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天，即9月11日起，洛伊斯开始在中央处理室做磨粉机助手，她负责检测热黑色矿或"集中矿"的密度和温度，然后这些矿石就会被运往小球厂或棒磨室。那天，棒磨室停产，一群维修师在那里检测。当洛伊斯走到供给棒磨室矿泥的二楼时，看到覆盖着煤烟的黑墙上用白粉笔写着"干她们"，或"干她"之类的话。如果空间不够大，就只写着FTW，＊但在那里的维修师好像根本没看到洛伊斯一样。
洛伊斯没有理会这一切，就去做自己的工作：检测油压、温度和传输带。当她来到棒磨二室时，注意到在齐胸的高度，有一根绳子挂在本来是挂水管的钩子上。绳子打了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绞刑架。洛伊斯马上反应到，这是别人给她的一个信息，但她很快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胡思乱想罢了，把这个想法驱走后，就重新回去工作。
她到了中央处理室的另外一头去取样。几分钟后，当她回来时，绳子已经被移走了，现在，它被挂在平视就可以看到的一个桶边上，这回，她无法视而不见。"当我第一次看见它时，虽然吓了一跳，但我没有立即得出结论，"洛伊斯说，"当我第二次看见它时，它恰好放在我无法看不到的地方，我知道这是冲着我来的。我浑身颤抖，非常恐惧，僵硬地站在那里，颤抖着，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控制住。'我没有离开。我必须上班。"
尽管洛伊斯不停地投诉，但绞刑架还是在那里又呆了几天。慢慢地，她由恐惧变成了生气。她想把这一幕拍下来寄给博勒，但是周围总是有很多人。
1988年9月，案件和抗议书已经在矿厂引起了很大反响，这时，鲍勃·克拉斯加开始在矿上做档案和福利部的主管，负责向人力资源部的主管鲍勃·莱茨提供报告。克拉斯加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又高又瘦，1957年毕业于希宾高中。然后，他离开铁矿山去明尼阿波利斯念大学，除放假以外，他一般不回家。1988年，克拉斯加，这位美国钢铁公司一位矿工的儿子，必须回家照顾他生病的父亲。他在西雅图的工作是做雷尼尔太平洋银行人力关系部的主管。当他失业后，有着十五年处理人力关系经验的克拉斯加找到他儿时的伙伴鲍勃·莱茨，想找一份工作。莱茨有充分的理由接纳克拉斯加：雷尼尔银行有五千名员工，而矿厂才有六百四十三名。
雷尼尔在银行工作时曾经制定过性骚扰政策和纠纷处理程序。银行百分之六十的员工是女性，但性骚扰极少发生。"制定性骚扰政策和纠纷处理程序后，发生性骚扰案件的几率就不会太大了。"克拉斯加说。在埃弗莱斯矿，"我们什么都没有。"纵使克拉斯加在矿山长大，但他离开太久了，连他都被男矿工们对待女矿工的方式震惊了。"很多男矿工都对女人怀有恶意，他们说着一些关于女人的很粗俗的话。他们认为女矿工们已经得到了好处，不应该再抱怨什么：做着本属于男人的工作，她们还想要什么呢？"
每天早晨七点三十分，克拉斯加和莱茨都要在37号公路旁的郊区保龄球场见面，然后合伙驾车上班。在每天十八里长的旅途中，莱茨会经常对克拉斯加说，他最大的失误就是雇佣了女工，她们的故事都是编造的而洛伊斯是最善于制造麻烦的一个。莱茨的想法给克拉斯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思想顽固而且落后。"克拉斯加后来回忆说。
秋天来了，斯坦·丹尼尔斯让莱茨写一份关于纠纷解决的建议书交给奥格勒比·诺顿。斯坦建议说工厂最好制定正式的性骚扰政策，并偿付给帕特和洛伊斯共五千美元。后来，莱茨告诉克拉斯加说，他把建议书提交给在克利夫兰的管理人员，但他们的反应是"他妈的。"莱茨和其他基层管理人员将之视为一种指示，后来这也成为他们对待诉讼的官方态度。
克拉斯加非常关心公司和莱茨的工作方式，因为他认为公司正在给自己惹更大的麻烦。克利夫兰的管理人员"一点都不了解矿上的情况。"每次他们都是乘直升飞机到希宾，然后由克拉斯加去那里接他们到福布斯。整整一天，他们都会呆在总办公楼的会议室里，讨论产量、利润增长及预算问题。"有时他们会非常敷衍地参观一下工厂--开着车，在其中一栋建筑前停下，进去看看，"克拉斯加说。
洛伊斯提起诉讼后几个月，福特公司的一个代表，也就是矿上的一个股东，来到矿上参加董事会。会议结束后，他来到克拉斯加的办公室问一些关于性骚扰诉讼的问题。他说福特公司有性骚扰政策，他很乐意让自己的员工帮埃弗莱斯矿起草一份。当他又把这些话讲给莱茨时，莱茨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也不需要性骚扰政策。"这个从福特来的人只好耸耸肩，说，"好，反正我说过了。"
这件事情过后，克拉斯加意识到催促解决这件事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从1965年起，莱茨就在矿上工作，除此之外他不懂任何事情。"奥格勒比·诺顿那时正在准备辩护，"克拉斯加回忆说，"人力和工厂关系部的副主管比尔·拉夫，每天下午都要和莱茨通话，他的立场是那些女矿工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我们很快就能把她们打败。"每当克拉斯加试图向他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解释性骚扰时，他们根本什么都听不进去。克拉斯加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工厂免于承担责任。
在洛伊斯案件处于调查阶段时，原被告两方都互相询问对方并向对方要一些材料。圣诞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博勒给洛伊斯寄来一封信，解释说这是公司第一次要求从她这里得到一些文件和信息，公司要她提供与她在埃弗莱斯的工作、不满、行政诉讼、对公司提起的诉讼及她的金钱要求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他们还要她的病例记录，以及其他在法庭上可以作为证据、可能与诉讼有关的文件。公司还寄来一份长十五页的质询表，上面列着范围相当宽泛的一系列问题：她曾经居住、上学或工作过的任何地方；她所卷入的任何刑事或法律案件；任何了解她的诉讼的人的名字，或可能的证人以及为什么；与她诉讼有关的任何细节；促使她提起诉讼的任何行为，包括每一例性骚扰；以及支持她要求损害赔偿或其他救济的任何事实。
最后两个问题表明公司在辩护时打算采取谴责受害者的赖皮战术。第41个问题是："如果你曾在被告的工作场所说过什么骂人的话或做过什么淫秽的动作，……请详细描述。"洛伊斯回答说，自己很少骂"他妈的"，但在极个别的场合下，曾经骂过，那是最近两年的事情，那时，他们知道我已经被逼得忍无可忍了。
第42个问题是："如果你曾在被告的任何一处工作场所做过什么有感情色彩的举动，包括但不限于亲吻、触摸或拥抱等，详细描述每个动作的性质、日期和地点，并指出所有当事人及见证人。"洛伊斯回答说，在公司，我从未摸、拥抱或亲吻过任何包括我丈夫在内的人，但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在韦恩·希尔的退休聚会上--我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一次是查尔斯·诺瓦克退休时--我们拥抱了一下。
1989年1月1日，保罗·斯普伦格尔和简·兰开始正式合作，"斯普伦格尔＆助手"律师事务所更名为"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新成立的律所也在努力寻找一些新的材料：他们向埃弗莱斯矿索要雇佣和提拔记录及员工档案；质询有关雇佣和提拔的做法；如何处理性骚扰控诉；以及用人政策和程序。
洛伊斯回答公司的质询时，帕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工作了。一年前，帕特扭伤了脚踝，一直没有痊愈。她拜访了铁矿山的脊椎指压治疗师、按摩师和几位医生，但没有一个人能帮助她。她脚踝的问题渐渐蔓延到腿部，尽管腿疼的不是非常厉害，但是肌肉在萎缩，走路也有些瘸。1989年1月8日，当帕特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做完排除脊椎瘤、糖尿病和多发性硬化之后的检查之后，医生告诉帕特她得的是卢·格里克的病，即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
医生解释说这种病的起因是精神紧张，肌肉若不能接受神经传来的刺激，就会萎缩，最后会导致全身失去控制，以及呼吸和消化功能的丧失。确诊后，百分之五十的ALS患者会在十八个月内死亡，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存活超过五年。医生预言帕特还可以再活一至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