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声明使她以前的一些同事第一次主动来找她，同时也引发了矿山的一些波动。几个星期后，一封致编辑的信出现在《梅萨比日报》上，这封信是明塔克矿一位妇女写的，其内容反应了矿山很多人依然怨恨诉讼及参加诉讼的人。
"我已经在明塔克矿的工厂和大坑工作两年了，我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工人和管理人员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这位妇女写到，"不要让三个女人的经历和一位法官的判决破坏了你们对在矿井里辛勤工作的数百位父亲和儿子的印象。"
洛伊斯试图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但对朱迪·加瓦勒，她却做不到这样。1984年，朱迪被裁员，1988年，当工厂召她回去工作时，她没有去。"我对自己说'我不能再回到那个地方，绝对不能。'太危险了。"在案件的审判初期，洛伊斯、海伦·鲁本斯坦及博勒曾邀请她也参加进来，但她拒绝了。朱迪是一个羞涩、内向的女人，矿上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使她觉得羞辱不堪，连衣服上精液的事情她都没有告诉丈夫，更不用说，一个矿工追赶她并威胁要强奸她的事情了，她只把这些事告诉过梅维·梅基、洛伊斯和帕特。
在提交赔偿请求书的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洛伊斯打电话给朱迪，她请求到："朱迪，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的遭遇是埃弗莱斯矿发生的最恶劣的事情之一。"
"我不想参加，洛伊斯，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会让我很不舒服。"
但朱迪没有完全拒绝，一个小时之后，洛伊斯又把电话打过去。
"你决定了吗？"
朱迪很不情愿地从报纸上剪下那则通知，填好后装入信封。她在邮局关门前十分钟赶到那里，刚好赶上盖邮戳，邮戳显示的日期是1993年11月30日。
最后，除了洛伊斯、凯西和帕特之外，另有十八位妇女提交了金钱损害赔偿请求。集团一方现在共包括二十一位妇女，她们都是埃弗莱斯矿现在或以前的小时工。斯普伦格尔和博勒把这些请求进行分类时，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米歇尔·麦思茨是退出后又加入的；安吉尔·阿拉斯帕、马茜·斯蒂尔和康尼·萨里以前曾作过证；1988年曾在抗议书上签名的一些女矿工也提交了请求，其中包括琼·亨霍尔兹、黛安·霍奇、戴比·塞莎、普里西拉·罗比茨、贾尼斯·沃林·弗兰德和丹尼斯·维斯尔；也有几位博勒不认识，她们是雪莉·伯顿、马杰·托尔伯特、玛里琳·格雷纳和奥德丽·丹尼尔斯（斯坦·丹尼尔斯的前任弟媳）。
当时，"斯普伦格尔＆兰"经研究发现在单独的性骚扰案件中，陪审团一般会判原告得到五万美元的赔偿，但若案件的恶性程度较高，则会达到二十五万美元或更高。律师们看过她们的赔偿请求后确信，埃弗莱斯矿女矿工的经历比全国任何一起性骚扰案件都要严重。
距圣诞节仅四天时，博勒向集团一方汇报了工作计划，说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我们将为接下来的听证会做准备，在这次听证会上，将确定你们每个人获得的金钱损害赔偿额。我们会需要你们提供就医记录，也会收集其中一些人的证言。"她还告诉她们，埃弗莱斯现在提出对每位妇女赔偿三千美元，但没有一位妇女接受这个数额。
几个星期后，博勒给这些妇女寄了另外一份工作计划，向她们解释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她试图让她们做好准备，因为这一阶段将比其他任一阶段更具侵犯性。"审判时，我们必须证明的一个问题是，在埃弗莱斯矿工作给你们的精神和感情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为了向法庭提供最有力的证据，我们将请像克莱尔·贝尔这样的心理专家检查你们的就医记录并与你们谈话，以形成一份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你们的专家意见。被告方也会请一位心理专家检查你们的就医记录、与你们谈论你们的感觉问题。"最后，博勒说："我们将尽量保护你们的隐私。"但即使是她也不能预见将来究竟会如何。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一案的争论焦点已经由工厂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转为女矿工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1991年以来，《人权法案》第七条和明尼苏达州法律均规定性骚扰的受害者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赔偿数额是三十万美元，但明尼苏达州法律却没有做上述限制。因为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是同时根据州法和联邦法律提起的，因此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最高额的限制。
但问题不是她们可以主张多少赔偿额，而是可以证明什么，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是法律一直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损害还包括可以计算的物质损害，情况将有所不同：若两辆汽车追尾，则很容易计算对被追尾汽车的损害或修理费，这将取决于汽车或服务的市场价格；若被追尾的汽车司机在这次事故中断了一条腿，情况则稍微复杂些--对人身损害的赔偿额相当于司机的医疗费及其误工期间的收入。
法律还允许司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数额比较不容易确定，现在对痛苦还没有精确的计算办法。但普通人都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曾亲身经历过，所以会对因摔断腿而引起的痛苦的"价值"有大致估算。
当仅存在情感或精神损害时，数额则更难计算。首先，律师必须证明存在着伤害。情感或精神伤害并不表现为失血、肿胀或骨折，也无法通过拍摄或照X光来取证。经验能判断身体损害之存在，却往往不能感觉到精神损害的存在。精神伤害只能通过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样的主观科学来诊断，而这些还不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
其次，即使人们能证明精神或情感伤害的存在，也很难证明行为和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们可以证明若不是因为车祸，腿就不会摔断；但要证明若不是因为车祸，这个人就不会沮丧、不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不会紧张、妄想或失眠等就困难得多，因为他情绪低落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如孩子生病、丈夫辱骂或父母过世等，他也可能多年前就受过很严重的外伤，精神只是在最近才受到伤害。
此外，即使能证明精神损害的存在，也能证明损害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还存在损害"价值"多少的问题--正常的情绪、积极的心态及良好的睡眠的市场价是多少呢？
如果医学只能粗略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受证据规则及法律职业者无情的怀疑态度阻碍的法律就更无从对之做出精确回答了。最后，赔偿的数额只能依赖"专家"的大概猜测，他们往往凭借稍微多一点的学术知识和能力说服其他"专家"及法官、陪审团。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目前就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借助于她们的心理专家的证言，女矿工们将试图证明：在恶意的环境中工作使她们受到了可以计算的精神或情感伤害。"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则试图证明：在矿上工作并未对女矿工们造成情感伤害，如果她们真的精神或情感失常，那一定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妇女们将受到更大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