎的橱窗。他们像螃蟹一样横着移动，向附近的一条小巷走去。
狗东西。哈克瞅准一个没人看见的机会，闪身抢在那俩人之前躲进了小巷。过了片刻，那两个人出现在巷口。他们只顾着手里的东西，到了哈克跟前也没有注意到什么。
“喂，伙计们。”哈克说着从暗处走了出来。“今晚可真是抢劫的好机会。”他拔出手枪，双手握住对着他们。走在前面的一个睁大眼睛，害怕地说：“等一等，伙计，我——”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兴奋的时刻。哈克盯着那人的脸，扣动了那把口径0.45英寸的手枪的扳机。子弹的巨大力量使那人往后一仰，在他的前额上穿了一个大洞。电视机嘭的一声落在地上，显像管的玻璃碎片散落了一地。
“杂种！”另外一个人尖叫一声——他其实是一个孩子，最多不过16岁。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两眼瞪着死去的朋友和哈克。
“这电视机你付钱了吗，伙计？”哈克问道。
“我——没有，没有。饶了我吧，求你了！”
哈克扬了扬手枪。“去吧，快滚。”
少年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就跑。
哈克让他跑出5码，然后从背后开了枪。子弹使他向上跳起1英尺高，然后仆倒在小巷肮脏的地面上。哈克看着他喘了一阵气后死去。
就在此时——就在朱巴尔·哈克站在两具尸体旁边，呼吸着摧泪瓦斯、火药和尸体的刺鼻气味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觉。
他看见骚乱平息了，社会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他觉得，最终必须了结一次，必须有最后的战斗。或许，这在10年，甚至20年内都办不到，但是，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的。而他本人就是在最佳时机，处于最佳位置来接受这次挑战的最佳人选。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虽然他也会实现这一点——而是为了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哈克的事业，他的经历，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这一无与伦比的辉煌瞬问。
伞兵们正朝着巷口走来，哈克听见了他们的呼喊和战靴撞击地面的声音。他转过身，向小巷的另外一头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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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诉讼事由
我发现就医比罹病更加令人痛苦。
——约翰·弗莱彻，《爱心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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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年7月
贾斯廷·克兰德尔摇摇晃晃地走上洛克里克大道，闯入了清晨的车流中。他两眼细眯，看着热气腾腾的道路上迎面驶来的车辆。
夹在车流中的一辆蓝色豪华宝马轿车吱的一声突然刹住停下，距离克兰德尔不足10码。宝马后面的一辆轿车猛地撞了上去，尾随的两辆小轿车的制动器也吱吱地叫着，一辆车接着一辆地撞了上去。顿时，喇叭声响成了一片。
克兰德尔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完全不知道他造成的交通混乱。他心里又一次涌起想要呕吐的感觉，发现自己好像尿湿了裤子。接着，他觉得膝盖一软，地面开始漂浮，慢慢地迎面盖向自己。路上的沥青温暖而干燥，给他一种舒服的感觉。他失去了知觉。
后来，有一个声音问：“你能听见吗，伙计？”
克兰德尔点了点头。
“你吸的是什么毒品？”
克兰德尔摇了摇头，指着自己的胸部。他想说“没吸毒”，可是喉咙里只有模糊的咕哝声。天上漂浮着大朵大朵的白云。旁边一直有一种尖叫声，这使他觉得难受。他后来意识到那是警笛声，救护车上的警笛。
“喂，挺住噢，伙计。”同一个声音说道，那口气听起来并没有同情。克兰德尔再次想回答，可是竟然发不出一点声音。天空缩小了，出现了一个圆圈，那一片蓝色在黑暗中渐渐聚成了小点。最后，那个小点也完全消失了。
在住院医生值班室里，卡伦·穆尔躺在床上，嘴里衔着一支万宝路香烟以便使自己保持清醒。再过半个小时，她就可以回家了。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习惯地拿起受话器。
“我是穆尔医生。”她尽量控制住自己的倦意。
打电话的是主任护士西尔维亚。“吸毒过量者，正在路上。黑人男子，有脉搏，血压60和20，估计3分钟后到达。”
“我马上就来。”卡伦掐灭烟头，从床上站立起来。她觉得眼睛刺痛，缺乏睡眠使她反应迟钝。天气非常炎热。空调送出的冷气无法流到这个没有窗户的角落里来，她的内衣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在过去的24小时里，卡伦忙着查房巡视，教学指导，临床诊断，其余的时间就一直呆在急诊室里。她午餐吃的是一块巧克力，晚餐是一个火鸡肉三明治——那还是站在护士工作台边咽下的。
卡伦抚平身上的白大褂，走到水槽前面，用凉水洗了洗脸。她抬头照镜：本来就难以收拾的满头黑发应该理一理了，眼睛下面已经出现了一圈圈黑晕。
好了，只有一个病人了。就这一个。
卡伦走向中心护士台，看见西尔维亚和急诊室主任马克·弗拉格勒医生正坐在登记台旁。弗拉格勒抬起头来说：“听起来又像是一个抬起来就跑的。”
卡伦点了点头。医护助理人员在医院附近发现病人时不会劳神费力去处置，而是将他们直接送到急诊室，所以叫“抬起来就跑”。不幸的是，救护车的工作人员在处理某些病人时扩大了“附近”的范围。“干吗要我们处理？”她问道，“难道特区总院关门了吗？”
“关门了。下午6点后停止门诊。病人到我们医院比到乔治敦或者医疗中心都要近些。”
特区总院是华盛顿市设立的免费医院，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都可以送到那里去。但是，因为毒品引发各种暴力行为，城区的医院急诊室吃尽了苦头。有的急诊室看上去如同战地救护所，进出手术室的全是身负枪伤的病人。
首都大学医院急诊室虽然没有吸毒高发地区的急诊室那么忙，但是仍承受了一些压力。在中心护士台附近，二十多名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进进出出，忙着处理留在10个观察室里的病人。
弗拉格勒继续说：“我知道你就要下班了，不过我没有别的人可叫了。”他五十多岁，秃顶，长满络腮胡须的脸上总是带着愁容。
“没什么。”卡伦说。她非常疲倦，并没有什么怨意。“我在这儿就是干这个的。”
西尔维亚假装不屑地哼了一声，然后冲着她咧嘴一笑。卡伦顺着走廊进了第二治疗室，躺在门边的椅子上，等着急救人员把病人送来。她的思绪飞向远方，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个景象：躺在沙发上的朱利安、驾船出去旅行、她想要买的手袋。她合上眼睛，进入了梦乡……
突然，门外的一阵咔哒声把她惊醒，两名医务助理推着病人来了。手推车上面躺着一名中年黑人男子。他身穿污秽不堪的运动服，满是泥汗的裤子发出刺鼻的尿臊味。
一名推车的胸前挂着身份牌，上面印着“托尼·布朗”。他说：“他一直昏迷不醒。”卡伦俯身用指头拨开病人的眼睑，发现瞳孔已经放大。不过，两个瞳孔大小一致，对她手电筒光线的刺激仍然有缓慢的反应。她伸手摁下对讲机的按钮：“西尔维亚，立刻准备呼吸仪。”接着，她转身询问两名医务助理。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弄到他的？”
布朗回答说：“他在洛克里克大道上造成了交通事故。他走上了公路，挡在车道上。可能是从海滩街方向来的。”
海滩街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海滩，而是洛克里克公园里的一个绿草茵茵的土丘。那里曾经是家庭休闲的好地方，70年代时被同性恋者占据，现在是无家可归者、吸毒者和男妓们聚集的场所。
“什么职业？”
“不知道。又是无名病人。”
“被车撞到没有？”
“最近的车离他有1码。”
“在他身边发现了什么东西没有——比如橡皮管、药片或者其他什么的？”
“没有。”布朗回答说。他那神色说明他也没有认真找过。他帮助同伴把病人抬下推车，放到治疗台上。
这时，护士卡洛和沙伦走了进来，动手测量病人的脉搏、呼吸和体温这几项生命特征数据。病人仍然处于休克状态：血压为60/20毫米汞柱，体温37.5度，心动过速。卡伦开始感到担心了——这人可能活不了。
她发出了一连串命令：“脱掉衣服，抽取血样，生理盐水静脉滴注。先给他2安瓿纳康，然后是1安瓿50％的葡萄糖，验血，做胸部透视，插入富氏导管。”
一名护士小心翼翼地脱掉病人的运动服，另外一名试着找到血管，抽取了几管血样，通过静脉注射了纳康和葡萄糖，然后挂起了盐水瓶。
纳康是治疗吸毒过量的常规药品，能够非常有效地中和体内的过量毒品。即使病人的症状没有很快缓解，至少也可以清除大量的毒素。她之所以决定用葡萄糖，是因为担心病人患有糖尿病，现在血糖过低。
两名护士处理完毕以后，卡伦开始检查。病人没有外伤，除了稍微有一点发胖以外，身体非常健壮。手触检查到肝脏大小正常——看来他不酗酒。实际上，他长得相当帅，留有灰色的鬓角，两只眼角处挂着弯曲的笑纹。她心里暗忖，可惜他是吸毒的。
病人的肌肉抽搐，皮肤冰凉，黏糊糊的；不过，他全身正在出汗。病人对体外刺激没有任何反应。她在检查快要结束时突然意识到，病人身上没有注射毒品后留下的针眼。要么是她没有注意到，要么他是口服或者吸食的。她吩咐道：“好了，接上心电图仪。”
这时，负责呼吸的医生吉姆·霍格兰来到了治疗室。卡伦刚刚转过头去，突然听见一名护士叫道：“他呕吐了！”
“糟糕！把他身体翻过来！”卡伦转身帮助护士翻动病人。如果她的反应不快，病人可能将呕吐物吸入肺部。那样，她就得进行喉管插入术——通过病人的气管将导管插入肺部。那样的手术历来麻烦，从口腔插入的东西往往会经过食管进入胃部。而将空气灌入胃部——而不是肺部——就会导致死亡。
病人的胃痉挛停止了、从肠胃里涌出来的东西流满了他赤裸的胸部，淌到了治疗台上，弄脏了卡伦的衣服。他们让他重新躺平，然后抬起他的下颌，撬开嘴巴。卡伦一看，里面全是呕吐物。
“吸出来。”
卡洛把真空泵的吸管插入他的口腔。清理了他的口腔以后，卡伦将一支8英寸长、涂有润滑剂的导管从声带间插入气管。卡伦先确认吸气导管工作正常，然后问道：“血压是多少？”
“80和45，”卡洛回答，“心跳130次，脉搏微弱。”
情况不妙。卡伦看了看心电图仪的跟踪显示。心电图呈心搏过速曲线——心动过速。不过除此之外，其他看来正常。她本想请心脏病医生会诊，可是后来又觉得没有必要。心搏过速显然是休克的综合症状之——病人的血压太低，所以心脏加快跳动进行补偿。她走出治疗室，到护士工作台了解初步的化验结果。化验报告使她大惑不解。病人血液的酒精浓度为零，血糖和肝酶正常。然而他的CBC——完全血细胞计数——显示其血小板计数为45000。这就是说他患有血小板减少症——一种与凝血功能相关的疾病。他有轻微贫血，但那是凝血病的并发症。
化验报告显示的情况也与典型的吸毒过量不一样。看来他早就患有凝血病，与他现在的病情没有什么关系。她要将此记入病历，建议内科专家进一步诊断。
更为重要的是，病人的巴比妥酸盐指标为零，因此他没有吸过迄今人们所知道的任何毒品。从他的症状来看，也不可能是可卡因。当然，市面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配毒品——卡伦想起弗拉格勒医生最近遇到的一个病例就曾使两位反毒专家完全束手无策。
这时，有人叫她去附近的一间治疗室帮助卡尔弗顿医生。卡尔弗顿是一名矫形专家，此时正为一位年轻的国会议员助理的骨折胳膊上石膏。止痛药使病人神志稍稍有一点失常，他正喋喋不休地讲述议员们的风流韵事，使卡尔弗顿大饱耳福。这是一段短暂而令人愉快的插曲。
卡伦回到无名患者躺着的那间治疗室，看到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心里觉得轻松一点。病人的血压上升到了100/60，其他生命特征数据也表明他正慢慢地苏醒过来。她在病历上做了记录，然后转身步入大厅，走向护士工作台。如果萨姆·斯特德曼已来接班，那么，她就可以在病人已经稳定的情况下离开医院了。
她刚刚走出几步，突然听见沙伦的叫喊声。“穆尔医生！快来！”
卡伦快步冲向治疗室，白大褂随风飘荡起来。沙伦和吉姆正在做心脏复苏术，卡伦接上心电图仪连线，仪器显示病人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卡洛喃喃地说；“没有血压，没有脉搏。”
卡伦心里连叫糟糕，但是却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卡洛，炭酸氢盐，2安瓿。然后是1安瓿肾上腺素，l安瓿钙。”
她往后退了一步，在旁边观察他们的操作。沙伦正在一下一下地按压病人的胸部，以便使血液流出心脏；吉姆用仪器帮助他呼吸；卡洛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另外一名护士做着记录。他们冷静地干着，但人人心里都明白，一切责任都由卡伦承担。
卡伦转身一看心电图仪的监视器，上面显示病人的心脏开始恢复跳动。心率大约为每分钟500次，但是心脏各个部分收缩并不协调——而且跳动无力。心脏不能自然起搏。她的话脱口而出：“心脏纤维性颤动！我得给他起搏。”
她伸手抓起抢救车上的去心脏纤颤电击器，沙伦在两个电击板上涂抹了一点药膏——以免烫伤他的皮肤——然后将它们放在病人的两乳下面。
“吉姆！取下氧气面罩！往后退！”卡伦喝道。
她按住电击板，对病人进行电击。
随着每一次电击，病人背部拱起，四肢一次次地抽搐，似乎要从治疗台上跳下去。卡伦瞟了一眼心电图仪监视器，纤维性颤动有所缓解，心率从500次下降到350次左右。
“一、二、三、四、五、呼吸，一、二、三、四、五、呼吸……”沙伦和吉姆一边做心脏复苏术，一边齐声喊着。
够戗，真够戗。卡伦发现自己考虑的实际上是遇到这种事情多么可怕，而不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行，想想病人，想想原始记录。她果断地吩咐：“给他100毫克利多卡因。”
利多卡因是局部麻醉及抗心律紊乱药。卡洛早就有所准备，随即进行了静脉注射。“利多卡因注射完毕。”她报告说。
还得再次进行电击。“电击！”卡伦高声叫道，“快！”
电击。病人的身躯又一次在台上怪异地弹起，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监视器。
上面出现了一条直线。心脏停止了收缩。
这可不行，卡伦嘟哝道。她伸手撩开自己眼前的头发，对卡洛说：“给我1支心针，抽1安瓿炭酸氢盐和肾上腺素。”
她拿着装好药水的注射器，仔细地选择了部位，用消毒棉球擦了擦皮肤，然后把针头刺进了他的心脏。
过了30秒以后，她抓起电击板放到他的胸部上。“再来！”她吩咐道。
电击。
她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监视器。心电图仪划出的仍是直线。
“再来！”
电击。
还是没有作用。
大家转过头看着卡伦，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她绞尽脑汁，试图找到其他措施。是否应该继续电击？还要搞多久？
她的目光移向他赤裸的身体，接着观察了静脉输液导管和富氏导管。在日光灯下，所有的物品一件件显得轮廓分明。她心里暗暗叹息，又一个人在毒品战中倒了下来。通知总统，我们又收到一个阵亡的！她皱了皱眉头，用粗哑的嗓音叫道：“好了。我叫你们停下来。”
心脏复苏术停止了。吉姆取下了氧气面罩，沙伦关上了心电图仪。大家都一言不发地忙着收拾。卡伦一下瘫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沙伦把病历递给她，卡伦机械地写着，记下了病人的死亡时间。
对讲机响了，她伸手摁下按钮。弗拉格勒医生说：“卡伦，又送来一名病人，我们准备在一病室处理。”
“不行！”
“为什么？”弗拉格勒不解地问。
她伤心地说：“弗拉格勒医生，我的病人刚刚死了。”
他停顿了片刻后问：“怎么回事？”
“他的心跳停了。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对不起，不过，你现在不能老想着这事情。我们又有问题需要处理。”
“难道不能让斯特德曼去干？”她几乎是在尖叫。
“他还没有到呢。”
“可是——那些年轻的住院医生呢？”
“霍罗威茨有一个预约的头部受伤病人需要处理，我又不想让登顿承担这样的大手术。”
当然，他是对的。登顿连常见小病都处理不好。可是——她不能再干了。她需要喘一喘气。
“卡伦？”
她的回答脱口而出：“好吧，我来了。”
如果动作迅速，她有时间去一下卫生间，然后换一件白大褂。
她在门口停下了脚步，望了一眼那无名病人。
他是她负责医治的病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
她努力使自己理智地对待这事。从临床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事情是无法避免的。她冷冷地想，事后的调查可有好戏看了，她可以在查房时报告这一病案。
年轻的国会议员助理托马斯·弗农坐在轮椅上，左手直直地伸着，感到十分无聊。手臂上的石膏尚未干透，镇痛药的作用给他感觉到的东西涂上一层虚幻的色彩。不过，他还是被送出了急诊室，转入矫形病房。
他不相信自己会遇上这样倒霉的事情。那一天下午，他原定向小组委员会全体会议汇报政府关于军事预算的议案。那本是他施展才华的绝好机会，然而，在淋浴室里掉的那一跤却使他错失良机。
一名护士推着他进入走廊。路过第二治疗室门前时，他神使鬼差地看了一眼房间里面的情况：两名勤杂工正把一具尸体放上手推车。他们一不小心，盖在尸体脸上的白色布单滑落下来。
轮椅向前行进了十来英尺以后，被镇痛药弄得迟钝兮兮的弗农才反应过来。他大叫一声：“停下！推回去！”
那护士停了车，可是并没有让轮椅掉头。弗农身体前倾，从轮椅上站立起来，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到治疗室的门口。两名勤杂工已经推着车子出来，一看弗农的神色，便急忙停下了脚步。弗农伸手撩开布单，仔细看了看那个面孔，然后嘘了一口气。“上帝，”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一名勤杂工问道：“你认识这家伙？”
“我们见过面。”
“他叫什么？”
弗农满脸疑云。“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没有证明身份的东西。”
“什么？”弗农木然片刻，好像处于幻觉之中。“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贾斯廷·克兰德尔！”
“那又怎样？”勤杂工一副无所谓的模样，显然不知道克兰德尔的来历。他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弗农，过了片刻后对他同伴说：“去告诉西尔维亚，我们弄清了无名尸体的身份。”他接着问弗农：“你没认错吧，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