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勒紧随着请出专家作证，她希望诺瓦克博士及其他专家能比拉考斯基表现的好一些。但他们没有。直接询问时，对斯普伦格尔和博勒的所有提问，斯图默几乎都无情地表示反对，而通常，她的反对都能得到法官的支持。即使是让专家们介绍他们的背景和执业资格，也因为斯图默狂轰乱炸似的反对而不能进行，专家们根本没机会谈论他们认为妇女受到了什么伤害及其原因。
这还不算什么。在交叉询问中，斯图默犀利的眼光使得医学专家的证言不仅站不住脚，反而被用来表明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能证明，性骚扰能导致某种形式的明显的精神痛苦，更不用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这样严重的精神失常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专家接触的精神和情感失常方面的病例相对较少，他们最后都被迫承认尽管他们认为妇女们已经遭到了埃弗莱斯矿性骚扰的损害，却没有科学方法去证明究竟是哪个事件导致她们目前的症状。
对博勒来说，这第二阶段的听证给她带来的痛苦要少一些，因为这些妇女并不是每天都作证。博勒后来回忆说："与第一个阶段相比，这是另外一种压力。那时是因妇女们接受审判而产生的情感压力，现在则是战术比赛的压力--专家作证时，对方总是提出反对，这使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麦克纳尔蒂对我方专家的证言表现出明显的蔑视。我们让专家坐在证人席上，但他却不让他们作证，因为斯图默和戈尔茨坦对他们说的任何事情都提出反对，而他也会支持他们的反对，后来，当我们对他方专家提出相同的反对时，他却说反对无效，这实在很让人受挫。"
早在第二轮听证之前，斯普伦格尔就确信麦克纳尔蒂会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裁决，他们现在参加审判只是为了将来的上诉。这意味着无论斯图默是多么频繁的提出反对，无论麦克纳尔蒂将如何裁判，他们必须坚持让证人出庭作证，问他们应当问的问题，让斯图默反对，让麦克纳尔蒂支持她的反对，其目的就是能让这些问题和回答反映在庭审记录中，并看着麦克纳尔蒂犯下更严重的错误，以便为上诉做准备。
同时，斯普伦格尔很快得出结论：他最好把时间用在别处。迄今为止，他的律所对该案的投入已超过二百五十万美元，尽管在三次审判中，他们赢了两次，但现在还没看到一分一毫的回报。让三位律师都呆在德卢斯进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提问实在是没有意义，因此他把案子交由博勒和谢弗负责，让他们记住--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庭审记录，都是为了上诉，他还给了谢弗一些忠告--他一直想与麦克纳尔蒂争论，斯普伦格尔让他平静下来，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谢弗年轻而有雄心，他很难接受麦克纳尔蒂愚蠢的裁判。"
第一个周的周五，斯普伦格尔飞往华盛顿处理与梅塔格公司的谈判。该案中，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工厂对梅塔格公司提起了违约和侵权之讼。原告最初请的是西弗吉尼亚一位年轻且经验相对缺乏的律师，在这个案子变得日益复杂后，他就请"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帮忙。斯普伦格尔一介入，案子就很快解决了--被告付出了一千六百五十万美元的代价。"律师费共计四百万美元--斯普伦格尔拿二百万，其他律师拿二百万，每个人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两个月，"格雷格·沃尔斯基回忆说，他一直和前任老板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保罗所喜欢的，但他也喜欢代理像詹森案这样似乎永远不会都结束的案件。"斯普伦格尔评论梅塔格案时微笑着说："这是个典型案例。"
在德卢斯，原告方请的专家作证终于结束，现在轮到"费格尔＆本森"传证人了。在听证会的最后几天，"费格尔＆本森"把矿上的男矿工叫来反驳女矿工关于某次骚扰的指控。几个男矿工说洛伊斯工作时曾摸过他们，她有点轻浮。一些男矿工则作证说一些女矿工，包括黛安·霍奇、丹尼斯·维斯尔和马杰·托尔伯特，工作时经常说一些粗话。蒂姆·德格南承认有一次，他对几个同事说他只需要三天就能进入洛伊斯的裤子，但他说这只是个玩笑，而不是威胁。他也承认他曾有一次从后面跟上洛伊斯并掐住她的脖子，但这也只是个玩笑。
约翰·厄斯帕米尔，颗粒工厂的一位领班说，米歇尔·麦斯茨曾跟他讲过一件事：一个女矿工曾对梅维·梅基说她需要被"好好干一顿"。但当他问起梅基此事时，她却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希望他再追究此事。和其他许多男矿工一样，他也说听到许多妇女在班上说脏话。
被告方还叫了吉恩·斯卡亚作证。二月份，洛伊斯曾作证说，斯卡亚曾戴着一只沾满油的手套摸她的胯部，在她黄色的裤子上留下了一个油印。在责任认定听证会上，凯尔没有采纳关于洛伊斯和他之间存在性关系的证言，但麦克纳尔蒂却允许斯卡亚就他们的性关系作证。他承认他曾戴着一只沾了油的手套摸她的胯部，许多男矿工目睹了此事并哄堂大笑。他还说当天，洛伊斯曾开玩笑地摸他的睾丸，而那天晚上她让他在自己家吃晚饭，白天的事情没有让她有丝毫的沮丧。他还说不久，在他们分手之后他回到他妻子那里时，洛伊斯非常失望，有一段时间她下了班后甚至经常跟踪他。
交叉询问时，博勒拿出了他1991年的证言。那次，他没有提到洛伊斯曾于那天早些时候摸他的睾丸。实际上，有好几个月，洛伊斯工作时都没有亲密地摸过他。1991年，在他摸过洛伊斯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约会过，也再也没有联系过。。
在博勒的质问下，他解释说他的证言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原来的证言是四年前做出的，在这期间，他又重新"检讨了自己的良心"。
凯西·安德森在大坑工作时的一位领班唐·奥林承认，他从来不认为凯西会是一位好领班，因为她"轻浮"且容易抱怨；尽管她穿的衣服比男人多，她应该能像男人一样在机器后面小便，而且她也不应该总是穿这么多衣服。一次，凯西称自己有胃病，他说如果她有"妇科病"就应该再找一份新活而不要再去驾驶大卡车，但他只是"想帮她，而不想伤害她。"他也不承认自己办公室里有一幅裸体女人画，尽管在他办公室里，确实挂着一张他母亲的"非常美丽"的照片。
1994年6月13日早晨，在最后两个证人作证完毕后，麦克纳尔蒂让律师们提交书面的总结陈词。然后，他敲了一下法槌，于是，损害赔偿听证会结束了。麦克纳尔蒂将回去研究堆积如山的证据和成卷的证言。现在，在经历了两年紧张、无休止的工作以及整整六个星期的审判之后，双方惟一能做的都只是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