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一刀劈了！”
“对。”是那夫妇俩在商量。
德纳第慢慢地走到桌子面前，拉开抽屉，扯出那把尖刀。马吕斯紧抓着手枪的圆柄，为难到了极点。两种声音在他心里已经搅了一个多小时了，一个要他尊重父亲的遗嘱，一个喊着让他救那被绑的人。这两种声音仍在无休止地纠缠，使他濒于停止呼吸。他一直在渺茫地希望能找出一条孝义两全之路，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可能性，可是危险已经逼近，观望已超出最后的极限，德纳第手拿尖刀，站在和被绑人相距几步的地方思考。马吕斯慌乱失神，四下乱望。这是人在绝望中无可奈何的机械动作。
他忽然惊了一下。圆月的一道亮光照射在他脚旁的桌子上，仿佛为把一张纸指给他看。他看见了德纳第大女儿早晨在纸上写下的那行大字：警察来了。
一线光明穿过马吕斯的头脑，他有了一个主意，这正是他所寻找的方法，解决那个一直令他痛苦万分，既要开脱凶手，又要救受害人的难题的办法。他跪在柜子上，伸出手臂，抓起那张纸，轻轻地从墙上剥下一块石灰，裹在纸里面，从墙窟窿扔到了隔壁屋子中间。
恰逢其时。德纳第已征服他最后的恐惧或最后的忧虑，正走向那被绑人。
“掉下了什么东西！”德纳第大婶喊道。
“什么？”她丈夫问。那妇人向前抢上一步，把裹在纸里的石灰拾了起来。她把它递给丈夫。
“这是从何而来的？”德纳第问。
“见鬼！”那妇人说，“你要它从什么地方来？是从窗口来的。”
“我看见它飞进来的。”比格纳那说。德纳第急忙把纸打开，凑到蜡烛旁去看。
“这是爱潘妮的字。有鬼！”
他向他女人做了个手势，她急忙上前，他把写在纸上的那行字指给她看，然后低声说：“快！准备软梯！放这块肥肉留在老鼠洞里，我们赶紧逃！”
“不砍这人的脖子了？”德纳第大婶问。
“来不及了。”
“从哪里逃？”比格纳那接着问。
“从窗口，”德纳第回答。“潘妮既然能从窗口把这石子丢进来，说明房子的这面还没有被包围。”
那个戴着面罩、用肚子说话的人把他的钥匙放在地上，向空中举起他的两条胳膊，一句话不说，急忙把他的两只手开合了三次。这如同船员发出准备行动的信号。抓住被绑人的那两个匪徒也立刻松了手，一转眼，那条软梯已吊在窗子外面，两个铁钩牢牢地钩住了窗沿。
被绑人没有留意到他身边发生的这些事，他好象在沉思或祈祷。软梯刚挂好，德纳第就喊道：“来！老板娘！”他自己也冲向窗口。
但是，正当他要跨过窗台，比格纳那却狠狠一把拖住他的衣领。
“喂，客气点，老贼！让我们先走！”
“让我们先走！”匪徒们一起喊。
“你们真是小孩，”德纳第说，“不要浪费时间。警察已在我们脚后跟了。”
“好吧，”一个匪徒说，“我们来抽签，看谁理应最先走。”
德纳第吼道：
“你们疯了！你们发疯了！你们这一群傻瓜！耽误时间，是吧？抽签，是吧？猜手指！抽草梗！写上我们个人的名字！放在帽子里 ”“你们要不要我的帽子？”有人在房门口大声说。大家回过头去看，是沙威。他手里拿着他的帽子，微笑着把它伸向他们。
二十一捉贼总应先捉受害人
傍晚，沙威就已把人手安排妥了，他自己藏在戈尔博老屋门前大路对面的那条哥白兰侧门街的树后面。他一上来就“敞开了口袋”，要把那两个破屋附近望风的姑娘装进去，但他只“筐”住了阿兹玛。至于爱潘妮，她没在她的岗位上，她开了小差，因此他没能逮住她。沙威然后埋伏下来，竖起耳朵等待那约定的信号。那辆马车的来来往往早就使他心烦意躁。后来，他忍耐不住了，并且，看准了那儿有一个“窠”，看准了那儿有一桩“好买卖”，也认清了走进去的某些匪徒的面目，他决定不再等待枪声，直接上楼去了。
我们记得他拿着马吕斯的那把路路通钥匙。他到得正巧。
那些吓慌了的匪徒全又把先前准备逃跑时扔在屋角里的凶器捡起来。不到一秒种，七个人都咬牙切齿地彼此靠在一起，摆出了抗拒的架势，一个抄起他的棍棒，一个拿着他的钥匙，一个倒提他的板斧，剩余的拿着凿子、钳子和锤子，德纳第捏紧他的尖刀。德纳第大婶从窗旁的屋角里操起她女儿平时当凳子坐的一块特别大的石磴抱在手里。
沙威戴上帽子，朝屋里走了两步，叉着胳膊，腋下夹根棍子，剑在鞘中。
“不准动！”他说，你们不用从窗口出去，从房门走。这样安全些，你们是七个，我们是十五个。你们不用拼命了，大家要讲点礼貌才好。”
比格纳那从布衫里抽出一支手枪，放在德纳第手里，对着他的耳边说：“他是沙威。我不敢向他开枪。你敢吗，你？”
“为何不敢！”德纳第回答。
“那么，你开。”德纳第抓过手枪，指着沙威。
沙威离他才三步，怔怔地望着他，不把他放在眼里，只说：“还是不开枪的好，我说！你瞄不准的。”德纳第板动枪机。没有射中。
“我早就说过了！”沙威说。
比格纳那把手里的大棒丢在沙威的脚前。
“您是魔鬼的王！我投降。”
“你们呢？”沙威问剩余的匪徒。他们回答说：“我们也投降。”
沙威冷静他说：
“对，这样才好，我早说过，大家应当讲点礼貌。”
“我只请求一件事，”比格纳那接着说，“监狱里，一定要给烟抽。”
“一定做到。”沙威回答。他回过去向后面喊道：“现在你们进来。”一个排的持剑的宪兵和拿着大头棒、短棍的警察，听到沙威的命令，一齐涌进来了。他们把那些匪徒全绑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在那昏暗的烛光映照下，把那兽穴黑沉沉地挤得水泄不通。
“把他们全铐起来！”沙威喊着说。
“你们敢动我！”有个人吼叫着，那声音不象是男人发出的，但谁也不能说那是女人的声音。德纳第大娘守在靠窗口的一个屋角里，刚才的吼叫正是她发出的。宪兵和警察都往后退。她已扔掉了围巾，却还戴着帽，她的丈夫蜷在她后面，几乎被那掉下的围巾遮住了，她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两手把石蹬举过头顶，凶狠得象个准备投掷岩石的女山鬼。
“当心！”她吼道。人人都朝过道里退，破屋的中央立刻空出一大片。
德纳第大娘向束手就缚的匪徒们望了一眼，用她那沙哑的嗓子骂道。
“全是胆小鬼。”沙威笑眯眯地走到那空处，德纳第大娘睁圆双眼盯着他。
“不要过来，滚远些，”她喊道，“否则我就砸扁你。”
“好一个榴弹兵！”沙威说，“老妈妈！你有男人的胡子，我可有女人的爪子。”
他继续朝前走。蓬头散发、杀气腾腾的德纳第大娘叉开两腿，身体向后仰，拼出全身力气把石磴对准沙威的脑壳抛去。沙威一弯腰，石磴从他头顶上过去了，碰在对面墙上，砸下了一大块石灰，然后又弹回来，从一个屋角滚到另一屋角，幸好屋里基本上全是空的，最后在沙威的脚跟前不动了。
这时沙威已走到德纳第夫妇面前。他那双宽大的手，一只捏住了妇人的肩膀，一只抓在她丈夫的头皮上。
“手铐拿来。”他喊道。那些警探又涌进来，几秒钟后，沙威的命令就执行完了。德纳第大婶彻底泄了气，望着自己和她丈夫的手全被铐住了，就倒在地上，放声大哭，嘴里喊着：“我的闺女！”
“都已看管好了。”沙威说。这时警察去料理睡在门背后的那个醉汉，使劲晃他。他醒来了。迷迷糊糊地问道：“事完了吧，容德雷特？”
“完了。”沙威回答说。接着，他以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波茨坦捡阅部队的神态，挨个儿对那三个“通烟囱的”说：“您好，比格纳那，您好。普吕戎。您好，二十亿。”然后又转向那三个面罩，对拿板斧的人说：“您好，海嘴。”对拿粗木棒的人说：“您好，巴伯。”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敬礼，铁牙。”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抓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帮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说过后，他神气活现地坐在桌子面前，桌上还放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话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那些先生们捆住的那先生带上来。”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失踪了。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就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拥我挤，烛光昏黑，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没有人。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说道，“或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二十二在第三册①里叫喊的孩子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第二日，有一个男孩，似乎来自奥斯特茨的那边，沿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侧门。当时天已黑透了。这孩子，脸色惨白，瘦骨嶙峋，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二月间还穿一条布裤，仍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的转角处，一个老太婆正弯腰在路光灯下拾垃圾，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然后后退，一面喊道：“哦！我还以为是只特别大，特别大的狗呢！”他的第二个“特别大的”是用那种恶毒的刻薄音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微可以把那味道表现出来：是个特别大的，特别大的狗呢！老婆子直起了腰，满面是怒容。
“戴铁枷的小鬼头！”她咕咙着，“要是我没有埋着身子，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却早已跑开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老婆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完全挺起了腰板，路灯将微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率到嘴角。她身体被黑影掩住了，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者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朝她仔细瞧瞧，说道：“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继续赶他的路，放开喉咙高唱道：大王“踢木鞋”出门去打猎，出门打老鸦 唱了三句后，他便不唱了，他已到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下死劲儿地去踢那道门，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我的老天爷！门要被踢破了！房子要被捅垮了！”孩子没有理踩她仍是踢着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又是你这个小坏蛋！”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老太婆脸上带着复杂而奇怪的表情，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有看得见。她回答说：“家里没有一个人，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爸他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 899页。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
那孩子挠挠自己的耳朵，望着毕尔贡妈说：“啊！”接着他提起脚跟，做了一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声音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大王“踢木鞋”出门去打猎，出门打老鸦，踩在高跷上。谁打他的下面过，还得给他两文钱。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第一卷几页历史一有始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别和最使人震惊的时期。这两年，把它放在这之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就象一座山峰高高耸起。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这期间人们能看到许多悬崖峭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彼此依附的权益而形成的稳固组织，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起云涌中忽现忽隐。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看见真理——人类灵魂之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并不长，只为极短暂的一瞬，而且已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东西。
让我们来试试。那种难于介定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便是王朝复辟；这里有疲惫、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这样的时期是特别的，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往往都看不清。开始，公众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他们要安安静静地度日。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感谢上帝，全都见够了，再也不想再见了。人们宁愿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愿为伊弗它王②而舍弃拿破仑。“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亮起程，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都累垮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忠诚疲倦了，英雄主义衰退了，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寻觅觅、追求索娶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得到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悠闲，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了出来，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稳居于社会，并且已稳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也是这样的要求。
时代需要保证，保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对此不屑一顾。
在拿破仑垮台后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真是再简单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马罗马人。
②伊弗它王（Roi d'Yveto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不过了，它认为世问所有都是它给的，给过之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什么也不能享有，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小树枝，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了那么一天，国王高兴时，就可收回来。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明白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赐予的。
它满腔怒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不可遏，我们采用一个不大好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常用而准确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发现了。
它以为自己很强悍，因为帝国在它面前象舞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移走了，它却不知道它自己也正是那样移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以为自己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其实它打错了算盘；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全部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非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活在人民中。形成这些深入土地中，生机勃勃的根须的，绝非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四处伸展，王位底下却没有。
对法兰西来说，波旁家族，是历史上一个明显和流血的伤疤，但它已不是命运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抛弃，确也把它抛弃了二十二年，同样有办法继续存在下去，而他们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 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发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培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想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大多数谬见导致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承诺，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真令人感叹！它所谓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躁畸，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以为自己打败了波拿巴，已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就是说，他们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觉得机会来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出现在法兰西的政治舞台上，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的根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根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崩溃了。它的崩溃是应该的。可是，也应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在复辟王朝统治时期，人民已习惯于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和平中的强盛，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名国来说，成了具有鼓动性的东西。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不再吹，火炬又被点燃了。人们望见在宁静的山巅上闪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情景。在这十五年中，不论是在和平环境还是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在思想家看来已经过时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王朝的倒台是充满了伟大气魄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王冠，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显示了体面，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那种敢于直面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一张方桌，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垮塌中的王权更关心。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对这种可笑而琐碎的作法都非常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强大的力量，因而不曾动怒。人民保护着自己，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到此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玉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柿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带着凄凉和警慎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王族中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应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繁荣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胆大，敢于反对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超过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七月革命即刻有了它的朋友和敌人。一些人欢天喜地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却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开始都象黎明前的猫头鹰，闭上了双眼，伤心，失措，直到快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惊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怒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异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动荡，它对被打垮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仇敌来对待并让它流血的光荣也不给。专制政府总爱看见自由体制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该进行得那么迅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怒、最惊惶的人全向它表示了敬意。无论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有多么重，从各种事态中却显示出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在这里感到一种高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辉煌灿烂的东西。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此开始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儿来的，胜利的人权从不需要运用暴力。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征就是永保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便在表面上是最迫切的，即使是当代人所最欣赏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所含的人权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进尔（Guillaumedu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大少或根本不含有人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难以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马上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糟糕作家，他只是事实而已。并且这不仅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似乎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这样。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结束战斗，让纯净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进入事实，事实也进入人权，这正是哲人的工作。
①马基雅弗利（Machbvelli，1469一 1S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二无终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聪明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停止不前了。革命一旦搁浅，聪明人便立即毁坏这搁浅的船。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聪明人都自加封号，自称为政治家；因此政治家这个词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该忘记，凡是有机巧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子气。所谓聪明人，也就是庸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按那些聪明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血管破裂，应赶快把它缝合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份，就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 经承认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聪明人分开，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何处来的？
聪明人似乎听不到这种暗中议论的反对意见，仍然继续他们的勾当。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就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就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疗创伤和修理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玉室的后裔并非那么容易。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干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人都够格当国王。前者是波拿巴，伊土比德①是后者。
可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玉族的世系。还须多少有点古老的出处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假如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看问题——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那么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该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身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管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管他用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裔应该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若即若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过去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正好说明为什么早期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论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这些王族很象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株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立一个王朝。唯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聪明人的理论。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发生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些恐怖气氛，过渡期工作的弯路拉长了导致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朝辉，控告和阻止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塞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套上臃肿肥厚的衣①伊土比德（Itut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服，把伟岸高大的人民包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逼迫过分健康的人节食，教铮铮铁汉接受初愈病人的清淡饮食，耗尽苦心去做分崩离析的工作，请那些患高远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阻止过大的成功，为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人三○年就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坡停了下来的革命。半截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明白什么叫做大致差不多，完全象太阳不承认蜡烛那样。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坡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利益。昨天是饥饿，今天是饱胀，明天将是胀死。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出现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仅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那些人是现在有时间坐下来的人。一把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由于过早地要求坐下，人们甚至快要停止社会前进的步伐了。这一贯是资产阶级犯下的错误。
人并不因为犯一次错误而成为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而且，说话应当公正，即便对利己主义，也应该如此；在一八三○年的震动之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部分人所盼望的并非是由冷漠和怠情所构成并含着一点羞愧之心的那种无所作为的格局，也不是那种类似沉沉人梦暂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站立。
站立，这个词，含有一种奇异的并且差不多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行进中的部队来说是前进，对驻扎来说是休养。站立，是力量的休养，是手拿武器的警惕的休息，是设置哨兵进行守卫的既成事实。站立，意味着昨日的战斗和明日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和一八四八的中途站。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因此，不论对资产阶级或对政治家来说，都必须有一个人出面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一个“虽然?因为”。一个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稳定，换句话说，一个能以其调和过去和未来的显著力量来巩固现在的两面人。这个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叫路易一菲力浦?德?奥尔良。二二一人便把路易一菲力浦拥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他称他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的天主堂。①这样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年的成绩”。那些聪明人大大胜利以后，他们的灵药的大毛病就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绝对人权的状况下进行的。绝对人权吼了一声：“我抗议！”紧接着，一种恐怖的现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①一六八人年奥化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
①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
三路易一菲力浦
革命打得坚强，选得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手，即便不彻底，甚至蜕变了，变种了，并且降到了雏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年的革命，革命也必定能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无路可走。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张，革命也同样会犯错误，并且有过严重的错误。我们还是来说说一八三○。一八三○在它的歧路上是幸运的。在那次突然中断的革命后建立所谓秩序的举措中，国王应当优于王权。路易一菲力浦是个难得之人。他的父亲在历史上虽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尊重的，恰如他父亲该受责备。他有所有私德和好几种公德。他关怀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事业。他知道一分钟的价值，却不一定知道一年有多重要。节约，安宁，温良，能干，好好先生和好好亲王。与妻子同床共枕，在他的王宫里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嫡系生活放荡荒淫的情况下，这种展示严肃家规的作法是有好处的）。他能懂并且能说欧洲的任何一种语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能懂能说代表各种利益的语言。他是“中等阶级”的可钦佩的代言人，但又不只是这样，并且，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比它更伟大。他虽然尊重自己的血统，但又极度聪颖，特别重视自身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宗枝问题上，他声称自己是奥尔良系，不属于波旁系。当他还只是个宁静沉寂的亲王殿下的时候，他严然以直系亲王自居，一旦成了国王陛下，却又是个诚实的平民，在人们面前，他不拘形迹，与友朋相处，他平易近人。有人说他吝啬，但未经证实；其实，他要是为自己的豪兴或职责而挥霍钱财并不是一桩难办到的事，但他能勤俭持家。他有文学修养，但不大关心文采；为人侗悦而不风流，朴素安详而又坚强。他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谈吐优美动人，是一个知过能改、内心淡泊、服从眼前利益、事必躬亲、不知报怨也不知报德、善于无情地利用庸材来削弱雄才，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来挫败那些在王权下面隐隐责难的一致意见的人？他爱好讲实话，实话有时说得不谨慎，不谨慎处又有非凡的高明处。他善于随机应变，脸上表情生动，长于装模作样。常用欧洲来恫吓法国，又常用法国来恫吓欧洲。他深爱他的祖国，但更爱他的家庭，把治理看得比权力重，把权力看得比尊严重，这种个性，在事事求成方面，有它的弱点，它允许耍花招，有时不免还来点卑劣手段，但也有它的长处，它挽救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灾难。精细，正确，警惕，关心，机敏，不辞疲劳。有时自相矛盾，继又自我纠正。在安科纳大胆地反抗奥地利，在西班牙勇敢地反抗英国，炮轰安特卫普，赔偿卜利查①满怀信心高唱《马赛曲》，不知道有颓丧疲劳，对美和理想极其爱好，无所畏惧的英雄气，乌托邦，幻想，愤怒，虚荣心，恐惧，拥有个人奋斗的种种形式。瓦尔米的将军，热马普的士兵，八次险遭暗杀，却总是面带笑容，和榴弹兵一样勇敢，和思想家一样坚强。只在欧洲动荡不安的局势前发愁，不可能在政治上去冒大风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却从不放松自己的事业，用影响来掩盖自己的意图，使人们①卜利查（Deorg’Prttchard，1796一 1883）英国的传教士，他在塔希提岛上的财产被毁是引起一八四三年英法冲突的导火线。
把他当作一个英才而不是当作一个国王来服从，长于观察而不善于揣度，不甚重视人的才智，但有知人之明，就是说，不以耳代目。明快锐利的感觉，重视实利的智力，能言善辩，记忆力超群；不断地借用这种记忆，这是他唯一象恺撒、亚力山大和拿破仑的地方。知道真实情况、细枝未节、日期、具体的名字；不知道趋势、热情、大众的天才、人们内心的呼声、灵魂的隐秘不安与动荡，简言之，一切人可以称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无形活动。深受上层的欢迎，但和法兰西的下层不甚融洽，通权达变，管理太多，统治不足，自己当自己的内阁大臣，极善于用一些点滴之物来阻碍思想的潮流，在教化、整顿和组织等方面的真正创造力中，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循规蹈矩、斤斤计较的思想作风。一个王朝的创始者和享有人，有些地方象查理大帝，有些地方又象个书吏，总之，是个卓越非凡的人物，是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况下建立政权并在欧洲心怀嫉妒的情况下巩固势力的亲王。路易一菲力浦将被列入他这一世纪中杰出人物之行列，并且，假使他稍稍爱慕荣誉，假使他热爱伟大事物的感情能和他热爱实用事物的感情相一致，他还可以脐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治者之列。
路易一菲力浦生得英俊优雅，老了之后，仍然有风采；他不一定会受到全国人的赞美，却为一般老百姓所好感；他能讨人喜欢。他有这么一种天赋：魅力。他并不太威严，虽是国王，却不戴王冕，虽是老人，却没有白头发。他的态度是旧时代的，习惯却是新时代的，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正适合一八三○的要求。路易一菲力浦代表玉权占统治地位的过渡时期，他保留古代的语音和写法，用它来为新思想服务，他爱波兰和匈牙利，但却常写成 Po1onois，说成 hongrak，①他象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象拿破仑那样，佩一条荣誉勋章的勋标。
他上礼拜堂的时候少，从不去打猎，绝不去歌剧院。不受教士、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这和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声望是有关系的。他没有侍臣。出门时，他胳膊下常夹着一把雨伞，这雨伞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光轮。他能干一点泥瓦工的活儿，也懂一点园艺，也懂一点医道，他曾为一个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车夫放过血，路易一菲力浦身上老揣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享利三世老揣着一把匕首一样。保王派常嘲笑这国王，笑他是第一个用放血来治病的国王。在历史对路易一菲力浦的谴责方面，有一个减法要做。有对王权的申讨，有对王政的申讨，也有对国王的申讨，三笔账，每一笔的总数都不一样。民主权利被废除，进步成了第二位利益，市民的抗议被暴力平息，起义被武装镇压，骚乱被刺刀戳穿，特兰斯诺南街①。军事委员会，真正的国家被合法的国家所吞并，和三十万特权人物对半分账的政策，是王权的业绩；比利时被拒绝，阿尔及利亚被过分猛烈地征服，并且，就象英国对待印度那样，野蛮手段多于文明方法，对阿布德一艾尔一喀德②的背信，白莱伊，德茨被收买，卜利查受赔偿，这些是王政的业绩；家庭重于国家的政策，这是国王的业绩。
从上可以看出，清理账目之后，国玉的负担便减轻了。他的大缺点是：在代表法国时，他过分谦逊了。
①正确的拼法应为 pOlonsls（波兰人），hongrOi．（匈牙利人）①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屠杀起义人民。
②阿布德一艾尔一喀德（AHelkandet，1808一 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
这缺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来谈谈。
作为一个国王，路易一菲力浦，他过于看重了父职；人们希望能把一个家庭孵化为一个朝代，而他却处处胆小怕事，不敢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了太多的畏缩害怕，使这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权传统和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对其生厌。
此外，如果我们把那些应当首先履行的公共义务先搁下不谈，路易一菲力浦对他家庭的那种深厚的关心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称的。他那一家人，德才兼备，值得敬佩。路易一菲力浦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她的族名带进了艺坛，正如查理?德?奥尔良把它送上了诗坛。她激情洋溢地塑造过一尊石像，名字叫《贞德》。路易一菲力浦的两个儿子曾从梅特涅的口里听到过这样一句带蛊惑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多见的青年，也是两个没见到过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一菲力浦不减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实况。一心要成为一个平等亲王，身上具有王朝复辟革命之间的矛盾，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忧的革命倾向，这些便是路易一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幸运；人和时势之间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适当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体实现。这就是路易一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好运气。此外，流亡，也成了他登上王位的大好条件。他曾被流放，四处奔波，受尽贫苦。他曾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在瑞士，这个法国最富有的亲王采地的继承者曾靠卖掉一 匹老马来填饱肚子。他曾在赖兴诺为人补习数学，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从事刺绣和缝纫。一个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中人所乐于谈论的。他曾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并曾被路易十 五使用过的。他是杜木里埃①的老相好，拉斐德的朋友，他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丹东曾称呼他为年轻人！九三年时，他二十四岁，还是德?沙特尔先生②，他曾坐在国民公会的一间黑暗的小隔厢底里，目击对那个被人非常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决。革命的愚昧的高见，处理君主以粉碎君权，凭借君权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野蛮重压下几乎没有注意那个人，审判大会上的那种急风暴雨，义愤填膺的人群的纷纷质问，卡佩①不知怎样回答，国王的脑袋在阴风惨惨中就要落地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在这悲剧中的相对清白，这些东西，他都见过，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他都注视过；他看见了若干个世纪在国民公会的公案前受审；他看见了躲藏在路易十六——这个应负责的倒霉蛋——背后黑影中的那个令人惊骇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灵魂深处一直敬畏着那种几乎和天谴一样无私而又大刀阔斧的民意的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