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先是休完了她的假期。然后她又填了鲍勃·克拉斯加给她送来的病假、事假申请表，这样她仍然能领到救济工资。“我不停地哭，脖子、头都很疼。我比以前更加恐惧。”休完假期后，洛伊斯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正常，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去工作了。从二月份起，洛伊斯开始吃治疗抑郁的去甲替林和氯硝西泮，这使她安静了很多。四月份，她从邮箱里第一次领到每月九百九十七美元的救济金，这是她平常薪水的一半，也差不多是她每月药品开支的一半。洛伊斯也不能要求退休金，因为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不想使退休前必需的体检成为将来可能为法庭认可的证据。
洛伊斯的经济状况日益糟糕，她再也无力支付位于吉尔伯特的房屋的租金。五月，在哥哥杜安——现住于明尼阿波利斯——及格雷格——今年二十四岁、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帮助下，洛伊斯搬到铁山附近专门提供给老人和残疾人等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里。洛伊斯的父母退休后也搬到内华达州，她那与格雷格同在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哥哥，利兰的家也在那里。只有姐姐玛丽琳的家距离洛伊斯最近。洛伊斯似乎自己不能做饭、熨衣服了，她会把食物一直放在炉子上烤，也会让熨斗一直通着电，还会把一个星期内用过的盘子都放在她窄小的厨房的水池里，而自己根本没力气洗。长期的压力使洛伊斯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废人。
更糟糕的是，洛伊斯搬到铁山一个月后，男朋友乔·比约格就和她分手了。他们一直分居两地，这种维持了四年的关系从去年起开始紧张起来，空间距离和洛伊斯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们的关系日益疏远。但他们依然经常通话，洛伊斯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安慰。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给他说爱他，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洛伊斯哀求道：“我需要你的回答。”当他们于六月份再见面时，洛伊斯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药物已经把你改变，我想我们应该分手了。”
并不只是洛伊斯的健康状况变得如此糟糕。集团诉讼资格听证会过后，凯西·安德森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1991年12月底，也就是裁决下来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她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一次，当她在狭小的破碎机室用棍子撬动大石头时，两块大石头从五十米高的通道上掉下来。如果不是凯西的工友看到这两块石头并把她推开，它们就会砸到她头上。那么石头的降落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于谁的故意？凯西确信有人试图杀她——这是她一直担心的。她也患了妄想症，只得休假回家。一回到家，她就倒在沙发上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她不再洗澡，却开始大吃大喝。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患了精神病，在医院住了五天。1992年2月中旬，拉考斯加医生诊断凯西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并给她开了镇静剂。“我必须依赖很多药物，我在众人面前几乎抬不起头来。”她回忆说。凯西申请了社会保障残障福利金，从此再没去上过班。
5月13日，因洛伊斯和凯西日益恶化的处境而深感不安的马茜·斯蒂尔，首先提出和解建议，她知道其他妇女很快也会改变对洛伊斯、凯西及整个案件的看法。她希望能为双方开辟对话途径。她刚好有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于是就以请大家观赏珠宝为名，把大家召集起来举办了一个珠宝聚会，受到邀请的有洛伊斯、凯西、琼·亨霍尔兹、戴比·塞莎、黛安·霍奇和简·弗兰德。琼和戴比曾在法庭上作过对洛伊斯不利的证言，黛安虽未曾去法庭作证但却为公司录过口供，她们三个都在抗议书上签过字，而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都没有跟洛伊斯和凯西讲过话。
妇女们在马茜那间舒适的、用蓝白墙纸装饰的厨房里相聚。头一个小时里，她们互相开一些玩笑，试戴各种手镯、耳环和项链，然后话题转到洛伊斯和凯西的诉讼上。黛安解释说斯坦·丹尼尔斯曾于一年前承诺成立性骚扰委员会并颁布性骚扰政策，但直到现在还没兑现；琼·亨霍尔兹说斯坦不回她的电话。“我们逐渐知道自己被利用了，”马茜承认，“尽管我们没有参加这次诉讼，但他们对我们仍然不好。”
她们各自谈了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挫折，一直到很晚。
集团诉讼听证会上，她们只是在轮到自己作证时才到法庭，因此相互都不了解其他人的故事。“每个人都讲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黛安回忆说，“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事其实非常普遍。每个人的想法都和我差不多，认为自己的倒霉根源于自己的性格。在我们坐在一起互相倾诉之前，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
快到凌晨一点钟时，黛安·霍奇说：“各位，你们能说矿上没有性骚扰吗？你们能说自己没有遭遇过性骚扰吗？”房间立刻安静下来。“你们现在能对洛伊斯说，‘不，我们不能和你一起去法庭吗？’”当这些妇女们从马茜家走出来，融入繁星满天的夜空，将汽车发动时，“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加入到诉讼中。”马茜说。
洛伊斯的PTSD病的症状之一就是不再有感情，但她非常感谢那天晚上她们对她的友情。在被孤立这么久之后，她终于重新走进她们的生活，她很喜欢这种感觉，但她仍然体验不到兴奋或喜悦，她已经混乱不清的大脑仿佛要保护她再受因失望带来的伤害。那天晚上她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没有人给“斯普伦格尔＆兰”打电话，这是件好事。
除了雷·埃里克森询问证人的手段卑鄙不说，保罗·斯普伦格尔还认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奥格勒比·诺顿肯定会搞定这一切。毕竟，在取得集团诉讼资格之后，很多事也就随之确定。这一资格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原告不再是因被收买而可以轻易改变其主张的三个人，公司现在必须面对的是自1983年以来在矿厂工作过的所有按小时拿薪水的女矿工，公司也不清楚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花费及将来判决下来之后，还要赔付多少钱。
罗森鲍姆的裁决下来之后不久，德卢斯一位叫帕特里克·麦克纳尔蒂的联邦地方法官就退休了，雷·埃里克森接替了他的位置，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马上就会看到，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集团诉讼资格问题上，埃里克森没有为公司赢得胜利，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会导致他被公司解雇或处于被解雇的边缘，但无论如何，当埃里克森成为联邦地方法官时，公司却拒绝继续接受他位于德卢斯的律所的服务，而改为让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更著名、历史更悠久的“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