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4日
洛伊斯诉埃弗莱斯矿一案的争论焦点已经转为女矿工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则试图证明：在矿上工作并未对女矿工们造成情感伤害，如果她们真的精神或情感失常，那一定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妇女们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她们对每位妇女自出生起的私生活进行详细询问，直到妇女们对这些问题麻木。
5月14日早晨，洛伊斯和米歇尔·麦思茨吃着鸡蛋和烤薄饼，慵懒地过了两个小时，她们还沉浸于头天晚上宴会的热情中。回到家后，洛伊斯注意到她电话机上的红灯在闪，按下播放键，她听到一个女人在尖叫着："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开始，洛伊斯没听出来这就是琼·博勒，就在昨天晚上，这位律师的声音还像往常一样平静而恰到好处。"这不是博勒一贯的风格，"洛伊斯对米歇尔说，"我从未听到博勒这样兴奋过。"
洛伊斯用颤抖地手拨了"斯普伦格尔＆兰"在明尼阿波利斯办公室的电话，这个号码她早已烂熟于心。博勒接了电话，告诉洛伊斯凯尔判决的主要内容。洛伊斯把电话递给米歇尔，也让她能亲而听到好消息。电话挂断后，这两位老友既放松又兴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如果说这件事情还能更好，那就是若昨天晚上得到这个消息，我们就能在晚餐时一起庆祝，"洛伊斯说。
米歇尔深表赞同："满屋子里的人都会兴奋得大叫起来。"
这两位妇女钻进米歇尔的车里去了弗吉尼亚地区医疗中心。到帕特病房时，她正躺在病床上打盹，她的呼吸沉重，发出很大的声响，屋子里依然能闻到头天晚上她们送来的花的香味。洛伊斯和米歇尔各拉了一把椅子在帕特的床两边坐下，握着她的手，轻轻把她摇醒。
"帕特，"洛伊斯说，"我们赢了，凯尔将强制矿厂制定反性骚扰的政策。"帕特浑浊的蓝色眼睛有了光亮。"我们也输了一些，"洛伊斯继续说，"凯尔不认为拿固定薪水的姐妹也是集团的一部分。"
洛伊斯说完后，帕特把一个小东西举到脖子旁--她的肺炎反复发作，于是医生给她的气管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她要借助于这个盒子才能说话，它发出的声音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帕特说："好姑娘！我们把他们打败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洛伊斯至少每星期去医院看望帕特两次，她的肺功能正在逐渐衰退。"帕特正在忍受着缓慢的死亡，但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医生说。而帕特则以其勇气和优雅承受这不可避免的一切，她的性格中确有些弱点，但对洛伊斯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现在她才能分享帕特的问题和恐惧，而不必担心遭到帕特的评判和猜疑，这实在很让人心酸。
在帕特的病房里，这三位最初的原告一起呆了一个小时，她们还像以前那样，商量下一步该采取的行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们同时也在尽情品尝着胜利的喜悦。
夏初，快到手的胜利看起来却要蒸发。6月22日，双方律师在圣保罗与凯尔法官会面，这次听证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凯尔曾承诺要签发的禁令的合理范围。准备听证时，博勒花了好几天起草禁令，它将要求埃弗莱斯矿制定对员工进行性骚扰培训及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报告、调查和解决的政策和程序。
听证会上，公司争辩说没必要签发如此详细的禁令，因为公司现在已经"自愿"制定并实施解决矿上性骚扰问题的行动计划。尽管公司不能向法庭提供详细计划--还没写出来--公司向凯尔保证他们一定能解决他在判决书中提到的问题。
这正是博勒一直担心的：一旦公司被强制实施某个政策，它将抢先说会"自愿"这样做。在她看来，公司的行为无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但她知道除非必要，否则法庭不愿意干涉公司的内部事务。听完双方的争辩后，凯尔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方式--尊重了公司的承诺，他只是命令埃弗莱斯"停止并结束"维持恶意的工作环境，并在将来某个时候提交给法庭其行动计划。
博勒很沮丧，她被完全搞糊涂了：凯尔在先前的判决书中对埃弗莱斯进行了如此毫不留情的指责，现在却相信公司会自己纠正其行为。和罗森鲍姆法官一样，凯尔或者是不明白公司自清门户的意图，或者是不知什么原因，不愿意根据公司的现状得出逻辑结论。由于联邦法官从来都不评价他们的判决，只有凯尔自己知道为什么他决定相信奥格勒比·诺顿的承诺。
尽管当时看起来很偶然，但听证会结束后却似乎有了转机。《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在某些复杂案件中，法院可以指定一位特别专家--通常是退休法官、地方法官或会计师--来负责诉讼、主持听证会并向法庭提出建议。该规则通常适用于损害赔偿的计算可能很复杂，或听证会可能耗时很长的案子。
斯普伦格尔和博勒认为洛伊斯案符合该条的规定。凯尔的判决书认定埃弗莱斯所维持的含性恶意的环境对所有按小时拿薪水的女雇员都构成了性骚扰。现在法院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位原告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损害，作为补偿，埃弗莱斯矿必须要支付给她们多少钱。
其实，集团一方有多少成员，损害赔偿阶段就有多少次小审判，每位妇女必须证明她身处埃弗莱斯矿恶意的工作环境中，并受到可以计量、可以赔偿的损害。这意味着，必须提供医疗记录和其他文件，必须采集证人证言，各方的精神健康专家必须对每位妇女进行评估，必须为每位妇女的控诉寻找证据。无论如何，这都将是一个耗时长久的过程。斯普伦格尔和博勒相信一位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案子中的特殊专家将会使案子得到更快的解决，而凯尔则做不到这一点，他确实太忙了，案件堆积如山。
斯普伦格尔和博勒相信，根据一个古老的理论：迟到的正义是对正义的否定，延迟会有利于被告，他们敦促凯尔将此工作移交给某特殊专家，并列出五位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几位地方法官。基于同样的理由，"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却强烈反对这一请求。凯尔最终同意指定一位特殊专家，但很快，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就为他们的胜利而感到遗憾--凯尔没有从他们推荐的候选人中选一位，而是指定了帕特里克·麦克纳尔蒂，他是一位来自德卢斯的已退休的联邦地方法官。
麦克纳尔蒂的职位被奥格勒比·诺顿的前任法律顾问雷·埃里克森接任。二战期间，他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1949年，他以最高的荣誉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在德卢斯的法律圈里，麦克纳尔蒂以他对案件的执着研究而著名，他与德卢斯商界和政治界联系很密切，是哥伦布爵士俱乐部和国家北方俱乐部的成员，在那里，他和城市里最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打高尔夫球。
后来，斯普伦格尔称任命麦克纳尔蒂的决定是"噩梦的开始"。麦克纳尔蒂曾任联邦地方法官多年，但现在，七十一岁的他被认为风华已逝。"他们想让雷·埃里克森取代他，因此让他辞职了，"斯普伦格尔说。斯普伦格尔猜测，凯尔之所以把这个案子交给麦克纳尔蒂是因为想弥补他被说服提早退休这一事实。
斯普伦格尔不希望麦克纳尔蒂接手这个案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几年前，在德卢斯一个由罗森鲍姆主持的听证会上，一位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律师曾将她手里几个就业歧视案件交由斯普伦格尔代理，这位女律师告诉斯普伦格尔说她不希望麦克纳尔蒂审理任何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案件，因为有一次，当审理由她代理的一个案件时，麦克纳尔蒂曾向她调情。当时，斯普伦格尔并未多想，但当凯尔指定他为詹森案的特殊专家后，他又想起了那次谈话。如果这位女律师还活着，他就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个书面陈述，并据此请凯尔法官不让麦克纳尔蒂处理这个案子。但现在既然无从得到她的证言，他就没有证据，因此也没有理由请求麦克纳尔蒂回避。
1993年10月22日，《梅萨比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法律声明，针对的是"现在或1983年12月30日以前曾在埃弗莱斯矿工作过的所有女计时工"。它简要解释说法院查明埃弗莱斯矿在性骚扰及拒绝提升女雇员的职位方面，"违反了《明尼苏达州人权法案》及《人权法案》第七条的规定"；声明中还说集团一方的妇女有权要求金钱损害赔偿，每位希望获得金钱损害赔偿的人必须将报纸上的申请表剪下来填写后，于1993年11月30日前寄到"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
很快，洛伊斯就被淹没于女矿工们打来的电话中，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于五年前在反对她诉讼的抗议书上签了名，现在却希望在赔偿请求表的填写方面得到洛伊斯的帮助，她怀疑吸引许多人前来的不是正义，而是金钱。但她仍然给提出要求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帮助。她说："不管她们的动机是什么，她们都在矿上同样的环境中工作过，而我有什么权利去判断她们的请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