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沮丧的心情，马吕斯离开了吉诺曼先生的家。他进去时，只抱着微渺希望，出来时，失望却大极了。
此外，凡对人的心性从头关注过的人，对他必能理解。外祖父向外孙当面胡诌了一些什么长矛兵、军官、傻小子、表哥忒阿杜勒，这都没给他的心留下一点阴影。绝对没有。写剧本的诗人从表面看来，也许会在外祖父对外孙的表露里使情况突然复杂化，但是戏剧性的增加会损害真实性。马吕斯正当绝不相信人会做坏事的年龄，但也不是轻信一切的年龄。疑心有如皮上的皱纹。这种皱纹青年的早期没有。能使奥赛罗心慌意乱的，不能触动老实人①。猜疑珂赛特！马吕斯也许可以犯种种罪过，猜疑珂赛特却不至于。
他在街上走个不停，这是苦恼人的常态，能回忆起的一切他全不去想。凌晨两点，他回到了古费拉克的住所，衣服也不脱便一头倒在他的褥子上。当他朦胧入睡时天早已大亮。他昏昏沉沉地睡着，脑子仍在胡思乱想。他醒来时，看见古费拉克、安灼拉、弗以伊和公白飞都站在屋里，戴上帽子，非常忙乱，正要上街。古费拉克问他：“你去不去送拉马克将军②入葬？”
他听的神情好象觉得古费拉克在说中国话。他们走后不久，他也出去了。二月三日发生那次事件时，沙威曾给他两支手枪，枪还一直留在他手中。他上街时，把这两支枪揣在衣袋里。枪里的子弹原封不动。很难说清他心里有什么隐秘的念头使他要揣上这两支枪。在街上他毫无目的地荡了一整天，有时下着雨，他也全然不觉，他在一家面包铺里买了一个面包卷，准备当作晚餐，面包一放进衣袋里，便完全忘了。据说他在塞纳河里洗了一个澡，他自己却毫无印象。有时脑子里是会有火炉的①。马吕斯正处在这种时刻。他什么也不再指望，什么也无所畏惧，从昨晚起，这一步他已迈出了。他象热锅上的蚂蚁，等着天黑，他也只剩下一 个清晰的念头：九点他将和珂赛特见面。这最后的幸福将成为他的整个前程，此后，便是一片茫茫黑暗。他在最荒僻的大路上走时，不时听到在巴黎方面有些奇特的声音。他振作精神，伸着脑袋细听，说道：“是不是打起来了？”天刚黑，九点正，他遵守向珂赛特作出的诺言，来到了卜吕梅街。当他走近那铁栏门时，什么都忘了。他已有四十八小时没和珂赛特见面，他就要见到她，一切其他想法全消失了，他目前只有这一件空前深刻的事让他称心如意。这以几个世纪的渴望换来的几分钟，总有那么一种胜于一切和美不胜收的感受，它一经到来，便将整个心灵全占了去。马吕斯挪动那根铁条，钻进园子。在珂赛特平时等待他的地方却没有人。
他穿过草丛，走到台阶旁边的凹角里。“她一定是在那里等着我。”他说。珂赛特也不在那里。他抬起眼睛，望见房子各处的板窗全是关着的。他在园①奥赛罗（Othello），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一般指轻信的人。老实人（Candide），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
②拉马克（Maximilien Lamarque，1770—1832），法国将军，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著名活动家之一。
①“脑子里会有火炉的”，指思想斗争激烈。
里寻了一圈，园子空空荡荡，他又回到房前，一心要找到他的爱侣，他急得心惊肉跳，满腹疑惑，心里痛苦万分，有如乱麻，象个回家回得不是时候的家长一样，在各处板窗上一顿乱捶。捶了一阵又一阵，也顾不得是否会看见她父亲忽然推开窗子，伸出头来，狠巴巴地问他干什么。在他此时的心中，即使发生了这种事，和他猜想的情形相比，也算不了什么。捶过以后，他又提高嗓子喊珂赛特。“珂赛特！”他喊。“珂赛特！”他喊得更急迫。没人应声。完了。园子里没有人，屋子里也没有人。
大失所望的马吕斯，呆呆地盯着那所阴沉沉、和坟墓一般黑一般寂静因而更加空旷的房子。他望着石凳，在那上面，他和珂赛特曾一同度过多少美好的时辰啊！接着，他坐在台阶的石级上，心里被温情和决心所充满，他在思想深处为他的爱侣祝福，并对自己说：“珂赛特既然走了，他只有一死。”
忽然他听见一个声音穿过树木在街上喊道：“马吕斯先生！”他立了起来。
“嗳！”他说。
“马吕斯先生，是您吗？”
“是我。”
“马吕斯先生，”那声音又说，“您的那些朋友在麻石街的街垒里等您。”这人的声音对他并不完全陌生，象是爱潘妮嘶哑粗糙的声音。马吕斯冲向铁栏门，移开那根活动铁条，把头伸过去，看见一个人，好象是个小伙子，跑向昏暗中消失了。
三 马白夫先生
冉阿让的钱包对马白夫先生毫无用处。可敬的马白夫先生，素来品行端正而饶有稚气，他绝不接受那份来自星星的礼物，他绝不认同星星能自己铸造金路易。他更不会想到那从天而降的东西来自伽弗洛什。他把钱包当作拾得的失物，交给了区上的警察哨所，让失主认领。这钱包便真成了件失物。不用说，谁也不曾去认领，它对马白夫先生也没一点帮助。
在这期间，马白夫先生继续走着下坡路。
靛青的实验工作无论在植物园或在他那奥斯特里茨的园子里都没成功。上年，他已付不出女管家的工资，现在，他又欠了几个季度的房租。那当铺，过了十三个月，便把他那套《植物图说》的铜版全卖了，几个铜匠拿去做了平底锅。他原有若干册不成套的《植物图说》，现在铜版没有了，也就无法补印，就连那些插图和散页也当作残缺的废纸，贱价卖给了一个旧书贩子。他毕生的著作到此已荡然无存。他专靠卖几部存书度日。当他见到那一点微薄的财源也日渐枯竭时，他便任他的园子荒芜，不再照顾。从前，他也偶然吃上两个鸡蛋和一块牛肉，但是长期以来，连这也省掉了。他只吃一块面包和几个土豆。他把最后的几件木器也卖了，随后，凡属多余的铺盖、衣服、毛毯等物，以及植物标本和木刻图版，也全卖了；但他还有些极珍贵的藏书，其中有些极为稀有的版本，如一五六○年版的《历史上的圣经四行诗》，皮埃尔?德?贝斯写的《圣经编年史》，让?德?拉埃写的《漂亮的玛格丽特》，书中印有献给纳瓦尔王后的题词，贵人维里埃—荷特曼写的《使臣的职守和尊严》，一本一六四四年的《拉宾尼诗话》，一本一五六七年迪布尔的作品，上面印有这一卓越的题铭：“威尼斯，于曼奴香府”，还有一本一六四四年里昂印的第欧根尼?拉尔修①的作品，在这版本里，有十三世纪梵蒂冈第四一 一号手抄本的著名异文以及威尼斯第三九三号和三九四号两种手抄本的著名异文，这些都是经亨利?埃斯蒂安②校阅并得以圆满完成的，书中并有多利安方言的所有章节，这是只有那不勒斯图书馆十二世纪的驰名手抄本里才有的。马白夫先生的卧室里从不生火，为了不点蜡烛，他不到天黑便上床睡觉。当他出门时，人家都及时避开，他也察觉到了，仿佛他已没有邻居。孩子的穷困能引起一个做母亲的妇女的同情，青年人的穷困能引起一个少女的同情，老年人的穷困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这是一切穷困里最冷酷无情的。可是马白夫公公并未全部丧失他那种孩童般的宁静。当他注视那些书籍时，他的眼睛总是奕奕生辉，在端详那本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时，他总面带微笑。他的一个玻璃书柜是他保留下来的唯一不属于那些非有不可的家具之列的东西。
一天，普卢塔克妈妈对他说：
“我没有东西做晚餐了。”一块面包和四五个土豆，就是她所说的晚餐。
“赊欠呢？”马白夫先生说。
“您知道人家都不愿赊欠了。”马白夫先生打开他的书柜，好象一个父亲，在被迫交出他的儿子去让人家砍头以前，不知选谁好，对着他的那些书，他望来望去，久久不决，继而又狠心抓出一本，夹在胳膊下，出去了。两个钟头过后回来时，胳膊下已没有东西，他把三十个苏放在桌上说：“您拿去做点吃的吧。”
普卢塔克妈妈看见一道阴暗的面纱落在那憨厚老人的脸上，从此时开始，不再撩起了。
第二天，第三天，每天，都得重演一回这情形。马白夫先生带一本书出去，带一个银币回来。那些旧书贩子看见他非卖书不可了，便只出二十个苏收买他当初花了二十法郎买来的书。有时，向他收购的书商也就是当日卖书给他的那个人。一本接着一本，整套藏书就这样没有了。有时他对自己说：“不过我已年过八十了。”这好象是想说，在他的书卖完之前，他不知还会有什么希望。他的忧伤不断加剧。不过有一次他却又特别高兴。他带着一本罗贝尔?埃斯蒂安①印的书去马拉盖河沿，卖了三十五个苏，却又在格雷街花四十个苏买了一本阿尔德②回家。“我还欠人家五个苏。”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普卢塔克妈妈。这一天，他什么也没吃。
他是园艺学会的会员。学会中人知道他贫苦。会长去看他，向他表示要把他的情况让农商大臣知道，并且也这样做了。“唉，怎么搞的！”大臣感慨说，“当然啦！一位老科学家！一位植物学家！一个与人无争的老好人！应当替他想个办法！”第二天，马白夫先生收到一张请帖，邀他去大臣家吃①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 Laerce，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
②亨利?埃斯蒂安（Henri Estienne，1531—1598），法国文字学家，以研究希腊古代文字和法国语言著称。
①罗贝尔?埃斯蒂安（Robert Estienne，1503—1559），巴黎印书商，他出版的希伯来、希腊、拉丁文古籍，获得学术界广泛的信任。他是前面提到的亨利?埃斯蒂安的父亲。
②十六世纪威尼斯印书商阿尔德（Alde）印的书。
饭。他高兴得发抖，把帖子拿给普卢塔克妈妈看。“我们得救了！”他说。到了约定日期，他来到大臣家里。他发现他那条破布筋似的领带，那身太肥大的老式方格礼服，用鸡蛋清擦过的皮鞋，叫看门人见了好不惊怪。没有一 个人和他谈话，连大臣也一样。快到晚上十点了，他还在等一句话，忽听到大臣夫人，一个袒胸露背，使他不敢接近的美人问道：“那位老先生是个什么人？”他走路回家，到家已是午夜，正下着大雨。他是卖掉了一本埃尔泽维尔③付马车费去赴宴的。
每晚上床之前，他总要拿出他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书来读上几页，这已成了习惯。对希腊文他造诣颇深，因此能品味这本藏书的妙处。现在他已没有其他的享受了。这样又过了几个星期。忽然一天，普卢塔克妈妈病了。比没有钱去面包铺买面包更恼人的事，便是没有钱去药铺买药。一天傍晚，医生开了剂相当昂贵的药。并且普卢塔克妈妈的病情也严重起来了，非有人看护不可。马白夫先生打开了他的书柜，里面全空了。最后一本书也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那本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作品。
他把这孤本夹在胳膊下出去了，那正是一八三二年六月四日，他来到圣雅克门找鲁瓦约尔书店的继承人，带了一百法郎回来。他把那一摞五法郎的银币放在老妇人的床头柜上，没说一句话便回到他屋子里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他坐在园子里那块倒在地上的石碑上，从篱笆上人们可以看见他在那里整整坐了一早晨，纹丝不动，两眼朦胧地望着那枯萎了的花畦。有时下着雨，老人似乎全不觉察。到了下午，巴黎各处都发出一些不寻常的声响，好象是枪声和人群的喧嚣之声。
马白夫公公抬起了头，看见一个花匠走过，他便问道：“这是什么？”花匠背着一把铁铲，平静地回答：“暴动了。”
“怎么！暴动？”
“对。打起来了。”
“为什么要打？”
“啊！天晓得！”花匠说。
“在哪边？”马白夫又问。
“靠兵工厂那边。”马白夫公公走进屋中，拿起帽子，机械地要找一本书夹在胳膊下面，却什么也找不到，便说：“啊！对！”于是恓恓惶惶地走了出去。
③埃尔泽维尔（Elzevir），十六、十七世纪荷兰的印商，所印书籍以字体秀丽著称。
第十卷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一 问题的表象
什么东西构成了暴动？一无所有，又一切都有。一点一点释放的电流，突然燃烧的火焰，飘浮的力，游动的风。这风碰到有思想的头脑、虚幻的念头、痛苦的灵魂、炽烈的情感和呼号的苦难，并把这些全都带走。
带向何处？漫无目标。通过政府，通过法律，通过别人的豪华与蛮横。
被激怒的信念，被挫伤的热忱，被煽动的怨愤，被压抑的斗志，狂热少年的勇敢，率直慷慨的豪情，好奇心，见异思迁的习性，对新鲜事物的渴慕，使人爱看一场新剧的海报并喜欢在剧场里听布景人员吹哨子的那种心情；种种隐恨，宿怨，懊恼，一切怨天尤人自负不凡的意气；不自在，不着边际的梦想，困在重围绝境里的野心；希望在崩塌中找到出路的人；还有，处于最底层的泥岩，那种能起火的污泥，这都是暴动的成分。
最伟大的与最低微的，超乎一切之外闲游、待机希图乘势一逞的人，流浪汉，游民，十字路口的群氓，夜间睡在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段，以天上寒云为拱顶的人，不事劳作专靠乞讨糊口的人，贫苦无告两手空空的光棍，赤膊，泥腿，都依附于暴动。
任何人，为地位、生活或命运等方面的种种事情，在灵魂中敌意暗怀，便已临近暴动的边缘，一旦发生暴动，他便会开始战栗，感到自己已被卷入漩涡。
暴动是社会大气里的一股龙卷风，在气温的某些条件下突然形成，并在它的旋转运动中奔腾劈斩，把高大个子和瘦小个子、坚强的人和软弱的人、树身和麦杆，一齐卷起，铲平，压碎，摧毁，连根拔起，卷走。
谁要是被它卷走，谁要是被它碰触，定遭不幸。它会把他们在相互的冲激中毁灭。它把一种不知其详的非凡威力输送给它所控制的人。它把时局造成的力量充实每一个碰到它的人，它利用一切制造投射的利器。它使卵石变成炮弹，使脚夫成为将军。某些阴险狠毒的政治权威认为，从政权的角度看，稍微有点暴动是可喜的。他们的理论是，推翻不了政府的暴动正可用以巩固政府。暴动考验军队，团结资产阶级，活动警察的肌肉，检查社会结构的力量。这是一种体操，几乎象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会更健壮，正如人体经过按摩会更舒畅一 样。
暴动在三十年前还有过另外一种看法。对每件事都有一种自诩为“正确思想”的理论，反对阿尔赛斯特的非兰德①，居于真理和谬论之间的折中主义，解释、劝告、既有谴责又有原谅的杂碎，自以为高人一等、代表哲理的中庸之道而往往只是迂腐之见。一整套政治学说，所谓的中庸之道便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处于冷水和热水之间的是温水派。这个学派，貌似精深，实则浅薄，它只细查效果，不问起因，它从一种半科学的高度责骂公共广场上的骚动。
①莫里哀戏剧《愤世者》里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坚持是非观念，非兰德调和是非。
该学派说：“那几次暴动搅浑了一八三○年的成就，因而这一伟大事业的部分纯洁性丧失了。七月革命是人民的一场好风，好风过后，晴朗的天立现。但暴动又使天空阴云重布，使那次为人们一致欢呼的革命在争吵中大为减色。七月革命，和其他连连突击而得来的进步一样，造成不少潜在的骨折，暴动又触痛了这些暗伤。人们可以说：‘啊！这里是断了的。’七月革命过后，人们感到得了救，暴动过后，人们却觉得遭了殃。
“每次暴动，都使店铺关门，证券跌价，金融萎缩，市面萧条，实业停顿，破产纷至沓来，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失去保护，公众的信心动摇，企业紊乱，资金回笼，劳力贬值，处处人心浮动，波及一切城市。因而险象环生。人们计算过，暴动的第一天使法国损耗了两千万，第二天四千万，第三天六 千万。三天暴动就花了一亿二千万，这就是说，仅从财政的角度来看，那等于遭受一场水旱灾害，或是打了一次败仗，一个有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歼灭了。
“当然，历史上，暴动也有其美，用铺路石作武器的战争和以树枝木梃为武器的战争，两相比较，前者的宏伟悲壮并不亚于后者；一方面有森林的灵魂，另一方面有城市的肝胆；一方面有让?朱安，另一方面有贞德。暴动把巴黎性格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照得鲜红而又壮丽：慷慨，忠诚，乐观，豪放，智勇兼备的大学生，绝不动摇的国民自卫军，店员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来往行人对死亡的蔑视。学校和兵团对峙。总之，战士和战士之间只有年龄的差异，种族相同，都是一些百折不回的人，有的二十岁为理想而死，有的四十岁为家庭而亡。军队在内战中心情总是沉重的，它以审慎回击果敢。暴动表现了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锻炼了资产阶级的勇气。
“这很好。但为了这一切，就值得流血么？并且除了流血以外，你还得想想那日渐黯淡的前途，被搅乱了的进步，最善良的人的不安，失望的诚实自由派，因见到革命自己伤害自己而感到幸运的外国专制主义，一八三○年被击溃的人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了，他们还这样说：‘我们早说过了的！’再加上：‘也许巴黎壮大了，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得再加上：‘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应把话说透）虽然成功地镇压了疯狂的自由，维持了治安，但这种血腥的治安并不光荣。’总之，暴动是件祸国殃民的事。”
那些貌似高明的人——资产阶级——这样谈着，那些貌似高明的人，很自然地感到满足。而我们，我们摒弃那过于含糊，因而也过于方便的“暴动”一词。我们要区别对待一个民众运动与另一个民众运动。我们不过问一次暴动是否和一次战争花费的钱同样多。首先，为什么会有战争？这里，提出了一个战争问题。难道战争的祸害小于暴动的灾难吗？其次，一切暴动全都是灾难吗？假使七月十四日得花一亿二千万，那又怎样呢？把菲力浦五世安置在西班牙①，法国就花了二十亿。即使花同样的代价，我们也宁愿花在七月十四日。并且，我们不爱用这些数字，数字好象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只是些空话。既然要谈一次暴动，我们得就它本身加以剖析。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反对言论里，谈到的只是效果，而我们要找的是事情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个清楚。
①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机把菲力浦五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所以与英、奥、荷兰联军作战多年。
二 问题的实质
既有暴动也有起义，这两种愤怒的性质不同，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是权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会篡夺政权，为了恢复自身的权利，于是全体人民站起来，有权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在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应该看杜伊勒里宫接纳的是什么人，如果它接纳的是国王，对它进攻便是正义的，如果它接纳的是国民公会，对它进攻便是非正义的。同一门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误的，在葡月十四日①却是对的。外表类似而本质迥异，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保护的是正确的。普选在自由和自主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不能经由街道得以改变。在纯属文明的事物中也是如此，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又可能糊涂。同一种狂怒，用以反对泰雷②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歌却是不正当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掘起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游行，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③，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④，这些都是暴动。以色列反对摩西，雅典反对伏西翁，罗马反对西庇阿⑤，是暴动，巴黎反对巴士底则是起义。士兵反对亚历山大，海员反对哥伦布，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也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和哥伦布一样，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向文明赠送一个大陆，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而对此的任何抗拒都有罪。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群众成为人民的叛徒。比如私盐商贩的长期流血斗争，这一合法的慢性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人民胜利的日子，却忽然归附王朝，一变而为朱安暴乱，使反抗王室的起义转为拥护王室的暴动！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商贩们逃离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尚未解下，便又戴上白帽徽。“打倒食盐专卖政策”，忽又变成“国王万岁”。真是咄咄怪事！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①、九月的扼杀者②、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③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米克雷④、绿徽党⑤、辫子兵⑥、热胡帮⑦、①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
②泰雷（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狠毒。
③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
④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
⑤西庇阿（Scipion，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
①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杀害。
②九月的扼杀者，所指的是“九月暴徒”。
③德?朗巴尔夫人（de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
④米克雷（Miqeulets），原为受招安的西班牙匪帮，参加西班牙军队。拿破仑在一八○八年创建法国的米克雷军团，用以镇压西班牙。
⑤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
铁臂骑士⑧，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暴动。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分辨的，它不一定来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不一定是理智的暴怒，或会有坼裂的铜钟声，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的声音。狂热和无知的骚乱和前进中的动荡不同。站起来，可以，但方向只应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向后的强烈步伐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迸。为起义而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暴动的只是它们的泥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是暴动。
因此，正如拉斐德所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起义能说是最神圣的义务，暴动也可称是无可挽回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二者也有区别，起义是火山，暴动是草火。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发生在政权之内。波林尼雅克搞的是暴动，卡米尔?德穆兰是治理国家。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全新的方式，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受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替代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①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中的人物。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②的大规模放逐，这件事也引起了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其成为大面积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约翰③站在山石上，就象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④，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准确些，他是罗马人。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进行雕琢是平淡无味的，而更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风格。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魔力，使思想经过过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那些象花岗石一样坚固的文章，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说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凭添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⑤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多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⑥辫子兵（caden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
⑦热胡帮（compagnonsdeJe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
⑧铁臂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
①赛伊尼（Sye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
②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
③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
④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
⑤韦雷斯（Verre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被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
一个伟大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就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提提，应当注意塔西佗并非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之人。他们的相遇是神秘不给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给他们规定了入场和出场的时间。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略去了这两个伟人的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了不公正。并非上帝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入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①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可能。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然而在一些没有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更为丑恶。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赤裸裸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驳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②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畸形的卑劣是与暴君的丑恶面貌相吻合的。奴隶们的卑鄙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映出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③时代如此，康莫德④时代如此，海利奥加巴尔⑤时代也是如此，但在恺撒时代，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所有的臭味。
自此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该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的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而言，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①，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②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无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③事件，出发点正确，悲壮和正义，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却不对。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①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规矩。
②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连续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
③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
④康莫德（Comm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
⑤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eliogabale， 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淫乱的代名词。
①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
②加斯特（Gaster），法国古小说中人物，此词的意义是肚子或胃。
③比尚赛（Buzanc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
残暴不堪，乱打一阵，象一只瞎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 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喂养人民的愿望很好，而残杀他们便很坏。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支解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总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无比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象莱茵河那样注入了沼泽。
这些都是往事，未来则又不一样。普选有这样值得钦佩之处，它原则上消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战争就此消亡，不论街垒战或国境战。这是必然的进步。不问今天的情况如何，和平是明天的事。
总之，起义与暴动不同，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理解这种细微的分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是纯粹的叛乱，是看门狗想咬主人的反抗；想咬人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狗用大声或小声狂吠着，直到狗头的形象突然变大的一天，暗中隐约出现的是一只狮子的脸。
于是资产阶级就喊起来：“人民万岁！”
经过这样的解释，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是什么？是暴动？还是起义？
是一场起义。
从这场可怕事变的舞台布置，我们可能把它说成是暴动，但这仅是表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一八三二年的事变，在它爆发的速度和它悲惨的熄灭中都表现出了无限的伟大，就是那些只认为它是暴动的人也不能不以尊重之色来谈论它。在他们看来这仅是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骚动的思潮不会在一日之内平静下去。一切革命不能一刀把它垂直地切断。在恢复平静之前必须经过一段波折，好象高山慢慢到达平原一样，好比没有汝拉山区就没有阿尔卑斯山脉，没有阿斯图里亚斯，就没有比利牛斯山脉。
在近代史中，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之为“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具有戏剧性的事，历史学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它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微小枝叶，已消失在遥远的历史里。在所谓的暴动时期这类琐事极多。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是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形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们来披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谈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所见。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希望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大概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情实景。
三 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的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的心情之上，蒙上一层说不出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当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掉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他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绝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带有一把利剑。正如他的老前辈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起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能提供机会的未来，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个人受了侮辱。他对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种种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于心。在他弥留时，在那最后一 刻，他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是预料中的事，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也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量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根鞋匠拿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铁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我呀！我还没有武器。”
“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
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了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家伙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家伙。”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即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商。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失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愿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六月五日那天，时雨时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通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特意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焦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头上戴着纸帽的，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而万众一心，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佩着两支手枪，好象是在检阅他的队伍，那队人便在他前面从送葬行列中脱离。在大路的横街里、树枝上、阳台上、窗口上、屋顶上，人头攒动，有如蚂蚁，男人、妇女、小孩，眼晴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情不自尽地望着他们。政府在旁边注视。它手按在剑柄上注视。人们可以望见，在路易十五广场上，有四个卡宾枪连，长枪短铳，子弹入膛，弹盒饱满，人人骑在鞍上，军号领头，一切准备就绪，正待命行动；在拉丁区和植物园一带，保安警察队从一条街到一条街，分段站岗守卫着；在酒市有一中队龙骑兵，格雷沃广场有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半，另一半在巴士底，第六龙骑联队在则肋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集满了炮队。其余的军队在军营里，巴黎四周的联队还未计算在内。提心吊胆的政府，在市区把二万四千士兵，在郊区把三万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