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们一到那里，诺瓦克就把她们带到候诊室，逐一为她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测试并详细询问了每位妇女的情况。在后来对洛伊斯的诊断报告中，她写到："洛伊斯曾经并正在忍受着埃弗莱斯矿的性骚扰和报复，这使她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病症状。长期以来，她一直担心她的个人安全，同时她也自卑、孤立。她所信赖的同事对她的伤害或背叛使她悲伤不已；她时常失眠，并做噩梦；对于周围的环境，她过于神经质、敏感；她对以前的大部分活动都失去了兴趣，并被周围的人日益疏远；她也变得易怒，如果有什么东西促使她回忆起以前受的伤害，她就会心慌。"
诺瓦克总结说，这些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及抑郁的症状。诺瓦克承认洛伊斯的生活中也存在着其他压力，如她与父母的关系及她被强奸一事等，但在性骚扰发生之前，洛伊斯都能将之进行妥善处理，以前她也没有任何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抑郁的症状。
总之，诺瓦克写到，"背叛、伤害、耻辱及性骚扰的其他影响"已使洛伊斯"无论在处理工作、私人或社会关系方面，都再也不可能信任别人，也再也不可能与他人，特别是男人，建立有效而亲密的关系。"诺瓦克指出洛伊斯的症状可能将长期存在，但稍微让人欣慰的是，在经过多年的治疗后，她的身体可以恢复到能做兼职的程度，但收入却再也不可能达到过去的水平。
对于凯西和奥德莉，诺瓦克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关于凯西，她总结说："安德森夫人在埃弗莱斯矿受到的性骚扰和报复已经完全把她毁了，她因此患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位精神病学家说，尽管先前婚姻生活中遭受的虐待，使她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比较脆弱，但她在矿上的经历更加重了这一切，因此她将"永远不能"从事任何工作。"荒谬的是，她对（第一任）丈夫打骂的忍耐却导致她……对矿上工作的无休止的忍耐。"
几个星期后，诺瓦克和格雷格·沃尔斯基一起去矿山，并在洛伊斯的公寓里会见了玛里琳·格雷纳、雪莉·伯顿及马杰·托尔伯特。雪莉和马杰准时到达，但玛里琳因过于紧张而在停车场吐了，于是她没有进洛伊斯家门就直接调头回家了。
在对雪莉·伯顿和马杰·托尔伯特做完评估后，诺瓦克和沃尔斯基、洛伊斯一起去疗养院看望帕特。
沃尔斯基希望诺瓦克也能对帕特的精神状态做出评估，但诺瓦克能判断出帕特患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ALS）已处于晚期，可能不会活得太久了。她对沃尔斯基说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对帕特进行完整的评估，因为试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人道的。
和这些妇女的谈话使诺瓦克震惊于妇女们所遭受的性骚扰是多么异乎寻常。四月份，她在案件的总结报告中写到，"尽管我已经对许多性骚扰的受害者进行过评估，这些妇女们的遭遇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意义上的'性骚扰'的范围。"她后来说，这是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案件。
不仅如此，诺瓦克还惊讶于女矿工们是多么的坚忍克己，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她们只是在讲述事实而不带感情色彩，有些案件的原告会夸大她们对事情的反应，因为她们认为这会对案件有所帮助。但这些妇女恰恰相反，她们不愿意添油加醋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最重要的，让诺瓦克印象最深的还是妇女们深深的恐惧。"许多人都非常、非常害怕。"
当诺瓦克对这些妇女进行评估并准备写评估报告时，"费格尔＆本森"开始了他们调查运动的第二阶段。既然斯图默和戈尔茨坦手头上就有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医疗记录，他们向每位妇女都发了质询函详细询问她们的生活、婚姻、孩子及其他私人问题。"回答诸如'讲述你婚姻生活中与离婚有关的所有经历'这样的问题，把她们都快弄疯了，"博勒回忆说，"有时她们会写下诸如'他妈的不关你的事'这样的话。"这样，博勒就必须打电话跟她们解释为什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并告诉她们可以选择放弃。"凯尔的裁决使我再也无力保护她们，我只能说，'你可以不回答，但如果不回答，就不能再继续诉讼。'"
交叉询问结束后是质证阶段，初步定于从1993年4月11日到5月4日，每天对一位集团成员进行质证。女矿工们三两成群的去明尼阿波利斯，住在城市北部沃尔斯基为她们找的"康福特宾馆"里，沃尔斯基看重的是它低廉的价格而不是它的位置。"我试图安排每个人都能和朋友一起来，"沃尔斯基说，"她们都抱怨说又要来双城，但有些人其实喜欢来。这是一次自由的旅行，她们可以去'美国购物广场'这样的地方。"
但对于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斯图默和戈尔茨坦的无耻的拷问而言，购物并不是万能药。每天刚破晓时，沃尔斯基就要驱车去康福特宾馆与当天要接受质证的人会面，然后带她去"费格尔＆本森"的办公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接受苛刻的、具有人身攻击性的、长达八个小时的质证，晚上再把她送回宾馆。第二天依旧如此。质证结束后，她们就会回矿山，但又有一组要来。
公司质证的目的是找出这些妇女所经历的所有创伤和烦扰，为此，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里，她们要对每位妇女自出生起的私生活进行详细询问，直到妇女们对这些问题麻木。沃尔斯基既害怕斯图默又敬畏她。"她是一个无情的检察官，"他后来说。她问的问题如：你做过HIV或AIDS检查吗？你丈夫酗酒或吸毒吗？你喝酒吗？你丈夫是否骂过你？打过你吗？他看《花花公子》吗？他被逮捕过吗？你被逮捕过吗？你和丈夫是否争吵过？你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有过任何经济问题？你领过救济金吗？你打过丈夫吗？你的孩子逃跑过吗？有人曾骂过、猥亵过你孩子吗？你是否亲历过一个要好的朋友的死亡？你的兄弟姐妹曾有过财务问题吗？与警察局打过交道吗？你的姐妹遭到过性虐待或谩骂吗？由于她们基本上都一直生活在铁矿山，所以对上述大部分问题都做出肯定的回答。
那时，"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已经估算出其在这个案子上总花费已达四十五万美元--沃尔斯基认为，按照斯图默的方法处理集团诉讼案件，这一花费是合理的，因为其中还包括法律助手的工资。但很快就会证明，这笔费用高得太不可思议了。
对妇女们过去生活的挖掘是卑鄙而无耻的，但从"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更大的洞值得去挖：如何对待一些妇女最初反对诉讼的事实以及她们以前的证言。在裁判埃弗莱斯矿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时，凯尔说，不管这些妇女是否感觉自己被冒犯了，但这种恶意的环境普遍存在，任何一个理性的妇女都会被冒犯。但在他的裁决中，他并没有说明，实际上每位妇女的经历都伤害了她们。在损害赔偿阶段，妇女们必须自己证明这一点--这对那些曾宣誓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的妇女来说更为艰难。这意味着她们曾作过伪证。
斯普伦格尔相信，妇女们之所以作伪证，只是因为害怕遭到公司的报复，并且公司也骗得了她们的信任。他希望麦克纳尔蒂也这样看待。
在琼·亨霍尔兹的证言中，"费格尔＆本森"就紧抓这一点不放。在逐一谈及琼以前作证说没有冒犯过她的事件之后，戈尔茨坦问道，"那么，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否认为有什么话或行为冒犯了你，而十年前则不会？"
"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