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心里革命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回忆中充满了那些伟大岁月里分分秒秒的生动画面。一天，他曾面对一个我们无法怀疑的目击者，①杜木里埃（Dumourtet，1739一 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六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
②路易一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
①卡佩（Capet）．原指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一 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一 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
把制宪议会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单中的 A字部分，单凭记忆，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一菲力浦是一个开明坦荡的国王。在他统治的时候，出版是自由的，开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虽然知道公开的阳光对统治的特权不利，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阳光下。历史对这种赤诚，将来自有公论。
和其他一切下台的历史人物一样，路易一菲力浦，今天正受着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刚刚才开始审查。
对他来说，历史爽朗直率发言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是对这国王下定论的时候；公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便把他最初的判词修正缓和了；路易一菲力浦是由两个半吊子，所谓二二一和一八三○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革命选出来的；并且，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以绝对民主为原则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来评判他，正如读者已在前商大致见到过的那样；在绝对原则看来，凡是处于这丙种权利一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一之外的，全是篡夺；但是，在作了这些保留后，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总之，无论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就路易一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主之一。”
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一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他有时甚至好到令人钦佩。常常，在最严重的忧患时刻，处理完纷纭众多的内政外交事务，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浓重，这时，他干什么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批阅一桩刑事案件，直到半夜三更，他认为这也是和欧洲相关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刽子手尽量少夺去一条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据理力争，和检察长争断头台前的一寸土，他常称他们为“鳏嗦法学家”。有时，他的桌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案卷，他也一定要一一研究，对于他，放弃那些凄惨的犯人头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前几年中，死刑几乎被废除了，重建的断头台是对这国王的一种施暴行为。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消亡了，继而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被命名为圣雅克便门刑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基本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里思想狭隘的那部分人的卡齐米尔?佩里埃①对代表自由主义派的路易一菲力浦的胜利之一。路易一菲力浦曾亲手注释贝卡里亚的著作。在菲埃斯基②的炸弹被查出之后，他喊着说：“真不幸，我没有受伤！否则我就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们这时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为政治犯，他在处理这案件时，联想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作出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争龋”路易一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也和享利四世一样善良。
因此，对我们来说，善良就是历史中少有的珍宝，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有些人严厉地批评路易一菲力浦，另一些人则粗鲁地评论他，一个曾熟①卡齐米尔。佩里埃（Caaimir Per1er），路易一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
②菲埃斯基（Fiescb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一菲力浦，未成被处死。
悉这位国王、今日已流浪异域的人①，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那也是极自然的；这种证词，不管怎样，首先，明明白白，是没有私心的；一个死人写出的墓志铭总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中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用害怕人们指着海外的两堆黄土说：“这堆上向那堆土献媚。”
①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一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
四基础下的裂缝
在路易一菲力浦当政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讲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含糊其词。
路易一菲力浦掌握王权，并不是他本人直接行动的结果，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差太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抢来这一封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便是了。他深信，虽然是错的，但他深信授于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掌权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一菲力浦享有国君之位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各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斗争有如物质间的斗争。海洋保卫水，狂风保卫空气，国王保卫王权，民主主义保卫人民；相对抵抗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抵抗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斗争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无论如何，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这里是丝毫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两派中显然有一派是错了，人权并不象罗得岛的巨像①那样，能脚踏两只船，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它是不能分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没有罪，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认为这些激烈的斗争是由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的人负不了责任。
让我们把这一论述说完。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刻面对困苦的生活。它昨天刚出生，今日就得战斗。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建立，装配得还很不坚固，但已感到四处潜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就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对抗势力日复一日地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我们已经说过，七月革命，在法国国外并没有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遭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想法通过各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本是一种晦涩难懂的天书，人们拿来马上加以解释，解释得潦草不正确，尽是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沉静、最深刻的人逐渐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格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解释译本。每一种译本产主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认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认为光明站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革命中常有逆流而上的人，这些人全属于旧党派。旧党派认为他们是为上帝所恩宠的，因而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①公元前二八○年在希错罗行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
种正当的事业，它具有它本身的合法性，有时它可能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浑身都是血，也一定要存活下去。革命不是因偶然事件出现的，而是因需要出现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迫不得已而发生的。
凭着对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愤恨，旧正统主义派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错误的见解常是最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击中那次革命的要害，击中它的铁甲的弱点，击中它缺乏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言论，也是共和派经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情合理。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胡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真理。一八三○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兴师问罪。夹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势力之间，七月政权艰难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朽之间的那一瞬间。另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就更加复杂。与潮流相背，倒转去寻求融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隐忍而不全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本身也不相信的殃民之法。七月王朝毫无办法地象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扬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在法国七月王朝受到进步势力的推动，在欧洲它又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走得慢吞吞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贫困、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极其危险。
在真正的政党之外，还有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遥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的人和普通群众都感到困惑，两者虽不相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索，然而土地，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冲击，却在他们之下，被一种难以言明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合成一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顽强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作者，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越挖越深入，直到接近火山，几乎不为潜在的震荡和隐隐约约的火焰所动遥那种平静是那动荡年代颇有美感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最关心的是幸福问题。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主张社会要特别重视的东西。他们把农业、工业、商业除物质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
认为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而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掺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些都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反复地探索与研究过。
他们试图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种岩石中源源喷出，这些人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等等，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诸种缘由，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的各种问题从理论上详论，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生产财富。第二个问题：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第二个涉及享受的分配。从对劳力的合理使用中产生大众的权力。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中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分配，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大众权力和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便产生了繁荣的社会。繁荣的社会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不恰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极度丑恶的豪华和极度丑恶的穷困。社会财富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也就是说，归于人民大众；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个人的穷苦之上，国家的强盛根植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状况。这是一种没有组织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的物质因素，却没有一点儿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也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给予便没有了竞争。从而也取消了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社会不应该采取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两个问题必须合并成一个来加以解决。如果只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伪的强大，或是象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大，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为暴力所灭亡，象咸尼斯的未日那样，或将为破产所灭亡，象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叫你死亡，叫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代表人类的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东西，世界总是要叫它们倒下去、灭亡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他们的民族，而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之上的寡头政治，而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灭亡，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在说了这话以后，让我们继续谈。
要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穷，禁止强者对弱者所进行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半路上的人对已达到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正的嫉妒，精确地并有情义地调整劳动的报酬，对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的来说，要明白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强大的物质，也有强大的精神，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这便是不同于某些失去了方向的宗派并高出于它们之上的社会主义所提倡的，这便是它在实际事物中所探索所得的，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设计的。
宝贵的毅力！神圣的意图！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压力，国家管理人必须和哲学家们一同正视的那种预料不到的需要，一些散乱而模模糊糊的论据，一种有待于创造、既能调和旧社会而又不太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不得不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①的形势，对从暴动中明显反映出来的进步力量的预测，议会和街道，发生在他身边的那些需要平衡的竞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朦胧地接受了一种正式而崇高的权利而产生的临时退让心情，他看重自己血统的意志，他的家庭观念，他对人民的真诚尊重，他自己的忠厚，这一切，常使路易一菲力浦心神不定，几乎感到痛苦，并且，有时，尽管他是那么坚强、勇敢，也使他在治理国家时所遇到的困难面前感到心灰意冷。
他觉得在他脚下正在发生一种令人可怕的分裂，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阴云遮住了天边。一团古怪的黑影越来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渐渐散开，这黑影是种种仇恨和种种派系的阴影。被突然制住了的一切又在蠢蠢欲动了。有时，在那种诡辩和真理相交杂的令人极为难受的空气里，这忠厚善良的人的良心也不能不倒抽一口气。人们的心情就象暴风雨来临时的树叶，在烦惑的社会中颤抖。电压是那么强，以致常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种时刻突然闪过。接着又是一片黑暗浑浊。间或有几声闷雷在远处隐隐轰鸣，使人们想到那云中积蓄着的电量。
七月革命发生后还不到二十个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紧急危殆的气氛中开始了。人民的疾苦，没有面包的劳动人民，最后一个孔代亲王的横死②，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驱逐纳索家族的布鲁塞尔，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而终被交给一个英格兰亲王的比利时，尼古拉的俄罗斯仇恨，站在我们背后的两个南方恶魔：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意大利的地震，把手伸进博洛尼亚的梅特涅，在安科纳以强硬手段对付奥地利的法兰西，从北方传来把波兰钉进棺材的那阵极其凄惨的锤子声音，整个欧洲怒目望着法国的那种激愤的眼光，随时准备乘虚而入、落井下石的靠不准的盟国英格兰，藏在贝卡里亚身后不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的贵族院，从国王车子上刮掉的百合花，从圣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了产的拉菲特，贫困而死的班加曼?贡斯当，力竭而死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这王国的两个城市中———个思想的城市，一个劳动的城市——同时发生的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的民权战争，里昂的奴役战争，两个城市中的同一种火焰，出现在人民前额上的那种仿佛火山爆发的紫光，疯狂的南方，动荡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阴谋，颠覆活动，暴动，霍乱，这些都在各种思潮的斗争之上①在法国一八三○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被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巨。
②孔代（Conde），波旁家族的一个支系，一八三○年孔代亲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案子一直未破。
增添了发生各种事变的可能性。
五出自历史而为历史不知之事
接近四月末时，情况似乎严重起来了。酝酿发展成沸腾。从一八三○年起，这里那里都有过一些局部的小骚动，它立即遭到了扑灭，但是随后又四 处兴起，这是地下暗流进行大汇合的信号。大动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可能的革命已露出了端倪。法国看着巴黎，巴黎看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沸腾起来。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来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商店的一些里间，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论有多少敌人，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之后，一个坐在那商店角落的人便“高声量地”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楼上的一间关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种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人组织的人许下诺言：“为他服务，就象对家长那样。”这是一种公式。
在一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政权”的小册子。“他们冲犯政府”，当时的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领导者是谁。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若每人出十个苏，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与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希望六个月，也不希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相对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来不睡觉，因为我一晚上都在做子弹。”有些“穿着漂亮衣服的资产阶级模样”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划脚”，和那些“重要人物”握握手，便走了。他们逗留的时间很少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安排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过：“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如此说。”群情是那样激昂，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全店的人吼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士兵们有！”这样就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更重大的秘密。”旁边人不大清楚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隐瞒着些什么。
那些会议有时是定期举行的。在某一些会里，从未超过八个或十个人，并且老是原先那几个，另外一些会，任人随便参加，会场就挤得有些人非站着不可。有的到会的人是出于激情和狂热，有的是因为“那是找工作的出路”。和革命时期一样，在那些冷饮店里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她们拥抱那些新入会的人。
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也出现了。有一个人走进一家冷饮店，喝完以后，走出店门时说道：“老板，欠账，革命会照付的。”人们常在夏罗纳街对面、一个冷饮店老板的家里选举革命工作人员。选票是投进鸭舌帽里的。有些工人在柯特街一个教学生剑术的教师家里开会。他家里陈列着各种武器：木剑、棍、棒、花剑。一夭，他们把那些花剑上的套子全取掉了。有个工人说：“我们是二十五个人，但是他们不把我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把我当作一个饭桶。”这饭桶便是日后的凯尼赛①。
当初思考过的种种琐事也渐渐传开了。一个打扫着大门台阶的妇人曾对另一个妇人说：“大家早就在拼命赶做子弹了。”人们也对着街上的人群宣读一些对各省县国民自卫队发出的宣言。有一份宣言的签字人是“酒商，布尔托”。
在勒努瓦市场的一个酒店门前，一天，有个长着络腮胡子、带意大利口音的人站在一块墙角石头上，高声朗读一篇仿佛是由一个秘密权力组织发出的布告。一群群的人向他的周围聚拢过来，还对他鼓掌。那些最让听众激动的片段曾被征集记录如下：“ 我们的理论被禁止了，我们的宣言被撕碎了，我们的宣传队员受到了暗中监视并被抓起来了 ”“ 最近棉纱市场的紊乱现象为我们说服了很多中间派 ”“ 人民的未来要由我们这个惨烈的队伍来管理 ”“ 眼前的问题就是这样：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不认为有什么无为状态或不动状态。问题就在这里，为人民还是反人民，再没有别的。”“ 等到某一 天，你们感到我们不再满足你们的要求了，摧毁我们就是，但是在这之前，请帮助我们前进。”这一切都是开诚布公的。
另外一些更为胆大的事，正因为它们胆大，引起了人民的疑惑。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个走在街上的人跳上一块圣玛格丽特街拐弯处的墙角石高喊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但是，人民在，那巴贝夫的下面闻到了吉斯凯的怪味①。
那个人还说了很多话，其中有这么一段：“打倒私有财产！左派的反对是不要脸的，说一套做一套的。当他们要表示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们就宣传革命。可是，为了不失败，他们又自诩为民主派，为了逃避战斗，他们又自称是保皇派。共和派是一些生着羽毛的动物。你们得对共和派保持警惕，劳动的公民们。”
“住嘴，当暗探的公民！”一个工人这样喊。
这一声喊就堵住了那篇演说。还发生过一些令人困惑的事。
天快黑时，一个工人在运河附近碰见一个“穿得体面的人”对他说：“你去哪儿，公民？”那工人回答说：“我没有认识您的光荣。”“我却认识你。”那人接着说：“你不必害怕。我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疑你不太可靠。你知道，如果你走漏风声，其他人的眼睛就盯在你身上。”接着，他和那工人握了握手，分别时还说：“我们会再见的。”
不仅是那些冷饮店里，在街上，竖着耳朵的警察们也听到一些怪诞的对话：“立即申请加入。”一个纺织工人对一个细木工说。
“为什么？”
“很快就要打仗了。”两个衣服褴楼的人一边在街上走，一边说出了这么几句耐人寻味、富有①凯尼赛（QufnIssat），巴黎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谋刺奥马尔公爵及奥尔良公爵，未遂。
①吉斯凯（Glsquet）；七月王朝时期大金融家，一八三一年曾任警署署长。
明显的扎克雷②味道的话：
“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错了，是资产阶级。”谁如果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到“扎克雷味道”含有恶意，那他就误会了。
扎克雷，指的是穷人，而挨饿的人都有权利。另一次，有两个人走过，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总算有了一个很好的攻打计划，”四个人蜷在宝座小门圆路边的土坑里交谈，旁人只听到这么一句：“我们应该尽可能让他不要再在巴黎游荡。”谁呢，“他”？吓死人的闷葫芦。那些“主要头目”——这是郊区的人常用的称呼——不露面。人们认为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突角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开讨论会。蒙德都街缝衣行业互助社的头目，一个叫奥古什么的人，被认为是那些头目和圣安东尼郊区之间的主要联络员，但是头目们的情况始终没有显露出来，也没有任何一点具体事实能驳回一个被告日后在贵族院作出的那句傲慢的答词：“您的首领是什么人？”
“我一个也不知道，一个也不认识。”这也只不过是一些躲躲闪闪的片言只语，有时，也只是一些小道传闻而已。另外还有一些偶然出现的迹象。
一个木工在勒伊街一处建房工地周围的栅栏上钉木板时，在工地上拾到一封被撕烂的信的一个片段，从那上面还可以辨出这样几行字：“ 委员会应马上采取措施，为防止各种不同的社团在各组征调人员 ”另有附言：“据我们所知，在郊区鱼市街附五号，一个军火商人家的院子里有五千或六千支步枪。本组毫无武器。”那木工感到惊奇并把这东西传给他的伙伴们看，在相隔几步之远的地方，他又抬到另外一张纸，同样是撕烂了的，但更有意义，这种特别的材料具有历史价值，因此我们照原件把它抄录下来：请将本表内容牢记于心，然后加以撕毁。已被接纳人员，在接受了你们所传达的指示后，也应同样办理。
QCDE
敬礼和博爱。
uoga1feL.
当天发现这张表格并为之保密的那几个人直到日后才明白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uinturions（五人队长），Centurions（百人队长），Decurions（十人队长），Eclaireurs（先锋队），uoga fe这几个字母代表一个日期：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在每个大写字母下面，登记着姓名和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 8支，子弹 83颗，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 1支，子弹 40颗。D.罗莱，花剑 1柄，手枪 1支，火药 1斤。E.德西埃，马刀 1把，子弹盒 1个，准时。德赫尔，步枪 8支，勇敢。等等。
②扎克雷（Jacquerie），指一三五人年法国的农民起义。
木工在同一处工地上，还抬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很清楚地写下这么一个费解的单子：团结。布朗夏尔。枯木，6。巴拉。索阿兹。伯爵厅。柯丘斯科，奥白利屠夫？ J．J．R.凯尤斯?格拉古。吉核权，迪丰。富尔。吉伦特派倒台。德尔巴克。莫布埃。华盛顿。班松。手枪 1，弹 86。
《马赛曲》。人民主权，米歇尔。坎康布瓦。马刀。奥什。
马尔索。柏拉图。枯木。华沙。蒂伊，《人民报》叫卖。
那个保存这张单子的忠诚市民明白它的含义。据说这单子上是人权社第四区每组组长的名字地址的全部登记。所有这些被湮埋了的事到今天已成为历史，我们可以把它公开出来。还应当补充一点，人权社的成立似乎是在发现这张单子的日期以后。这或许只是一个初期的名单。
可是，在那些碎言片语和小道消息以后，在那些纸上的一鳞半爪以后，又有一些具体事实开始浮出来了。彼邦古街，在一个旧货商人的店里，人们从一张抽斗柜的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七张一模一样一折四的灰色纸，这几张纸下面还有二十六张用同样的灰色纸裁成的四方块，而且卷成了子弹筒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硝十二英两硫磺二英两炭二英两半水二英两搜查报告还证明抽屉里有强烈的火药味。
一个下班回家的泥瓦匠把他的一个小包忘了，丢在奥斯特里茨桥边的一 条长凳上。这小包被人送到警察所。打开一看，包里有两份问答体的印刷品，作者叫拉奥杰尔，还有一首题名为《工人们，团结起来》的歌，和一个装满了子弹的白铁盒子。
一个工人在与一个同伴喝酒时，要那同伴摸摸他多么热，那同伴发现他的背心下有一支手枪。
一群孩子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小门之间、那段行人稀少的公路边的坑里游戏，他们从一堆刨花和垃圾下找出一个布袋，袋里装着一个做子弹的模型，一根做子弹筒的木棍，一个还剩有一些猎枪火药的瓢和一个生铁锅，锅里留着明显的熔铅痕迹。
几个警察在清晨五点突然撞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的家中，发现他正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子弹筒在做。这人就是不久参加美里街垒的一员，他在一八三四年四月起义时牺牲了。
接近工人们休息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在比克布斯小门和夏朗东侧门之间，在两堵墙之间的一条巡逻小道旁的一家大门前、有一套支那游戏的冷饮店附近碰头。一个从工作服里面取出一支手枪，把它递给另一个。正要给他时，他发现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药浸湿了些许。他重新装上那支手枪，在药池里原先的火药上添了一些火药。然后，那两个人就分手了。
一个名叫加雷、四月事件发生那天在博布尔街被杀的人，常炫耀说他家里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颗打火石。
政府在某一天得到通知说最近有人向城郊散发了一些武器和二十万发子弹。一星期后，又散发了三万发子弹，值得留意的是，警察什么也没有破获。一封被截下的信中说：“八万仁人志士在四个小时以内同时拿起武器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所有这些酝酿活动全是公开的，几乎可以说是平安无事的。即将发生的暴乱从容不迫地在政府眼前准备它的风雷。这种仍在地下进行、但已隐约显现的危机可说是光怪陆离。资产阶级沉着镇静地和工人们议论着正在准备中的事。人们问道：“起义进行得如何了？”问这话的语气如同问：“您的女人身体健康吧？”
莫罗街的一个木器商人间道：“你们几时发动啊？”另一个店铺老板说：“立即就要进攻了。我知道。一个月前，你们仅一万五千人，现在你们有两万五千人了。”他拿出他的步枪，一个邻居还愿意卖一支小手枪，讨价七法郎。
总之，革命的烈焰正在高涨。无论是在巴黎或法国，没有一处能例外。
处处动脉在跳动。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体内形成的那种薄膜那样，地下组织的网已开始在全国四处蔓延，从那半公开半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主了人权社，这人权社曾在它的一份议事日程上写下这样的日期：“共和纪元四十年雨月”，虽经重罪裁决厅宣判勒令解散，它仍不停地活动，并用如下这些有意义的名称为它的小组命名：长枪。
警钟。火炮。自由帽。
一月二十一。①
穷人。流浪汉。前进。罗伯斯庇尔。水平仪。
《会好的胺。从人权社又诞生了行动社。这是一些分化出来向前跑的急躁分子。另外还有一些社团在设法从那些大的社团中招募社员。社员们都因为这互挖墙角而感到为难。比如高卢社和地方组织委员会。又如出版自由社、个人自由社、人民教育社、反对间接税社。还有工人平等社，曾分为三派，平等派、共产派、改革派，还有巴士底军，一种按军队编制建立的队伍，四个人由下士领①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刑。
导，十个人由中士领导，二十人由少尉领导，四十人由中尉领导，从来没有五个以上彼此相识的人。一种谨慎与大胆相结合的创造，颇具有威尼斯式的天才。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两只手臂：行动社和巴士底军。一个正统主义的组织叫坚贞骑士社，在这些共和派的组织中蠢蠢欲动，结果它被人揭发，并被排除。
巴黎的这些社团在一些主要城市里都建有分社。里昂、南特、里尔和马赛都有客观存在它们的人权社、烧炭党、自由人社。艾克斯有一个革命组织叫苦古尔德社。我们已经谈到过。
在巴黎，圣马尔索郊区比圣安东尼郊区清静不了多少，学校也并不比城郊外清静多少。圣亚森特街的一家咖啡馆和圣雅克一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是大学生们的碰头地，与昂热的互助社以及文克斯的吉古尔德社结成同盟的 ABC的朋友们社，我们已经见过，常在缨尚咖啡馆聚会。我们先前曾提到过，这伙年轻人，也常出现在蒙德都街附近一家酒店兼饭馆的叫作科林斯的店里，这些聚会是隐密的。另一些聚会却尽可能公开，我们可以从后来审讯时的这段口供看出他们的胆量：“会议是在哪那里举行的？”“和平街。”
“谁的家里？“街上。”“哪几个组织的人来了？”“只到了一个组。”“哪一个？”“手工组。”“谁是头目？“我。”“你太年轻了，根本不可能单独一人担负起这个攻击政府的重大任务吧。你接受什么地方的指令？”“中央委员会。”
日后从贝尔福、吕内维尔、埃皮纳勒等地发生的运动来判断，军队和人民一样，也同时有所准备。人们所期望的是第五十二联队、第五、第八、第三十七、第二十轻骑队。在勃良第和南方的一些城市里，种植了自由树，换句话说，一根顶着红帽子的旗杆。
当时的局势就是这样。
我们从开始时就已提到，圣安东尼郊区，比任何其他地区的民众使这种局势变得更敏感更紧张。这儿是症结所在。
这个古旧的郊区，挤得象个蚂蚁窝，勤劳、果敢和愤恨得象一窝蜂，它在等待和渴盼剧变的心情中骚动。一切都在纷乱中，但并不因此而中断工作。这种激昂而阴沉的面貌是难以加以说明的。在这郊区里，无数顶楼的瓦片下掩盖着种种惨烈的苦难，同时也有不少火热的和稀罕的聪明才智。正是由于苦难和聪明才智这两极碰在一起，情况尤为危险。
圣安东尼郊区还有其他一些震动的原因；因为它时常受到与重大政治运动连在一起的商业危机、倒闭、罢工、失业的祸殃。在革命时期，穷苦同时是起因也是后果，它的打击常回到它自身，这些群众，有着高做的德行，充满了至高的潜在火力，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一触即发，怨怒，深沉，跃跃欲试，所期望的似乎只是一粒火星的坠落。每当星星之火被事变之风吹拂着，飘在天边时，人们就不能不想到圣安东尼郊区，也无法不想到这个由苦难和思潮所形成的火药库，可怖的机锋把它安放在巴黎的大门口。
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冷饮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我们在前面的素描里已经多次描绘过，在动荡岁月里，人们在那些地方所痛饮的，不仅仅是酒，更多的是语言。一种预兆的精神和明天的气息在那里奔涌，鼓舞着人心并壮大着人的意志。圣安东尼郊区的冷饮店有如阿梵丹山上那些建筑在巫女洞口暗会神意的酒家，一种人们凭借类似香炉的座位酌饮着厄尼乌斯①所谓巫女酒的酒家。
圣安东尼郊区是人民的水库。革命的冲力造成水库的缺口，人民的主权便沿着缺口冲出。这种主权也许有害，它和其他任何主权一样，难免发生错误，但是，尽管迷失了方向，它仍然是伟大的。我们斗胆说它象瞎眼巨人库克罗普斯的吼叫声。
在九三年，不管当时流行着的思想是好还是坏，不管那天是狂热的日子还是激动的日子，人们从圣安东尼郊区出发了，时而是野蛮的军团，时而是英雄的队伍。
野蛮。让我们在此把这词说明一下。这些毛发竖立的人们，在破天荒第一次爆发的革命动乱中，衣服稀烂，叫声震夭，横眉怒目地舞着钦锤，高举长枪，一起冲向失魂落魄的老巴黎，他们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压迫的停止，暴政的垮台，刑戮的废除，成人有工作，儿童有教育，妇女有温暖，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世界乐园化，每天都进步；他们要的就是这神圣、美好、和平的东西：进步；他们无路可走，抑制不住自己，这才大发雷霆，袒胸举臂，抡起棍棒，狂呼乱叫地去争龋这是一些野蛮人，的确，但是一些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以无限愤怒的心情宣告人权，即使要经过战栗和惊俱，他们也要逼迫人类步人天堂。他们看上去似蛮人，却都是救世主。他们蒙着漆黑的面罩要求光明。
我们承认这些人很粗野，而且狰狞，但他们是为了善良而粗野狰狞的，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种人，满脸堆笑，周身锦缎，披金挂银，彩缓，宝光，丝袜，白羽毛，黄手套，漆皮鞋，时臂支在云石壁炉边的丝绒桌面上，不紧不慢地坚持要维护和保持过去、中世纪、神权、信仰狂、愚昧、奴役、死型、战争，低声细气、温良有礼地赞颂大刀、火刑和断头台。至于我们，如果一 定要我们在这些文明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之间有所选择的话，我们宁愿选择那些野蛮人。
但是，感谢上帝，另一种选择也是可能的。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陡然下坠总是不必要的。既不要专制主义，也不要恐怖主义，我们要的是徐徐上升的进步。
有劳上帝。务使坡度舒缓，这就是上帝的全部策略。
六安的拉与他的副将们就在这段时期，安的拉感到事变即将发生，便暗中着手整顿队伍。
大家全在缪尚咖啡馆里举行地下会议。安的拉正以某种闪烁然而打中要害的语言在说话：“应当明确一下目前的状况，有哪些人是可靠的。如果需要战士，就应动员起来。准备好打击力量。这并无什么不好。在路上有牛时，过路的人，要比在路上没牛时，有更多的机会遇见牛角。因此，让我们来数数这牛群。我们这儿有多少人？这工作不能拖到明天去做。革命者随时都应抓紧时间，进步不准许延误时机。我们应当防止意外。不要手忙脚乱。现在就应检查一 下，我们所做的连缀工作是否有脱线的地方。这件事今天就须摸清底。古费拉克，你去看看综合工科学校的那些同学们。今天星期三，正是他们放假的①厄尼乌斯（Ennius），公元前二世纪的拉丁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