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
洛伊斯听到这，一些已陌生的情感———希望、兴奋———蔓延了她的全身，自从三年前可怕的质证开始后，三年来，她第一次感觉到情形对她们有利。三位法官又问了一些问题，可以看出来，他们认为麦克纳尔蒂的裁判有错误。……这一判决立刻在全国引起波澜。全国妇女组织称这一意见“极具价值，”是争取妇女权利的一个“重要胜利”。
在等待麦克纳尔蒂签发赔偿建议书时，"斯普伦格尔＆兰"的律师们都投身于两个年龄歧视集团诉讼，两个案件的被告分别是数据控制公司和美联银行。第二年年底之前，这两个案件将分别以两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和五千八百五十万美元结案。
对"斯普伦格尔＆兰"来说，这些案子进展得还不够快，但八年来，使律所亏损最大的还是洛伊斯案。"斯普伦格尔＆兰"已经对该案投入八年的时间以及二百多万美元，即使不再继续投入时间和金钱，案件可能的回报率也微乎其微。但斯普伦格尔却坚定地要将这个案子进行到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他享有这样高声誉的原因：他的坚韧不拔不仅使客户们乐于请他代理，也使对方律师害怕与他对阵。。
但1995年夏秋之际，斯普伦格尔却似乎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奥格勒比·诺顿强烈坚持由法院对案件做出判决。在大多数集团诉讼中，公司一方都会选择和解--斯普伦格尔百分之九十五的对手都要求和解，但这不是奥格勒比·诺顿的风格。
1995年11月，奥格勒比·诺顿把"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辞退。1992年冬天，当公司雇佣他们接替埃里克森时，他们预计总费用约为四十五万美元；1994年6月，他们将这个数额增至九十万美元，原因是案件将通过审判的方式解决；两个月后，他们又将该数额增至一百二十万美元。
十一个月后，奥格勒比·诺顿的保险商来到律所的办公室，他们想查清楚案件的花费为什么会如此之高。1995年11月，审计结束，他们计算出"费格尔＆本森"的辩护费用（含律师费和诉讼开支）已达二百七十万美元。在保险商的坚持下，奥格勒比·诺顿以"诉讼预算严重不足"和"过多不合理的开支"为由将"费格尔＆本森"辞退，而请"莫斯＆巴尼特"律师事务所继续为公司辩护。保险公司认为"不合理的开支"包括，多次"对证人重复询问"，以及"共计七十一位律师、律师助理和文员"涉入此案等。随后，"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起诉保险公司，让他们支付律所在诉讼过程中的所有花费，保险公司则以不合理的费用过多为由提出反诉。
最后，"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与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事实上，若1988年，洛伊斯刚起诉时，奥格勒比·诺顿就同意和解，公司根本无需请律师，而公司的总花费也不会超过五十万美元。"公司本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这个案子，而他所做的只是制定一个性骚扰政策，"多年后，斯普伦格尔说，"这又会花他们多少钱呢？"但随着案件的进展，公司提出的和解数额反而越来越少，他们的这一"火上浇油"的举动着实激怒了"斯普伦格尔＆兰"律师事务所。
在等待麦克纳尔蒂确定对每位妇女的赔偿金额的漫长日子里，洛伊斯就一直躲在家里，她家里堆满了装着法律文件的箱子。她心里一直不平衡，认为自己为了追寻绿洲反而身陷荒漠。"我读了很多关于为什么人们辞去并起诉律师的文章，"她说，"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于缺乏沟通，而我们曾经沟通得很好。"
洛伊斯在德卢斯找到了有助于减肥及缓解压力的催眠磁带--里面的音乐能传递一些潜意识的信息--她每天晚上都听着这些磁带入睡。她称1995年是她的"沙发马铃薯年"＊--这是她生命中的最低谷，她的精神彻底崩溃。1995年5月，她给律师们写了一封信描述她在麦克纳尔蒂开庭后的精神状况：不再信任每一个人；不再信任法律体系；不再信任医疗体系。依然还信任上帝，忠实于上帝，但也与以前有所变化；这影响了我的生活、朋友和家庭的方方面面。
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孤僻，她的家人担心这个案子会毁了她的生活。那年夏天，姐姐玛里琳带洛伊斯去尤伦参加詹森家族的团聚。每年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她们的父亲的十五个胞兄，以及他们的几十个孩子和孙子都会聚在一起吃顿饭，照张全家福，并进行才艺表演。整个聚会上，洛伊斯只有一个话题：诉讼。"她把人们都吓跑了。"玛里琳回忆说。玛里琳看到当洛伊斯对侄子们说起此事时，他们都无精打采地看着她。"那就是她的生活。不管话题是什么，她都会回到诉讼上去。"
洛伊斯的侄子们不是惟一躲着她的人。自从麦克纳尔蒂开庭之后，集团一方只有马茜、凯西和米歇尔还跟她讲话。"开庭把我们分成完全对立的两部分，其他人几乎不和我讲话，"洛伊斯后来回忆说，"我感觉好像愚弄了她们，我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我相信她们也这样想。"
1996年3月28日，也就是在开庭结束八个月时，正在上班的马茜·斯蒂尔时给洛伊斯打电话说，矿上贴了一则通知，上面说麦克纳尔蒂已经做出对女矿工们不利的裁决；洛伊斯立即给博勒打电话。那时，博勒还没有从麦克纳尔蒂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按照惯例，法官一做出裁决，就应当马上通知所有的当事人。洛伊斯困惑不已，于是她打开电视看五点的新闻，头条就是麦克纳尔蒂的判决。她马上又给博勒打电话，大叫到："我在看名单！"是的，电视屏幕显示的刚好是集团一方所有妇女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是麦克纳尔蒂判给她们的很小数额的赔偿。经历了一番斗争后，博勒终于拿到了一份裁决的复印件。她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公司和媒体会先拿到裁决，以及他们是怎样拿到的。
这份长四百一十六页的报告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麦克纳尔蒂几乎什么都没判给她们。判给洛伊斯的赔偿最多，是两万五千美元，有两位妇女得到的赔偿最少，都是三千美元，集团一方共得到十八万两千五百美元的赔偿。这个数额低得让人震惊，因为1996年，在发生于其他州的性骚扰案件中，受骚扰程度轻得多的妇女都能得到十万、二十万美元，甚至更多的赔偿。
律师们的担心也变成现实：麦克纳尔蒂判决他们承担举证责任。妇女们必须证明导致她们的情感和精神伤害的直接原因是性骚扰，而不是其他原因。他还认为，所有专家关于因果关系的证言都不可靠，因此不予采纳。他写到，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对于引起精神变化的原因，专家并不比法官知道的多--这就是说，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这个结果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妇女们要证明矿上的骚扰对她们造成了精神和情感的伤害，但她们并不能证明自己的精神或情感已受到了伤害，因为没有人，包括这个领域里的专家，可以告诉法庭骚扰是如何伤害她们的。
在妇女们的证言中，麦克纳尔蒂惟一承认的就是她们说埃弗莱斯矿恶意的工作环境使她们受到了精神伤害。但在他眼里，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写到，总起来说，"性骚扰案的原告都极具戏剧性，她们通常夸大并误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从性的角度看待那种正常的、可以预见的冲突。"
没有一位妇女能使他相信，埃弗莱斯矿恶意的工作环境带给她们的不仅仅是暂时的麻烦或愤怒；也没有一位妇女能使他相信，她们已经受到了长期的或严重的精神或情感伤害；那些称自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妇女也没有使他相信，如果说她们的症状确实存在，那么这就是性骚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确信那些证据表明这一群妇女"缺乏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能力。"
考虑到麦克纳尔蒂以前的裁决以及听证会上他对妇女的轻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所有这些就不足为怪了，让人奇怪的其实是报告的每一段话中流露出来的对妇女的深深的恶意。从每一页中都能看出麦克纳尔蒂的观点：妇女们或者在撒谎，或过于敏感，或两者都有，她们诉讼的目的就是从埃弗莱斯的母公司，奥格勒比·诺顿那里榨取尽量多的钱财。
